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选自国家安全部出版的《刘新同志纪念文集》。抗战时期，刘新受八路军前总政治部保卫局局长杨奇清委派，任前总保卫局北平地下党负责人。）
1935年我在北师大毕业后，左联号召盟员到农村去进行抗日救亡运动。10月，我被学校推荐到河北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任语文教师。河北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地处河北省博野县。我通过语文教学向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发动学生唱抗日救亡歌曲，激发他们的抗日救亡热情。进一步组织抗日救亡活动。当时我的小学同学段海洲也在该校任级主任、军训教师。另外还有王国瑞（安平长屯人。律师）、张国法（安平后辛庄人、小学教师）、刘凤林（河北大成县人、国术教师）、郑宝华（河北遵化县人，曾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军官），当时都和我一起在该校任教。我们常在一起谈论国事。对日寇侵占我领土、杀害我同胞，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将祖国大好河山拱手献给敌人，积极反共，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屠杀爱国同胞等罪行，大家无不义愤填膺，切齿痛恨，当此国家危亡迫在眉睫之时，大家一致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能空谈报国壮志，坐待沦为亡国奴隶。我们商量，决定先搞一个国术社，以教国术为名，组织周围青年农民，宣传抗日救国。这时我们都是二十几岁的热血青年，也没有家室之累，为了抗日，我们尽量紧缩个人生活开支，把大部分工资作为国术社的活动经费。
博野县与我的家乡安平县是邻县。安平县长王雨农原来是四存中学教师，四存中学与河北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毗邻，互相来往较多，因之我们和王雨农很熟，为了成立国术社，我们征得王雨农的支持，于1936年在安平县正式挂出“安平县国术社”的牌子，周围各村子喜爱打拳的青年农民陆续参加国术社。国术社由开始几个人发展到几十个人，后来又陆续来了不少中学生，如刚从深县师范毕业的万海亭和正在深县师范读书的谷凤鸣等。由国术老师刘凤林住在国术社里，做具体组织工作和教武术，我和段海洲等几个人在教武术过程中，讲国家形势，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为抗日救亡打下思想基础。
1937年3月，河北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的教务主任为安排他自己小舅子的工作，寒假后，没给我聘书，由他的小舅子顶了我的工作。在失业威胁下，我到处托人找工作，不久经人介绍到定县县政研究院去编辑短期小学课本。定县离安平县七八十里路，我还是经常回到安平国术社，以这里为基础，搞抗日宣传活动。
七七事变，日寇明目张胆地对我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以优势兵力向我南苑二十九路军激战，很快占领了平津，又分兵沿平绥、平汉、津浦三路进犯，国民党军队望风溃逃，祖国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我的家乡河北省安平县位于冀中平原，离保定50多公里，离定县30多公里；西有平汉路，东有津浦路，南有石德路，当日寇大举进犯祖国中原大地时，我的家乡首当其冲。日寇沿着平汉路风驰电掣侵占了保定。晚上汉奸在距离我家乡20多公里的望都打信号弹。望都一带和望都以南的国民党驻军风吹草动，草木皆兵，不战自溃。阴雨绵绵，遍地泥泞，逃跑的国民党溃军，汽车开不动了，就丢下汽车，四散逃亡。定县以南，望都、安平、博野、蠡县一带县政府工作人员逃亡一空。
国民党溃军在广大田野上，在蜿蜒的滹沱河边，到处丢弃枪支弹药，成群结队的农民扶老携幼、背包握伞，赶着毛驴，仓惶逃难，哭爹号娘，哀声遍野，一片凄惨，目不忍睹。青壮年农民拾起国民党溃兵扔掉的枪支、小炮，投奔国术社，国术社迅速发展起来，达千余人，建立起青年抗日义勇军。
