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二九”运动中走出的共和国外交官补遗（八）

（一） 关于“一二九”运动的认定

（二）父亲与“一二九”、父亲与李德伦的故事

（三）世纪之交——记我父亲与李德伦先生的情谊

（四）补遗外交部参加过“一二九”的干部—— 陆璀、 程之平、刘春、岳欣

（五）补遗外交部参加过“一二九”的干部——陈楚、陈肇源、马子卿、徐中夫、马牧鸣

（六）北平之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外交官——李连璧

（七）北平之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外交官—— 符浩、樊作楷、李强奋、张德群、侯野峰 

北平之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外交官——徐明、俞沛文、赵行志、刘放、彭华、雷阳

徐明，广东人，1916年生，1934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进步学生团体，1937年参加革命。我不清楚徐明与“一二九”的关联，也许广州地处南方，当地学生受“一二九”影响慢一些。但是从时间上看，徐明在校时间与“一二九”运动吻合。徐明参加的爱国学生团体与“一二九”形成南北呼应。

外交部类似这种情况的大概得有几十个人，基本上都是“一二九”前后在城市里的中学、大学就读，面临日本侵略中国，投身到爱国救亡的民族浪潮中来，跟着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徐明由于从中山大学毕业，文化水平比较高。抗日战争爆发后去了延安，先到陕北公学，后到马列学院学习，后来被张闻天看中，留在中央研究院当研究员，后任政治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张闻天那时是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投奔延安的学生青年得有好几万人，能够留在中枢搞研究的人却没有几个，没有两把刷子是干不了这个差事的。能被张闻天看中，说明徐明是个有水平的人，不同凡响。

1945年光复后，徐明随军南下，途中接到命令，调去东北搞工业。当时东北的工业虽然在二战后被“老毛子”洗劫一空，工业设备被拆迁，但仍然是中国有工业基础的地区。中共中央当时的方针政策是“占领东北，背靠苏联，发展壮大”，具体来讲就是扩军、土改、兴建设，然后向南发展，跟老蒋干。所以，党中央往东北派了极雄厚的干部力量，军事上是林彪、罗荣桓，政治党务上有彭真、陈云、张闻天一众重量级人物，以求打开东北局面。徐明南下途中调去东北，应该和张闻天有一定关系。

徐明到东北后，先后任吉林省委秘书处长、沈阳造纸总厂厂长、东北造纸管理局局长。

徐明于1954年调入外交部，1955年出任驻东德参赞。此时，驻东德大使姬鹏飞任满回国，任副部长，大使职务由曾涌泉继之。国内外交部领导层也有变化，张闻天从驻苏联大使任上回国，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徐明任满回国后，担任苏欧司副司长，后因工作需要，调到国家贸促会驻意大利的商务代表处，但还算外交部的人。

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打入西方国家的楔子，是以贸促会的名义进入的。之前，中国了解西方国家先进的技术和发明主要是通过驻瑞士使馆。那时驻瑞士使馆比较特殊，主要人员构成多以西苑机关的干部为主，不是一个正规的经贸机构。徐明在意大利为中国收集了不少西方先进的技术发明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成为中国了解西方经济发展的窗口。那时受帝国主义的围剿封锁，新中国几乎与世隔绝，多是从苏联了解、照搬发展模式，而苏联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差了一大截，不是一个量级。徐明的工作为中国的科学家、经贸工作者了解新情况、新发展打开了一扇窗。之后，中国以贸促会的名义在其他国家开始设点，促进经贸来往，成绩不小。

文革开始，绝大多数干部以参加运动为主，但徐明是个例外，他是重要的外交业务人员，任外交部日本工作组组长。尽管文革时中国外交基本停顿，但与日本方面的联系依然维持。那时，从报纸上就可以得知日本民间人士三天两头来华访问。这工作必须有人干。

1969年下放五七干校时，徐明留部工作，夫人董瑶林去了干校。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外交工作进入新阶段。1973年，徐明被任命为驻黎巴嫩大使。中黎两国于1971年11月正式建交。徐明作为首任大使去了中东。上任不久，徐明就赶上了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及和叙利亚与以色列开战。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东战争。埃及首先发动进攻，后来以色列空战大胜，从背后迂回打败埃及。叙利亚戈兰高地也让以色列给占了，结果埃及、叙利亚大败，三四十年没有缓过劲儿来，明白了靠武力是打不过以色列的。

