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和平
（本文是作者范海保已89岁高龄时，于2020年为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撰写的纪念文章。抗美援朝时他曾任志愿军机要员，一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情报干部。）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浴血奋战14载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我军在情报战线上，不仅与凶恶的日本法西斯军队进行了殊死的情报战，还与假抗日、真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卖国投降的汪伪集团展开了艰巨复杂的情报斗争。无论是在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公开战场上，还是在龙潭虎穴与魔鬼打交道的秘密战线上，我党我军侦察情报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理想信念无比坚定，赤胆红心无比忠诚，攻堡破阵智勇无比，为了胜利奋不顾身，用青春、鲜血和生命，为全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永不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特将过去工作中接触过的一些文献片段资料和自己平时收藏积累的有关报刊文章剪辑资料，加以整理成文，以资纪念。另外，抗日战争及其情报工作历史，时间跨度大、内容繁多、涉及面广，受水平和篇幅限制，这里只能重点简略加以琐记，而且错漏谬误在所难免，仅供参考。
调整健全情报组织机构大力加强调查研究和秘密情报工作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突然发动“皖南事变”。残酷的现实再次警醒党中央，必须进一步加强情报保卫工作。
当年9月，党中央决定，中央社会部(中社部)与军委参谋部的第二局和第一局的两个处合并，成立中央情报部(中情部)，统一领导中央军委一切情报工作。中情部与中社部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要任务是军政战略情报的获取与研究。康生任部长，王稼祥、叶剑英、李克农任副部长，李克农主持日常工作。1942年11月，鉴于对日军、蒋军和伪军尖锐斗争形势，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央军委参谋部改编为中央军委作战部。不久，又归建军委作战部领导。此时的军委作战部实际上成为中央军委总部遂行作战指挥任务的办事机关和参谋业务部门，下辖军委一局(作战)、二局(情报)、三局(通信)，局长分别为伍修权、曹祥仁、王诤。这种组织体制，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军委作战部具有参谋部的性质和作用。
1941年5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各战略区建立情报组织，在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前总”)第115师、120师、129师、冀中军区、新四军成立情报处。1941年底，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情报处正式成立，滕代远参谋长兼任情报处长，下设派遣、情报等4个科(股)。情报科(股)长为柴军武(柴成文)，派遣科(股)长为林一(滕代远夫人)。1941年12月5日，“前总”召开情报工作会议， 明确前方总部情报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战略情报，各战区、军分区、新四军、八路军各师情报处的任务是搜集战役、战术情报。
1941年7、8月间，党中央颁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情报工作就是调查研究工作，要重视加强对敌、友、我、外情的调查研究工作，把我党原来从搜集警报性和保卫性的情报工作，转向提升到搜集敌人军政战略性情报工作，从而把情报工作提高到理论、思想和政治上的原则高度。
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需要，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我党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从中央到各地的情报组织，派遣了大量的优秀情报干部和秘密战线上的精兵强将，打入日、蒋、伪之高层党、政、军、特等核心机要部门，如国民党中央党部、国防部各作战、情报、通信、机要、联勤以及汪伪特工总部(76号)担任秘书、副官、参谋、速记、统计、电台等要职，有的受到信任和重用，占据将校级高位。可以说，在国民党蒋介石、李宗仁、孔祥熙、白崇禧、胡宗南、傅作义、陈诚、戴笠等人身边几乎都有我党秘密共产党的身影。他们潜伏敌营，与敌斗智斗勇， 获取了大量日、蒋、伪的军政战略情报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重要情报。而且，我党还巧妙地将秘密情报工作与对敌统战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大大推进了我党情报工作的发展。
“西安事变”中的情报统战工作
