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底，为了全面提高军事、政治素质，抗大六分校招生，新一旅应招一百多人，张镰斧是其中一个，被送到抗大六分校学习。
张镰斧口述：“100多人组成一个连，我任指导员带队到山西武乡县抗大六分校报到。
“六分校有四个营，一营是军事营，训练军事干部；三营是政治营，训练政治干部。张被编在三营十一连学习，任十一连支部书记。营政委张照全，总支书记陈浪，十一连连长杜天泰，指导员先是沈秉镇，后是崇耘庭，政治教员新丰，军事教员钟飞，文化教员寒风。
“我任连支部书记，住在连部，不在班里。这样，我是一边学习一边工作。那时我们学习政治、军事、文化三门功课。我们在政治课上学习政治经济学、哲学，还学了政策。如当时三地区专员刘亚雄，给我们上过政策课，讲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如何发动群众等。
“当时学习条件很艰苦，没有粮食吃，都是到襄垣县、昔阳县、祁县等敌占区背回粮食。两三个月就得背一次，连背粮的口袋都没有，就用裤子扎起裤脚装粮食，一般往返一次都在百多里以上。烧的煤也是从几十里外挑回来。记得有一次我挑煤多了，到了半路上怎么也走不动了，坐在地上伤心的哭了，就我一个人，后来还是慢慢的挑了回来。
“在一年左右的学习时间里就参加了两次反扫荡。在41年秋季反扫荡的时候，我们连在昔阳县地区与敌人遭遇，队伍被打散了，连长被俘。我当时因为是支部书记，负责收容，好几个同学走不动，拖在后面没赶上遭遇敌人。晚上找到部队后才知道这回事，我们这一学期全是在反扫荡和背粮的间隙中进行学习的。
“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学习的积极性都很高。在连队生活中组织纪律性很强，自己又是支部书记，在六分校我得到了全面锻炼和提高。刚好赶上1941年一二九师太行区召开体育运动大会，六分校进行初筛选拔选手，我参加了摔跤比赛得了六分校第一名，再到一二九师运动大会上得了第二名。
“直到1942年初，我由六分校毕业，回到旅政治部组织科当组织干事。其前，先去通讯队当了几个月的指导员。
“回旅里后，新一旅和陈锡联的五旅开展支部建设比赛，组织科长陈行庚（老红军）要我写比赛报告，我深入到连队做了很多调查，写出了比赛的报告，受到了科长陈行庚、主任何柱成的口头表扬，他们认为我写得具体生动，反映了实际情况。比赛结果是新一旅胜。
“1942年2、3月，从学校出来没有几个月，5月就赶上太行区反扫荡，是最大最残酷的一次，那次我受到了嘉奖。当时还年轻，20岁。”
八路军一百零五个团约40万兵力参加的进攻性百团大战战役，取得了扭转全国抗战局面的胜利，敌后游击战开始承担了全国性主战场的作用。对此，日寇惊呼并发动了针对性的疯狂报复，不停的对各个敌后根据地进行野蛮性侵扰扫荡。即便在这种极为严酷恶劣的情势下，一二九师还是开办了抗日军政大学，抓紧时间培养军政等干部人才。
1940年11月底，敌后抗战环境已极为艰难，张镰斧奉调到武乡县东沟村和蟠龙镇，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分校的筹建和学习，成为六分校第一期（抗大第八期）培训干部。
1941年1月，日寇对太行山进行春季扫荡，六分校转移到黎城核心根据地的东、西黄须村一带。春季反扫荡战斗结束后，于2月15日，由黎城又转到武乡县蟠龙镇及附近地区。这时，刘、邓首长指示，抗大六分校就以该地做基本校址，接收各部队送去的学员。
此后，张镰斧在六分校生活，学习，劳动，战斗了一年多时间。
中国共产党从红军时期就非常重视共产党员的素质培养和学习教育工作，把许多优秀的红军指挥员从战场上抽调出来进红军大学学习，新一旅组织科长陈行庚就是红大毕业的。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其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当时也称“红大”）。抗大六分校由抗大第四团和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合并成立。初建时，六分校的主要任务是训练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军区的初中级干部，归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直接指挥领导。
