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衣刀客 广安门外1973
2008年的热播电视剧《潜伏》讲述了1945年初我地下党情报人员假扮夫妻，在国民党军统总部情报处潜伏，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情节紧张激烈刺激，受到观众的追捧，成为热播剧。男主角，潜伏在敌后的我党情报员余则成的原型到底是谁，有多种说法，比如吴石、黎强、刘青石，也有人认为是完全虚构的人物。
余则成原型到底是谁，笔者也无法确定，但笔者知道有个国民党特务解放初期在北京落网，有趣的是，名字和余则成相近叫俞承泽，这是我公安人员在北平和平解放以后自主破获的第一起重大特务案，网上也有相关文章，但本文一如既往将更加详细和准确地记录这一案件的历史背景和侦破过程。本文较长，可以先转发给自己再慢慢阅读，或者点击标题下面的耳机收听。
1948年底，为了保护北平的古迹，北平地下党派人找到建筑学家梁思成，提出解放北平的两手准备，如果和平谈判破裂，必须攻城，请他把北平重要古迹在地图上画出来，加以保护。最后我军与傅作义达成和平协议，避免了北平文物受到战争损坏，皆大欢喜。可以想见，如果和平协议没有达成，即使位置标出来了，也很难完整保护，因为北京的古迹太多了，遍地都是。而解放以后，梁思成建议在城西建设北京新城，完整保护老城（如今的二环以内），但很快，城墙拆了，牌楼推了，路面拓宽了，很多王府变成了大杂院和政府办公地，甚至沿着护城河开办了多家工厂，没有了以往的样子。如今在提倡和恢复古都风貌，但很难找到当初旧北平的样子了。
傅作义身边工作人员中有很多地下党员，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就是一个，他们对傅作义做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打消了他的种种顾虑。在兵临城下的形势中，经过中共地下党员不懈努力，在开明人士敦促下，傅作义看到大势已去，签订协议。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部队开出城外接受改编，2月3日开始，解放军大部队进入北平，并举行了入城式。举城欢庆，名士、乡绅、官员、旧警察，甚至留守的国民党后勤和警卫部队都上街和老百姓一起挥着小旗子迎接解放军。
国军迎接解放军入城
北平和平解放后，毛在西柏坡接见了傅作义，肯定了他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作义担任了水利部部长的职务。
从这段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到情报战始终是国共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北平解放前我党已经在北平安插了大量地下工作者，甚至包括梁思成、傅作义身边都是情报人员，我在暗，敌在明。和平解放后，国民党留下大量特务组织进行破坏、暗杀和情报搜集，变成敌在暗，我在明。那些上街热情欢迎解放军的人群中就夹杂着冷眼窥视的国民党特务。
1947年底，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了迎接全国的胜利，由西北局、华北局、华东局和晋绥分局抽调部分县团级以上、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优秀保卫干部，在中社部进行接管大城市的公安集训。集训班的负责人叫谭政文。
谭政文
谭政文是湖南资兴人，1910年出生，其父为谭聿怀，最早一批工农红军，1933年在江西反围剿时牺牲。谭政文17岁便随父加入共产党，1928年父子一起参加了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起义失败后上了井冈山。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谭政文做的主要工作便是政治保卫工作，他历任西北保卫局执行部部长，中央社会部地方部部长，社会部副部长等职。