在战乱中，我被截在定县，参加了北京各大学在中共领导下联合组织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我们在街头组织广大群众唱革命歌曲、组织讲演、写标语、散传单，宣传抗日救国，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10月敌人在定县清风店炸死定县县政建设研究院一个工作人员，我和几个民先同志一起赶到清风店开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我们慷慨激昂地控诉日寇侵占我领土，杀害我同胞的滔天罪行，激励同胞们奋起抗日。这时日寇由保定沿平汉路继续南犯，狂轰滥炸。定县的机关单位随国民党溃军南逃，定县也失守了。战火弥漫中，我失掉了家乡，失掉了工作，和青年抗日义勇军也失掉了联系。我心急如火，如何把自己力量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当随着难民走到磁县时，看到路边立着一个大牌子，是河北民军在招兵抗日。牌子上写着大字：“我不抗日，谁来抗日；我不救国，谁来救国。当今之事，舍我其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当时一颗年青的炽热的心，为之深受感动，误以为这真正是抗日队伍，就毅然跑去报名参军。当时大学毕业生参军的很少，他们一看我是北师大毕业的学生，就让我搞宣传工作。这支队伍集合了一百二三十个人，司令乔明礼，带着这一百多人从磁县往西走。登上太行山，经陵川、过壶关、平顺、潞城，一路登山越岭，崎岖山径，晓行夜宿，为了抗日，为了收复国土，虽行军十分艰苦，可是我的情绪是高涨的。
到了辽县（后改为左权县），驻在上庄，是山西与河北交界的一个小村庄，在太行山摩天岭的西麓，是个山区，农民生活十分艰苦。我曾到一个农民家里，这个农民50多岁了，他说从小没吃过白面、没吃过盐。我问他：“你都吃什么呢？”他说：“夏天把黄豆叶捋下来，放在缸里，泡上热小米米汤，盖好盖子，闷起来，变成又酸又臭，用它代替咸味。”看他们吃的饭也是放很少小米浇上泡的黄豆叶，熬成稀稀的粥，里边再放两个玉米面做成的坨坨。被子是补了又补，几代传下来从来不拆洗。拆洗就破烂得做不上了。到了夏天用水刷刷晒干再盖。棉衣也是这样。棉衣、被子都犹如铁皮，又硬又脏。冬天屋里升个煤火，整个冬天蹲在炕上不出屋门，以免冻死。我们住在上庄时，已是11月了，可是十六、七岁的姑娘上身都光着，没衣服穿，一条破裤子，屁股都遮不严，就这样在街上推碾子。吃水更是困难，得跑出25里去打水。在这样艰苦生活下，穷苦老百姓还得为地主豪绅去卖命干活。
离上庄四五里路是下庄。八路军一二九师驻在这里。有一次我和另外两个战友路过下庄，正是骄阳当空，走得很渴，我们就到八路军驻地要点水喝，他们亲切地接待我们，请我们到司令部去喝水，还介绍我们见到一二九师当时的政委张浩同志。他很亲切地跟我们谈，八路军就是原来的红军，为了团结抗日，接受国民党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又跟我们谈了很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关于全国人民应团结抗日、枪口要一致对外的道理。他还留我们吃了饭。他的谈话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摩天岭的东边是路罗川。路罗川南北两边都是高山，中间夹着路罗川，这个大山沟有几十里长，窄的地方只有一丈多宽，是河北到山西的交通要道。路罗川当地的地主们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组织了封建迷信的红枪会，他们说：“念了咒，吃了符水，就刀枪不入，所向无敌。”有不少农民参加了红枪会。路罗川南边林县有国民党杂牌军队孙殿英的部队，这一带还有各县的武装力量，各股武装力量都独树一帜，自成一家。
