从“一二九”运动中走出的共和国外交官补遗（五）

（一） 关于“一二九”运动的认定

（二）父亲与“一二九”、父亲与李德伦的故事

（三）世纪之交——记我父亲与李德伦先生的情谊

（四）补遗外交部参加过“一二九”的干部—— 陆璀、 程之平、刘春、岳欣

补遗外交部参加过“一二九”的干部——陈楚、陈肇源、马子卿、徐中夫、马牧鸣

陈楚，1917年生，山东人；原在曲阜师范读书，后到北平私立山东高级中学就学，“一二九”时是北平的中学生。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年仅15岁的陈楚直接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但肯定受到了“一二九”运动的直接影响。1937年，陈楚就回乡组织抗日武装。他是山东最早起来搞武装抗日的一批人。

1936年12月，陈楚参加了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的队伍——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于1938年1月入党。天福山起义部队后来变为山东纵队五支队。这支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的前身。27军一直是解放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

陈楚参加革命后担任过比较多的不同职务，先是在二支队61团任政委，后来到三支队任政治部主任、清河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1943年，陈楚调《大众日报》任副总编辑、总编。光复后，他到东北任《辽东日报》社长、《东北日报》副社长，南下后任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这几个职务没有一定的文化理论水平是不能胜任的。那时解放军中能打仗的干部很多，但能办报、写理论文章的人没多少。陈楚这类人走到哪儿都是受重用的“宝贝疙瘩”。

陈楚1954年调入外交部，1955年出任苏欧司司长，超越了许多资历老的干部。1956年，陈楚出任驻苏联公使衔参赞，辅佐刘晓大使。1962年刘晓离任，潘自力接任。陈楚回国后，任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之后又任西亚北非司司长。陈楚还短暂地当过一段新闻司司长。对此我深感迷惑。新闻司一直是乔冠华夫人龚澎任司长。1957-1959年某月，龚澎在北京郊区房山县挂职，新闻司由徐晃代理主持工作。如果陈楚出任过新闻司长，应该就是在这一时期。

陈楚在文革中是外交部“九十一人大字报”主要的起草人之一。大字报的主要内容就是保陈毅。

1971年底，中国加入联合国，陈楚任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1973年，陈楚出任首任驻日本大使，这是个副部级的职务。1977年，陈楚出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1980年，陈楚离开外交部，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协助总理的外交事务。国务院副秘书长是标准的副部级职务，也有副秘书长高配正部级的。1984年，陈楚又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秘书长。这应该是个正部级的职务，我不太清楚。

陈楚离休后，出任过国际战略基金会会长。

与陈楚相像的还有陈肇源。

陈肇源，1918年生，广东人；“一二九”时在北平崇德中学读书；1936年加入民先；1938年到延安入抗大学习；后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教导团干事，又到抗大七分校任政治部主任秘书；1945年在晋绥司令部给贺龙当秘书，后来又给周士第当秘书，基本上是在军队上层工作；后来又被贺龙要去，当川西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1950年10月，陈肇源调外交部工作，任西欧非洲司专员；接着出任驻瑞典参赞，辅佐大使耿飚；任满后回国，任国际司副司长；之后又出任驻印参赞；文革后于1971年连续出任驻缅甸大使、驻西班牙首任大使、驻印度大使；回国任第二亚洲司司长；1983年接替柯华出任驻英国大使。

陈肇源在外交部当过两任参赞、一任司长、四任大使，外交履历丰富，阅历多。

陈肇源的两个儿子陈铁英、陈胜英都是我的发小，又是我育英学校的学长。文革前，每年夏令营、冬令营我们都能碰上，小时候比较熟。

马子卿，江苏人，1917年生；在北平大同中学读书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5月入党；同年考上北平师范大学化学系。

马子卿在北师大时是中共北师大支部委员，同时是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又是北师大民先的负责人；“七七事变”后离北平，担任中共南京市委委员；1938年任中共长江局巡视员，负责青年战地服务团的工作。职务之高，超过了绝大多数“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

1939-1945年，马子卿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受中央委托，负责和越南的胡志明、黄文欢等越共领导人联系。

解放战争期间，马子卿调回国任南方局秘书，参加了国共谈判；之后到陕北，任城工部秘书；北平解放后，任区委书记；随后随军南下到武汉，转行干铁路工作，先是在粤汉铁路，后任衡阳铁路局长；后来调北京铁道部，任基建局副局长、计划局局长。

