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久昕 苗族，1951年出生，中国铁道博物馆退休干部，曾任中国铁道博物馆主任，滕代远同志的第五子。
职业生涯始于1968年在内蒙古牧区插队，随后于1970年加入铁道兵部队，担任战士和班长；1975年复员后，在北京铁路分局工作，先后担任电务段工人、老干部部科长、铁笛化纤制品有限公司经理和铁路旅行社副经理；退休后喜欢撰写纪实性文章，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特别关注历史研究和纪念活动，曾通过电话联系家乡民政部门，帮助确认一位烈士的身份；此外，捐赠了与父亲滕代远相关的遗物，包括与武汉长江大桥建设相关的物品。
仲夏的一天上午，我应约来到位于北京朝阳区农展馆附近的一个军队大院，在老同学李柏林的陪伴下，见到了他的父亲、老红军夏飞。
夏老是山西临汾人，1919年9月出生，今年已是92岁高龄。我立正向他敬了一个军礼，老人笑呵呵地说：“你好！谢谢。”入座后，我认真端详，只见他耳聪目明，动作稳健，脑子清楚，根本看不出是高龄老人。他手中摇着纸扇，和我侃侃而谈，对过去的往事娓娓道来。
夏飞出生在一个贫穷、落后的黑暗年代，家乡水灾蝗灾连年不断，到处可见流浪乞讨的穷苦百姓，到处都是卖儿卖女、妻离子散的悲惨景象。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他们在学校无法安心读书。虽然临汾比较偏僻，离北平、上海大城市较远，但还是接触到一些革命思想，看到一些进步刊物，几乎报纸每天都在刊登国民党“剿匪”的消息。夏飞认定，红军才是中国的希望。
1934年，15岁的夏飞和同学们一致抵制反动当局的考试，借了亲戚五块大洋，离家出走，踏上了寻找共产党的道路。几经辗转，在老乡介绍和担保下，他考试后进入国民党十七路军杨虎城部的宪兵营当了宪兵。
当时，宪兵营营长叫金闽生，广西人，感觉是个神秘的人，据说来头不小。抓到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押到营区很快就放了。后来，他听李克农讲：金闽生是周恩来亲自批准入党的共产党员。
夏飞原名叫李卡兰，这时为了工作方便改名叫夏飞。夏飞在宪兵营表现上进，很快提升为副班长，受到党组织注意，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于1935年5月1日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夏飞说：“入党以后，自己觉得精神振奋、心情愉快。想到自己在为一项光明正大的事业而奋斗，感到前途一片光明；想到背后有一个党组织在指引自己走向胜利，感到工作无忧无虑。”
1936年夏末，接到上级指示，决定派夏飞等六人到乾县保安队搞“兵运”工作，伺机暴动。根据省委指示：团结、争取、改造旧军队人员，首先了解掌握中上层军官情况，争取他们弃暗投明并深入细致地做好下层士兵的思想工作。
与此同时，他们利用机会招进一些贫苦农民当新兵，逐步改变旧军队的成分。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经过细致的准备工作，在陕西监军镇举行武装暴动，冲进县城，捣毁伪政府、警察局和监狱，消灭了残余敌人，取得暴动胜利，成立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十支队。司令员张庚良，政治委员刘庚，夏飞任参谋长，刘湘卿任政治部主任。
监军镇暴动成功后，引起西安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调两个团来“清剿”红军。战斗中，因敌强我弱，部队被打散，失去联系。
不久，找到十七路军特二团，团长是共产党员阎揆要。夏飞被分配到三营七连当文化教员，在党内担任支部书记。这支部队里面，共产党的工作开展得很好，上至团长，下至连排长，将近一半都是党员，就连团长阎揆要的警卫员程天鹏也担任着党内交通员的工作。特二团有共产党员200余名，被称为是“共产党的干部仓库”。
1935年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后，批判了王明“左”倾路线错误，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十七路军、东北军、红军三位一体，团结一致抗日。
当时，贺龙同志率领的红军离他们特二团不远，由于工作关系，夏飞经常到贺龙同志的部队中去，每次都受到热情的接待，两军有来有往，关系十分亲密。
1936年12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他原来当兵的宪兵营起了重要作用，直接参与了对蒋介石及随从要员的追拿、缴械和看守任务。夏老所在的特二团从蒲城调回西安，随后又调至渭河、灞桥一带，担负外围守卫任务。