徐明早在延安就在中枢搞研究工作。阿以战争爆发后，黎巴嫩使馆很快就将各种实际情况汇报给外交部，并将自己对中东战争的看法和分析连续地报给部里，供国内了解情况，作为制定中国外交政策的依据之一。外交部对徐明在中东问题上的工作是满意的。

外交部的大使具有各种各样的背景和工作经历，但像徐明这样能写出研究报告的不多。通常所在国发生了重要的事情，使馆会及时汇报，也会有些对问题的预判，但能像徐明那样深刻分析、有自己结论的大使还真不多。徐明研究能力强，是通晓各方面情况的中东问题专家。

1979年，徐明调任驻阿尔及利亚大使。

徐明还曾出任过中日友协理事、外交学会理事、对外友协理事。

徐明家与我家曾经三度为邻。第一次是在豫王坟10号楼，从1961年始。1967年，两家同时搬入13号楼。那时因为级别一样，谁家住哪一层定不下来，于是决定按年龄定。我爸1913年的，住二层；赵禁是1915年的，住三层；徐明是1916年的，住四层，与袁仲贤遗孀徐桂梅住对门。第三次是1982年，外交部在东交民巷原罗马尼亚使馆旧址上盖了两栋宿舍楼，我们两家又在一个院子同住，两家人出来进去总能碰到，两家的子女也特别熟。举个例子，我们在日坛中学上学时，男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即使平时很熟，在学校也假装不认识，但在学校里遇见徐家的小女儿付英，还是打招呼说话的，唯一一个。付英比我高一届。

徐家大女儿文耘原是65中老高中的，文革初参加过天桥剧场红卫兵与中央文革小组辩论“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会议。这种历史，只有经历过文革初红卫兵运动的人才能看懂。后来文耘姐一直在中旅工作。老二开山原是育才学校、七中的，交友极广，但没有赶上王小点灭掉“小混蛋”的年代。1967年初，开山就到海南岛当海军去了。80年代初，当我们这一代人还刚刚从大学毕业，想到外企找一份挣钱多的职业时，开山两口子已经是港商了，回到国内做生意，引领了出国经商的先河（开山的夫人是在香港出生的，父亲是国务院侨办的干部）。

老三米尔，育才学校、人大附中的，当兵数年，回北京后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老四女儿付英，也是当兵，回京，出国，先在欧洲，后在美国行医为生。我们这一代孩子现在还有来往。

外交部干部中，受“一二九”运动影响，参加革命的人还有不少，但由于能查到的履历不是很清楚，只能一带而过提一下，以后若有机会了解情况再补。

俞沛文，江苏人，1916年生，1932年到1939年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上海沪江大学化学系读书，曾在上海从事学生工作，1938年入党。俞沛文毕业后，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任干事，从事上层的统战工作，归南方局领导；1946年，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1948年回国后，还在那个青年会任职；上海解放后，在军管会工作；后在上海外事处任副处长、处长；1956年调入外交部；1958年任礼宾司长，多次陪国家领导人出访。英语好是俞的一大优势。

1966年，俞沛文被任命驻苏丹大使，不到一年文革开始，回国参加运动。

后来俞沛文在湖南五七干校劳动，是干校的领导之一。湖南干校校长是屠孝顺，副校长王国权。外交部干校随行的家属很多，我们大一些的孩子跟大人们一起劳动，俞沛文也和我们一起干活。五七干校的孩子有一习惯，凡是参加劳动的，对以前的叔叔阿姨都直呼其名，或者“老张” “老李”地叫着，没有丝毫的不适。我们小孩儿都直呼王国权为“老王”，称俞沛文“老俞”，叫得习惯顺嘴。后来回北京，我们两家又同住东交民巷13号，我见面还叫“老俞”。人家那会儿是衣冠楚楚的驻外大使。我妈见我没礼貌，回家狠狠教育我一番，规定不得以干校的称呼叫人。以前见到齐怀远就直呼“老斋”。齐怀远写名字喜欢用繁体字的“齊”，看起来有点儿像“斋”，于是就“老斋老斋”地叫着，没觉得有什么不敬，习惯了。后来，同住一个楼，齐怀远当了外交部副部长，出来进去在电梯遇到，我就改成“齐叔叔”了，有点儿别扭。看来，身份和等级是要尊重的。我每次出门，我妈都嘱咐几句，别乱叫人。我们院里两栋十四层的楼，大部分干部都去过五七干校，我认识一些人，说话叫人有时没大没小。我谨遵母嘱，不敢造次。

