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兵团在川西起义前后
1947年7月，孙震在顾祝同的敦促下，接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
1948年1月，孙元良到郑州就任整四十七軍軍长，直辖整四十一师及整四十七师两师，陈鼎勛则調任新乡十二绥区司令，由一二五旅长汪匣鋒接任四十七师师长，至此逐达成孙震控制部队的目的。
孙元良由重庆卫戍司令调郑州任整四十七军軍长后，自以为是蒋介石的学生，孙震是他的叔父，背景很大，于是旧病复发(孙任八十八师师长时，曾因贪污軍饷为部下控告被撤职，关禁在汉口，后经孙震与何应钦两人各代出三千元才保释出来)，变本加厉，公开贪污腐化，专用一个姓雷的副官处长为他搞錢和找女人(据熟悉孙元良的人说，孙在日本留学时他的逻辑是英雄爱美人，美人爱錢，所以他要搞錢)。
孙元良到郑州成立整四十七軍部时，编制上应該新成立的直属部队都占用四十一、四十七两师官兵名額，如把整四十一师輜重营整个調作軍部特务营等，借此吃缺肥私；又以办干部訓练班为名，向上冒領经費，实际一切开支完全由两个师負担。
另外他还利用修筑郑州城防工事的材料，在郑州建一座大公館，强迫卖給郑州一家商号，得黄金几十条。
1948年8月何应钦回国担任陆軍总司令，恢复原有軍师番号扩大軍队編制。
此时整四十七军遂改称十六兵团，孙元良仍为司令。
9月初，十六兵团东调徐州，临行前郑州绥靖公署发給四十一、四十七两軍废法币各五百亿元，规定用在解放区内购买軍粮。
孙元良又在这笔款内向两个軍各提一百亿元，换作黄金揣上腰包。
1948年11月至12月初，十六兵团东調徐州参加淮海战役，国民党当局奖励十六兵团官兵共計大洋十万元，亦全被孙元良吃掉。
1948年12月6日，十六兵团在淮海战役中被歼灭后，于1949年1月又在南京、汉口两地收容失散官兵，开回四川万县和酆都重新恢复十六兵团部队，仍归川鄂绥靖公署主任孙震指揮。
孙元良在淮海战役中逃回后继任十六兵团司令，四十一軍軍长，同时以其旧部楊熙宇任四十七軍軍长，进一步控制两軍人事经理，以提前多报归队官兵人数方式，冒領粮饷，窃取不少黄金；同时又叫軍需王某将其成渝两地私置房产尽数廉价出卖，将所得现金兑往香港外国銀行，准备情况紧急时逃往国外当寓公。
他初到郑州，即由南京带来两个女人朝夕陪伴，随着部队作战；每过一地，也要叫他的副官处长雷某为其找女人。
孙震明知其侄孙元良不得軍心，必然失敗，但因是他自己保举的，又是为了取信于蒋介石，必要时好作他的替身，自己好跑台湾，所以不敢撒换孙元良四十一、四十七两軍的官佐，大家都觉得跟孙元良不可靠，替他卖命划不来，也都趁机渾水摸魚，搞几个錢在手上，万一大局不能挽回，就解甲归田，另谋生路。
这样上下交征利的结果，更加深了十六兵团的内部矛盾。
1949年10月四十七軍軍长杨熙宇派人点验所属一二七师缺额，与师长游联璋发生矛盾，互向孙震控告。
孙震不得不敷衍場面地整筋一下軍紀，把楊、游两人撒职，而以旧部严翊(原四十一軍一二四师师长，淮海战役被俘后释放回万县)升任四十七軍軍长，一二七师副师长袁国驯升任师长。
杨熙宇是孙元良旧部，这次被孙震撤职，他未能挽回，因之他就借此冲气跑到重庆，耍了两个月，处理变卖他的家产。
所有这些矛盾，均为以后董宋珩、曾甦元两人回部策动部队起义，逼走孙元良提供了有利条件。
1949年11月初，解放軍由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入川，击溃宋希濂兵团，很快就占領重庆。
蒋介石在成都企图依靠胡宗南部继续抵抗，逐次经由西康向缅甸撤退。
此时孙震在川东万县怕被解放軍隔断，不能随胡宗南部一同撒退，乃于11月中旬率川鄂绥署官兵兼程经梁山、大竹、南充、三台向綿阳轉进，十六兵团則经邻水、垫江、盐亭、三台，以师为单位自取捷径到广汉集中待命。
这时候，长住成都休息的川鄂绥署副主任董宋珩，在1949年6月间通过仁寿同乡夏正寅的关系与中共地下党员易冶元联系。
夏正寅对董說明国民党大势已去，为部队安全，为桑梓义务，为个人利害計，劝董向共产党选个大礼，即策动部队起义。
随着，程潜在湖南起义，受到优待，及見解放軍入川，势如破竹，决心回部策动起义。
12上旬，董聞知孙震已由万县向川北轉进消息，乃在观音桥驻地与中共地下工作人員韓伯誠、田一平、罗紹虞、夏正寅等商議，决定以逃难姿态回部到綿阳见孙震，先以国民党大势已去，共产党約法八章，試探孙震的口气。