解放后，由于保卫工作和社会治安、反特工作的相似性，大量保卫干部进入了地方公安系统。
谭政文负责的集训班由来自各地的108人组成，因而这些人被戏称为“一百单八将”。集训班的课还没上完，北平和平解放，毛亲自点名，要谭政文担任北平市首任公安局局长，谭带领一百单八将入城，组建公安局。
此时，我党已经决定将首都设立在北平，因此保障北平的治安稳定成为首要任务，这108将被全部分配到北京公安系统，要求把北平的治安搞得清清楚楚，以迎接中央进城。
1949年2月3日，解放军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入城仪式，次日，谭政文发出了市公安局2号命令，向北平二十个区的二十个分局分别派出军代表，一个分局由三人军管，共接管旧警察机关三十二个。
1948年秋，来自解放区的大批干部在良乡集训，学习管理城市政策，随着北平解放，多机关被接管，干部随即赴任。解放初期的北平普通干部大多是从良乡集训选派的。谭政文集训班的一百单八将成为首批公安领导力量。
1月31日第一批进入北平的，就是以谭政文集训班为领导班子的我党北平市公安局全体人员，包括公安大队（相当于武警）728人，公安干部539人。2月3目当天，国民党警察局被我军接管，首先对旧警察进行政审，一万三千名维持治安且熟悉地面的旧警察局普通警员被暂时全部留用，有罪恶和民怨的旧警察被法办或清理。解放前就潜伏在北平的我党地下情报人员大多浮上水面，就地成为反特一线的公安人员，被直接分配到各区公安局工作，主要负责反特和后来的镇反。
当时的北平非常混乱，1948年下半年，随着东北、华北地区的大片解放，各地敌特军警头子大多逃到北平，在这个一百六十万人口的都市里，败兵、难民四处流散，特务、土匪横行不法。北平城内本来就有大量的恶霸流氓，会道门，黑社会、反动行会，中统、军统特务……，情况异常复杂。此时解放军还没有渡江，和国民党南北对峙，北平有大量顽固派，不相信我党能在北平长期站住脚，社会上各种传言，认为国民党早晚要打回来。这些人活动频繁，到处刺探情报，搞被坏，甚至架设电台，北平民间也有一些商业电台被利用向国民党提供情报。北平每天都在发生敌特、匪徒埋地雷、打冷枪、抢劫、凶杀、投毒、放火、破坏等恶性案件，有时一天就发生几起大案。据说当时中南海里杂草丛生，设备废弃，池水污浊，还埋有地雷，直到6月才清理干净，更是到9月21日，大典前十天，毛才正式入住。
1949年2月4日，二十三岁的北平人陈悟生被分配到北平市公安局内二分局。当时的北平城区分为内七外五十二个区，另外还有八个郊区，包括现在的海淀、石景山、丰台、朝阳，一共二十个区。内二局就相当于我们熟知的老西城区的南侧，大概包括现在的北起丰盛胡同、武定侯街，南到和平门、宣武门至长椿街。东起南海，西到复兴门一带。
如今的二环内老北京，只分为东西城两个区，稍早一点，外城还有宣武、崇文两个区，拢共也就四个区，那为什么老北平到解放初期要划分十二个区呢？这是当时交通和通讯不发达所致。电话没有普及，很多派出所连个电话都没有，着急的只能将电话打到分局里，再传口信。警察办案不是腿儿着就是靠骑自行车。刚解放，一个派出所有两辆自行车那算是富裕的，赶上自行车不在，也得叫黄包车或者去挤电车，办案效率极低，难以管理太大的区域。
陈悟生家住宣武门前青厂胡同，祖辈是山西移民，父亲在报馆做工人，家境不错。抗战时，在中学参加了北平地下党，隶属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中共北平委员会”下属的“平民工作委员会”，后改为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北平和平解放后，因其有文化，有头脑，工人家庭出身，地下党经验，组织上分配他到市公安局内二分局工作，参加对国民党警察局的接管和反特工作。