当时，在部队中，大部分人是不同意放蒋的，包括团长阎揆要都主张杀掉蒋介石，决心与中央军决一死战。周恩来对阎揆要耐心解释了为什么要和平解决的原因，通过工作，逐渐平息了部队中要求杀蒋的呼声。
“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国民党政府停止了对苏区的“围剿”，全国掀起了抗战高潮。
由于蒋介石的要求，杨虎城交出军权、出国考察。孙蔚如将军接替杨虎城，在原部队基础上改编为三十八军、九十六军和几个独立师。夏飞所在的特二团编入一七七师五二九旅一零五七团。
1937年“七七事变”后，五二九旅奉命开赴前线，他的团从耀县出发到达三原，参加誓师大会后从渭南乘火车北上，于8月10日抵达河北高碑店。
刚一下火车就遇到日本飞机轰炸。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军人，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决心与日寇决一死战。
以后的对日作战中，他率领部队机智灵活地与日军周旋，遇到有利时机，坚决彻底消灭敌人，打了不少胜仗。此时，他担任连指导员的职务。不久，部队编入八路军三五九旅七团特务连，随团部行动。长期在十七路军工作的党员同志，好像寄养在别人家里的孩子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看什么都觉得新奇。
八路军注重政治思想教育、上下一心、有共同的奋斗目标。部队官兵思想觉悟高，军事技术过硬。部队说散开就散开，说收拢就收拢，散开不会有人开小差，收拢后很快就能形成拳头。指挥员机动灵活、神出鬼没，战士们作战沉着、机智、勇敢。
部队里有个小通信员，刚满16岁。有一次送信返回途中，走到一个山坡上，听到山下有动静，低头一看，不好，一队日本鬼子的骑兵顺着山坡上来了！这个小战士马上找了一处石头坑，蹲了下来，把自己隐蔽好以后就开始观察敌人的动静。
只见七八个鬼子踢踢踏踏骑着马从不远处过去了，走在最后的是个指挥官。小战士端枪瞄准，稳扣扳机，“啪”的一声枪响，鬼子军官从马上应声落地。前面的鬼子回头一看，领头的已经死了，摸不清周围的情况，加鞭策马就跑。鬼子跑远了，小战士慢慢地站起来，走上前，从鬼子身上摘下王八盒子、望远镜，挂在胸前，高高兴兴地回来了。
讲到此处，老人和我都笑了。八路军小战士冷静与机智，足以看出军事素质确实不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夏飞慢慢回忆道，他从1934年到十七路军宪兵营，工作、战斗、生活了三年多时间，在十七路军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亲历了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1937年8月随部队北上抵达河北参加抗日。在这样一段时间里，他从一个满怀革命理想、寻求救国真理的青年学生转变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毛泽东同志也曾给予这支队伍很高的评价：“三十八军及其前身十七路军，以其不断进步的表现和巨大牺牲，在现代中国革命历史上树立了光辉的形象。”这是我们党对十七路军历史的结论，也是对十七路军及其高级将领革命性、进步性的极高赞许。同时，也是对我们各级基层党组织、党员在军中统一战线工作的充分肯定。
不久，夏飞就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始着手组建游击队的工作。他们凭借多年在部队积累的组织和作战经验，很快建立起了一支武装力量，命名为“闻喜抗日游击队支队”，共300多人，支队长李华民，政治委员席景山，夏飞任参谋长，柴泽民任政治部主任。
他们带领部队周旋于各派军事力量之间，粉碎敌人的进攻，破坏日军交通线，创建革命根据地。夏老感慨的说：“只有军队没有政权，军队就存在不下去。武装力量必须依附于政权，必须要有根据地。”
1938年底，晋豫军分区成立了，司令部就设在阳城。上级决定抽调游击队中的骨干部队到阳城军分区，升格为正规八路军部队。
同时，组织上准备选调一批基层优秀干部去延安学习。夏老说，到延安学习是自己多年以来的愿望，这次终于可以实现了。
1939年的春天，夏飞一行从西安出发，经过甘肃庆阳到达日思夜想的革命中心延安，被编入抗日军政大学职工大队学习。
初到延安还有些不太习惯。一个是吃饭不习惯，主要是小米饭，而且都是存了两三年的陈粮，沙子也很多，难以下咽。不过，慢慢习惯了就好了，再说，没有别的粮食，不吃小米就只能挨饿。再一个是在延安劳动任务非常多，一切都要自力更生，自己解决各种生活问题：吃的小米要到三十里地外的粮站去背；做饭烧火的柴禾要到四十里地外的山里去砍；住在山坡上，吃水要下到山沟去挑；就连自己的窑洞也需通过自己的双手挖出来。
夏飞说：“刚到延安的人都觉得生活很艰苦，很劳累，受不了。但是，你自己要吃饭、要喝水、要居住，你不干谁替你干？环境和生活逼着你必须自力更生，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啊！”