孙震表示仍遵国防部指示，与胡宗南部协同行动，将来退西康走缅甸。
董宋珩見說孙震起义无效，于是只好住在广汉力生中学与十六兵团副司令會甦元商议，以旧主官身份策动部队起义。
孙震約12月半到成都，时解放軍东路已达简阳，南路已迫近新津，成都吃紧。
顾祝同将四川軍事交胡宗南指揮，本人率国防部人員飞台湾，并把国防部警卫团扩編为六十师，由警卫团长董兆均升任，拨归十六兵团指揮，名为充实战力，实际借此监视地方部队，孙震在顾祝同临走前，亦乘机将川鄂绥署主任职务交孙元良代理报請国防部备查，同时又借部队需发安家费，得黄金三千余两，自己提留約六百余两，随即于12月17日乘杨森所包专机飞台湾。
孙元良以十六兵团司令名义代行川鄂绥署主任，在广汉奉到胡宗南12月18日命令，着兵团即在德阳、广汉沿川陕公路占领阵地，掩护第七兵团裴昌会部向成都方面轉进。
当时十六兵团根据这个命令的处置是，依山跨坝，阻止解放軍一野南下主力占领安县、绵竹、什邡，一部在德阳、广汉間沿川陕公路逐次抵抗，完成掩护任务后，情况紧急，西向灌县山地撤走。
从12月18日到21日間，十六兵团各部四十七軍一二二师师长熊顺义部、一二四师师长蔡鉦部及四十七軍一二七师师长袁国馴部、一二五师师长裴元俊部均先后到达广汉。
这时董宋珩瞒过孙元良，暗中个别与陆续到达广汉的各师长交换意見，先取得他們同意，跟董与解放军接洽起义，不願再为蒋介石卖命，使各师消极脱离孙元良指揮，以孤立孙元良，逼其逃走后，即由董、曾两人率部起义。
具体布置为:一二二师熊顺义原奉命开德阳，故赴绵竹待命，董、曾和其余各师均到什邡集合开会，正式宣布起义，让孙元良率六十师在广汉，他見各部不受其指揮，自会逃走。
董宋珩在广汉与到广汉各师长取得了一致意見后即分别开始行动，除一二二师先到綿竹外，其余一二四师、三零二师、一二七师均于12月21日自动脱离孙元良，由广汉先后开什邡。
是日下午董宋珩在力生中学最后与一二五师师长裴元俊見面联絡同意后率其子董用威和干儿子杜庸赴什邡主持起义。
当晚四十七軍长严翊在一二五师师长裴元俊、副师长傅英道等力主随四十一軍开什邡的意見下，亦同一二五师至什邡高駢鋪。
因此时董尙未向严明說起义，故在行动上与严翊有些分歧。
董宋珩到什邡正与各师长开会間，孙元良忽率六十师由广汉乘汽車赶到什邡。
董宋珩乃率一二四师副师长高先哲派兵一連护送到彭县。
曾甦元与三零二师长张子完即出什邡北門外，駐在一个庙内，一二四师师长蔡鉦也出城，一二七师长袁国馴则由什邡到馬脚井，什邡城内只有孙元良和六十师对城外严密戒备，如临大敌。
孙元良与四十一軍、四七軍各师互不联系，相持两天。
董宋珩在12月23日由彭县邡馬脚井，为了促成各部队早日起义，乃分別致高駢鋪的四十軍軍长严翊等說:十六兵团部队已由董宋珩、曾甦元率领于“亥馬”(12月21日)在什邡起义，师长以上均列名发出通电，中共电台明晨即向全国广播等話，以加强各軍师长早日起义的决心(此时七十九軍軍长龑传文、师长赵鶴庭、朱济猛亦到高骈鋪，与四十七軍军长严翊联絡，願参加十六兵团起义)。
同时又由董宋珩的干儿子杜庸起草以董宋珩名义致函孙元良，謂国民党大势已去，軍心厌战劝其早日出走。
信还未发出，忽接什邡曾甦元电話說，孙元良已于12月24日晨率六十师乘汽車向广汉方向逃走，已令严翔在高骈铺截击等語。
12月26日，董、曾在什邢召集各軍师长开会，宣布正式起义，并将由彭县带回的解放軍二野参謀团朱德钦规定的对解放軍联絡符号向各部队长传达，(1)摘去国民党帽徽¡(2)遇解放軍时举紅旗为号；(3)问口令时答与二野朱德钦有联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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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伙饷，决定在什邡临时征集軍粮，不分官兵，每人各发一月双粮，以一份作为薪饷，俟接受解放軍整編后再按解放軍规定办理。
随又在1950年元旦由曾甦元率各軍代表(四十一軍三零一师参谋长沈人宁、四十七軍一二五师副师长傅英道、七十九軍参谋长胡群麟)到成都面見贺龙司令员及十八兵团周士第司令員，报告十六兵团起义情况，并請示調整駐地，发給伙饷，派軍事代表到部队整训。
董宋珩、曾甦元策动十六兵团起义，至此告一段落。