当时我党中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十一月初由冀西特派员杨秀峰在辽县拐儿镇召开会议，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徐向前、政委张浩、政治部主任宋任穷都参加了会议，另外参加会的有孙殿英部、乔明礼部等，我作为一个随员也随同乔明礼参加了会议。这个会议由杨秀峰主持。杨秀峰提出：“在此中华民族危亡之秋，所有爱国志士，都要团结起来，积极抗日，今天到会的各部队都是友军，都是我们自己人。我们一定要互相帮助，互相配合，共商抗日大计，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讨论重点谈到应如何对待“红枪会”问题时，徐向前、宋任穷提出：“红枪会是落后的封建迷信组织，参加红枪会的人都是农民，愚弄这些农民，说是念了咒，喝了符水就刀枪不入，所向无敌，农民们就赤臂坦胸，举着红缨枪向前冲去，实际敌人机关枪一扫射，必然造成农民大量伤亡，对抗日事业只有害处，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应该组织人民，发展抗日武装，学会如何隐蔽自己，如何作战，用最小的代价，杀伤大量敌人，争取胜利……”在会上，徐向前、宋任穷刚讲完话，我立即发言，热烈赞成、积极支持他们的意见。
开会期间，在杨秀峰处我看到了杨育民、周小舟、孙文淑几个同志，都是北师大的老同学。周小舟在北师大读书时名周怀球，和我是同班同学，我们在北师大“烟囱”墙报上还共同战斗过。孙文淑是杨秀峰的爱人，杨秀峰耳朵有些聋，孙文淑总是坐在他旁边，给杨传话，大家说笑话，说孙文淑是杨秀峰的顺风耳。我们这几个老北师大同学，更是谈笑风生，亲切异常。当时正是乔明礼他们利用红枪会这个封建迷信组织来发展扩大他的私人势力，搞封建割据。他们并不是真正抗日的。因此对我在会上这个发言，十分震怒，又看我和八路军的杨秀峰等那样融洽，亲切，更是气愤万分。会后，乔明礼把我叫去大骂说：“你吃里扒外，吃我们河北民军的饭，替八路军做事。”我在河北民军这十几天的时间里，也看清了他们是打着抗日的招牌，发展个人势力，搞封建割据的反动军队。我就决然地离开了他们。
这时听说我和段海洲他们建立起的那支青年抗日义勇军队伍正活动在武强一带，我想：“我应该去发动这支农民抗日队伍来参加八路军！”那时的我，才刚刚二十多岁，年少气盛，一想到这里，就马上动身想赶快找到我们那支队伍来参加八路军，但是武强离上庄有五六百里路，又需路经邢台、路罗川、武邑、冀县，而这几个地区，邢台已被日寇占领，路罗川被红枪会占领，这两条路都走不过去。而武邑、冀县是被汉奸赵云祥占领的地区。赵云祥军原是国民党杂牌队伍，后来投降日寇当了汉奸。曾经有两个八路军干部从他们的占领区路过，被赵云祥逮去活埋了。这样经邢台、路罗川、武邑、冀县去武强的路全走不通了。我只有沿着太行山向北绕个大圈，从宁晋、深县的边沿走向武强去。山路崎岖坎坷，还得躲开日寇和土匪。我心急火燎地走着，渴了喝点山水，饿了到老百姓家讨点饭吃。
到1937年12月初，我走到武强，找到了青年抗日义勇军，见到了段海洲等原来我们组织国术社的同志们，他们都高兴极了，在战乱中失去了我的消息，他们诉说着惦念之情，并亲切欢迎我回到我们自己组织的抗日队伍里来。他们向我介绍这支队伍后来的发展情况。
这时的青年抗日义勇军已发展到四千多人，段海洲任司令，陈子彬任副司令，朱元凯任参谋长，陈元龙任政治部主任。下边编成了十几个支队，一般都是带队来参加队伍的人任支队司令。当时的支队司令有廉士志、刘凤林、潘际盛、周立夫、王朝民等。这支新组成的队伍没有财力制购军服，就官兵一律穿着自己带来的便衣，部队只给每个官兵发了一顶小瓜皮毡帽，吃的是农民供给的小米，用国民党溃军丢弃的枪炮弹药武装自己，却是人人都有武器。北方严冬，朔风凛冽，寒气逼人，但战士们为了抗日救国，都士气昂扬，精神抖擞。后来安平县一个叫弓炳乾的来参军，他曾在兵工厂搞过多年技术工作，能制作地雷、手榴弹、迫击炮弹。部队抽出几十个人交他指挥搞了一个小规模的兵工厂。这支四千多人的青年抗日义勇军活动在安平、深县、武强一带。当时武强东北的交河、献县一带已被日寇占领，日寇车队经常来往于交河、献县之间的公路上，青年抗日义勇军埋伏路侧，袭击敌人，取得多次胜利，振奋了人心，鼓舞了士气。敌人还常三五成群，在附近农村中掳掠老百姓，抢牛抓鸡。青年抗日义勇军经常突然袭击，给敌人以打击，使之不敢再去骚扰、为非做歹，保护了老百姓。但是青年抗日义勇军的处境也是十分艰难的。
当时青年抗日义勇军驻地东北的交河、献县一带，日寇虎视眈眈，随时想吞噬了这支抗日队伍；南边武邑、冀县有赵云祥的汉奸队伍六、七千人，与日军配合向我军进攻；河北民军张荫梧活动在豫北林县一带，也派人来找段海洲，希望他把青年抗日义勇改为河北民军，想瓦解这支抗日队伍；国民党特务也派人来找段海洲说：“国民党政府委派你为军委会别动总队第十五支队司令”；陆钟麟也向这支队伍伸手。