回想在延安学习的四年时间里，可以说，上的第一节课就是劳动课。这节课对于改造人，特别是对于一个学生出身的干部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延安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这里远离国民党统治区，远离敌占区和前线战场。这里没有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压迫，没有白色恐怖，是中国偌大国土上第一次出现的一方净土。在这样一片充满平等和自由的天地中，大家精神放松，思想开放，生活十分愉快。
夏老讲到这里，充满幸福地回忆说：“在延安，无论什么人都是平等的，无论职务高低，称呼中必须加‘同志’二字。你是政府部长，就是‘部长同志’；你是炊事员，就是‘炊事员同志’。大家为了革命走到一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夏老说：“课余时间里，你可以到杨家岭坐在篮球场旁边，自由自在地观看总司令和战士们打篮球；遇到毛主席来抗大讲课，你也可以在课间休息时找主席解答问题，或者请他签字留念。”
在抗大学习的两年中，夏飞先后担任班长、区队长、副指导员。从抗大毕业后，又被选送到刚组建的八路军军政学院继续深造。军政学院的教学任务是培养更高一级知识分子。院长由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任，副院长由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教育长是张如心。又经过两年时间的学习，夏飞于1942年毕业。
通过四年时间的学习，夏飞的思想水平有了一个新的飞跃。他认识到：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在群众中蕴藏着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力量。任何一个政党的一切政策、主张只有在顺应民意、符合群众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这个政党才能够有力量，才能够战胜和打倒敌人。脱离了人民群众，任何政党将一事无成。
在随后的日子里，夏飞和战友们经历了陕甘宁边区保卫战，后任第一野战军第四军12师36团副团长，参加了解放大西北战役。
新中国成立初期，夏飞作为中央军委从各军区选调的优秀干部，到军委总情报部武官训练班参加为期半年的学习，同学中还有申健等人。
1950年10月，夏飞和夫人钟敏一同派驻民主德国担任二等秘书，因为当时德国是战败国，没有国防军，所以只能以文职身份开展情报工作。
1951年4月2日，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在民主德国首都柏林市立医院出生了，开始起名叫夏熊，后来孩子的姥姥一锤定音：“就叫李柏林吧。”
为孩子请了一位德国保姆弗里朗。她非常喜欢小柏林，经常为他烤制喷香扑鼻的小面包，哼唱古老的德国民歌，在歌声中哄他进入甜蜜的梦乡。
孩子的到来，为紧张忘我工作的夏飞夫妇增添了无穷的乐趣。新中国成立不久，领导人频频出访世界各国，共同建立和平共处友好关系。周恩来总理多次到访民主德国，夏飞夫妇也经常参与接待总理。
这时，在一旁听我们交谈的钟敏阿姨接上话茬，她说，1954年7月，周总理访问民主德国。周总理具有超乎常人的精力，日夜工作，十分紧张。
新中国初登世界舞台始于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1954年4月24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周恩来外长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会议。代表团成员有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和地位参加讨论国际问题。
在外交部首批对外开放的外交档案中，有一份记录了周恩来当时讲话的文件，他说：“开第一次会时，我心也在跳，面对杜勒斯到底是对他凶些还是缓和些，都要考虑。”
夏飞时任驻日内瓦总领事一职，周恩来的风采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为了保证代表团的绝对安全，在李克农统一指挥下，夏飞带领几个同志日夜忙碌，在为代表团租住的饭店门前，众多记者架起长枪短炮昼夜蹲守，想捕捉新中国领导人的点滴信息。夏飞他们就死盯不放，日夜陪伴，使安全工作万无一失。
周恩来外长一到瑞士，先后拜访了当地政府和外事部门的官员，看望了几个大国驻日内瓦的外交使节，在饭店分别宴请了当地及许多国家驻日内瓦的外交官。每次宴会结束后，周恩来送走最后一位宾客后，都要亲切看望慰问饭店服务员、餐厅的厨师，并同他们一一握手。
