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二九”运动中走出的共和国外交官补遗（十 完结篇）

《我对“一二九”运动的回顾》

作者：何礼

今年是“一二九”运动的五十周年。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伟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一二九”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只有具体展现“一二九”运动的整个过程和活动，才能了解毛泽东同志这一论断的深刻含义。有些人把“一二九”运动简单地看作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那一天，这是不全面的。过去认为正确的解释，是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学生反日游行示威到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的整个过程，叫“一二九”运动，即从民族革命的“来潮”到“高潮”的过程。我们认为，“一二九”运动作为一个运动来理解，应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开始，到一九三八年武汉撤退为止，算是这次运动的全过程。

一九八一年我曾写过一篇回忆录，题为《我对“一二九”运动的回忆》（之一），已刊登在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上。当时只写到“七七”事变以前，现根据上述观点，我再把“七七”事变后，绝大部分平津学生从沦陷后的北平、天津撤退到济南、太原、南京直至武汉这一阶段的工作、活动和斗争作一回顾。

在平津学生主要集散点——南京的工作和活动

卢沟桥的炮声，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二十九军的英勇抗敌鼓舞了全国人民，从而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北平组织了“北平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其常设机构由民先总队长李昌负责，妇联夏英喆，学联由我参加，开展万条麻袋运动，抽调大夫护士，捐助大量医药卫生用品等等，积极支援二十九军抗战。我们学生在北平学联统一领导下，各校都组织起宣传队、慰劳队，上街宣传抗日，到二十九军搞战地服务，真是热火朝天，大鼓中国人民志气。但是国民党蒋介石仍然奉行不抵抗政策。蒋介石说：“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孤军作战的二十九军在七月二十八日夜被迫南撤，北平沦陷。第二天，大批日本兵进了城。市委决定学生干部离开北平，到太原、保定集中。但北平北、西、南三面都被日本坦克部队封锁了，只有个别民先队员冲了过去。八月初，蒋南翔同志在南长街老爷庙十八号召开了部分北平学委和学联负责人会议。与会者有杨学诚、李华、王文彬、郑代巩、谢云晖、智体洁（智建中）、姜世勋（姜纪常）、吴承明和我。蒋南翔同志代表北平学委谈了今后工作的意见，他说：“北平、天津沦陷了，日本兵进城了，但是平津学生不能丢给日本人，都要撤走；要发扬‘一二九’的精神，把‘一二九’经验传播全国，推动国民党抗日。同时，因平津同学大都是南方学生，大多数回去后还要读书，为此，我们要在各地成立‘平津流亡同学会’。并派先遣人员至济南、太原、南京、上海、武汉，去迎接流亡同学”。会后智体洁、郑代巩去南京，王文彬去山东，吴承明去上海，杨学诚去武汉。我留在最后，到各校帮助组织同学撤退。我向南翔同志要了北平地下党的关系，万一走不了就留在北平搞地下工作。我到各校跑了几天，又到车站送走了同学，最后和同屋的李忻撤离北平。车上有日本、朝鲜的浪人卖“白面”、吗啡，一片混乱。我们在天津几经周折，才到王龙宝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我到英租界耀华中学看见杨秀峰同志，问起来才知道已有几批同学乘英商太古洋行和怡和洋行的轮船南下了。天津市委和姚依林同志在这次巨大组织工作中做得很出色。

我和李忻于八月十五日搭上了去青岛的怡和洋行的船。船上绝大部分是流亡学生。我和北平学联法商学院的徐德乾、北大的刘江凌、葛佩琦、中大的边疆、女二中的毛德贞组成了领导小组，把同学们按学校组织起来。我们在船上和船长进行了斗争，解决了大家的吃饭、喝水问题，特别是船的航向问题，因“八一三”上海抗战，船长怕到不了青岛欲中途返航天津，经过一番斗争，才把船驶到烟台。上岸后，北平中国大学高元桂同学来接，说济南、烟台都已成立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并说烟潍路汽车很少，票价很贵。我们这批人很多，要分开走。饭后，一小部分人坐汽车到潍县。我们大批人又坐小火轮到虎头崖上岸。月明星稀，旷野无人，吾侪同学，露宿河滩。翌晨，我们由陆路步行，晓行夜宿，走了两天到潍县才坐上火车到济南。在这里我见到了李华、蒋南翔和杨学诚同志，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在济南，平津学生的行动分向三个方面：一部分人留山东工作；一部分人以李昌同志为首奔赴了山西；我和另一大部分人以蒋南翔为首去了南京。

