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县的解放、接管及剿匪斗争概论（六）

南下西進：貴州解放及剿匪

黄平县的解放、接管及剿匪斗争概论（六）

三、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清匪反霸斗争

（三）

    土匪暴乱平息后，以五大任务为中心结合肃清残匪的斗争便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在全县展开。这时的阶级斗争则从公开的武装形式转入秘密的形式，敌特的活动更多地转入地下进行。有的造谣破坏、暗杀、纵火、放毒，有的拉拢腐蚀农干和积极分子。在农会中打入他们的人或者寻找其代理人以篡夺领导权，组织假农会。妄图组织反革命地下武装伺机东山再起。而我们革命队伍中的个别同志由于武装清剿匪特的胜利，在土匪暴乱平息之后，对敌情的严重性和斗争的复杂性则有些认识不足，个别党政干部则一度产生一种轻敌麻痹情绪，松一口气的思想在某些同志的头脑中滋长着。因而，对严厉镇压的必要性和充分发挥专政工具的革命作用有所忽视。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不象剿匪那样劲头大。群众对此很有意见，批评说：“共产党样样都好，就是对坏人太讲宽大不好”，还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人民政府讲宽大。”强烈要求人民政府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呼声响遍城镇农村。

    正在此时，党中央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提出了坚决镇压反革命的任务。县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按省、地委的部署，领导全县各族人民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县委和各级党政干部深入城乡，广泛发动群众，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的滔天罪行。政法、公安部门的同志，振作精神，积极行动，迅速逮捕了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危害性特别大、群众非常痛恨的一批反革命分子。严厉惩治了一批还在继续作恶，欺压群众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犯有严重罪行的首恶分子。

    从11月到12月，分别在各区、乡、镇召开万人公审大会，依法镇压了张逸山、杜光武、邢继武、肖时良、邓玉兹、梅西侯等一批人民痛恨的、恶贯满盈、罪恶滔天的反革命分子。这些人，在解放前就欠有人民的累累血债。解放后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穷凶极恶的敌特分子。人民政府依法严惩这伙反革命分子，深得民心。

    参加公审大会的各族人民非常激奋，受害群众在大会上挥泪控诉反革命分子的滔天罪行，革命的口号震彻山川原野。各阶层群众普遍反映说：“杀得对，杀得好!”有的群众说：“这些人不杀，还杀什么人啊!人民政府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有的群众激奋地说：“人民政府今天为我们穷人申冤雪恨，我们要清算这些人欠我们穷人的一笔笔血债。”有部分群众还情不自禁地高呼：“人民政府万岁!”人民政府的威望更进一步得到提高，人民政权更加巩固。各族人民群众以高度的政治热情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积极分子和革命群众检举揭发，站岗放哨，追捕逃犯，管制阶级敌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一个个反革命分子被清理出来，捉拿归案。如石牛积极分子傅有能、田景江二人冒着生命的危险，用计将大土匪头子肖时良（皮老满）抓捕送交人民政府。红梅乡积极分子向富珍（女）、冯秀珍（女）连续四天四夜，奔走几百里在瓮安境内将大恶霸士匪头子王炳坤捉拿归案。罗朗乡农会主席罗树光同志追捕匪首李泽富，李匪持枪拒捕企图顽抗、被罗击毙。……。

    1952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后，又依照法律的规定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为群众所痛恨的反革命分子。其余的反革命分子则根据所犯罪行分别判处徒刑，有的交给群众管制。至此，镇反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四）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又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决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随心所欲。要坚决执行中央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严格按照中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办事。根据“稳准狠”的要求，在“准”字上下功夫。县委在领导镇反运动过程中，反复学习，认真贯彻、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特别是中共中央10月10日《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中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发到县后，县委一班人立即组织学习，组织政法公安部门的干部和各区负责人传达学习。召开了全县第三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上传达学习了中央的《指示》，特别强调要认真地全面地贯彻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要求政法公安部门一定要做到“稳准狠”。

