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元生 《纵横》2025年第6期
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许多国际友人千里迢迢甚至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把支援中国抗战当作自己的职责，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辉煌篇章。其中新闻工作者是一支重要力量，抗日战争时来华的外国新闻记者有50人以上，他们或访问延安和抗日根据地，或报道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或揭露日军的残暴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和汉斯·希伯五人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埃德加·斯诺：你们日本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
1932年淞沪抗战时，斯诺冒着炮火穿梭于两军阵地之间，目睹了中国军民的英勇反击。一天，他在前线看到他所认识的打扮考究的一位中国歌女正在抬担架，深受感动。此后不久，他出版了平生第一部著作《远东战线》。
1936年，斯诺在宋庆龄和中共华北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从北平出发，开始了他一生中具有重大意义的陕北之行。斯诺随身携带着由中共华北局负责人刘少奇写给毛主席的介绍信，以及两架照相机和24卷胶卷，踏上了通往陕北的火车。车经郑州站，他与年轻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会面，一同向陕北进发，经过艰难旅程，终于到达中共中央临时所在地保安。
在保安，斯诺等人受到了热烈欢迎。毛泽东首次会见了斯诺一行，向他们详细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持久战的问题。毛泽东还把自己在长征时所作的《七律·长征》一诗亲笔抄录下来，送给斯诺。
埃德加·斯诺（1905—1972）
1936年7月下旬，斯诺一行穿上红军战士的灰蓝色军装前往甘肃、宁夏一带，采访近两个月。通过一系列的采访和会谈，斯诺搜集到了关于红军的成长历程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中共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针政策。10月中旬，斯诺带着一种“离家”的心情，恋恋不舍地告别苏区返回北平。
从11月起，斯诺伏案疾书，夜以继日，赶写出有关苏区的通讯报道30余篇，在国内外的《密勒氏评论报》《每日先驱报》《星期六晚邮报》等英美报刊上发表，引起轰动。
1937年2月，美国《生活》画报上刊登了斯诺在苏区拍摄的75幅照片。7月，斯诺将这些报道、照片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汇编成书，出版了他的第三部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该书出版后，立刻风靡全球，成为当时国际上发行面最广、发行数量最多的著述之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斯诺在北平南苑目睹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他在参加日军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大声质问：“你们日本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借口军士失踪动用大兵？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兵回营，反叫中国守军撤出宛平？”
9月末，斯诺在上海目睹了八一三抗战。他一次又一次为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所感动，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狂轰滥炸和屠杀无辜的暴行而愤慨。他在报道中说，中国士兵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平静的勇气，看起来是动人的，几乎令人不能相信的”。他们不顾敌人的近距离火力，把日本人从租界一直驱赶到江里。
接着，斯诺沿着日军在中国的侵略路线，横越中国国土，去了汉口、重庆、西安、延安等地，撰写了一系列的新闻报道。这些报道，都被收入他在1941年出版的《为亚洲而战》一书中。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平。他们大肆搜捕、迫害中国的抗日爱国人士和革命青年。当时，斯诺参加了在北平的外国人（欧美）援华社会团体，积极掩护和帮助中国的爱国者，使他们免遭日军捕杀，他的公寓成了抗日爱国分子的避难所。
七七事变时，邓颖超正在北平治病，为了尽快离开战乱地区，邓颖超在爱泼斯坦的帮助下找到了斯诺，请斯诺设法带她出去。为了应付沿途日军的盘查，邓颖超化装成斯诺的“保姆”和斯诺一起上火车离开北平。列车到达天津站，日军在月台检查所有的中国旅客，斯诺对日本检查员说：“我是美国人，美国记者。她是我的家庭保姆。”日本检查员挥手放斯诺他们出站。到达天津后，斯诺再把邓颖超托付给自己的一位好友、新西兰记者吉姆·伯特伦，请他把邓颖超带过封锁线。当时斯诺并不知道自己所帮助的人是邓颖超。
