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14日，山西潞城的八路军太行情报纪念馆迎来了原八路军前总情报处的情报员路佳阿姨。这位91岁高龄的老八路无论站立还是坐着腰板都是挺直的，她说：“因为我是八路军！”
2015年2月9日，我来到路佳阿姨满屋书香的家中，客厅挂着她苍劲流畅的墨宝。阿姨兴致勃勃地与我聊了五个小时，讲述了她70年前在北京、山西麻田和军寨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经历。
从进步青年到共产党员
路佳原名柏淑卿（1946年改为路佳），1923年出生于北京香山脚下红山口一个中等收入家庭，祖上是蒙族人。父亲白云阶是位正直的文化人，写着一手好字，儿女们在他的教育下得以上学识字、练习书法。1937年底父亲正在南京，目睹了日军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并偷偷地记录下了当时的惨景。路佳一字一句地看过父亲的这本血泪笔记，可惜这本笔记在动荡的岁月中没能保留下来，但抗日救国的种子已深深地埋在路佳的心里。
路佳爱读书，小学毕业前就看了《三国演义》，上初中后读了《列国演义》、《聊斋》等书，其中有不少文言文。上高中时，她喜欢看俄罗斯的高尔基与托尔斯泰、法国的易卜生等人的著作，参加演出曹禺的戏剧《日出》、《雷雨》等进步活动。
路佳在北平女一中读高中时，语文老师刘新（原名刘宗镇）是她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忠诚、正派的刘老师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曾在延安工作过，后受八路军前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杨奇清委派，任前总保卫部北平地下党的总负责人。刘老师设法打入日本人掌控的广播电台担任审稿和监听工作，同时在市女一中、女二中、男四中兼课，发展进步学生，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日寇残酷的统治、南京政府的无能令路佳和同学白羽忧国忧民，刘老师常向她们分析形势、解答问题、指明方向。对伪政府的宣传，刘老师说：“汪精卫投降日本、当傀儡，不要信他的‘曲线救国’的谬论。”刘老师向她们介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郭大力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等书，指导她们学习辩证唯物论，提高对共产党的认识，探讨人生的道路。这些白色恐怖下的禁书必须包上《中药材》类的书皮隐蔽起来，路佳、白羽才能秘密地传看。革命的理论、老师的教导使她们的思想进步、视野开阔，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1943年秋，路佳写了七、八页纸的入党申请书，经刘老师介绍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中毕业后，路佳任天津的华北运输公司职员作职业掩护，住在天津党的地下工作堡垒户三姐白淑敏家。她严守地下工作的纪律，对外包括亲人也不透露自己的身份，避免公开的活动，在刘老师的单线领导下工作，担负了收集运输公司的组织机构、业务情况等情报的任务。
只身奔赴抗日根据地
1944年底，路佳渴望革命理论的不断提高，向刘老师提出希望到革命根据地去学习。刘老师告诉她：“近期有三位同志要回太行山根据地，你可以和他们一起去。”但不久刘老师又说：“那些同志另有任务，不回根据地了。只剩你一个女学生怎么去呀？”路佳毫不犹豫地说：“你同意介绍，我就敢去。”刘老师笑着说：“介绍没问题。”他边介绍注意事项，边裁剪了一张像卷烟纸大小的纸条写了一封“介绍信”。路佳不清楚信是怎么写的，只知道信中有暗号。她把信藏在夹裤的裤边里，从外面看不出来，万一遇到危险便于处理。
路佳对母亲只说到不远的香河县任小学老师，母亲见她收拾的行李简单，担心地问：“真的是去香河吗？为何带这么少行李呢？”与母亲依依惜别的路佳强装笑脸劝慰：“妈妈别担心！不必多想。”路佳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与母亲的诀别！四年后，在革命部队的路佳没能与母亲见上最后一面。
路佳只身登上了开往邯郸的火车，火车上很乱，扛枪的日本人来回巡逻，不但查贩黄金和大烟的，也查共产党，看谁可疑就盘查、搜身，好在路佳一路有惊无险。到邯郸后改乘小火车来到武安县城，路佳找到秘密接头地点的小杂货铺，从裤边取出“介绍信”交给老板。老板带她找到武安县公安局长张明堂，张局长也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在与根据地联系期间，路佳先是住在张局长家里，后被安置在党的堡垒户郝少白家。
1945年2月，未满22岁的路佳几经周折终于来到八路军前总所在地——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杨奇清部长第一个接见了她，嘱咐她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杨奇清的爱人肖彬带着路佳在老乡家住下，路佳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八路军军衣、军鞋，还打上了灰蓝色的绑腿带。
乡亲们做的八路军军鞋很耐穿，鞋帮硬、鞋底厚。老乡交军鞋时要称重的，个别人偷工减料用草席做鞋底，一称重量就知道。军鞋很结实，但是大小很难合适。路佳的个子高、脚大、军鞋穿不上，而肖彬的个子矮、脚也小、穿着咣咣当当的。肖彬说：“真烦穿这又大又硬的鞋。”路佳说：“我会做鞋呀。”肖彬很是高兴。老乡家的破布挺多，路佳量好鞋样，先打布袼褙，再纳鞋底子，最后上鞋帮。很快肖彬穿上了路佳做的合脚、舒适的军鞋，乐呵呵地说：“太好了！可不用受罪了。”