    县委指派苏保林同志在县城举办土匪骨干训练班，受训土匪骨干203人。通过启发教育，其中有33人走了坦白从宽的道路。人民政府每次召开公审宣判大会都注意体现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体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那些虽有罪恶，但民愤不很大，在坦白交待自己所犯罪行的同时，又积极揭发别的罪犯，对这种人给予从宽处理。如有一名惯匪刘××，他为匪多年，解放后又参与土匪暴乱。土匪攻打旧州时他也参加了，罪行确实不轻。但此人系一般性土匪，没有血债。自首后，不但能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而且揭发大恶霸匪首韩佩隆等杀害我积极分子的罪行。政府将此人交给群众讨论，群众要求给他从宽处理，所以当场宣布从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五年，深得广大群众的赞颂。普遍反映说，共产党政策真好，一不枉杀，二不错杀，坏人跑不脱，好人不受累。对那些冥顽不化的匪特分子和恶霸，决不手软。如新州大恶霸地主张世清被依法处决后，他的二个老婆寻机报复。正置反霸开始，她们极其凶狠地用毒药毒死了女帮工，而且还企图焚烧全部财产。归案后一律严惩。案发的第3天就公审处决了两个凶残的“母老虎”。

    为了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深入人心，使广大群众都能掌握运用，12月12日到15日召开全县农民代表会议，到会代表300余人。这次会议除认真学习中央的《指示》，坚决执行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和有关政策外，着重传达学习了省、地委关于在镇反过程中同时开展反霸斗争的指示。研究了黄平全县封建恶霸的分布情况和具体事项。这次会议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在群众普遍发动起来后，特别要注意掌握好党的政策，防止违法乱纪现象出现。这次会议后，群众性的镇压反革命和反霸斗争进入高潮。

    正当镇反和反霸进入高潮的时候，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指示，着重指出两点：一是要坚持严肃与谨慎的方针，要注意“稳准狠”；二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要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广泛进行宣传教育，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县委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及时召开了第四次各族各界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有政法公安部门的干部和各区乡负责人，还有农民积极分子共500余人。会议中重新学习了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政法公安部门和各级党政领导，强调了要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坚决反对逼供信，禁止任何形式的肉刑。对反革命分子视其认罪态度，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其家庭子女，要与群众一般对待，要同群众一样享有各种权利。

    会后，各区乡镇党政干部，深入街道和农村村寨，主要抓两项工作：一是依靠积极分子，广泛发动各族人民群众，从政治上揭发控诉封建恶霸与国民党官僚地主残酷压迫各族劳动人民的罪行 同时在经济上清算他们的剥削罪恶。根据群众的揭发控诉，将材料交政法部门，依法惩处。对恶霸的财产除留给其必须的生活外，全部没收，按政策分给贫苦农民。三是十分认真而又仔细地做好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地主家属子女的工作，要求他们与反动阶级划清界限，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和反动分子作斗争。只要愿意站到人民一边的，都表示欢迎。如旧州区有个官僚恶霸地主，解放前残害农民，作恶甚多，解放后勾结土匪，密谋里应外合推翻区人民政府。镇反中依法处决后，他的儿子当时是旧州中学的高中学生，就向人民政府表示，坚决站在人民群众一边，与反动父亲划清界限，做人民的好儿子，忠心为人民服务。实践检验了他的诺言，几十年来他兢兢业业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是党信得过的革命知识分子，这种例子是相当多的。

    严肃认真地依法办事，不株连其家属子女，是镇反后期县委特别强调的两点。县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将做好家属子女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求党政干部和农村积极分子要耐心教育积极帮助，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为建设新中国作出贡献。所以，黄平绝大部分敌特恶霸罪犯的家属及其子女，都得到人民政府的关怀。他们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现今有些人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辛勤劳作。

（五）

    1951年6月，地委召开了各县的县委书记和公安局长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回县后召开了县委会和有各区的区委书记参加的政法公安工作会议。会后立即开展清案（清理积案）工作。县成立了清案委员会，政法公安部门在清案委员会领导下，组织专门力量，清理积案。时至同年9月底止，积案清理结束。至此，历时一年多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它辉煌的业绩载入史册。