1937年底，斯诺抵达上海。此时，战火已经从上海蔓延到长江流域，战线的背后，留下了大片的工业废墟。不久，斯诺写好了题为《人民的反击——中国工业合作社的经历》宣传材料，连同路易·艾黎的工业合作社的计划书，以及几张被日军炸毁的上海工厂的照片，交给了美国在上海办的《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在鲍威尔的协助下，这些资料被印刷成中英文的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发。很快，他们的计划得到了各阶层人士的支持和响应，上海工业合作社组织促进会成立。
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合总会）在武汉正式成立，路易·艾黎任技术顾问，宋美龄担任名誉理事长，孔祥熙为理事长。接着，斯诺又以香港为基地，争取更多有影响人物的支持。
1939年9月，斯诺再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作了多次谈话。毛泽东讲到统一战线和政策问题，以及当时重要的国际问题。斯诺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了对话全文，对国外人士了解共产党对内对外政策很有帮助。
皖南事变发生后，斯诺异常气愤地对其作了详细报道。由于重庆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和对真相的封锁，他只能通过香港发出电讯。为此，他再次被取消了记者特权，被迫离华。
1941年回到美国后，斯诺仍然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诺回中国进行了三次长期访问。
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被邀请访问北京，中美关系解冻。美国《生活》杂志抓住时机发表了斯诺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斯诺透露了毛泽东本人曾告诉他的话：如果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无论是以旅游者的身份还是以总统的身份”，都会受到欢迎。这篇文章是斯诺的最后一篇“独家内幕新闻”。
就在尼克松开始前往北京的同一个星期，斯诺因癌症去世。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人民终于联合起来抗击日本了，而这是对人类前途最重要的革命斗争
1937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作为美国著名的进步记者和作家，决定回到中国，因为“中国人民终于联合起来抗击日本了，而这是对人类前途最重要的革命斗争”。这一年斯特朗52岁，此行是她第三次访华。
1937年12月初，斯特朗登上了从威尼斯经香港到汉口的远洋班轮，她为登上船主是法西斯意大利人的班轮去远航而感到烦恼，但这是当时能够采取的最快的方式。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1970）
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斯特朗特意买了一本书作为旅途读物，书名叫《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一本详尽介绍中国共产党1927年以后具体活动的书，作者是当时还不出名的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因为护照的缘故，斯特朗不能在香港下船，斯诺夫妇就专程到香港上船拜访，并介绍了红军的情况。斯特朗深信红军会有良好的素质，于是决定去那里采访。斯特朗想方设法从香港下船，登上了飞往汉口的飞机。
在汉口住了几天以后，斯特朗迅速作出安排，要去采访山西的八路军，因为“要认识新中国，不仅要认识汉口”。
1938年1月初，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斯特朗被获准乘坐阎锡山的专列前往山西八路军总部，同车的还有数百名教授和学生。到了临汾，斯特朗等人被安排在一座旧面粉厂的办公室过夜，这里距离八路军总部只有一天的路程。
艰难的行程后，斯特朗到达了当时在任何地图上都没有标记的一个村落，这里驻扎着八路军总部。还没下车，斯特朗就感到自己运气很好。“一个满身尘土，灰蓝色打扮，朴素得像个农民的人”，隔着司机同她握手，用不够标准的德语对她表示欢迎，这就是朱德。她认为，朱德拥有“赤色的美德”，是“一个传奇式的英雄”。对于一个红军总司令亲自跑来迎接自己，斯特朗十分感动。和朱德一同来欢迎她的，还有八路军将领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
斯特朗在八路军总部住了10天，和八路军指挥员、一般工作人员一起进餐、交谈，向他们了解中国革命的进程、敌后抗战的情况。
在八路军总部，斯特朗多次访问朱德，朱德告诉她，共产党的战略方针是打持久战，使战争持续下去直到取得胜利。游击战并不是新事物，美国、法国、俄国都运用过它，这是一个严阵以待的国家和人民用来对付拥有优势军事装备的敌人的一种战术。斯特朗还通过与任弼时的谈话，了解到八路军动员群众共同抗日的情况。她深切地感到，“共产党的部队是一支新型的军队。他们不奸淫掠夺，尊重农民并帮助他们收庄稼，特别是教育他们认识自己的力量，并告诉他们如何战斗并赢得胜利。”两天后，斯特朗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八路军总部回到汉口。