1936年12月 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围剿陕北根据地的部队，除了其嫡系胡宗南以外，主要是张学良、杨虎城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党中央决定积极开展对这两支部队的情报与统战工作。张学良早就想与中共联系，为父报仇，抗日愿望强烈。杨虎城则早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关系，并起用地下党员宋绮云担任其秘书，杨的警卫团长张汉民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为此，党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央联络局，李克农任局长，负责对东北军、西北军的情报统战工作。李克农首先从做东北军被俘团长高福源的思想教育入手，取得成功后，直接与张学良会面，又精心策划与周恩来谈判，达成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密协定。经过不懈努力，完成了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对于当时大西北地区形成的张、杨与中共实行合作共同抗日的态势，国民党蒋介石有所察觉，并严令中统、军统特务机关加强防范，指令戴笠在西安地区的特务站点采取各种监视和破坏活动。但是，由于中共地下党和张、杨身边的秘密党员们的高度警惕和防范，其阴谋未能得逞。
联合抗日，全国人民人心所向，但蒋介石背道而驰，亲抵西安，逼迫张、杨发动剿共作战，张、杨不从，遂发起兵谏，“西安事变”爆发。事变中戴笠的西安地区特务组织全部瓦解，西安站长马志超为保命逃脱，戴笠采取紧急措施，派人携带电台秘密前往潼关搜集情报，并企图营救蒋介石，均告失败。
“西安事变”惊动了延安，党中央、毛泽东纵观全局，作出决策，派周恩来、叶剑英赶赴西安调解，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调解说服工作，促成了国共谈判，迫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无线电技术侦察与密码破译
抗日战争时期，红军中革军委二局改称中央军委二局，担负为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对日本侵略者作战的技术侦察情报保障和密码破译任务。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军委二局立即着手全力以赴策划对日军的技术侦察与破译工作，从培训日语侦听(收)人员、搜集日军电台通信密码资料，到正式开展对日全面侦察，在业务技术条件差，缺乏经验的情况下，经反复摸索，终于有所成效，并于1939年7月第一次破解了日军的军事密码。1939年11月，日军对我晋察冀边区进行报复性清剿“大扫荡”， 其指挥官就是被日本人夸耀为“山地战专家”“名将之花”的日军中将阿部规秀。战斗中，日军火力很强，讲究战术，我军将其包围以后，几次冲锋都攻不下来。此时，我技术侦察发现，日军在黄土岭地区频繁通联，收发报被我侦听(收)，并破译了其密报电文，才知道敌人的一个中将被围困。指挥战斗的杨成武司令员接到情报大喜过望，下令部队坚决不能松手，要不惜一切代价啃下这块硬骨头。杨成武命令炮兵向敌人实施火力急袭，当即将阿部规秀击毙，使其成为抗日战争中在中国战场上被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
抗日战争中，军委二局还从密码破译中获得了德国法西斯1941年6月将对苏联发动闪电式突袭的情报。同时，我党秘密特工阎宝航也获得了这一重要情报，通报苏联方面后，斯大林一开始有些犹豫，后多方佐证，确认此情报准确可靠。为此，斯大林致电中共:“谢谢你们提供的情报，为苏联红军争取了时间。”
1943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借口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机，提出解散中共，取消陕甘宁边区。蒋介石密令胡宗南调集了16个师，10万余兵力准备对延安发动突袭。当时，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总共只有2万余人，多为担负河防任务和一些搞生产的部队，延安党中央、军委总部只有1个警卫团，形势万分危急。毛泽东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对策，为挫败敌人阴谋， 决定利用军委二局技术侦察所获情报和在胡宗南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秘密党员熊向晖报告的敌军事部署计划情报，发动宣传攻势，广播、登报，公诸于众，并在延安召开3万人群众大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行径。国内外舆论大哗， 纷纷谴责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胡宗南极为恼火，不得不下令取消进攻边区和延安的计划。 同时，为掩人耳目，还给朱德总司令发电报，假惺惺地解释道:“敝部换防，请勿误会。”就这样，党中央、毛泽东以情报作武器，粉碎了蒋介石精心策划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事后，蒋介石哀叹道:“毛泽东这一手厉害，厉害呀！”
抗日战争中主要战役战斗侦察活动情况片段
抗日战争中，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规定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整个战略方针下，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执行协助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抗击、牵制与消灭敌人的作战任务。毛泽东说，我们只会打游击战，打游击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作战，只能利用自己的特长，深人敌后，开辟敌后根据地，“大闹天宫”。为此，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被称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作战形式为伏击战、阻击战、破袭战。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武装力量、游击队等，主要以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等骚扰、打击、消灭敌人。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根据地抗日武装力量、游击队，共进行大小战役战斗约12.5万余次。这里，只能对八路军对日作战主要战役战斗侦察活动情况略述一二。