当时各級官长一般多存等待整編、交代部队、回家改业的心理，对部队官兵均以封建情感和利害說服来暂时维系，希望不出事，好交代部队。
有些反革命分子則造謠說，高級軍官牺牲部下利益，保全自己身家性命。
他們鼓动部队叛乱，同时指使士兵不断打枪打炮，造成人心不安，企图借此拖部队上山当土匪。
在这种情况下，确有及时整理部队、安定情绪的必要。
当曾甦元率各軍代表到成都見到贺司令員时，贺司令員即首先指出十六兵团应赶快整理部队，充实編制人员，裁去空番号，把多余軍官集中学习。
但董宋珩，會甦元两人表面上虽說不願再干軍人，实际上仍想把十六兵团作为他們升官发財的本錢，故先在起义报告书中夸大人枪数字，并在軍事代表来到部队前，大肆收国民党反动軍队，如把交警第三师的七个营，以三个营充实三零一师张則部，以四个营編入三零二师张子完部。
四十七軍軍长严翊亦收容胡宗南部一个营作警卫营。
随后又在軍事代表将来到部队前，明令恢复各軍的军团和师的輜重营等空架子，然后再收集散兵游勇，充实兵员，目的都在将来整編部队时，希望至少可以保存一个軍的名义，他們仍可身任軍长。
故他們对贺龙司令员在成都所指示的从速整編部队的忠告、完全置諸脑后，因而造成部队起义后的一片紊乱现象。
董宋珩则长期住成都华西坝医院戒鸦片烟，并要十六兵团部大量供給钱款，供他个人享受。
曾甦元則长住什邡，不下部队了解情况。
各师长则終日打牌吃酒，等待整編部队。
另一些反动軍官則勾結当地士匪恶霸、袍哥舵把子，想把部队拖上山跟女匪赵洪文国一道继续与人民为敌。
1950年2月10日左右，西南军事代表团李夫克、傅传作率軍事代表到十六兵团执行党的教育改造政策，实行冻結人事(规定1950年1月12日前返部官兵均列为起义人员)，展开政治学习。
有些反革命分子則借此造謠，说“軍事代表駡蒋介石就是侮辱我們”，阴謀煽动对軍事代表不滿，以达成其反革命活动。
3月9日左右，北京中央軍委命令十六兵团东調华东，整编为人民解放軍。
命令下达后，在安县桑枣园三零二师中的反动分子参谋长贾紹誼、参謀主任刘竞生、九零六团团长彭宇之、副团长彭行藏、四十七軍部輜重团长徐静波等(都是軍校十四期毕业学生，原来在一二四师又是同事)，勾結了原交警第三师編入的四个营，作为基干，公然发动叛变，把师部和九零四、九零六两团的軍事代表完全杀害。
惟九零五团团长王哲賢未与同謀，軍事代表亦得幸免于难。
造成这大叛乱的原因，主要是反革命分子的阴謀破坏，其次是由于兵团以下各級負责人起义的动机不純，态度不明确，各为自身利害打算的結果。
当起义之初，在什邡召集各軍师长开会时，董宋珩說，现在孙元良已逃走，十六兵团起义现已告一段落，今后就是等待解放軍派人前来整編，并說他已年老，只負对外交涉的责任，部队由副司令負责。
曾甦元亦说等解放軍到部队整编交代后，他决定“鳥龟变黄鳝”，解甲归田，不願再干軍人了。
由于兵团領导人在起义后的态度不明确，使各股部队长多抱維持現状、等待整編的消极观望心理，只求在交代前部队不出事就行了。
但有的則想多收容部队，作为将来整編的政治資本，都没有主动认真地整理部队。
军事代表到部队后，各級主官亦多抱作客的态度，应付到整编就了事。
再其次是这个部队的特点是素重封建情感，旧主官旧部属的观念非常浓厚，所以董宋珩、曾甦元回部策动部队起义赶走孙元良，比较能顺利进行。
但三零二师是起义后新成立的部队，官兵来自各方，特别是起义后新收的交警第三师部队最多，三零二师师长张子完对部属既无封建情感的維系，又缺乏过去在部队带兵的历史，沒有自己的一批人作基础，加以女匪赵洪文国又在安、绵、什一带山地与三零二师部队内的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結。
因此，在第一次东调前(3月24日)，这些反革命分子就利用多数官兵不愿远离家乡的心理，煽动叛乱，而张子完事先又未觉察，遂在1950年3月11日晚間煽起九零四团及九零六团叛变。
反革命分子彭宇之自称为师长把部队拖上了山，残害軍事代表多人。
幸得解放軍迅速調兵討灭叛匪，及时镇压反革命首恶，故事变未扩大，此后又坚决执行了整顿组织純洁内部工作，逮捕反革命分子，清除动摇分子，加强部队领导，打击歪风，扶持正气，因而巩固了部队，稳定了情绪。
1950年4月22日部队出发东調苏南整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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