1938年3月，斯特朗从中国回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急切地要传递她从中国带来的“信息”。她迫不及待地拆阅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寄给她的信件。斯特朗在一次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罗斯福夫人共进午餐时，向他们汇报说，华盛顿的听众热情地支持她的见解。她还同总统夫妇讨论了自己为发展中国工业组织筹集资金活动的计划，感到自己的计划得到了充分的支持。
在筹措资金的同时，斯特朗在纽约的一处寓所里，汇集她在中国旅行的经历，编成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颂扬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一个偶然的机会，促成了斯特朗的第四次访华。当时，她正急于离开苏联，于是便通过一条新航线于1940年12月底离开苏联，飞抵中国战时陪都——重庆。在重庆，她遇见了路易·艾黎、埃文斯·卡尔逊和爱泼斯坦，了解到中国的许多情况和新四军更多的情况。
在重庆的每一天，斯特朗都受益匪浅。但使她受益最深也是最重要的，还是与周恩来的几次深夜交谈。两人最后一次会谈结束前，周恩来把一篇长达26页的文章和其他一些文件交给了斯特朗，嘱咐她按照他所交代的做法行事。斯特朗接受了这一任务，把这种信任和重托视为珍贵的荣誉。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斯特朗第五次访问中国，在延安的生活成为她记忆里最快乐的时光。之后，她撰写了《中国的黎明》一书。斯特朗第六次访问中国时，已经是73岁高龄，而且健康状况不佳，只得借助拐杖行走。这一次，她留在了中国。
1970年，斯特朗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艾格尼斯·史沫特莱：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
1929年，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作为外国驻华记者来到中国，热情地投入到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在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中，她开始向往西北地区的斗争生活，向往革命圣地延安。
艾格尼斯·史沫特莱（1892—1950）
1936年，在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莱到达西安，等待被邀请前往延安。在这期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5天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史沫特莱在与周恩来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后，开始每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她概述当天西安事态的发展，并报道与这场事变有关的内容。当上海收听到她的广播后，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西安的广播使史沫特莱成了一个国际人物，并永久地被贴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的标签。
1937年1月初，史沫特莱正式接到共产党的邀请，访问延安。她的公开身份是到前线去做战地救护的工作人员。史沫特莱坐在红军护送者提供的一辆卡车后面，悄悄地越过了封锁线。她热切地盼望访问红军的部队。经过三天崎岖不平的山路颠簸后，她终于见到了第一支红军部队——左权率领的红一方面军。紧接着，她又见到了两位英雄的红军指挥员彭德怀和贺龙，她花了两周的时间采访他们。
到了延安，史沫特莱立刻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她的第一印象，朱德爱与人来往，很实在；毛泽东显得超然，“精神上孤立”。第二天，史沫特莱应邀在欢迎她的大会上讲演。
在延安，史沫特莱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进行了多次交谈，她的手提式打字机一直响到深夜。她给予毛泽东高度评价：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经验之中，他的著作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思想中的里程碑。她评价周恩来是一位学识渊博、阅历深广、见解精辟、襟怀坦白、不存门户之见、毫不计较个人安富尊荣和权力地位的卓越领导人。她还与朱德作了频繁的接触，并征得他的同意，撰写他的生平。
史沫特莱并不局限于采访和写作，她还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图书管理员，负责扩展延安鲁迅图书馆的外文书籍。她努力工作，吸引外国记者到延安来。她发动的一场灭鼠运动，对扑灭延安鼠害发挥了重要作用。她甚至为延安引进了一种新的娱乐方式——交谊舞。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往华北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史沫特莱在准备随部队开往前线时，不慎从马背上摔下来，背部受伤，推迟了行期。10月，史沫特莱养好了伤，随身携带了打字机、照相机和简单的行李，赴八路军抗敌前线采访。她很快赶上了驻扎在太原的八路军，然后到达北部山区的八路军总司令部，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位随军外国记者。