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朴实无华给这些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最终，在历时三个月的漫长会议中，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这两个主要议题上都体现出了大国的作用，得到与会国家的一致认可。
1955年，我军开始评授军衔，夏飞被中央军委授予上校军衔。夫妇二人完成了在民主德国的派驻任务，回国后到解放军外语学院分别学习了三年和五年外语。
1960年4月，国防部任命夏飞上校出任驻罗马尼亚大使馆武官，这时候才可以正式着军装赴任了。
钟敏阿姨说，自己还想多学习几年外语，想当个外语教师。但是，得到的答复是“夏飞去哪里，你就跟着去哪里，不得分开”。没办法，只好收拾东西，和夏飞一起出国赴任。
那时候，中苏两国关系紧张，使馆的许多工作也受到影响。一次，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访问罗马尼亚，与罗领导人进行秘密会谈后，周总理指定要夏飞携带会谈纪要，乘火车送到驻苏联莫斯科大使馆，亲自面交刘晓大使。
一见面，顾不上寒暄，刘大使把夏飞带到大使馆的一个卫生间里，打开文件阅读和摘录。当时夏飞一头雾水，不明白为什么在厕所里看文件，刘晓大使告诉他：这里面没有窃听器。
任务完成后，又立即赶往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执行同样任务。一路上，都是夏飞一个人，内心还是很紧张，也预想了几套出事的处理方案，宁可牺牲自己也绝不能让机密文件出任何问题。最后，他圆满完成任务，受到领导夸奖。
“文革”开始后，50岁的夏飞回到国内，看不惯动乱的社会局面，思前想后，提笔给总参领导写了一个报告，要求下部队，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工作，获得上级批准后，打点行装到兵团担任供应（后勤）部长。
那时，司令员是张竭成，政治委员是裴周玉。成员许多都是三五九旅留下的老同志。兵团下属12个师（现有14个师）。当时的生活很艰苦，平时吃的是玉米面，许多地区还缺水、缺粮。夏飞到任后，把下面12个师都跑了个遍，受到很大启发，了解和掌握基层第一手材料，向上级领导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不料，由于过度劳累，引起心脏病发作，他倒在开会的会场上。夏老说到此处，仿佛意犹未尽，好像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完成似的。
1983年10月，64岁的副军职干部夏飞离职休养，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工作一辈子的夏老，却并不甘心离开，他和老伴经常参加总参组织的各种活动，平时在家习书毛笔字、看看书和撰写回忆录，过着平淡安静的日子。
一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考虑到老人年纪大了，天气也较热，我起身告辞。向他敬礼并祝愿老人健康长寿！
1919年9月出生，1935年5月在西安十七路军杨虎城部宪兵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陕西监军镇参加武装暴动，组建了渭北红军游击支队，任党支部副书记，亲身参加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指导员、教导员、团参谋长、副团长，参加了晋冀地区游击战争、陕甘宁边区保卫战、解放大西北战役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驻民主德国大使馆二等秘书、驻日内瓦总领事、驻罗马尼亚大使馆武官、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供应部部长等职；1955年授予上校军衔，1983年10月离职休养。
忠诚党的外交和情报事业，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出色完成中央领导同志交办的机密任务，为我党、我军的外交和情报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出处 | 晋城党史网（2018-04-03）
本文作者 | 滕久昕
图片 | 作者提供及网络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外交官说事儿）：军中父子外交官（上）开国第一批武官——老红军夏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