入城式的前一天，人民政府公安局顺利接管了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接下来，市公安局在前门内公安街16号大院正式办公（不止这一处），启用市公安局新印章，大门口挂出“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的牌子，门卫也由旧警察改换为身着解放军制服的公安大队战士。由此开始，谭政文集训班走进北平，成为了首支北平公安、政保队伍。
北平市公安局大门
很快，该局侦讯处执行“要先将有武器的特务机关搞掉”的精神，按照早已掌握的敌特名单，逮捕了108名潜伏特务分子。与此同时，侦讯处还设立了特务秘密自首登记处，从接管警察局当天的2月2日至28日，27天内有808名特务秘密自首登记，侦讯处收缴电台291部，各种枪支625支。
其中包括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少将站长徐宗尧2月3日到市公安局自首，交出北平站人员名单及25本密码，因此而启获特务机关37个，国民党、三青团机关19个。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年轻的陈悟生走进了内二局的大门，北平能和平解放，他当然是异常兴奋，觉得自己也为此出了一份力。由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他知道，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
接待他的是公安局内二分局三十二岁的局长狄飞。狄飞也是集训班108将之一，他是山西省吉县人，年龄虽然不大，但他二十岁参加革命，二十一岁入党，历任抗日决死二纵队排长，山西省吉县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晋西南区党委社会部科长，晋绥分局社会部科长，晋绥公安总局三室主任，中央社会部科长，任内二分局长时已经是有十二年履历的老革命了。社会部部分职能就是解放区的治安和反特。
狄飞此前并不认识陈悟生，但他知道陈有文化，办事干练，思维敏捷，是在实战中锻炼出来的一位优秀的年轻地下党。狄飞握着陈悟生的手，将他请进办公室，没有太多寒暄，而是开门见山地说：“悟生同志，你是老北平，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多年，对北平的情况很熟悉，今天请你给我谈谈北平的敌情及治安情况。”
狄飞身着一身合体的灰色军装，右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臂章熠熠生辉，更显得威风凛凛。陈悟生则一身工人打扮，听闻局长让自己讲讲北平，心里立刻有了底，他太熟悉这些情况了，便把自己知道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 最后，陈悟生介绍说：“据我所知，目前国民党的特务活动很猖獗，他们其中很多人埋伏了下来，为了隐藏身份，大多变换和迁移了住址，改变了姓名和身份，蛰伏在北平的各个角落里，搜集我们的情报，随时等待机会对人民政府下手。现在他们的活动都已经转移到了地下，变得更加隐蔽，而我们在明处，要想抓住他们，就需要我们掌握每个黑暗角落里的信息，把他们一个一个挖出来！”
建国初期，身着公安制服的公安夫妻
狄飞点点头，“是呀，北平虽然是和平解放，那只是表面现象，卢沟晓月虽然幽静，但永定河水也是激流涌动啊！”
陈悟生笑笑说，“很多反动组织在北平经营多年，表面都有正当身份做掩护，要想根除就要深查历史，拢住他们的脉络，一串串揪出来，但现在很多组织各怀鬼胎，隐藏踪迹。他们有想维护家产的，有想脱身而逃的，有想浑水摸鱼的，有想静观其变等待机会的，敌人身份复杂，各怀鬼胎其实对我们是有利的。北平和平解放，国民党一定不会甘心，必然要派特务潜入北平，组织笼络各支残余势力，所长，我们要尽快动手，在敌人从一盘散沙组织起来前就一网打尽！”