俞沛文1971年出任驻埃塞俄比亚大使。我还记得那国国王叫海尔·塞拉西。我们小孩儿觉得这个名字直译中文很有趣。后来门格斯图少校发动政变，推翻帝制，改共和了。外交部的孩子对自己认识的人就职的国家情况比较关注。

1974年，俞沛文出任驻奥地利大使；1980年，出任在瑞士的中国驻联合国几个机构的代表（大使衔）。

赵行志，江苏人，1917年生。赵早年在上海沪江大学就读，1938年入党。没有查到赵行志与“一二九”运动有关的具体情况。赵行志1938年到延安，先在陕北公学，后在抗大一分校学习，后随一分校到了山东；毕业后留在山东纵队政治部，当干事干部科长，成为黎玉的直接部下；后来到警备X旅二团任团级干部；南下占领上海后，参加接管上海，主管文教，后来当过上海人事局副局长、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副部长、上海外办副主任。

1961年，赵行志调入外交部，直接任命为驻日内瓦总领事；1971年，结束干校生活，出任驻喀麦隆大使；1974年任驻伊拉克大使；任期未满，接中央调令，作为中央工作组成员，赴上海接管整顿。当时中央刚刚完成粉碎“四人帮”的大事，接下来就是清理“四人帮”的体系流毒。上海是“四人帮”的大本营，中央需下大力清理整顿。中央组成了苏振华、倪志福为首的工作小组，派到上海。工作组主要从中央各部委抽调得力人手，共一二百人进驻上海。外交部被选中的是赵行志。他入外交部之前在上海好几个口工作过，对上海熟悉，而且与上海那些造反派没有来往牵连。

中央上海工作组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任务。为加强领导，中央决定把赵行志留在上海任革委会副主任，后来转为副市长。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也是鲁中出来的干部。他们工作配合起来顺当。再后来，赵行志任上海市委书记、上海政协副主席、上海中顾委副主任。上海是全国首一的直辖市，省部级单位。上海市副市长、市委书记就是副部级职务。赵行志比在外交部升了一级，且权力管辖范围扩大很多。外交部就职只是名头大，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当个大使也就是管使馆那二三十人。离开北京任地方官，生活待遇也好了不少。独居院小洋楼，这待遇在北京得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级的人物水平。

人生的变数很大，时事造就人物。

刘放，山东人，1914年生；1934年的党员，老资格；“一二九”时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1937年大学毕业到湖北，在平津流亡同学会、农村巡回抗日宣传队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在豫南地委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在新四军队伍中工作到光复；1946年赴东北，任安东市委组织部长、抚顺矿务局第一副局长；解放后从事石油工业建设；1952年任燃化部石油总局副局长；后来临时担任中国驻苏联使馆商务参赞，协助中国从苏联进口石油钻探设备谈判；之后调回石油部任部长助理、副部长。

1964年，刘放调驻罗马尼亚，继许建国，任大使。1964-1965年调入外交部的那批干部大多数是局级干部，九级十级的比较多。像刘放这样从副部长正职调来的好像没有。刘放出任过驻苏联商务参赞两年多，不用培训，直接外放大使。

刘放在罗马尼亚任大使时间不长，只有一年半即被免职。其实刘放没犯什么错误，是因为一次外交活动，中共领导人之一的康生对拍照时刘放站的位置不满，认为刘放抢镜头，不配做大使，于是回国后直接通知外交部要解除刘放的职务，调回国来。外交部当时很难办，为这种事情就撤职的先例也没有，最多是个教育批评，可康生咬着不放，几次追问此事。康生是权倾天下的大人物，连外交部长陈毅都不放在眼里。

部党委开会，决定由副部长王炳南出面与刘放谈话。王炳南再三考虑也开不了这个口，因为抢位置拍照这种事无论如何也到不了解大使职的程度。因外交过错被解除大使职务，在外交部是奇耻大辱。王炳南开不了口，就让苏欧司长余湛去说。余湛对刘放讲了情况，没想到刘放很坦然，也没什么怨气，回答说：“我来外交部之前就说好了只任一任大使，之后就放我回石油部。总理是答应的。我走就是了。”一场危机化解了。