    1951年9月底，县委召开了3天的县委扩大会议，到会人员140多人。会议内容：一是总结五大任务；二是研究土地改革中所遇到的一些新问题；三是研究党的组织建设问题。随后又召开了全县乡镇以上干部会议，重点总结五大任务和土改经验。县委崔芳亭书记在总结报告中指出，黄平县在上级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充分发动全县各族人民群众，全县党政军民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顺利完成了五大任务。

    黄平的镇反工作和反封建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一）全县共清出土匪2792人，其中土匪骨干396人（396人中有匪首360人）；一般土匪（400余名小匪首只列为一般土匪统计）2396人；2792名土匪向人民政府办理悔过自新手续的1527人，向人民政府投诚认罪的662人，释放了457人，追剿中击毙131人；还未抓捕的在逃匪首7人，有8名土匪未办理自新手续。360名匪首中有203人强迫到县集训队受训交待罪行，有6名匪首立功获释。缴获步枪1306支，土枪253支，六○炮9门，轻机枪26挺，重机枪3挺，手枪26支，卡宾枪10支，冲锋枪4支，子弹53600余发，手榴弹910余枚，战马8匹，电线360公斤，电话机8部，缴获其他物资折合当时的人民币17800余万元（合现人民币17800元）。

    （二）反霸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全县恶霸394人，占全县地主富农3294人的百分之11.8。没收财产的242户，田276400余挑（55280余亩），房屋360余幢（3600余间），耕牛、家具、金银珠宝等物资折合人民币90余亿元（合现在人民币90余万元）。

    （三）减租、退押也取得重大成果。全县减租：稻谷2670余万斤；退押：稻谷989万余斤，退帮工粮1385万余斤，赔偿1123万余斤；处罚630余万斤；共计6800余万斤。还有人民币200余万元。例如旧州石牛三村，5户贫农，就减租231挑田，减谷26100斤，退押20石稻谷（每石300斤计，就是6000斤）。

    镇压反革命和清匪反霸斗争是一场深刻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通过这场革命运动，封建势力和反革命势力在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受到沉重的打击。全县各族人民在这场伟大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和考验。这场以镇反为中心，以完成五大任务为目标的革命运动，是史无前例的空前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在运动过程中出现的某种偏差乃至失误是微不足道的，它的不可磨灭的光辉业绩永载史册，传颂万代。

四、组织农协会

    在农村，反封建斗争的基本力量是农民。因而，组织农协会，是反封建斗争一项十分重要的组织工作。农会本身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党在农村中依靠的阶级组织。以反封建斗争为主要内容的五大任务，如果没有占农村人口百分之70以上的贫雇农参加，是根本无法完成的。所以，县委把组织农会列入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1949年11月底，县委指派郭景德、谷德福、王其佑等同志，组成县委工作组，配合四屏区委，在五里桥访贫问苦，发动贫雇农组织农会。工作组的同志与四屏区委一起，深入贫苦农民家中，谈心交朋友，宣传党的主张和各项方针政策，启发各族贫雇农民的阶级觉悟，动员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搞革命，闹翻身。    经几个月的艰苦发动和细致的准备工作，1950年2月全县第一个农民协会——五里桥农民协会诞生了! 农会主席是苗族贫雇农积极分子杨老垢。

    随后县委又从县委机关抽调谷德福、张曰岚、李华魁、徐玉英、段吉芳等9位同志组成工作组，谷德福同志任副组长，到四屏镇（新州镇）西门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通过一个多月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到3月底成立了全县第二个秘密的农协会组织。主要成员是：潘兴荣、潘学清、潘华民（农协会主席）、潘文英、雷定国、杨通国等共13户会员。农协会的任务是：协助人民政府在农民群众中宣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共产党的性质和主张，监视恶霸地主和匪特的活动，开展反霸斗争和减租退押运动。1950年春召开了第一次农协会员为骨干的斗争大会，斗争地主潘××，效果很好。