马子卿在调入外交部前可谓是经历丰富。“一二九”出身的学生，干过学运、抗日宣传、地方党务、联系越南秘密工作，参加过国共谈判，还是北平地方官，南下后干铁路，没有些真本事的人干不了这个活儿。铁道部的局长可是个专业性很强、复杂无比的专业技术工作。

马子卿1964年调外交部工作，不久就出国当大使去了，1965年出任驻马里大使。他是1964-1965年调入的那批干部中较早担任大使的人。那一拨人大多数都是文革后第一次出任大使的。

文革时马子卿没什么事儿，文革期间回国来也没什么人认识他。运动对马子卿没有多大冲击，要是还在铁道部工作，可能麻烦就大了。

1969年，马家随大溜去了江西上高五七干校。在干校不到一年，马子卿就调回北京，出任驻锡兰（今斯里兰卡）大使。可惜马子卿身体不好，于1973年因病去世。

马子卿的儿子马小迎是我育英学校的同学，我们文革时在学校就熟。马小迎还有个妹妹，那时还是小孩儿。他爸去世后，我和外交部子弟中几个育英同学还去过他家吊唁。他家住豫王坟外交部宿舍11号楼。

徐中夫，山东乳山县（原海阳县）人，1916年生。

徐中夫在“一二九”运动中的经历有点复杂，但确是真实的历史。“一二九”之前，徐中夫在北平第四中学（现在的北京四中）读书。“一二九”之前，学校里涌动着抗日救亡的波涛。尽管学校要求学生们安心读书，但学生们的爱国情绪十分高涨。

1934年，徐中夫考入北平四中，居住在西单手帕胡同，与住在校场口山东会馆的同学老乡过从甚密，其中有他的初中同学宋殿君（宋蘅芜）及其室友陈夙池。他们当时都是进步青年，共论时事，无话不谈。

一日，宋问徐中夫是否愿意参加共产党，徐中夫因有过去的思想基础，故答曰“干”。宋要徐中夫交两寸半身照片一张。于是徐中夫回住处，途经西单路口“大陆照相馆”拍照一张，未经修版就去交给宋。徐中夫认为自己就算参加了共产党。那时加入党组织的手续不那么健全，如若被国民党当局（宪兵三团）抓住至少是要坐牢的。当时徐中夫年19岁。

“一二九”前，徐中夫因患开放性大叶肺炎，病休回山东海阳老家养病，因此没有赶上震惊历史的“一二九”运动。徐中夫回家养病数月后，身体渐好，于是领着一帮人一起投奔延安。他说自己是共产党员，别人都跟着他。可是这一行人走到徐州，徐中夫旧病复发，体力不支，只好返回老家。

1937年底，日军攻入山东，徐中夫被胶东党组织任命为海阳县委书记。这时上级问他的组织关系在何处，徐中夫照实说明。上级说没有组织关系不行，马上安排他重新入党，履行组织手续。这样，徐中夫就成了先被任命为县委书记后入党的奇特人物。

当时日军坂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在青岛登陆，沿胶济线西进，然后计划与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合力攻打台儿庄。徐中夫任县委书记的海阳县离青岛近在咫尺，工作担子很重。他是在日军已到眼跟前，生死存亡之际担任的县委书记。

以后徐中夫的履历就一直按1938年初入党计。这一段特殊的履历后来给徐中夫带来了一些麻烦。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规定，1937年“七七事变”前参加革命的人，特别是党员，按红军时期参加革命计算，享受的离休待遇不一样，比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人待遇要高。为此，徐中夫在离休前参加外交部整党期间，正式向中组部和外交部党委提出自己的党籍问题，要求按1935年在北平入党计算。

当时外交部负责整党的是纪委书记王言昌。外交部对徐中夫提出的要求认真对待，根据徐中夫提供的线索，去山东济宁找到徐中夫的入党介绍人，基本上证实了徐中夫申诉的情况。但问题是当时的入党介绍人自己也失去了组织联系，他是以个人名义发展党员的，没有上级党组织的批准，没有履行组织手续。外交部党委经过讨论，认为徐中夫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没有进行入党宣誓仪式，没有上级党组织的批准，没有履行组织手续，不算数，按1938年入党计。徐中夫只好作罢。