以后的3个月，史沫特莱白天访问，夜晚便把所得的材料用打字机整理出来。她的工作效率极高，除了写单篇的文章外，还把大量的笔记以日记的形式整理出来，汇集成《中国在反击》，翌年在纽约出版。
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各地期间，史沫特莱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她关心普通士兵的生活，增进了与他们的感情。抗战期间，她曾认一个10多岁的小战士做儿子，待他如亲生。史沫特莱与八路军相处不到半年，便深深地爱上了这支部队。
史沫特莱提出了上前线的要求，朱德没有同意。朱德希望她到汉口，帮助八路军筹集药品和医疗器材。经过做工作，史沫特莱只得同意，离开了她恋恋不舍的八路军。
1938年1月，史沫特莱到达汉口，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一面救护伤员和难民，一面报道中国抗战，并向世界性组织呼吁救援。
1938年10月，史沫特莱从长沙出发，前往安徽南部新四军驻地，11月到达云岭新四军军部。在云岭新四军军部期间，史沫特莱名义上是起草一份给红十字会的详细报告，实际上为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写了一系列文章，后由《曼彻斯特卫报》转载，详细报道了新四军的处境和对药品的需求。她为此还私下求助于一些英国朋友，以及美国红十字会分会。
1938年11月到1940年4月，史沫特莱在南至湖南、湖北省，北到安徽、河北省的广阔地区，采访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下的抗日部队。采访历时18个月，成为外国记者中对中国战区历时最长的采访。这是一次令人兴奋的经历，是史沫特莱一生记者生涯的鼎盛时期。她将这18个月的经历都写进了1943年出版的《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国的战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佳的战争报道之一。
1940年春，史沫特莱接受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李先念的建议，去重庆休养身体，同时实现她最主要的使命——把华中斗争告诉全世界。后因病情恶化，她回到美国。
1941年5月，回到美国的史沫特莱仍然表现出对中国抗战事业的热情关切。她到处讲演，撰写文章，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为中国的抗战募捐。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出版后，又开始写作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1945年8月，在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董必武拜访了史沫特莱，并带给她撰写朱德传记所需要的材料。1949年11月，史沫特莱准备取道英国来华。在英国，她把完成朱德传记当作首要任务。但不久，她的健康状况因胃溃疡出血而恶化，可她仍不肯放下《伟大的道路》书稿的修订工作。
1950年4月，史沫特莱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那就是说，建设一个强大和自由的中国。如果中国大使馆来到了，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只唱一支歌，中国的国歌——起来，我将不胜感激。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在伦敦病逝，终年58岁。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我深感庆幸，我这一生能够生活在这个伟大的人民之中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年4月20日生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人家庭。为了躲避沙皇的残酷迫害，爱泼斯坦在不到1岁时就跟随父母远离祖国，先到日本，后于1917年到达中国，1920年全家定居在天津。
爱泼斯坦15岁开始工作，起初在英文版的《京津泰晤士报》工作。1937年华北风云突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爱泼斯坦的父母不愿居住在被日本占领的地方，忍痛离开自己的独生子，东渡太平洋，到了美国。当时，爱泼斯坦22岁，担任美国合众社的记者。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2005）
作为一名记者，爱泼斯坦头脑敏捷，目光敏锐，把所有战地新闻源源不断地发往美国，以此来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爱泼斯坦不仅用笔来支援中国抗战，而且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实际行动掩护抗日人士。