1941年3月18日，在武乡县义安村召开大会，庆祝抗大第六分校成立——抗大第八期的开学典礼。一二九师师长兼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亲临大会，作了在敌后如何培训干部的具体指示。在六分校被培训的干部就是六分校的学员，第一期各部队调来的学员2700多人，编成四个大队（营）。第一营是连级军事干部，第二营是排级干部，第三营是连、营政治干部，第四营是特科大队，训练炮兵、工程兵和供给管理干部。每个营有五个连，另有干训队、青年队、地方干部队等。第三营的学员有很多老红军，占百分之八十，这些学员战斗经验丰富，参加革命出生入死时间较长。
针对部分工农学员文化程度偏低，教学计划中专门安排了10%时间的文化课。培养军事干部的营，军事、政治课的比例为六比三；培养政治干部的营，军事、政治课的比例则为三比六。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干部都要加强文化学习，提高文化水平。
张镰斧被分配到政治干部营——三营，任十一连党支部书记兼学员。
军事课程安排上，学校技战术并举，强调学好技术才能有效运用战术，用好战术才会充分发挥技术的作用。刘忠校长专门在教材中增添了许多红军、八路军的实战战例，学员可以较快的从感性上升到理性认识。一二九师首长还特别选派了炮兵射击专家赵章成、刺杀尖子高孚等出任军事教员。
政治课程集中于思想理论基础的提高。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党的方针，如何作政治工作等内容串联起来，让学员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共产党、政治工作对中国革命发展与胜利的指导、领导和保证作用，从而进一步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决心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在学习实践中，普遍注重能者为师，互帮互教互学。老红军干部用亲身经历教其他学员战斗知识和单兵动作，青年知识学员也向工农和红军学员介绍有关学习的历史背景，说明如何把握理论原则的内涵及其中的逻辑关系，畅谈对美好革命前途的希望与理想。这一切都深深感染了工农和红军干部学员，使他们看到了青年知识学员富有朝气的面貌。
对于张镰斧来说，这段学习与生活经历，为他日后在部队放手培养使用知识青年，18年后参与中国航天科学事业与知识分子搞好团结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1年1月，日寇对太行山进行春季扫荡；接着，继抗大总校从黎城转移之后，张镰斧随抗大第六分校先后转移至抗大总校校址黎城县东、西黄须、霞庄和涉县一带，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直到1942年一年有余，奉命再返回部队，他学习时的足迹遍及黎城霞庄、东、西黄须周边等十多个村庄以及山西晋中、晋东南、河北、河南多个县域。
张镰斧在六分校时，正遇上1938年6月9日，蒋介石政府消极阻止日军西进，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扒开了郑州北郊黄河南岸的花园口渡口，造成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导致1942年前后惨绝人寰的河南、晋东南一带大饥荒的严重恶果，逃荒逃难的人们漫山遍野。在敌后根据地连续几年天灾人祸的最困难时期，六分校的生活和学习条件都非常艰苦。他们没有任何一所小小学校都应具备的任何条件，只能因陋就简，坚持学习，又当学员又当战士，随时战斗，随时转移……
在黎城，张镰斧和其他学员们分散住在原抗大总校校址中心村霞庄以及附近的几个村庄，如西黄须村。上课时自行带着小板凳和背包，还要带上干粮袋子、枪、手榴弹等，就这样男女学员都要负重几十斤，集中到指定位置上课。听小课时，把背包当课桌，伏包作笔记。上大课时，学员会来二三百人甚至还多。大课是很郑重的，一般都是威望很高的著名首长来讲课，都会讲两三个小时。学员从战争年代这些难得的课堂上，学到了终生都受益的红色传统、基因、精神、文化和知识。