历史上这种无头案很多。徐中夫只因阴差阳错，没有赶上历史的末班车。不然徐中夫就是红军时期入党的老同志，在级别待遇和职务安排上都会更高一些，特别是离休后的医疗待遇也会相应提高。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在北京医院北楼高干病房看病拿药待遇不同。很多老同志过去任劳任怨，不争待遇，到了离休时也要为自己的医疗待遇争一下。副部级医疗待遇者可以用国外的高级有效的新药。可惜！后经中组部同意批准，徐中夫按副部级医疗待遇。

抗日战争时期，徐中夫还担任过山东荣成县委书记、胶东区南海地委代书记、东海地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一直从事党的工作。

1944-1945年，日本鬼子渐颓，美军在太平洋战场推进到威胁日本本土。这一时期，日本在中国战场也没有什么大的攻势。但却是徐中夫最受考验的时期。日本人担心美军在山东青岛、威海一带登陆并以此为基地轰炸日本本土，所以拼命加强对胶东半岛的控制，也就是对徐中夫所在地盘加以清剿。那时胶东一带是共产党的天下，没有国民党军队存在。胶东是全中国最要劲儿的地方，抗日斗争非常艰苦危险。徐中夫一直坚持在对日斗争最前沿，直至抗战胜利，功劳不小。

1946年，徐中夫出任烟台市副市长。

1947年，徐中夫作为解放区青年代表团的一员，赴布拉格参加世界青年大会。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荣誉。徐中夫在内的代表团成员渡渤海湾，经朝鲜至黑龙江，终因国民党政府的阻扰（不发护照）而半途折返。

1948年，徐中夫作为胶东军区司令许世友的代表（临时授予上校军衔），与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就释放美军战俘问题谈判。

这两件事都是和外国人打交道，为徐中夫建国后调入外交部铺垫了道路。

1948-1950年，徐中夫任烟台市市长。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他一直在胶东家乡任职，这一时期全程经历了东江纵队北撤，“重庆”号巡洋舰起义，接待安排、护送经山东解放区到北京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以及帮助民族企业张裕葡萄酒渡过经营困境等项重要工作，直到1951年调任山东省政府外事处副处长。

1955年，徐中夫调入外交部。同年出任驻巴基斯坦文化参赞。其时，韩念龙任驻巴基斯坦首任大使。1956年，韩念龙与驻瑞典大使对调，把徐中夫要去当文化参赞。后徐中夫又任政务参赞。可见韩念龙对徐中夫的厚爱和倚重。

任满回国后，徐中夫到对外文委任办公厅主任。

1964年，徐中夫出任驻阿联（埃及）参赞，与黄华大使有过工作上的交集。

文革前，徐中夫当过三任参赞，分别与韩念龙、耿飚、黄华搭档，这三位都是外交部重量级的驻外大使。

文革开始后，中国外交事业陷于停顿，一秘以上的外交官都回国参加运动。徐中夫回国后仍在对外文委。1969年，徐中夫下放到河南息县对外文委五七干校劳动。

1970年10月，中国与加拿大建交。周总理内定由黄华出任驻加拿大大使。那时，外交部四分之三的干部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了，新组建使馆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没人呐！黄华指定要徐中夫做参赞，于是周总理令对外文委速调徐中夫一周内到北京外交部报到。此时，徐中夫正在五七干校的农田里积肥干活呢。

徐中夫几经周折，于10月底回到北京。干部司长杨克明、副司长许寒冰与之谈话，准备任命徐为驻加拿大参赞。徐中夫的工作关系正式调入外交部。由他带队，率先遣组去加拿大建馆。年底前出发，在北京休整了一个多月，包括领导谈话、交代任务（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谈话，告知黄华出任大使）、看文件、体检、置装、组建使馆班子、安排行程、领取建馆费用等事项。

1971年春节前，徐中夫一行离京，经法国巴黎转机飞到加拿大，走马上任去了。那是新中国外交官第一次踏上北美大陆。此事引来了众多的西方记者。他们想看看中国外交官是什么样。这种时刻，徐中夫肩上担子很重，需要不卑不亢、谨小慎微、不出一点儿差错。遇到各种复杂离奇的事儿，徐中夫都能应付，显示了超强的个人能力。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建馆后，黄华大使于1971年7月到任，对徐中夫处理各类问题，了解当地情况及安排表示很满意。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那是全中国上下尽人皆知的大事。乔冠华率中国代表团出席。黄华作为代表团副团长出席联大会议。中央决定由黄华出任首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于是黄华在加拿大只当了4个月大使，就离任到联合国去了。