平津同学先后到南京的有天津学联的邹高清（袁心湖）、王爱珍（薛明）、贾明庸；北平的郑代巩、智体洁等人。他们成立了“平津流亡同学会”。我们到南京后，李华、段君毅（全国学联代表）随蒋南翔同志立即和在南京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接上了关系，经中共代表团博古同志同意，重新改组了“平津流亡同学会”，选出执委八人。他们是：王文彬、何维登（何礼）、郑代巩、刘玉柱、方琦德、智体洁、丁发善（丁秀）、邹高清。执委会聘请吴承明、葛佩琦、赵启海、蒋南笙、杜书田、杜天祥等同学为干事。

博古同志指定李华成立党的南京市委，李华是书记，委员有于辛（马子卿）、方珂德二人。李华根据北平学委的经验，在同学会成立了王文彬、何维登、郑代巩三人的党团（即党组），由方珂德管同学会党支部，丁发善管半公开的“民先”，三方面都由李华直接领导。蒋南翔同志帮助我们撰写了《上政府意见书》以后，便离开南京去太原，在刘少奇同志领导下办北方局刊物《火线》。

 “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在市委领导下，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呈交《上政府意见书》，推动国民党抗日，继续办理教育事业。当时，国共合作虽然已经实现了，国民党进行了部分的抗日，但总的讲国民党是不动员民众抗战，是片面的，不坚定的。为此我们去见了许多国民党政府党政大员，向他们呈交了《上政府意见书》，并加以解释阐述。意见书的内容主要有六点：（一）拥护政府坚持抗战；（二）联合同情我们的国家共同抗日；（三）支持沦陷区及非沦陷区同学自愿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四）迅速恢复从沦陷区撤退的高等学校以便广大同学复学；（五）所有后方学校一律开学，增加战时教育；（六）解决流亡同学食宿和车船交通的实际困难。首先，我们去找教育部长王世杰，但他躲着不见。我和郑代巩去见了次长雷震，他说：“同学们，你们不要搞宣传了，现在敌机天天轰炸南京，炸死了，你们的爹妈责问我们，我们负不起责任，快回家吧！”我们执委又去找军事委员会第六部，即民运部部长陈立夫，向他陈述意见书，说到第二条时，陈说：“这是总理遗训”。见副委员长汪精卫时，他支我们的意见都说好，最后答应一定把我们的意见向蒋介石转达。第二天，他还让他老婆陈璧君给同学们送来了汗衫裤衩。我和吴承明还去见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元老派叶楚沧。叶说：“我一定把你们的意见转达给蒋委员长，不过，你们现在到了南京，食住行已有政府管了，就不要再提流亡两个字了，好不好？”我们说：“这是大家决定的，等我们回去和同学们商量”。后来，大家认为可以把“流亡”两个字取消，改名为“首都平津同学会”，并另刻一个图章。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书记长谷正纲常来找我们，他是要我们慰劳上海前线下来的伤兵。此外，我们还给难民募捐，募寒衣等。我们还找到许多进步人士支持，张申府是我和王文彬去联系的。民革的王昆仑、许宝驹等由郑代巩通过南京学联的祁式潜、李庚去联系的。救国会的沈钧儒由我和郑代巩去联系。另外还会见过社会名流如中苏友好协会的张西曼先生；地方派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甘介候。通过这一段的上层工作，解决了平津流亡同学的生活困难，可以免费乘坐车船和食宿等问题。《上政府意见书》也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西南联大、西北联大的成立，浙江大学的内迁等，都是意见书陈述而被政府采纳的大事。陈立夫还藉此办了个“首都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中共代表团的博古同志要我们发动同学去参加这个训练班，我、王文彬、郑代巩想不通，没参加。当时有许多同志自己报名参加了。李华说得有党员跟着去，并在班内设秘密的党支部，支书是顾大椿同志，市委分工由马子卿同志去联系。这个训练班到武汉才解散。

