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西進：貴州解放及剿匪
回顾接管桐梓水坝乡政权的斗争
王守信
1946年8月至1949年4月，我在江西上饶师范学校读书，1949年8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随第二野战军西进贵州。随后编入西进支队二大队五中队，于1949年11月27日来到桐梓县。组织上分配我到桐梓县五区（松坎），参加水坝乡（今为木瓜镇）的接管工作，乡长是孙西连，我是乡工作员。
桐梓县木瓜镇今貌
环境艰险 斗争复杂
水坝乡公所设在四面环山的窝凼里。当时只有西面通往已经解放的松坎的路，其余东、南、北三方都是未解放的地区，仍为国民党旧政权、匪特所盘踞，他们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我乡政府随时有被攻打袭击的危险。我党当时对旧政权人员的接管政策是：“接过来，包下来，逐步改造”。所以，对旧政权的乡、保、甲人员及其武装原封未动。接管人员只有三个同志：乡长孙西连、张魁星和我。他们二位是抗日老战士、冀鲁豫南下干部，有对敌斗争丰富经验，我是才从学校出来参加西进年仅17岁的学生兵。
17岁的西进青年干部王守信 1950年在桐梓木瓜镇留影
1950年春节后，孙西连乡长离职学习，张魁星接任乡长。我们又是人地两生的环境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基本群众无疑是不敢接近我们的。只要敢为我政府工作或提供情况的群众就会随时受到杀身之祸。一保评产委员胡绍山就是被土匪残酷杀害的。在我势单力薄的情况下要征粮支援前线，开展工作，只有利用旧乡、保、甲人员，我们下乡吃住都在他们家。乡、保人员同土匪都有勾结，一有机会就要置我们于死地。在这复杂环境下开辟工作，其艰险是可想而知的。
乡队叛变 我幸免于难
3月下旬，上级派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工作队3个班，30多人。初来同我们一起住在木瓜庙。没住几天，从军事作战有利着眼，而移住木瓜庙南面庙坡林山背后江家坝。我仍然在武工队来之前一样跟着乡队，夜半临时找住处，以防不测。白天在乡里或下保工作。张乡长原来在水坝跟随积极分子罗月明等4、5位同志过着游击生活、工作，武工队来了之后，就同武工队吃住在一起。
1950年4月5日傍晚，我情报人员王光怀告知：“今晚羊磴土匪要过来打乡公所”。我立即写信派通讯员杨大前送到江家坝张乡长手里，武工队随即作了战斗的部署。
信送走后，我问王光怀：“今晚我跟不跟乡队出去睡?”他说：“最好不去”。因此乡队副涂其民（叛变后为匪支队长，已处决）约我同他们一起出去，我说不去。他又问我句：“那你在哪里睡”，我说就在乡公所睡。待夜深人静时，我把通讯员叫醒，由他带我进沟山脚下，在通讯员祖父家猪圈顶上睡。
天大亮后，木瓜街上居民逃上来躲避，我才知道土匪已进了乡公所，乡队也随之叛变。我走后，炊事员杨义成在我床上睡，土匪摸到我床上，土匪摸到他，他问是谁，土匪听到不是我的声音，就溜走了。
乡队叛变的头一天，以涂其民为首一伙策划，在他们叛变之夜把我拉下河坝用刺刀捅死。幸好我机智的躲过乡队叛变之夜。
武工队在江家坝通宵达旦，准备着战斗，但未接上火，一枪未响，乡队就叛变为匪。
身陷虎口 亲人相救
乡队叛变后，武工队移住西山。这里背靠制高点——轿子顶，易守难攻，后面就是松坎，有退路。乡政府立不住脚了，只好用游击队战法打击敌人。因此全队轻装，5月5日，把轻装下来的行装交由炊事员李哇二同志送回松坎。
留在西山的两个班，一个班到木瓜庙：一方面向在乡政府工作人员交待工作，另一方面去杀伙食团喂的肥猪。到了乡公所刚把猪杀倒，大约上午10时左右，王光怀告诉我：“刚才茶店垭口枪响，土匪已把你们包围了”。李哇二同志送行装到茶店垭口就遇上了土匪。李哇二同志在这枪声中牺牲了，另一位炊事员迎着枪弹勇猛跑回队部。队部立即把两个班集中起来冲上桥子顶，占据制高点。
我立即把情况转告张乡长和武工队长。武工队火速集合回西山，我跟到后面走到场口，想到工作还未交待，我立即回乡公所同财经干事李孝诚交待好工作后速回，沿山追赶武工队。未能追上，看到武工队已在对面山岗上跑过，我一直追到木瓜庙，到水坝路途中一个碉堡下面小溪边，碰见藏在丛林中的罗月明（后任公社书记，已退休），我要继续向前追上武工队，罗告诉我：“武工队过去后，横穿过来的就是土匪，你不能上去了”。我拔腿向水坝街上跑去，罗又提醒我：“张华清匪司令部就坐在水坝街上。”这时听到后面木瓜庙有枪声。一路来的武工队12人，我数着只有10个从对面山岗翻过，我以来木瓜庙枪声是留下来武工队员的枪声，于是我折回木瓜庙找留下来的武工队同志。跑到邮政代办所陈祝荣家门口，陈妻高氏一把把我抓进屋说：“土匪刚才进场抢劫，你怎么还在这里呀!”她马上要我把解放军军装脱下，换上便衣，藏在她卧室里。她请来了王光怀，我要他设法把我送回松坎，他说四面都有土匪，出去不了。我考虑再三，陈家是旅社饭店，来往人多且不安全。因此，又把当时我政府统战人士、曾任伪乡长邱光华请来，我提出住在他家里去，他拒绝，但他说要千方百计救我。经他与余定忠商量，要我住在余定忠家里去。余定忠是惯匪，曾任伪保长，张华清匪部情报员。尽管他在我面前赌咒发誓，我坚持不去。陈妻高氏见我如此固执，她心焦急了。我见情景，且余定忠已知我藏在陈家，陈家不但救不了我，而且陈家夫妇为我也要受害。所以我横下心，根据邱光华的安排，晚上搬到余定忠家住下。余在我面前肆无忌惮造谣说：张乡长被打死了，松坎区政府被打了等等。到第二天上午九时左右，街上无比高兴的小孩喊起来：“解放军来了。”我翻身出来，抱住武工队的同志热泪盈眶。