首战平型关。1937年9月23日至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山西省灵丘县之平型关镇伏击歼灭日军，系八路军出师抗日第一仗。毛泽东对师长林彪说:“八路军成立后第一仗的任务交给你们师，只能打胜不能打败。”师部研究决定，在平型关选择战场，伏击日军坂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9月22日，坂垣师团侵占灵丘，后蜂拥西进，直奔晋东南重镇平型关。23日上午，115师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林彪、聂荣臻做战斗动员。林彪分析了战局，介绍了敌情，做了战前准备具体部署：组织到现地进行地形勘察，侦察分队加强我军驻地周边社情安全保卫工作，拦阻行人，封锁消息，并派遣侦察人员赴灵丘至平型关沿线侦察了解日军西进动向。第二天凌晨，天色朦胧，林彪带领侦察参谋王民根、警卫员杨兴柱，化装成活脱脱的山西农民庄稼汉。从平型关至灵丘20余里，群山重叠，人烟稀少，他们仔细查看每处地势、地形，最后在可容一辆汽车通过，两边是陡峭山壁的深山谷旁停下来。环顾四周，林彪眼前一亮，设想着火力布置和兵力安排，一个理想的伏击地点和一个成熟的作战方案当即形成。“这里地形太妙了，打伏击，我们必胜！”侦察参谋王民根高兴地说。紧接着， 林彪又组织营以上干部前往勘察熟悉地势、地形、地物及四周环境。同时，派出的侦察人员不断报告，侦察获悉敌军向平型关开进的情况：100多辆卡车在前面开路，有的车上坐满了举着太阳旗的鬼子，有的卡车拖着大炮，有的装着物资，长长的汽车队伍后面则是长长的骑兵部队。敌人耀武扬威，浩浩荡荡，气势汹汹，不可一世。拂晓前，我军各项作战准备工作就绪。25日晨，战斗打响，隐蔽在深山谷两侧的第685、686、687团同时开火，串串火龙喷向敌群，一辆辆敌汽车被炸得相互碰撞，前进不得，后退不能，骑兵更是乱成一锅粥，鬼子死的死，伤的伤。敌我展开白刃战。击退敌连续反扑和突围后，于下午1时结束战斗，歼敌一干余人，缴获一大批枪炮、车辆、战马、军用物资。八路军平型关首战大捷，全国人民欢欣舞。 战后，部队总结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侦察工作比较得力，特别是指挥员侦察作用明显，其次是周密细致的现场勘察，正确选定伏击点等。
夜袭阳明堡。八路军第129师769团于1937年10 月19日夜，在山西省代县阳明堡袭击摧毁日军飞机场的战斗。日寇在平型关吃了苦头以后，变更了作战部署，气势汹汹，沿着同蒲铁路直奔太原。此时，我八路军第129 师769团(师先遣团)奉命插向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一路上，敌人飞机频频从头顶掠过，甚是疯狂。为阻止日军进攻太原，769团团长陈锡联，根据师首长指示精神，决定夜袭日军阳明堡飞机场。为了弄清敌人机场的情况，陈锡联决定到现场侦察一下，他带领几个营长，抵达机场外不远的地方时，从望远镜中看到一群灰自色的敌机整齐地排列在场地上。同时，发现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楼、打着赤脚的人，从机场附近走来。当此人得知眼前这几人就是八路军时，百感交集，激愤地哭诉了他的遭遇。原来他就住在机场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日本鬼子来了以后，抢劫烧杀，一家三口只剩他孤零一人，后来被鬼子抓去当苦力。因不堪忍受鬼子的野蛮打骂和欺辱而偷偷跑了出来。这位老乡向陈锡联等人详细介绍了机场内外情况。经过侦察，他们了解到:机场里共有24架飞机，白天轮番去轰炸太原、忻口，晚上都停在机场，敌香月师团的一个联队驻阳明堡里，机场只有一小股守卫部队。当时，敌正忙于夺取太原，对机场守卫并不严密，是我对其袭击的好时机。因此，陈锡联决定立即动手，任务交给3营。19日傍晚，部队趁暗夜悄然出发，向导就是那位老乡。在他的引导下，部队很快到达目的地。机场一片沉寂，鬼子们睡得正酣，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了机场，向机场中央的机群扑去。鬼子哨兵发觉后，鸣枪报警。敌守卫部队仓惶赶来，盲目开火，嚎叫着向战士们扑来，双方展开白刃战。这时，数架飞机已被炸毁，燃起大火，熊熊烈焰弥漫了整个机场。几十分钟后，敌守卫部队大部被歼，战斗结束，共歼敌100余人，击毁敌飞机24架。这次战斗使急欲夺取太原之敌，丧失了空中支援，忻口、太原连续多日都没有遭到敌机的轰炸。
雁门关伏击。八路军第120师716团于1937年10 月18日至21日在山西省代县雁门关地区伏击日军的战斗。1937年10月，我八路军第120师挺进到同蒲铁路北段的宁武、神池、朔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120师师部驻扎在神池以西一个村子里。一天，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正围着地图研究情况，讨论分析敌情，谈到忻口战役正在进行，敌人每天从大同经雁门关向忻口前线运送大批弹药、物资，这是一条很重要的运输线。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要找机会搞它一下。贺龙、关向应、肖克，召开全师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师的作战部署。贺龙讲话指出，雁门关为长城之要口，乃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我这次作战必争之关口。总部下达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袭击日军运输车队，切断敌运输线，配合国民党军保卫忻口、太原。