王志文和刘佩琦主演的电视剧《无悔追踪》讲的就是北平解放时，潜伏特务的心理和生活状态，潜伏特务冯静波虽是特务，但在镇反压力下，潜伏一生，为人低调温和，处处助人，隐忍生活，竟然在多次运动中躲过劫难，还被评为劳模，当上了校长。而从一开始就怀疑他身份的警察肖大力，尽职尽责却被打成特务。
“好，说得很好！”狄飞听完陈悟生的话，知道自己没有选错人，眼前这个小伙子虽然还长着一张娃娃脸，但举止沉稳，思维缜密，一看便知是情报战线的行家里手。狄飞沉思了片刻，一个想法突然跳了出来：“悟生同志，你在解放前的公开身份是什么？”
陈悟生说：“我在公共汽车公司做车辆保养工人。”
狄飞问道：“汽车公司有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吗？”
陈悟生答：“韩作文韩师傅知道我的身份，他还是我介绍入党的，现在依然在汽车公司作司机。我二人的党员身份还没有公开。”
狄飞继续问道：“好，先不要公开。那你调动工作的事情，有人知道吗？”
“汽车公司除了韩师傅知道，”陈悟生想了一下说“公司经理应该也知道。昨天市局的电话打到了经理办公室，我接到调令以后，今天就来报道了，我想先报道，看下工作安排，再回公司办手续，所以没有告诉经理，但经理也许有所察觉。”
“好，很好！经理这边我安排人去调查一下，如果有问题，我会安排办妥。”狄飞双眼紧盯着陈悟生的一双大眼说：“悟生同志，我是这么想的，你明天回公共汽车公司继续隐蔽身份，还做一名保养工，并以这个身份继续和你以前的各种关系人保持联系，注意各方面的敌情，一旦发现问题可以随时直接告知我。”
陈悟生立刻明白了，刚刚和狄飞对敌情的一番分析，得出敌暗我明的结论，狄飞这是让陈悟生继续隐藏在暗处去发现黑暗中的敌情。陈悟生接受了这个命令，心里多少有点遗憾，他是多么想穿上那身公安制服啊，但他知道任务的重要性，而且这一任务更具挑战性，一个情报工作者离开自己的情报网是寸步难行的，所以他非常赞同局长狄飞的安排。陈悟生当天下午就返回了公共汽车公司，没事人一样，继续工作。只是下班时，将这一情况悄悄告诉了韩作文韩师傅。韩师傅一听立刻兴奋了起来，好啊！就得这么干，特务又没写在脸上，穿着公安制服在大街上肯定是找不到的。以后咱俩得多长一双眼，多长一对耳，多听多看。
韩作文是个老司机，在日伪时期就开公共汽车，为人诚恳豪爽，乐善好施，重情重义，在汽车行业的工人中威信很高，工人们心里有话，都愿意和他说。公交司机每天都在街面上跑，接触五行八作的乘客，北京人又好聊天交朋友，老韩的消息是相当灵通。北平解放前夕，四十三岁的韩作文，被比自己小二十岁的陈悟生发展入党，在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汽车工人，开展护车、护场斗争，并主动承担掩护接送地下工作同志进出城的工作，工作非常出色。
一个周天，陈悟生休息，就来到分局向领导汇报工作，汇报完便在办公室里看市局下发的《敌情通报》，一看就看到了下午。忽然，传达室的王老头推门进来，：“小陈，有一个姓韩的人有急事找你！在大门口等着呢！”
陈悟生皱起了眉毛，心想自己跟老韩说过，工休会回局里汇报工作和看文件，他怎么会突然追到局里来了呢？莫非发现了什么重大敌情？否则不会冒然来这里找他的，忙告诉王老头：“快让他来办公室。”
韩作文一脑门汗的走进办公室，说：“去你家找你不在，我想你肯定在这儿呢！”陈悟生给老韩沏上一杯高末，说，“老韩你别急，坐下落落汗，喝口水，有事情慢慢说”
老韩抹了一把汗，端起杯子也不怕烫，吸溜了一大口，一抹嘴说：“陈福禄你认识吧？”陈悟生皱着眉想了下说：“哦，我知道这人，但是没打过交道，好像是在哪个汽车行来的？”
“景福汽车行！”老韩提示道。
“哦，对，就是景福汽车行，西单宽街12号的景福汽车行！他怎么了？”陈悟生问道
老韩说：“这陈福禄他爸跟我是把兄弟，我今天没班，就去他家找他爸喝酒。这孩子也作陪，喝着喝着，他就说了个事儿，说他们汽车行的股东张景贤家来了一个年轻小伙子，名叫俞承泽，说是给张景贤来当助手。但这孙子来了以后呢，特别不招人待见，仗着自己有点关系，整天大模大样，任人不理，迎面都不带打招呼的，你知道我们都是粗人，而且咱们这北平人，别的没什么就讲究个礼节客气。不仅如此，这孙子还什么也不干，来汽车行，既不会开汽车，又不会修汽车，每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成天就举着一本书在哪装洋蒜。”