第二，宣传和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南京短短的两个多月，我们还以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同时还做了许多救济难民、救护伤兵的实际工作。我们组织同学到国民党中央的广播电台大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声传遍全国。张瑞芳同学等到街头演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特别是“九一八”六周年那一天，在内桥中华大剧院招待宪兵看剧，张瑞芳演唱《打回老家去》，许多宪兵深受感动，其中一个东北籍宪兵大哭大叫要打回老家去。

第三，输送平津同学到全国各地读书和参加抗战活动。这项工作主要是由民先领导人丁秀同志负责。民先队员到全国各地后，都发出了自己的光和热，不少人拉起了武装，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使“一二九”之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我们还做了大量的送往迎来的安置、输送工作，通过“同学会”把成千上万的同学输送到后方各地去念书。

第四，组织宣传团深入群众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当时同学会把学生中的中坚力量组成两个宣传团。这两个团在形式上是自发的，实际上是党组织的。一个是“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以董凌云为团长，李庚、叶方、方璞德为副团长，这个团深入到基层群众中，宣传抗日救亡，如到淮南煤矿去进行宣传活动。他们到武汉后才分为两队，由湖北省委的何功伟同志领导。另一个团是“北平学生移动剧团”，以荣高棠、杨昌辰为团长，团员有张瑞芳等，他们由津浦路北上转陇海路到驻马店解散。张瑞芳到重庆、荣高棠等到了延安。

第五，对国民党当局迫害学生的行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刚到南京的时候，国民党当局对我们平津学生抱有幻想，想把我们学生运动纳入他们的轨道，所以表示支持我们。但抗日宣传活动轰轰烈烈，大大超过了他们要求的范围，把国民党当局吓坏了，因此就对我们采取了行动。大约是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四日晚上八时，王文彬、郑代巩、刘玉柱、丁秀、方琦德、赵启海、蒋南笙、葛佩琦、杜天祥和我十个人正在开会，李华也赶来参加。我忽然听见窗外有大批军人穿马靴走步的声音。郑代巩是南京秘密学联的，他立即说了一声：“不好，军队来抓人了！”我赶快跑到走廊东头大门口，这时军队已经进来了，全副武装，荷枪实弹。我迎上去说：“弟兄们，有什么事？请同我们负责人谈。”两个宪兵把我往后一推。我回头看见李华也站在门外，忙过去低声对他说：“你快到我房间里把我的小箱子拿走。”（因箱内装有左派名册、学联民先、新文字月刊的订户、同学会图章等等）。这时，一位长官模样的人气势汹汹地问我：“你们负责人在哪里？”我镇静地说：“我们负责人就在这里，有事找我们，不要跟同学发生误会。”他说：“请你们几个人出去住几天，很快要帮助你们清理改组同学会。”我们说：“我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说：“同学们活动太多，容易聚众滋事。”我说：“那我得回房间去拿东西。”两个宪兵押着我，我回到房间一看，小箱子已经不在了，我知道李华已脱险，就放心了。然后，宪兵就把我们剩下的十个人全逮捕了。我们一共被拘留了七天，罪名是“滋事学生”。到了第七天，吃了午饭，把我们装上卡车，一下就送到了红纸廊中央政治学校青训班所在地，强迫我们参加青训班。星期天，我外出找到李华，才知道同学会已被改组，由北平北方中学的宋振廷等同学接替我们的工作。改组后的同学会，主要搞送往迎来，管住、吃饭、买车船票。我们出来后才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被释放，主要是市委发动同学会同学签字声援，同时是请沈钧儒出面领衔具保的。根据李华指示，我们在青训班内不要活动，不要参加民先和党团的活动。然后再请长假离开青训班，到武汉去工作。这次我们十人被拘留，充分暴露了国民党被迫抗日、害怕民众的嘴脸。