青年抗日义勇军在敌特虎视眈眈、垂涎三尺的包围中。而青年抗日义勇军内部也不纯，有几个支队司令本人即是国民党、或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关系。只是由于段海洲在部队中威信较高，他们还没有敢明目张胆搞什么活动。另外还有一支土匪队伍由徐二黑带领有几百人，曾参加了青年抗日义勇军，过了几个月，受不了艰苦和约束，带着人马投降了日寇。
晚上，段海洲让我和他睡在一条大炕上，我们一起回忆了组织国术社和初建青年抗日义勇军时的情景，谈我们的抗日救国抱负，更进一步谈起这支队伍的发展前途问题。我说：“青年抗日义勇军现在已发展到全副武装的四千多人的队伍，抗日救亡成绩很大，这没有辜负我们一贯抗日救国的抱负。从当前整个形势看，国民党是卖国贼，只打内战，不抗日，这是我们早就清楚的。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望风溃逃，如果希望国民党来领导这支队伍，那也就只能跟着他们当逃兵，当亡国奴，当丧家犬，当汉奸。张荫梧是有名的摩擦专家，一贯破坏抗日，他实质是日寇的帮凶。”
我和段海洲谈了我参加河北民军这十几天的情况，我说：“至于乔明礼我已看清楚，他不过是张荫梧的走狗罢了。”我说：“我在太行山见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师长徐向前、政委张浩，和他们在一起开了几天会，他们才真正是深明大义，抗日救国的人，他们对各部分抗日武装队伍，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枪口一致对外，对人民深切爱护，纪律严明，军民一心如鱼水之情深。我们亲眼看到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节节溃退，而共产党、八路军却开到敌人后方去打游击。谁卖国，谁救国，谁投降，谁抗日，这不很清楚吗。我认为要想保存我们这部分可贵的人民抗日武装，发挥他应有的抗日力量，实现我们抗日救国的雄心抱负，只有接受共产党领导，参加八路军，这是我们这支队伍的唯一出路。”我又说：“从目前形势看，青年抗日义勇军没有经费，没有给养，困难较多，从我们这支队伍的成员看，极大多数是不愿做亡国奴隶的淳朴农民，但也有少数坏人混进队伍，好吃懒做，遇困难就退缩，尤其对长期吃苦受难的坚持，更是困难重重，所以部队中也常发生违法乱纪之事。虽然你一发现有违法乱纪之事，就严加惩处，（如曾发生段的一个护兵，原是段同村一个青年农民，抢了老百姓的东西，段气愤极了，立刻叫人把他狠狠打了几十军棍。）可是部队缺少进行系统政治教育、纪律教育的经验，只是凭感情、凭你的个人威信，维系着部队执行你的命令，这是青年抗日义勇军的一个致命弱点。”我把这个意见都倾心地和段谈了。我说：“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啦，是从小一起长大，心换心，无话不谈的，我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才是真正的抗日队伍，我们这支队伍只有接受共产党领导，参加八路军，才是唯一的出路。”
我俩躺在大炕上，连着谈了三个通宵，这时听说吕正操带着八路军一个团到了安平，我和段商量，我说，我去了解一下情况，段同意。青年抗日义勇军武强驻地离安平有六七十里路，我找了一辆旧自行车，沿着坎坷崎岖的田间小路，骑着这辆除了铃以外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向安平奔去。
吕正操部队司令部驻在安平西街，我见到了吕正操。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向吕谈了我们对抗战形势的认识，抗日的决心；青年抗日义勇军的组织发展情况等。吕正操和我讲：在此民族危亡之秋，只要积极抗日的都是自己人，都应该紧密团结起来，发挥战斗力，有力地去打击日寇侵略者等。我见到吕正操司令部里工作井井有序，纪律严明，在我和吕谈话差不多两个多小时里，没有人来打扰，我感到十分敬佩。回来后我和段谈了我和吕的谈话情况。我说：“我认为吕正操是能够成就革命大业的人物。有共产党的正确政策，抗日是全国人心所向，又有这样忠心耿耿有才干的干部，革命事业一定成功。”