那时正是大庆油田开始建设的时候。刘放来外交部前是中国石油战线上的重要人物，给石油部长李聚奎作副手。李聚奎因为干石油部长，没有参加1955年的军衔授予。但李聚奎干石油部长是有条件的，就是“挖出石油我就回军队”，中央和军委都答应了。1958年，李聚奎离开国务院的管辖，与余秋里对调，回军队担任总后政委，1958年7月被授予上将军衔。

余秋里来之后，刘放从石油部部长助理升任副部长。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建设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解决了中国缺少石油的大问题。刘放功不可没。

刘放卸任驻罗马尼亚大使职务后，周总理把他安排到六机部担任副部长。六机部是造船造军舰的工业部门。

还有一些人实在不清楚，只是罗列于此。

彭华，江苏人，1920年生；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抗大；毕业后在北方局、太行山一带工作；1946年国共军事调处时，在北平中国代表团任干事；后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天津局处长；外交部建部后任驻瑞士参赞，是新中国派出的第一批外交官；回国后回中调部，任局长；参加过日内瓦谈判，任中国代表团新闻官；之后留在外交部新闻司，继任陈楚；之后任过新闻司长；1977年出任驻几内亚大使；任未满调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外事室主任，离开了外交部。

雷阳，陕西人，1920年生；1937年参加民先；1938年入党；同年入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干事；后来在关中地区搞宣传工作，办报；解放时在西北局任宣传处长；1954年任广西外事处处长；1956年调入外交部，出任驻缅甸参赞；回国后在部机关先后任人事司副司长、教育司副司长、司长。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后，雷阳就被派到波兰任参赞。当时中国外交还处于停顿阶段。大使不在，由雷阳任临时代办。主要是中央考虑要保持一个与美国接触的渠道。原先中央准备在中法建交后把窗口转移到法国，文革发生后，这一愿望未能达到，依然在波兰华沙保持低于大使级别的接触。雷阳在华沙代表中国与美国举行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35、136次会议。

雷阳在任临时代办时赶上了一件大事，以至于外交部上上下下无人不知。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台不久，有意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以对抗苏联，苦于没有传输信息的渠道。美国国务院责成驻波兰大使务必将美方的意愿通过非正式方式传递给中国，试探一下。美国大使几次在外交场合接近雷阳，都被雷阳躲开了。当时外交部有规定，在外交场合不许中国外交人员与西方国家来往交际。我外交人员在一些外交场合，如驻在国国庆招待会、某国使馆举行国庆或什么特殊庆祝场合，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外交官基本上是互不搭理，也不握手、打招呼。美国大使急得够呛，乘雷阳上厕所解手之际，把雷阳堵在厕所里，传达了美利坚合众国有意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意图。大使算是完成了国务院交代的任务。雷阳报告给外交部。此事令雷阳在外交部名声大振。

后来这事被编成故事笑话。美国外交官把雷阳堵在厕所里，雷阳说：“等我拉完再说。”雷阳上完厕所，一边提裤子，一边说：“你倒不嫌臭啊！”后来我一遇到雷阳就想问他这个笑话，没敢。

这时，四分之三的外交部干部在五七干校，正搞清查“五一六”的政治运动呢。

雷阳的“厕所事件”发生后，毛主席决定开始往国外派遣大使，逐步恢复正常的对外往来。雷阳在无意中担任了中美两国打开大门的第一人，中美关系开始缓和。特别是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访华后，外交部五七干校的人们极其敏感，感觉到自己有希望了。外交局面打开，势必需要用人，回京或出国干外交工作指日可待。外交部干校的人最先感受到中美关系变化的微妙之处。

雷阳于1972年回国，去江西五七干校担任校长两年多；1975年出任首任驻冈比亚大使；任满后调任驻尼日利亚大使。

雷阳家于1982年起与我家同住一个院，进进出出总能碰到、说几句话。雷阳是参加革命后的化名，真姓王，所以雷阳的子女都姓王。儿子之一王广庆在育英学校与我四哥同班，上中学在外语附中初一法，又是同班同学。 育英学校是干部子女寄宿制学校，大家从小就生活学习在一起，特别熟。

作者 | 孟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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