这样“从北平来了位心灵手巧的女八路”的消息传开了，路佳很快出了名。
为派遣情报人员制行装
军寨村是离上麻田不远的一个小山头，这里的八路军前总情报处是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的情报组织。情报处处长由滕代远参谋长兼任，副处长申伯纯，秘书李平。一科（派遣科）科长林一，科员李成、席一、徐双海、路展和柏淑卿（路佳）等。二科（交通科）科长康福申，科员李德成等。三科(材料整理科)科长张衍，科员申小丛等。四科科长马溪山，科员侯春怀等。林一领导的情报人员很多，但在军寨村的很少，大都分布在华北的广大区域，也包括大、小城市。由于没有先进的通讯工具，在外开展情报工作的同志过一段时间就回到军寨村汇报工作、传递情报，之后再被派到各处去。
从根据地派到城里开展工作的情报人员必须从头到脚、从里到外装扮成城里人，否则粗衣土鞋一看就是来自敌后的土八路。军寨缺乏会做针线活的同志，即使有人会做一些，也不了解城里人近来的装束。唯有刚从北平来的路佳，不仅五、六岁时就在母亲的要求下跟着姐姐、嫂子学了针线活，还熟悉现在城里人的穿戴，完全能担任情报人员进城的“服装师”。林一科长得知这个情况非常高兴，对原本想去抗大学习的路佳说：“哎呀！我们正缺你这样的人。你先别去学习了，留下来工作吧。”路佳服从上级的安排，担负为派遣情报人员量体裁衣的情报员。
那时城里人的服装多是中式的长袍、大褂，纽扣是盘的布扣子，并非裁缝出身的女学生路佳做起来绝非易事。她仔细地根据需要选择面料的质量、颜色，在简陋的环境中，在昏暗的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纳鞋底，耐心细致地缝衣服，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将外派情报人员装扮得十分得体，及时、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
在革命的大家庭里成长
在麻田、军寨工作时期，路佳参加党支部、党小组的各项活动，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令她精神焕发、心情舒畅。张衍科长传达上级的文件精神，柴成文股长讲述的情报工作知识等，使她思路逐渐成熟、专业水平有所提高。对路佳影响最深的是林一科长，林科长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工作精神，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高尚风格，言传身教、循循善诱的领导艺术，使路佳一生受益。
路佳在军寨村常见到滕代远与夫人林一、申伯纯与夫人郭西、李新农夫妇、靖任秋夫妇、张衍、李平等。她刚到这里就结识了时任前总高级参议、情报干部李新农的原夫人周萝，她很注意仪表，军装穿戴得十分得体。大家在大食堂里吃饭，小米饭、土豆、咸菜基本能吃饱。滕代远、申伯纯等领导与大家伙食一样，仅多了一小碟辣椒酱。
路佳也常看见一些认识的与不认识的面孔，这些同志有的是各地情报站来汇报工作的，有的是短暂停留的，如李纪章、金克、谢筠、申小丛、申小白、程炎、李成等同志。有一次她见到在北平时同一党小组的同志丁明（原名何中轴），老友相见格外亲。在敌伪统治的北平时，丁明常在深夜开完会后送路佳回家；这次是受刘新之命到麻田汇报工作后，来军寨看望路佳。路佳离开北平后，妹妹柏立在刘老师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共产党，与白羽一起成为了党的地下工作情报员。后来丁明与柏立也来到太行山根据地工作，于1946年结为了革命伴侣。柏立担任了延安广播电台的广播员，表现得十分优秀。
1945年8月15日晚，宣传干部小杨从军寨唯一的矿石收音机里听到激动人心的消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整个军寨村沸腾了，路佳与男女老少一起欢呼跳跃：“日本鬼子完蛋了！”
路佳一直期盼着去抗大太行分校学习，看见其他同志去了更是心急。林一科长说：“你的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需要，你先不要着急去学习。如果有适合的同志能替换你，就送你去。”路佳继续工作到年底，林一终于同意路佳去学习了，并嘱咐她：为了前段从事情报工作的需要，到学校报到时一定要改名字。
1946年抗大太行分校与太岳分校合并为晋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位于山西潞城的高家庄。路佳从军寨村到高家庄想了一路：改什么名字呢？她走在田间的小路上，心想：我就姓“路”吧，“佳”是好的意思，我就叫“路佳”，就是“革命道路好”的意思，于是将名字由柏淑卿改为路佳。
路佳学习毕业后留校担任了政治教员，之后攻读了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生，参加了高级党校的专业培训，从隐蔽战线的情报员成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专职教员。她1955年在北京市委党校工作，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1981年同时兼任研究生院组织处处长，1982年底离休，局级待遇，获得北京市高等教育局颁发的《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此文刊登在2017年1月《上党文化》第三期《红色太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