总之，“七七”事变后产生的“平津流亡同学会”，在它存在的时期内，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推动国民党抗战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可以说，它的活动是“一二九”运动的继续，从革命的来潮到革命的高潮，继续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使这一批为抗战准备的干部，从各方面、各条战线投入抗日高潮，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而大批输送学生到后方读书，为新中国储备了人才，今天科学院和高等院校有的学部委员就是那时去读书的。至今回忆起来，仍倍感亲切。

在“战时首都”——武汉的青年工作和活动

（一）武汉青年救国团的成立。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我脱离了青训班到武汉。那时上海失守，南京吃紧，平津、上海的流亡学生，各方人士、团体，都汇集在武汉。十二月，南京失守后，国民党的党政军大员也集中到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了战时首都。我十一月到武汉以后和杨学诚接上了头，他住在武昌三道街三十九号楼上，那即是北平学联的杨蕴青（杨克夫、杨华）办的《蛇山外国语学校》的所在地，也是我党的联络据点。杨学诚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该校的党支部书记，又是北平学委的负责人之一。他是湖北人，一九三七年九月回到武汉。十月，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湖北省青委相继成立，杨学诚任青委书记，委员有姜纪常（姜世勋）等人。杨学诚根据“一二九”运动时在北平工作的经验，认为必须组织一个包括工农青年在内的青年的骨干团体，才能带动广大青年。首先，把“七七”前，从北平回来的熊汇荃（熊向晖）、余梅青等组织的“北平同学接待会”改组为“武汉平津流亡同学会”，并和当地的左派青年林贤复、谢文耀等接上了头，他们是武汉秘密学联、民先的领导人。十二月初，蒋南翔同志奉博古和杨学诚调遣从山西来武汉。他是为同杨学诚研究如何建立一个先进青年骨干团体的问题，来武汉开会的。参加开会的除蒋南翔、杨学诚外，还有我、袁汝镛等人。我们决定在“一二九”那天开一个“一二九”两周年纪念大会，会上宣布成立“青年救国团”。我们估计那天群众可能会来七、八百人，军警也会出动干扰破坏。我说：“根据北平经验，只要来五百人，军警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开会的地址决定在武昌昙花林的文华大学，并决定请沈钧儒、张申府、罗隆基等人讲话。他们三位都是杨克夫和我负责去请的，因为过去我们以北平学联的名义，和他们有过工作上的联系。“一二九”两周年那天，如期开会了。大会由蒋南翔、杨学诚、姜纪常、杨德期（杨述）、袁汝镛、谢文耀等同志主持。“秘密学联”“民先”成员武大郭佩珊，省高孙仕祥，省一中胡宝寿（胡克实），懿训女中范元甄，女中郭妙春、陶育玉等和我都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场外有军警把门，根据北平开群众大会的经验，让大家三三两两地陆续进入会场。那天，会场的气氛很热烈，大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救亡歌曲。这次会开得很好，慷慨激昂，一心救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会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支游行队伍，从武昌走到汉口，热烈的抗日气氛大大活跃了武汉三镇，推动了抗日救亡的浪潮。接着省青委又在云驾桥二号陶育玉家召开了会议，围绕抗战形势，“青年救国团”的性质、宗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武汉青年救国团”终于正式诞生了。总团部设在三道街三十九号，由袁汝镛、刘玉柱、智体洁、姜纪常等人负责。又成立了武昌区团部，由胡宝寿等人负责；汉口区团部由范元甄等负责。总之，在党的领导下，“青年救国团”的发展异常迅速。一九三八年武汉就有“青救”团员一万多名，再加各地团员包括农民约达五万多名。当时曾有“北有民先，中有青救，南有青抗先”之说。党通过他们团结了广大青年，向各界人民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开展了各项规模宏大、场面热烈的抗日救亡活动。他们活跃在工厂、矿山、农村、街头，发动市民，使武汉三镇又重新沸腾起来。