陈悟生说：“有人就是不爱交际，这也没什么吧！”
“怎么能没什么呢？”老韩说，“你想啊，给当家的当助手，那必然是上下打理，八面玲珑的人精儿，可这位一天到晚跟个泥菩萨似的在这装大爷，你不觉奇怪吗？这又不是娘娘庙，当家的吃多了请这么个菩萨来白拿钱？”
“啊，你这么一说是有那么一点奇怪……，可是……”陈悟生若有所思。
“你听我说完啊！还有奇怪的呢，陈福禄那小子还说啊，汽车房旁边有一间根本没有人去的屋子，经常发出嘀嘀哒哒的声音，他听到就有三四次了。你说这嘀嘀哒哒，难不成是电台吧？”
“嘿，您老绕这么大一个弯子，直接说电台不就得了，那这事确实是可疑，您这警惕性是可以！这情报相当重要！”陈悟生挑起了大拇指，凭着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凭着自己职业的敏感，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报，应当立即向狄飞分局长报告。于是马上带着老韩敲响了狄飞局长办公室的门。
狄飞听了老韩的报告，也非常重视，立即指示韩作文继续让司机陈福禄，多接触俞承泽，进一步了解和掌握该人的情况，并随时向陈悟生汇报。同时抽调三名侦查员和陈悟生一起，对景福汽车行进行全面的调查。
一切安排妥当，狄飞将此情况报告给市局局长谭政文和侦讯处处长冯基平。市局侦讯处刚刚组建不久，是专门负责破获敌特组织的部门。
处长冯基平此时三十八岁，是奉天（辽宁）法库县卧牛石乡大屯村人，十九岁时考入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学习。第二年五月加入共青团，九月成为共产党员，没几天便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冯基平作为东北人和党员被派到北平东北留平同乡抗日救国会（又称北平东北青年救国会）工作。年底，冯基平带领会员潜回东北老家组织抗日义勇军，先后成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四军司令部秘书长、辽阳县委书记。1932年6月回北平出任北平东北军旅委书记。8月，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关押到北平草岚子监狱，同薄一波等成为“草岚子监狱六十一人”，直到1935年才被营救出狱，转入地下工作。1936年12月到山西工作。1940年8月率领部队参加百团大战，战斗中受伤到延安休养。1941年恢复工作，1946年开始先后出任绥蒙保安副处长，晋绥公安局平津工作站长，开始情报工作。1947年任中央社会部工作站长。新中国成立后，冯基平担任市局侦讯处处长。
冯基平赴任侦讯处后，正在研究如何在全市进行“肃特”斗争，听到内二分局的报告，非常重视，要求尽快落实这些情报的准确性，也就是要确实掌握他们的活动证据，进而掌握组织成员和行动目的。冯基平指示侦查科：将此案列为专案侦查，并派出侦查员协助内二分局调查。
第一项工作就是嫌疑人的档案查询。景福汽车行的股东张景贤档案被调了出来，他家住西单宽街12号景福汽车行内，其父曾任国民党时期的北平国大代表，以前是冯玉祥手下的一个师长。张景贤本人在日伪时当过县警察所督察，日本投降后，没有被国民党政府定为汉奸追责。他回到老家河北省武清县组织还乡团，后参加了国民党军统外围组织“新事业建设协进会”返回北平加入“中国公民互助会”。北平解放前夕，张景贤通过“中公会”经常和国民党特务们吃喝嫖赌，打得火热，有重大特务嫌疑。
而那个新招来的助手俞承泽一时竟无法查清其身份和来源，也查不到以前和张景贤有任何来往，仿佛凭空而降，这让他变得神秘而可疑。