我和段又谈了两天两夜，最后段说：“第一、我认为你所说的把青年抗日义勇军交给共产党领导，参加八路军这个意见是正确的。我已下定决心，完全同意。第二是希望你能去找八路军一二九师徐向前，我希望通过一二九师参加八路军。”我又进一步提出我们还应该分析一下，如在我们部队里提出这个问题，会不会引起什么波动，会不会引起什么不稳定情况，以便于预先有计划地解决。我俩首先对这几个支队司令一个个进行了仔细分析，段海洲说：“我考虑不会有大的波动，但支队司令廉士至可能不愿意参加八路军。廉士至是廉和林的一个大地主，参军目的也只是为了保护他的家园。他带的那一小部分人纪律也不好。除他以外，别的干部估计没有问题。至于战士全是青年农民，都是要抗日的，只要讲清道理，都会积极拥护的。”我说：“既然这样，我们应该抓紧时机，见诸行动。否则在这战争风云瞬息万变的形势下，夜长梦多，很容易发生意外。”
于是我俩又商量了具体步骤、作法和如何动员。这时天已黎明，段马上召集了干部会，做了动员，大家一致拥护参加八路军的决定，只有廉士至没有表态。会后，廉士至带着他的十几个亲信脱离了队伍。这也是在我们意想之中的。
清晨，沉睡的大地刚刚苏醒，我和段带着二十几个干部骑着马在冀中平原广阔的大地上，向八路军一二九师驻地南宫驰去。早春二月，我们都穿得很单薄，寒风习习，虽然空气很冷，可我们的心却是非常热的。武强到南宫将近二百公里，我是初次骑马，走在队伍中间，后边马头紧跟着前头马尾，二十几匹马像一字长蛇阵奔驰着。在拐弯处，有几次我几乎摔下马来。跑了两天奔到了南宫。经过这次长途骑马，给我后来军旅生涯长途骑马打下了基础。虽然这次两条大腿内侧都磨出了大紫包，由于任务重大，内心激动，也顾不上疼痛了。
到了一二九师驻地南宫，已是傍晚。在南宫西边一个小村子里我们见到了宋任穷。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把青年抗日义勇军的建立、发展等情况作了汇报，说明来意。我和段海洲代表青年抗日义勇军请求接受共产党领导，参加八路军。宋任穷亲切地对我们说：“我们是兄弟部队，是友军。你们有什么困难，不要客气，我们一定帮助解决。我们一再表示坚决要求参加八路军的诚意。宋任穷很高兴地说：“我们立刻给八路军总部发电报。”又说：“你们辛苦了，好好休息休息！”给我们准备了茶水，安排了住处，又准备了很丰盛的菜饭招待我们。
第二天晚上，宋任穷对我们说：“总部回了电报，欢迎你们参加八路军！”又说：“你们参加八路军太好了，今后我们都是一家人了，不过你们的队伍得开到这里来，能做到吗？”我们说：“能做到。”又过一天之后，宋任穷又和我们说：“给你们派个政委李聚奎和你们一路回去。把队伍整理一下，就开到南宫来。”于是把李聚奎政委喊来，给我们做了介绍。李聚奎是个老红军，我们心里都很高兴。
回到武强后，工作重点是做好部队开赴南宫的准备工作。根据李聚奎政委意见，首先给全体指战员每人赶制了一套新军装，新粮袋，军容为之一振。出发前，每人粮袋里带了三天口粮，这样沿途就不用为粮食问题去打扰老百姓了。另外又劝说一些老弱和不适于战斗生活的人回了家。部队精干了。出发前，李政委集合部队讲了行军路线、有关纪律和注意事项。
约在1938年初，我们便向南宫县出发了，官兵们个个精神焕发，军容整肃，几千人的纵队浩浩荡荡前进！ 到了南宫一二九师，师部住在某村子的一个四合院里。我和段来到院内时，宋任穷出来和我们热情招呼。让我俩到北屋，向邓小平政委和徐向前副师长做了介绍，并让我俩坐下。那时邓小平政委正值年富力强，精力充沛，英姿勃勃，徐向前也是我们早已闻名的将军，原以为一定是身材魁梧、严肃凛然的形象，一见面原来是那样温文尔雅，和蔼可亲。李政委和我俩把部队情况做了报告。和首长们谈话时那亲切、诚恳的气氛，使我永难忘怀。
在邓小平、徐向前、宋任穷各位首长领导下，青年抗日义勇军进行了整编，并由八路军总部正式颁发番号为八路军青年游击纵队，李聚奎为政委，段海洲仍为司令员，陈元龙仍为政治部主任，任命我为政治部副主任。整个部队编为三个团（团长是朱家凯、陈子彬、张国法）。一个警卫营，营长郑宝华。一个迫击炮连，连长赵虎志。
根据首长指示，我们的任务是在冀南各县与敌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破坏平汉路敌人交通线等。八路军青年游击纵队从此活跃战斗在冀南和平汉线一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