（二）《战时青年》的创刊。根据在北平时办《北方青年》的经验，在武汉创办了《战时青年》月刊。事前，世界学联给北平学联寄来一笔捐款，由邹韬奋代收。邹让派一个“北平学联”的党员去取，我受杨学诚之派取回这笔钱。恰好任一沛（任孝逵）来武汉，他是我们在北平办《北方青年》的老伙伴。蒋南翔就让我们两个作筹备。我在三道街背后的胭脂山上租了房子，又请了一位失业工人老张来替我们做饭，由任一沛当家，开办伙食。《战时青年》由长江局青委委员蒋南翔任主编，他负责撰写社论及主要文章，但不公开出面。我是编辑、发行人兼社长，负责组稿，跑印刷所、参加文化界会议等，是公开对外的代表。任一沛、黄季芳、须旅、邱永泉都是这个战斗集体的成员，除了我和蒋南翔是党员外，他们都是北平老“民先”队员。根据所长，大致上有个分工：任一沛除管家外，还是责任编辑，负责看稿样等。黄季芳英文、俄文都好，主要是管世界学运。须旅主管编辑和处理文字工作。邱永泉管哲学和一般政论（他搞了一个时期，后来回四川病死了，叫人痛惜）。我们分工合作，齐心协力，共同办好刊物。该刊受长江局宣传部长凯丰同志直接领导。

为了争取刊物公开合法，首先要通过登记这一关。我根据办《北方青年》登记的经验，把世界学联的这笔钱说成是我哥哥何维世做生意的钱，又说我父亲和当时的湖北省主席卢铸（字滇生）是世交等等，这样，一个多月内政部的许可证就发下来了，大家很高兴。《战时青年》由黄洛峰同志负责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公开发行和出售。刊名是我和任一沛议定，经蒋南翔同意的。刊物发行量很大，一部分公开出售，一部分按北平的名册赠送。说起这名册，还有一件生动感人的事。这名册是我搞“新文字”时和上海新文字月刊交换过的名单，都是学联、民先、左派群众。上海邮局有一个搞新文字世界语的同志，在报上看到南京平津同学会何维登这个名字。从上海撤退时，他就到南京把这份宝贵的名册交给了我。这就是前述在南京流亡同学会被逮捕时，李华同志带走的那只小箱子内的东西。这份名册还对即将召开的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非常有用。《战时青年》是月刊，一共出了九期，实际是八期，第九期来不及发行，武汉就要撤退了。我记得创刊号上有周恩来同志的文章《现阶段青年运动之性质及任务》；第二期有王明当时在武汉大学对青年的讲话等等；第三期上刊登了陈柱天带回来的有关世界学联代表大会的重要决议文件。在刊物上还提出准备召开“一二九”以后全国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号召启事和消息，为大会造了舆论和声势。总之，它在宣传和组织青年运动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影响较大。“战时青年社”不仅出刊物，还参与各种活动。如：参加全国学联大会筹备，参加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盛会，以及文化界的会议等等，很是活跃。特别要提到的是，“战时青年社”实际上也成了青年工作的一个据点，当时一般外地的人找蒋南翔、杨学诚都是通过“战时青年社”帮他们联系，通过我们和长江局、青委蒋南翔及八路军办事处联系，送到延安去的青年人很多。我们那里既是个联络点，有时又象个招待所，很是热闹。但大都住一两天就走了，有人还从我们那里补充点衣物被子，有人又留下他们带不了的东西。总之，一九三八年，又从武汉输送了很多学生和干部到延安、到八路军、新四军去，如：李伟（李鼎声）、薛公绰（薛容）等到了山西临汾的八路军总部学兵队。黄诚、谢云晖、刘烈仁到新四军。到延安的有黄树则、汉阳兵工厂青年工人陈用文。他们直接、间接都通过“战时青年社”和党联系。