358旅716团接受了任务，在团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率领下，经过三天急行军，到达雁门关西南之老窝村后，立即投入战前准备，勘察地形，派出侦察人员侦察敌情，组织工作队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秋收，很快密切了军民关系。群众帮助搜集情报，报告敌情，主动为侦察人员带路等，部队很快搞清了雁门关一带的地形，掌握了驻守雁门关一个日军联队、敌运输车队的情况和活动规律。10月16日，群众送来情报，大同日军集结了百余辆汽车，满载武器弹药，要经雁门关前往忻口。情报可靠，贺、廖首长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动员。贺带领部队迅速赶往雁门关以南的黑头沟选好阵地。黑头沟是敌通往忻口的必经之道，绝壁悬崖，山坡陡峭，是理想的伏击地形。此时，侦察兵王二虎报告，西南20里外发现鬼子100多辆卡车，正向我们开来。18日上午10时许，日军满载步兵和弹药的运输车队进入狭窄的黑头沟伏击圈，716团当即发起攻击，顿时枪声大作，爆炸轰隆，打得鬼子人仰车翻，晕头转向。一小时结束战斗，毙伤日军500余人，击毁汽车数十辆。这次战斗切断了日军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运输线，配合了国民党军忻口的防御作战。
东北抗联后期的秘密情报和军事侦察工作
1940年至1945年，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对任务和斗争形式进行了重大调整，决定主力转移，其他部队化整为零，潜伏隐蔽，组成各种精干的小部队在东北各地坚持抗日斗争。这些小部队机动灵活，神出鬼没，破坏敌军事设施，侦察了解日伪军情动向，袭击消灭敌有生力量，抗日斗争活动十分活跃。原来由中共北满省委领导的几支小部队，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秘密情报和军事侦察活动。其主要任务是:联系群众，侦察敌情，生产种地，自给自足。其中，联系群众是重要任务之一。他们身居深山老林，经常下山，同群众接触，建立秘密抗日组织和联络点，在伪军警中进行抗日救国宣传，还各种方式、身份，掩护在敌营的我地工人员。他们配有电台，将秘密搜集到的日、伪军情报及时向上级报告。另外，当年，苏联红军正准备进军东北，急需日本关东军各方面的情报。为此，其军事侦察小部队就承担了此项任务，主要是了解摸清日军的作战防御体系，如筑垒地域构成、工事结构，坚固程度以及兵力配备、部署、位置，指挥所、部队番号、炮兵、坦克、铁路、机场、弹药库、粮库、供水、电力传输系统等。该小部队组织精干，一般四五人，最多十几人，配备自卫武器、弹药、生活生存物资、电台等。 从1940年至1945年间，对东北地区30余个县，进行了300多次侦察，搜集了大量详尽准确可靠的日、伪军情报资料，为苏联红军进兵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际红色特工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一员，相互之间保持着正常的情报关系。抗日战争中，共产国际情报组织为支援中国抗战，组织了大批情报人员在世界各地或来华，在隐蔽战线上与中国同志一道并肩战斗，被称为国际红色特工，如；德国人佐尔格、汉布尔格、华尔顿，波兰人多姆，日本人中西功、尾崎秀实、武田义雄、西里龙夫以及数以百计的国际情报小组，在支援中国抗战的秘密战线上，与日本法西斯进行着舍身忘死的斗争。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以日本革命志士为主组成的“中共谍报团”，所发挥的要作用和做出的重大贡献，在中国抗战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其实，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共中央就对日本的情报工作与情报关系建设早有准备。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早年培训的情报关系，纷纷打入日本统治集团高层情报特务机关。日本革命志士中西功，1940年打入日本驻华派道军总司令部，取得“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顾的头衔，成为日本驻华情报机关的高级特务，可以自由出入日军大本营(军部)、陆海军和由军部控制的“支那抵抗力量调查委员会”(掌握战略情报，为日本统治集团提供战略决策的高级谋略机构)。他还和西里龙夫搜集到，1941年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方针是:对中国东南沿海各口岸实施战略封锁；正面作战进攻豫南、赣北、晋南、长沙，逼迫蒋军；对华北进行“强化治安”，对苏北进行“大扫汤”。1942年4月初，武田义雄晋升为陆军少将，担任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兼特种处二课课长。23日，到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驻地石家庄，冈村宁次司令官向他报告了日军准备自5月1日起，对冀中八路军进行大扫荡的作战计划:集中方面军3个师团、5个联队共5 万余人，在6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实行“三光” 政策。25日，武田义雄即通过秘密交通线，向中共提供了日军准备进行“五一大扫荡”这一重要情报。
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及其领导下的红色特工，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卓越斗争和所做的重大贡献，将永远牢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