1938年秋，爱泼斯坦参加了孙中山夫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在广州成立的保卫中国同盟广州分会，并从此与宋庆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年10月，广州失陷，爱泼斯坦转道去了香港，直接参加保卫中国同盟总部工作。在广州和香港，他结识了许多著名革命人士，如廖承志、胡愈之等人。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与此同时，日本飞机也突袭香港。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香港沦陷。
为了保护爱泼斯坦，廖承志采取迷惑战术，向外界散发了一个不幸的消息：爱泼斯坦被日本飞机炸死了。其实真实情况是，在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下，爱泼斯坦在左腿上制造了一个伤口，躲进了医院，以待机逃回内地，免遭日本侵略者的杀害。
七七事变爆发后，爱泼斯坦随即投入战事的报道中，他从北往南，深入战地，广泛深入地采访战事，捕捉新闻材料。1938年4月，爱泼斯坦出现在台儿庄前线国民党将领孙连仲的记者招待会上。爱泼斯坦听了孙将军对战事的简要汇报后，深感有必要与中国军队一起坚守舆论阵地。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击败了日军著名的坂垣师团，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爱泼斯坦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播到了全世界。
爱泼斯坦还在武汉采访了中共驻武汉办事处的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博古和新四军军长叶挺等人。
在半个世纪的记者生涯中，最令爱泼斯坦激动、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1944年赴革命圣地延安访问。
1944年6月，爱泼斯坦作为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联合劳动新闻社的记者，参加了中外记者的西北参观团，前往延安和晋绥解放区采访。爱泼斯坦在这片黄土地上度过了将近4个月的难忘时光，访问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贺龙、陈毅、聂荣臻等许多中共领导人和久经沙场的将领，为他们的风采所折服。
1944年6月12日，是爱泼斯坦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兴致勃勃地接见了记者们，向记者们说：“欢迎你们在大热天来延安，这儿是一个偏僻的穷山沟。我们的工作是抗日，我们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也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推翻法西斯。我们要团结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爱泼斯坦还单独采访了毛泽东。
在延安，爱泼斯坦还采访了“红军之父”朱德。“我永远忘不了朱德那慈父般的神态；贺龙只要一出现，气氛就会活跃起来；在南泥湾开荒的王震，说话那么直率，像个庄稼人，他的手上长满了茧子。”聂荣臻将军还告诉爱泼斯坦：“日本报纸说皇军是狮子，八路军是老鼠，自然狮子扑鼠，费力不讨好。”陈毅将军向他坦述了国民党发动的皖南事变……
在短暂的4个月内，爱泼斯坦被这批年轻而成熟的中共领导人所感动：“从这些延安共产党人身上，长征的尘土还没有洗掉，为人民，为革命，他们什么苦都可以吃。”在延安，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看到了圣地延安宝塔灯在照耀着中国的未来。
1945年，爱泼斯坦和妻子绕道印度到达美国。他不顾多年来的奔波劳累，日夜写作，历时两年，终于把在中国尤其在延安的见闻记录下来，汇集成反映中国革命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该书后来被译成多国文字，使世界充分了解了中国的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正义事业。
1957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爱泼斯坦如愿以偿加入中国籍。1964年，爱泼斯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爱泼斯坦对把自己一生献给中国人民非常自豪，他说：“是中国人民哺育了我，教育了我。……我深感庆幸，我这一生能够生活在这个伟大的人民之中。”2005年5月26日，爱泼斯坦病逝于北京。
汉斯·希伯：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
汉斯·希伯，1897年出生在原奥匈帝国（现波兰）的克拉科夫，后定居德国，在那里读书、上大学、参加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加入德国共产党，任报社记者。一战后，他采访过列宁和斯大林，经常撰写大量文章，介绍世界各地劳动人民的生活境遇。
1925年，希伯第一次来到中国上海。他作为记者，思想积极、眼光敏锐，经常到贫困的下层民众中了解中国社会的情况。回国后，他把在中国的经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用生动的语言写成一本书，并于1928年2月在柏林出版。
1932年秋，希伯告别新婚妻子秋迪，再度来华。不久，他的妻子也追随丈夫来到中国。
汉斯·希伯（1897—1941）