外交部派姚广接任加拿大大使。徐中夫又搭档一位重量级大使。姚广后来是外交部副部长、中英香港回归谈判首席代表、中共中央委员。姚广和后来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抗日战争中是老搭档。姚广是县大队队长，华国锋是政委。

徐中夫在外交部驻外使馆先后担任过四任参赞。这在外交部的干部中说不上是绝无仅有，也算是凤毛麟角。50年代初中期入外交部任驻外使馆参赞的干部，一般是担任一任或两任参赞后提为大使。

1973年，徐中夫接替林平，出任中国驻智利大使。林平调回部里，任美大司司长。

之后，徐中夫就一直在南美的地盘里转，1978年出任驻阿根廷大使，1982年出任驻巴西大使。徐中夫曾获智利政府颁发的勋章；结束在阿根廷的任期，离任时获得勋章，以表彰其对中阿两国外交关系的贡献；此外还曾获得智利政府在北京使馆补颁发的勋章，杨洁篪出席了授勋仪式。

外交部内定徐中夫出任驻巴西大使时，其年龄已65岁，正好卡在外交部出任驻外大使的年龄坎儿上。从1983年起，外交部硬性规定，年龄超过65岁的干部不再外派当大使了。1982年5月徐中夫到任时，黄华出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黄华于1983年6月改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3年4月由吴学谦接任外交部长。有趣的是，黄华出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徐中夫的二儿子贝贝（我们从小只称呼小名）给他当秘书数年。

还有一件令徐中夫遗憾的事。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毛主席对中美关系十分重视。毛主席跟周总理说想找几个在一线跟美国人打交道的人谈谈，了解情况。总理说黄华在北京述职。主席说找两三个吧。总理告知黄华。黄华说加拿大参赞徐中夫正好在北京。总理以前就认识徐中夫，当即同意了。毛主席召见安排在几天以后。徐中夫被告知毛主席、周总理要了解情况，于是赶紧准备中美、中加的各种材料，记在脑子里。毛主席找人了解情况特别不喜欢听汇报人拿着稿子念。能当面向毛主席汇报情况，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机会。

结果，事情居然因为一点小事儿泡汤了。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听汇报那天，提前几小时外交部就派了专车去接徐中夫。徐中夫家住和平里，是原来对外文委的房子。这住所不是外交部的宿舍。派去接人的司机路不熟，转了好多圈也没有找到徐家的住处。那时徐家没有电话，无法直接联系。后来外交部又派了车去接徐中夫，也未能找到。总理办公室来电询问，外交部只好说徐中夫感冒生病了（回答得真有水平）。总理说，那就算了。总理担心有病传染给毛主席。历史性的绝无仅有的好时机就这样错过了。遗憾！

徐中夫于2014年去世。夫人段爱生于2016年去世。

我们两家同住东交民巷，在一栋楼里为邻。家里的大孩子从外交部西郊幼儿园到育才学校，一直是同班同学。小儿子徐同同是我育英学校低一年的学弟。

还有一些情况不是很清楚的干部，如马牧鸣。

马牧鸣，1913年生，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从时间上看，“一二九”时肯定是在校的大学生，但是否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不详。马牧鸣于1944年到延安外语学校任教员；1946年入党；后在中央军委外事组、中央外事组工作；解放后任天津外事处秘书主任；后调志愿军谈判代表团，任副处长；从朝鲜回国后进外交部。

马牧鸣英文极好，曾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当过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副司长；出任过驻印度参赞；1976年出任驻西班牙大使；1981年任驻尼泊尔大使。

插一句。从西班牙大使转任到尼泊尔任大使看似有点儿降职，其实不然，这是外交部大使任命的不成文的规则。除去几个驻特别重要国家的大使外，外交部大使轮换有甜有苦，不会让一个大使总去驻发达国家任职。很多时候，大使轮换从欧洲国家转任到非洲或亚洲、拉美小国，比如说李连璧从驻比利时兼驻西欧共同体大使任满后，转到扎伊尔（刚果·金）任职。大使轮换有时要看同一时期有哪几个国家大使任期到期，赶上点儿，有一定的偶然性。

前文说了，“一二九”时，在北平上学的，保不齐有所遗漏，原来黄玫、刘智文中所提的人尽量不再重复。我尽可能讲一些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作为补充，因为我与这两家的子女熟悉，知道一些故事，讲出来让大家知道，不然就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了。

作者 | 孟京生

图片 | 作者搜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