我们从武汉撤退后，一九三八到重庆，《战时青年》请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题了定，作为全国学联的公开刊物发行。在重庆发行了十几期，“皖南事变”后，同全国学联一起被国民党查封。

（三）“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在武汉市总商会召开了“一二九”以后的“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各地学联学生团体共七十三个单位，一百二十三名代表出席。陈诚、邵力子到会讲话。周恩来、王明、董必武、徐特立为大会题词。林森、邵力子、陈诚也都题了词。这次大会是在蒋南翔同志领导下，有黄华、杨克夫（现名杨秉成）和我代表北平学联，李庚代表南京学联参加筹备的。我们分头去拜会各方面人士，说明召开大会的意义，请求各方面的支持。我们还会见过沈钧儒、邵力子、陈铭枢和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甘介候。他们有的捐了款。陶钧（他的女儿陶育玉是青年救国团团员，后来入了党）也捐款表示赞助。这时各地的代表陆续来到武汉，我负责租旅馆的工作。由于国民党暗中通知旅馆不让租给代表住，我跑遍了汉口武昌去租旅馆都不行，就通过陶育玉找他父亲陶钧想办法。陶是大革命时桂系的一个军长，以后在武汉住家，是军人兼资本家，在汉口有房子。最后我们选了汉口成忠街五十六号一幢两层的楼房，代表们总算有了住处，当时条件很差，住不开就打地铺，在附近的饭馆吃饭。到三月二十日左右，代表们陆陆续续都来了，为了解决开会场所，二十五日我去租了市总商会大礼堂。

大会的报告，题为《学生在捍卫祖国与保卫文化中的责任》，原是由蒋南翔同志起草，后又经凯丰同志继续完成的。为了纪念凯丰同志，我把细情说一下：开会的头一天晚饭后，长江局青委书记宋一平过江来找我，说王明提出报告要请凯丰同志起草。（长江局青委，宋一平是书记，蒋南翔、李昌、杨学诚是青委委员。蒋分管学联，李昌分管民先，杨学诚分管青年救国团。民先总部那时设在育婴堂街七号，总队部办事处由于光远负责），我到蒋南翔同志那里把他已经起草一多半的报告底稿和材料拿着，跟宋一平过江到八路军办事处（在汉口成忠街原日本大石洋行内），见了王明，王明带我们到三楼去见凯丰，王明交代凯丰说：“学联这个报告明天上午开大会时要用的。”接着宋一平又说：“老何，你向凯丰同志汇报一下情况”，说完话他俩就走了。这时大约晚上十点左右，我向凯丰同志汇报了情况，交代了材料，把蒋南翔已经起草了大半的底稿也交给他，我说：“明天早上我来取”。那天晚上，我就睡在一楼宋一平的房间里，在地毯上打了一个地铺。我想着凯丰同志今晚又要熬夜了，心中很是感动。第二天早晨八点钟，我上楼去取报告，只见报告已经写好放在桌上了，我没敢惊动凯丰同志，拿着报告直奔市总商会而来。我把报告交给蒋南翔，他看了后交给我，我又交给学联主席团的郑代巩。