七七事变爆发后，希伯看到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比激动。他在上海非常关注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抗日斗争，想方设法帮助八路军、新四军解决困难。他设法把自费购买的药品通过秘密渠道送到新四军交通站，并积极推荐支持共产党抗日的国际友人奔赴抗日根据地，奥地利友人罗生特就是他推荐的。
1938年春，经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安排，希伯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并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斗争的情况。希伯为延安军民高涨的抗日情绪所感动，从中看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必将胜利的希望。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实际情况，希伯于1939年2、3月间，与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记者贝尔登等一道，从上海奔赴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采访。他见到了新四军军长叶挺、政委项英和陈毅将军，并且有幸聆听了周恩来给新四军干部作的精彩报告。
1941年1月，国民党军队悍然发动了皖南事变，希伯与夫人秋迪化装成医生和护士来到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在此期间，希伯受到了新四军的热烈欢迎。通过一系列的考察和实际生活，希伯完成了8万字的《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书稿。
为了进一步了解八路军在山东敌后的情况，希伯提出了到山东去采访的要求。新四军领导人告诉他，到山东去，路途很远，敌人的“大扫荡”即将开始，沿途会有危险，劝他暂时不要离开。但希伯坚定地说：“正因为这样，我才要去。许多问题，我到那里才能找到答案。”考虑到妻子的安全和为了自己写的一系列报道能在国外发表，希伯让妻子回上海。夫妻两人决定暂时分别。
1941年9月12日，希伯在沿途八路军和老百姓的掩护下，顺利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他的到来，给淳朴好客的山东老乡带来了欢乐。希伯到了八路军115师师部，政委罗荣桓等将领接见了他。在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希伯激动地说：“我深切地感到，谁要想真正了解今天的中国，真正了解中国人民是怎样英勇地同敌人艰苦搏斗的，谁就必须亲身到中国的敌后方来。”希伯的话语，引得台下阵阵掌声。
作为踏入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位西方记者，希伯以其卓越的政治敏锐感和生动的文笔，客观地描述了八路军的抗日活动。他的一系列文章在外国报刊上发表，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抗日军民在“反扫荡”的艰苦斗争中，几乎每天都要急行军上百里、打几次遭遇战，常常喝不上水，吃不上饭。希伯不仅要忍受艰难的行军，而且还要伏案疾书，把一天的见闻记录下来。八路军领导几次劝他离开，希伯却说：“我绝不离开山东。一个想有作为的记者，是从来不畏惧枪炮子弹的，让我留下来吧。”这位可爱的“外国八路”就这样留了下来，继续与大家在一起战斗。
1941年11月初，罗荣桓政委亲自指挥了“留田突围”一役。当时八路军115师主力集中在山东省沂南县境内的留田附近，日军分八路向这里包围。由于指挥得当，八路军一枪未放，无一伤亡，一夜之间就突破了敌人3道封锁线，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到达预定地点。希伯被八路军指挥员高超的指挥艺术所折服，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挥而就写了一篇《无声的战斗》通讯，赞扬这一奇迹般的辉煌胜利。这篇报道在115师《战士报》上发表后，极大地鼓舞了抗敌将士杀敌的士气。
敌人并不甘心被八路军摆脱，一场更大的“扫荡”正在酝酿中。不久，发生了鲁中南地区抗战史上最悲壮的一次战役——大青山战役。
11月30日晨，希伯所在的连队与敌人遭遇。敌人以一个混成旅将八路军一连紧紧包围起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连队将士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希伯也参加了战斗。尽管指战员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打退了敌人的多次猖狂进攻，但伤亡很大，希伯的翻译和警卫人员都倒在了血泊中。希伯满腔怒火，从牺牲者身边捡起枪来，猛烈地向敌人射击，不幸自己身受重伤，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44岁。
1942年，山东军区为了纪念希伯，为他建立了一座白色圆锥形的纪念碑，碑上刻着罗荣桓等题写的“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的题词。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党史军史研究学者、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