陈悟生带着两个侦查员，先是对西单宽街12号景福汽车行进行了外围调查。汽车行前面是一个停车的大院子，注册有四辆货车，两辆大客车，一辆轿车。平日里就停在院子里，有客户要车，就短租或长租，给客户拉人拉货。院子里是一排平房，其中一大间是维修保养车间，其他的房间是业务室，司机休息室，财务室等。车间东侧有一间小房，只有一扇小窗，大白天也总拉着窗帘，这应该就是那间发出奇怪声音的房子了。车行老板张景贤一家住在后院。
陈悟生在附近盯了两天，没看出个什么名堂，也没有发现有人进出小房间。现在还不好冒然造访，怕打草惊蛇，想着如今北平进出查的很严，如果车行里有电台大概率是旧电台，近一段从外地携电台入北平的可能性不大。而那时候的电台里的二极管很容易损坏，需要经常更换。便想到先去附近的电气行查摸一下。
走了几家电气行，果然在西单商场内开无线电行的宋某处了解到，景福汽车行的张景贤曾到这里买过二极管。那时很多业余爱好者会在电气行购买配件，自己组装收音机或者小功率电台，买几个二极管本无可厚非。但从张景贤的档案来看，他并非无线电爱好者，其家人也没有组装无线电设备的能力，一个汽车行修车更用不上这些电子元器件。那他买二极管是干什么用呢？结合老韩提供的情报，陈悟生坚信景福汽车行里应该有电台。
陈悟生决定直接接触汽车行司机陈福禄。晚上陈悟生和韩作文到了陈福禄家，将情况讲明，陈福禄颇为激动，马上报告说，解放军进城前，车库旁边的小房子里大白天就发出“嘀嘀哒哒”的声音，解放军进城后反而白天不响了，偶尔才响一两次，且房门常年锁着，很是奇怪。
过了两天，陈福禄汇报说这两天他才发现车库屋角有一扇门可以通到小屋，但这扇小门外边有一个大柜子挡着，上面放着一些旧配件，不注意的人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柜子后面还有一个小门通到小屋。看来发报人是从柜子后边的小门进入小屋发报的。
陈福禄还看见小屋后面边有一个葡萄架，葡萄架上缠有铜丝好像一直通到屋顶。陈悟生想，这应该就是发报机的天线了！以上情况足以证明，西单宽街12号的景福汽车行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的一个秘密据点，并藏有电台！
听了陈福禄的汇报，陈悟生立刻回局里向狄飞汇报，狄飞将情报转告局长谭政文，谭当即指示，要求内二分局加派侦查员二十四小时把该地址严密监控起来。
2月21日上午，西单街道工作组的同志例行检查，看到车行院子里堆着大量的煤块，就登门询问张景贤家里为什么要存这么多煤？因为春节已过，北京很快就会进入春季，一般存煤都是深秋或者初冬。这本是一次例行检查，街道组的同志还不知道这里已经被公安局重点监控了。张景贤热情接待了工作组，说正好遇上一批便宜的煤，虽然眼看着开春了，车行和家里烧火做饭也是要用到煤的，所以就屯了一些。工作组说要注意防火防盗，春天北平风沙大，暴土扬尘的要注意环境卫生，最后建议他弄个煤池子，上面要有遮盖，防止扬尘。张景贤点头哈腰，连连说好。
可是工作组一走，张景贤越想越害怕了起来，他想着莫非有人发现车行里的电台了？转身进办公室关上门和俞承泽嘀咕起来。不大会功夫，俞承泽来到小房间外，把葡萄架子上的铜线全部扯了下来。张景贤又把司机陈福禄叫过来，让他开车送俞承泽出去办事。俞承泽拎着一个皮箱上了车，坐在副司机位置。陈福禄问俞去哪里？俞却不说地址，只是说先上街右转，陈福禄把车开到街上右转，俞继续指挥陈左转右转直行，汽车七扭八拐，绕来绕去，开到了景山后街黄化门西口外，俞连忙点手说停车。陈福禄一脚将车停在了路边。
大运动中曾一度改名叫红化门，运动后改回原名，之后胡同变成了街。这里本名叫黄瓦门，民间白话叫成了黄化门
俞下了车，拎着沉重的大皮箱往西走，陈福禄过来帮他拎箱子，他却把箱子往一旁甩，嘴里连说不用，你赶紧回去吧。陈福禄只得慢慢上车，慢慢打着火，挂挡，打方向掉头，眼睛却始终望着俞的背影。看着他走进了恭俭胡同。恭俭胡同很宽，大卡车都可以走，他为什么要扭着身子拎箱子费力步行呢？那一定是不想让陈福禄知道他去了哪里，那箱子里肯定装的就是电台，他这是被惊着了，将电台转移了。