    随后县委工作组的同志又在崇仁的老王屯组织农民协会。老王屯农协会于1950年夏正式成立，接着开展诉苦和反霸斗争。首先斗争了大恶霸地主张定斌，斗争会这天，县委书记张玉环同志和区委书记郭云州同志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农协会骨干老长工潘老满同志在会上声泪俱下地说：“有一年冬天，快过年的时候，张定斌在‘茅司’（厕所）将金戒指掉进粪坑内，硬逼我下去捞上来。我下去捞了一个下午（好几小时）才捞着，我全身冷得僵硬，动不得。几个人拉我上来，只有一点气了，我养了二个多月才慢慢好起来”。潘还揭露大恶霸地主张世之强奸苗族小姑娘的滔天罪行。全县的反霸诉苦运动数老王屯最早。

    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4月，全县有1073户贫雇农户进入农会，有会员64383人。其中男会员43466人，女会员20917人。在农协会大发展的同时，民兵组织也发展起来了。全县有民兵1755人，有枪1647支。农民协会的发展壮大，为解决封建土地所有制——进行土地改革作了充分准备。

    早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曾经说过，农村中的贫雇农是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他们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解放初所进行的五大任务运动，是夺取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的关键一仗。黄平县委在这一战役中，始终抓住依靠、发动、组织贫雇农协会这一条不放松，以此推动整个运动深入持久开展下去。

    黄平的历史证明，农村中的贫雇农是运动的中坚力量和突击队。他们热爱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爱护党的干部似亲人一般；他们对恶霸地主和匪特有深仇大恨，对敌人斗争非常英勇坚决。在整个运动过程中，贫雇农所创造的英雄业绩是不胜枚举的，其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是很多的。如旧州红梅乡贫雇农杨光宗同志，他与土匪斗争非常英勇，当他被土匪抓着要杀的时候，他大义凛然。并很深情地说：“共产党处处都好，共产党是我们穷人的恩人”。他还对凶残的匪特说：“你们要杀就杀吧，我就是说共产党好”。杨光宗同志，我们贫雇农的优秀代表，被匪特石树良等惨杀于田边。红梅乡还有二位贫农女会员叫向福珍、冯秀珍，他们在农会里受到教育，阶级觉悟提高很快。特别是通过诉苦运动，对地主恶霸的阶级仇恨变为实际行动，当知道大恶霸匪首王炳坤已潜到瓮安境内的消息时，怀着满腔的怒火，她二人徒手空拳，忍饥挨饿经四天四夜的奔波，终于在瓮安将罪大恶极的王炳坤抓回交给人民政府。旧州辅仁乡贫农会员向国清、石文才在诉苦运动中，揭发控诉了恶霸地主（匪首）宋开封害死几条人命的滔天罪行。此时宋匪在逃未归案，向、石二人不顾个人安危，日夜查访追捕，终于将宋开封抓到，交人民政府处理。再如，重安区重兴一村农协会员杨老福、吴治林在清匪反霸运动中，非常机警地将黄飘乡逃窜来的土匪大队长吴传舟抓住，及时送交人民政府。还有新州罗朗乡贫农协会主席罗树光同志，在围捕匪首李泽富的战斗中，表现得非常英勇，与匪拼搏中将李泽富击毙。

    清匪反霸斗争中，全县有几十名农协会员当了模范，有十几位同志英勇牺牲；有的被追认为光荣的革命烈士。这里值得着重提出的是：贫雇农中的少数民族同志表现更为突出。比如红梅的杨荣中同志，就是全县人民永远尊敬和怀念的一位苗族同志。还有四屏（新州）区四屏镇五里桥的潘阿响同志。阿响是贫农会员，是一位机智勇敢的苗族青年。在清剿土匪斗争中，给解放军和区人民政府送信、带路，做了许多工作。1950年5月2日，奉命送信到施秉一五团二营，完成任务返回途中，不幸被土匪抓住，光荣牺牲。潘阿响也是我们永远轸念的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