大会正式开幕。在主席台上有陈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政治部副主任）、黄琪翔（政治部副主任）、康泽、邵力子、董必武、徐特立、邓颖超、郭沫若等，还有各救亡团体、各界来宾、中外记者，约一千五百多人。首先通过主席团（香港学生代表团、国立中山大学抗敌后援工作团总干事会、广西学生抗敌后援会、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广州学生抗敌联合会、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西安学生分会、武汉基督教学生联合会、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学生会、国立武汉大学学生抗敌后援会等九个单位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杨克夫作了大会筹备经过的报告。正当郑代巩要作大会报告时，外边忽然吵闹起来，我赶快跑出去一看，只见问口聚集着二、三十名青年，闹着要进会场，宪兵不让进，其中有两个人认得我。他们打着“湖北学联”的旗号，气势汹汹地说：“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开会？”我说：“过去已通知你们要提前三天来报名，谁叫你们不事先报名！”实际上他们的后台是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康泽，是故意来捣乱的，宪兵也挡不住他们。二、三十个人一边大叫：“这是共产党的会！”涌入会场，一边分三路往主席台上冲。陈诚见此情况，就走到主席台站在中间，让郑代巩站到左边去，黄琪翔站在右边，两边有宪兵守卫着。黄见中间一路快要冲上主席台了，就大叫：“抓起来！”两边宪兵就把他们都抓起来了。见此情景，我赶快跑上楼去找蒋南翔，又找来陈柱天，我们三人共同商量。蒋说：“赶快要求陈诚放人，争取主动，把责任拉在我们身上，就说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这是我们学生间的事，由我们自己来处理，希望能够释放他们。”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目的是要阻挠会议的召开，如果把他们抓起来，他们借此闹事，会也就开不成了。我们决不能上这个当。我立即回到主席台把蒋的意思告知郑代巩，郑即对陈诚讲，陈诚立表同意，让宪兵把这些学生压住，坐在后面的空位子上。陈诚刚要讲话，忽然空袭警报响了，但大家很镇静，会场上寂然无声，显得庄严悲壮。警报头遍响过，陈诚从口袋里拿出象是一封信，他说：“蒋委员长对学生很关心，这是给我们的手谕。”大意是：当此国难期间，全国同胞要精诚团结，学生更要服从国家国策，服从政府法令，在后方安心读书，在前方的努力参加工作，勿负党国期望。陈诚又说：“委员长指示极为英明，国难当头，要精诚团结，今天这一小部分学生大闹会场，是闹分裂，是不好的。幸而主席团深明大义，以团结为重，这就符合蒋委员长手谕的精神，是服从蒋委员长领导的表现。现在警报还在响，敌机到内地轰炸我们，前方将士正在浴血奋战，后方闹不团结不象话。现在警报还未解除，暂时休会，过两天再到政治部大礼堂去开会。”二十六日这一天，在政治部由陈诚、黄琪翔、周恩来、康泽及其他政治部要员召见代表，了解各地情况。二十七日大会在政治部礼堂继续开会。由吴华代表主席团作报告。陈柱天是参加世界学联代表大会的代表，作了题为《各国青年怎样援助中国学生》的报告。吴华的报告（即蒋南翔、凯丰同志起草的那个报告），其主要内容是：（1）中国学生一般的状况；（2）日本强盗给予中国学生的灾难；（3）实现全国学生大团结，服从政府的领导；（4）学生战时服务的责任（军事、生产、战地、后方服务）；（5）战时教育等五个方面。总之，一是实行全国学生精诚团结的统一战线；二是实行和加强战时教育。大会闭幕后，蒋南翔同志被选为大会秘书长，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露面。大会搞了一个常设机构，主席团主席轮流主持。郑代巩、李庚第一次主事，工作人员有王时风、孙运仁等。

（四）青年救亡协会。国民党以政治部第二厅民运厅副厅长叶南（叶楚沧的儿子）为理事长，其夫人袁晓园为秘书长，成立“青年救亡协会”，号召所有青年团体参加。当时国共合作，左派团体如“青救”、“民先”、“学联”、“蚁社”都参加了。“青协”组织了一些宣传队，特别是庆祝台儿庄大捷，义演募捐，动员群众，做了许多对抗战有益的工作，但是最后还是被国民党解散了。说明即使是叶南、袁晓园出面组织的团体，只要活动超过了蒋介石国民党允许的范围，他们同样予以取缔。