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六分校就从军事生活入手，培养学员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每天从起床到熄灯，出操、上课、讨论、演习、晚点名，以及内务卫生，生活既紧张又有节奏，一丝不苟。
在残酷凶险的战争年代，六分校的日常生活和各项工作丰富多彩。师生们都以老红军的长征精神激励着自己。
一方面在学习上，全体学员们自制沙盘练习写字，背包上挂识字板边行军边识字边学知识；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在生活和上大课时，都会有战争空隙很热闹的时候。西黄须村曾给黎城本土作家赵晚芹留下了许多张镰斧打篮球、唱戏演节目的故事。上大课时，还会有多个连队、分队互相拉歌，学员当中也不乏吹拉弹唱样样都会的。吕岱、李爱峰等多位老战友，常与张镰斧一起说起抗战时期他们组织业余宣传队，又拉又唱好不热闹，抗日战争和革命理想使他们成为命运共济的终生战友！
也常有一些六分校的战友们，在一起畅说当年学习时的情景细节。他们曾绘声绘色地说到：一次，张镰斧带队护送高级首长和一批学员过铁路封锁线，机智巧妙的不打一枪就从鬼子跑楼旁边过去了，那些当时还从没有打过仗的年轻女学员都觉得很神奇。有的女学员，当然也是张镰斧多年的老战友，后来也与张镰斧的老首长或者老战友成为终生伴侣。
六分校为了解决粮食和烧煤困难，学员们曾多次通过鬼子的封锁线缝隙到敌占区或游击区背粮和背煤，有时翻山越岭来回要走数百里山路（远到阳泉、寿阳一带）。出发时，每人身上除背包、武器外，还要带上几天的干粮。到了目的地，有麻袋背麻袋，没有麻袋就用裤子当粮袋。每一次，张镰斧都要背上百公斤。背粮途中，有时学员会因与敌人遭遇，为了掩护队伍保卫粮食而英勇献身，还有学员会因带病坚持背粮而不幸累倒牺牲。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革命者是天生的英雄，都是在熔炉中淬炼出来的。张镰斧和学员们也都是这样的，不停的淬炼不停的成钢。
1941年，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为了作长期抗战准备，把一二九师锻炼成“钢铁的身体、钢铁的意志”，刘伯承、邓小平决定举行一二九师全军运动大会。
1941年6月1日，为抗大成立五周年，推动战时学习热潮，同时也为准备参加一二九师将要召开的“九·一八”运动大会，六分校全校召开运动会，在会上进行了军事、政治、文化、体育等各项比赛。六分校的这次运动会开了三天。
为选拔代表队出席一二九师“九·一八”运动大会，于9月5、6、7日三天，全校又开了复选的运动会。当时全校的中心工作全都集中到了运动会上。
一二九师全军运动大会在河南（现河北）涉县的赤岸、王堡村外清漳河的河滩上举办。葱绿的青山下流淌着清澈的河水，河滩上的运动场是用石磙碾实的垫土地。场地中心是司令台，下面有大检阅台，篮球场、木杠、木马、平台、障碍物和跑马场等都在司令台的正前方。
9月18日，运动会开幕，冀南、太岳、太行各部队、民兵代表队整队入场，大会总指挥李达参谋长驰马向彭德怀副总司令报告完毕后，彭副总司令策马先行，左权副总参谋长、罗瑞卿主任、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滕代远副校长、杨秀峰、戎伍胜正副主席、申伯纯、邢肇棠正副议长、蔡树藩主任等骑马检阅部队。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都分别讲了话。
运动会比赛项目有：跳高（太行五分区田菽敏为第一名，1.47公尺）、铅球（决死三纵队的戴震为第一名，12.16公尺）、男子百米跑（决死一纵队的吴玉来为第一名，成绩11秒）、拔河（抗大六分校为第一名）、摔跤（三八六旅的曹境全为第一名）、单械（抗大六分校李建生第一名）、平台（三八六旅的宋郁文为第一名）、木马（抗大六分校的常福荣为第一名）等，此外还有军事比赛和战斗演习。运动会历时9天，27日结束。
在闭幕式上，刘伯承师长肯定了运动会的意义和成绩，布置了反扫荡作战任务。