武工队终于从虎口中夺回了我的生命。余定忠也在我面前彻底暴露了他的反面目，不几天余被捕归案处决。这是人民政府在北四区处决的第一个反革命分子。
在木瓜庙返回的武工队一个班冲上轿子顶与留下西山的两个班汇合了。他们只是吃了早餐，被土匪围困在轿子顶坚持战斗一天一夜，到第二天上午援兵赶到打退了土匪，才得水喝饭吃。
武工队同志在战斗中，时刻惦挂着我。把土匪打退后，武工队长立即到木瓜找我。有的领导要全力追剿溃匪，说：“找到小王也是死的”。武工队长斩打截铁地说：“就是死了也要先找到小王”。最后由武工队长带着一个班来找我，张乡长和另一个武工队长则带着两个班同援兵一起追剿溃匪。
在土匪被我军击溃之时，余定忠急不可待，勾结几十名土匪来杀害我，他们走到离我住地三华里南面的沙台，武工队已从北面追剩土匪过河进了木瓜街上接到了我。余定忠的谋算未能得逞。
两次暗算 幸运躲过
第一次是在水坝召开一、二保群众大会。开完会后有人问我：“会后走哪里去?”由于缺乏斗争经验，我如实告诉他，会后要回松坎。曾任过伪乡长的令狐世农就派出两名持枪土匪在我回松坎的必经之道——茶店垭口等我，从傍晚开始等起，没有等到我才走了。这次之所以避开了敌人的谋害，是会后到住在西山的乡户籍干事姚廷铭家吃下午饭，饭后，走出门几十步，抬头望天色，已近傍晚了，到不了松坎天要黑。心想土匪多，不安全，因此，返回姚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早起才回松坎，这样避开这次谋害。
第二次是同姚干事到九保即观音堂催收公粮，在保长家吃了饭就走了。乡队副涂其民得知我要去观音堂，就指派乡队班长王良堂到观音堂勾结土匪企图杀害我。这次因为我去得快，回来得快，他们来不及，谋害未成。
深入虎穴 招降土匪
乡队副涂其民带乡保武装叛变为匪后，形势发展越来越有利于我。一三九团奉命4月中旬驻桐剿匪，接连胜利。匪内部因此也在分化，很多被胁迫为匪的人纷纷拖枪投诚。涂所带的百十多人、枪，后来只剩下20几条枪，越来越孤立，想投降又有疑虑。
1950年7月上旬的一天，涂带信要我去同他谈，想摸摸我政府政策的底。乡领导决定派我去，军大学员洪华雄同志同我一路去。我身无寸铁，洪身带一枚手榴弹。当我俩到了土匪盘踞的酒店坎在约定的地点坐下来，不一会，匪支队长涂其民带着全部持枪匪徒来到我们面前。我俩向他们宣讲形势，交待政策，要他弃暗投明，最后我说如若不信，你可以带着你的枪支人马到乡公所，同乡长、指导员直接谈，谈成了你就投降，你认为谈不好。你可以把你的枪支人马带回为匪，但这是死路一条。当时涂其民未置可否。第二天涂带着全部枪支人马到乡公所交枪投降。
接管水坝乡政权的斗争已经过去即将半个世纪了，每当我忆及这段不平凡的斗争历程，往事历历在目，心潮难以平静，我深切怀念在剿匪斗争中为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烈士们，永远忘不了水坝乡人民在我危难之时的救命之恩，以及后来为巩固人民政权所做的无私奉献。在此我深表万分感谢。
我所遇到的艰险也是当时所有基层干部所经历的。有的不幸光荣牺牲了，我有幸活下来。当然同很多千难万险度过来的身经百战的老同志比较，简直不在话下，但对我个人的成长，提高对革命的认识大有好处。
（注：原文作者王守信系赣东北西进干部，本次发布时对原文作部分增删修改。）
王守信同志简历
王守信 1934年11月生，江西玉山人；1949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8月至1949年1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西进贵州，12月任桐梓县五区水坝乡工作员。
1950年8月至1952年12月任桐梓县羊磴青干团工委副书记；
1952年12月至1955年10月历任桐梓县羊磴区委秘书、区委委员、副区长；
1955年11月至1957年12月任中共桐梓县委秘书、县委委员；
1958年1月至1960年7月历任桐梓县花秋区委书记、高桥区党委书记、县农场党委书记、畜牧队副队长；
1962年8月至1963年12月任桐梓县半山煤厂党支部书记；
1963年12月至1973年12月任桐梓县农业银行行长；
1973年12月至1981年6月任桐梓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
1981年6月至1982年3月任桐梓县财办副主任兼桐梓工商局局长；
1982年3月起任桐梓县工商局局长，1992年离休。
木瓜镇水银河景区风光
GAOJIAN 根据《桐梓解放》《西进支队入黔干部名录》文章资料编辑整理。
2025.02.16.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回顾接管桐梓水坝乡政权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