（五）王明路线使青运受到挫折。

（1）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六日，蒋介石以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的名义，发布《为组织三青团告全国青年书》，同一天宣布正式成立。它的前身和基础是国民党领导的“战干团”及“湖北学联”。因为它没有什么号召力，所以他们去请邹韬奋参加，以便有一块对青年有吸引力的牌子。邹表示拒绝，并向党汇报，王明说：“可以进去，进去分庭抗礼”，但邹还是不去。后来，王明又要“独立门户”，他让“青救”、“民先”、“蚁社”（上海店员的进步组织）三团体到第二厅去登记，说它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企图打出共产党的牌子，去和国民党搞国共两党青年联盟。蒋南翔、杨学诚、姜世勋（姜纪常）和我都不同意去登记，但有王明的命令，我们也无计可施。结果八月在武汉撤退前，国民党下令封闭当时在武汉有很大影响的这三个团体，新华日报为此在报上提出了抗议。

（2）王明对青年运动的指示既违背中央的精神，又不符合当时的实际。中央发给长江局的批示是：对城市青年，凡家在鄂豫皖或日军就快要到的地区，青年们赶快下乡做农民工作，准备建立根据地、打游击。王明拒不传达中央指示，而与国民党主张政府军队的片面抗战相一致。他号召青年去参加国民党的陆海空三军，但青年们大多数不愿去参加。只在湖南、湖北、江苏各地搞了一些随军服务团，如胡宗南的第一军服务团中，只有清华的熊汇荃、北大的陈忠经两人，算是站住了脚，其他的人都退了出来。如参加卫立煌的二十二军、李默庵的十九军、汤恩伯的十三军的同学，后来都退了出来，说明国民党是不欢迎左派青年的。王明跟着国民党叫喊“保卫大武汉”。他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在对青年运动的指导方面，也是形“左”实右。

但是，青年运动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受王明的影响和制约。一九三八年十月，我们一度成立学联党团的三个人刘子荣、王文彬和我，在开完“全国学联二次代表大会”后，聚在一起。王文彬说：“老何，我们帮助国民党帮得够了，我要回家乡拉起自己的队伍。”以后，他回山东建立微山湖西根据地。刘子荣也回山东参加了范筑先的部队和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临别时我把自己的两支钢笔留给他们作纪念。

有一天我到蒋南翔、杨学诚那里去，杨学诚对我说：“老何，我们正在商量下乡打游击的事。我是湖北人，更得下乡去自己干了。你帮我买个滚筒油印机，这样印东西快一点。”杨学诚带着农村青救团，在大洪山一带打游击，建立了鄂中农村根据地。以后中央派李先念同志去领导，和杨学诚一起建立了“鄂豫边区政府”，李先念任主席，杨学诚为副主席，即后来的华中根据地，对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后来没有下乡，而是到延安去了。这说明青年运动必然要走中央指出的正确道路：就是到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抗日根据地，打持久战。

刘少奇同志在《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中指出：“抗战开始以后，武汉失守以前……党的工作方针与任务应该是，一方面迅速恢复与发展党在各地方的组织，动员群众，参加抗战，帮助国民党军队抵抗敌人的进攻，推动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同时应将自己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准备与组织广泛的游击战争上，放在敌后乡村工作上，以便在国民党军退却之后，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团结一切抗日阶层和势力，用游击战争坚持抗战……”用这一指导思想和方针来回顾南京武汉这一段工作，就再清楚不过了。

“一二九”的时候，我们还只是向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现在，我们正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实现三大历史任务而奋斗。

这就是：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并在本世纪未争取使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再经过三十年到五十年的努力奋斗，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要实现这样一个宏伟目标，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奋斗，才能实现。根据“一二九”运动的经验，中国青年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自觉地肩负起历史的重任，继承我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相结合，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四化建设努力奋斗，英勇献身。“一二九”运动锻炼和造就了一代人。我们坚信，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必将锻炼和造就新的一代青年，他们在新时期必将做出新的更加伟大的贡献。

（原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6期；本文选自郑一奇主编，何吉林副主编：《何礼纪念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