《新华日报》（华北版）专门为一二九师运动会发表社论，指出：“一二九师运动会具有不同性质和意义，它不仅为了运动，更不是为运动而运动，而是在建军的重大课题下，作为建军的一个节目来进行，它和别的运动会是不大一样的，具有重要的政治纪念意义。”
由于学校成员都是部队选调来的尖子，素质都比较高，条件比部队好，并且是经过了初选与复选出来的代表队，加上刻苦训练，各项准备工作比较充分，军事、政治、行政各方面也配合得好，所以在师的“九·一八”运动会上，各项竞赛项目成绩都优良，六分校取得了全师十多个单位参加比赛的多个第一名。
张镰斧在六分校和一二九师全师运动会上，分别夺取了六分校摔跤第一名，一二九师摔跤第二名的好成绩。
摔跤是力量、智慧和竞技相结合的体育项目，在古时候就被希腊人称为“最完善、最全面、最协调的一项运动，它是全部体育运动的结晶。”古希腊有许多著名的哲学家、诗人和军事将领都是摔跤手，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就是当时的摔跤名将。从一二九师运动会摔跤第二名的优秀成绩，再回望张镰斧参加町店和香城固等阵前战斗的具体表现，就不会为他小小年纪就已发挥的神秘杀敌爆发力和智慧而感到不解了。
结束之后，为解决粮食困难，全校人员进到和顺县地区，来回一个月大背粮。还参加了太行二分区、和顺、榆社等多地粉碎敌人扫荡的战斗。反扫荡战斗结束后，全校人员由和顺地区背了粮食又回到分校原来的驻地。
1941年11月，六分校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是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的。这一段时间，日本鬼子的太行冬季扫荡非常残忍，来势凶猛，用“铁壁合围”的战法，几路齐头并进。危急时刻，敌进我进，六分校以连为单位主动分散活动，用麻雀战等战术形式粉碎敌人的扫荡。这次分散战斗活动，使学员和张镰斧都大有进步，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他们紧紧依靠敌后的群众，做好群众工作，同群众打成一片与敌人战斗，做出了成效。
基层连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红色军队基层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军各项建设的核心和根本。能够担任六分校的连队支部书记，直到1942年2月毕业，张镰斧从一路走过来的营、团、旅部政工机关再回到连级岗位，从连一级政治工作重新定位、学起、干起，补上了他军事生涯中最重要的执行能力基础结构“课程”，学到了部队基层连队生活、组织、纪律等多方面的直接管理经验，对基层指挥、支部建在连上等红色基因有了扎实的基本功。连队的学习、战斗实践，使张镰斧得到了系统的锻炼和考验，指挥作战、思想政治管理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为日后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六分校的学员们，在敌后根据地办学的实践中，取得许多反“扫荡”、反磨擦战斗的胜利，把优良的抗大革命精神和传统作风传播到全国各地。
有的党史工作者认为：1945年10月以后，根据形势需要，抗大六分校并入晋冀鲁豫军政大学。此后，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和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合并为华北军区军政大学，后与华东军政大学一部分于1951年1月组建南京军事学院，再后于1985年12月重建为国防大学。从这个发展线条看，抗大六分校也是今天国防大学的渊源之一。
另据资料表明，抗大六分校同时也是今天的解放军空军工程大学、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工业大学、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理工大学、解放军理工大学、工程兵工程学院等知名院校的前身之一。
如果属实，或许可以说，张镰斧也是这些现代学校同学们的前辈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