在车行外监视的警察也发现了俞承泽的行动，但干警们没有车，只能看着汽车远去，无法跟上。陈福禄回来将情况汇报给了陈悟生，狄飞了解了情况以后，马上带着陈悟生和警卫员小跑着向位于教育部街的市公安局跑去，准备将情况汇报给谭政文局长。
北平的教育部街就是现在的教育街，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致力于维新的光绪皇帝废除了千年的科举制度，从此读书人要到学堂接收新式教育。光绪皇帝还御准设立“学部”，统管全国教政，选定位于今教育街内的敬谨亲王府为“学部衙署”，辛亥革命后改为“教育部”，于是将敬谨亲王府所在的这条街巷称为“教育部街”。
那时条件是相当艰苦的，一个分局长连一辆自行车都没有，三个人只能沿街狂跑。跑到旧刑部街（西单西侧，现在已经没有这条街了），三人已经是汗流浃背，忽然发现了一辆没有挂通行证的美制吉普车停在一个大院子的门口。当时的汽车必须持有公安局发给的通行证方可通行。三人正急于去市局，有辆车子可以轻松不少，况且遇到这种没有通行证的车是必须要扣住的。
狄飞三人推开院门，走进院子。一看就知道院子的主人是相当有钱的，院里假山鱼池古树参天显得相当阔气，看北屋里坐着个女人，穿着绣花棉袍正在打电话，那时北平私人家里装有电话的也没有多少家。两个身着西装的中年人从西屋走出来，一脸的惊讶，问道，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狄飞说我们是分局的，你们的汽车为什么没有通行证？
二人一听，长舒了一口气。其中一人近前一步递上香烟，说刘仁刘书记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刘仁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为和平解放北平做了大量贡献，北平解放后，任市委组织部长，市委书记等职。大运动开始被打倒，关入监狱，1973年去世，享年65岁。其舅舅赵世炎是李大钊的战友，曾在五大时任中央委员，1927年被国民党杀害。
另一人又说，我们和谭政文局长是朋友。二人口气不小，好像大有来头一样，却偏偏不认识眼前这位大名鼎鼎的狄飞，那时从公安制服是无法判断一个人的官衔的，狄飞的穿着和普通警员也没什么差别。狄飞什么没见过，怎么会被这二人唬住？他和刘仁、谭政文是多年的战友和老朋友。狄飞看这两个人言行可疑，于是说，那正好，我正要去见谭局长，你俩把车开上，我们一起去趟市局吧。二人一愣，没办法只得拿上钥匙去开车。
车子很快到了市局。狄飞让警卫在大门口看住那两个人，三人直接来到谭政文局长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正在开会，谭政文看到三人突然来到，知道一定有急事，就宣布暂时休会，参会者陆续离开了办公室。狄飞先说了在路上遇到的没有通行证的吉普车和那两个人，谭局长让警卫员把人带进来，一看果然认识，谭局长用严厉的口气训斥了他们一顿，让他们回去马上把通行证办了。二人连声答应着离开了。
谭局长告诉狄飞，这两个人是最近向政府坦白自首的国民党特务。10天前交出了一支手枪和211发子弹，八天前又交出了两部收发报机和一本电台密码。当时政府对自首的特务的政策是宽大处理，只要自首就可既往不咎，但是在1950年以后，很多自首的特务被送到了清河劳改农场改造。具体内容可参考本号以前的文章《北平解放前后，社会渣滓们的改造和命运 上》更全面的了解北平刚解放时是如何清理地方治安的。
原来二人之所以认识刘仁和谭政文，是因为二人自首，成了线人。
狄飞和陈悟生互相对望了一眼，二人对电台二字十分敏感。狄飞说，那这两个人会不会和张景发有关系呢？他们交出枪支、电台，可为什么又不一次交出，而是分两次呢，这不能不让我们产生疑问。这是不是藏大放小的障眼法呢？谭政文说现在事情太多，对于这些自首特务，还没有来得及一一甄别，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还没有时间厘清，假自首真隐藏是有可能的。
接着狄飞又将车行电台特务案的情况向谭政文做了汇报。谭政文觉得事发紧急，于是马上叫来冯基平召开会议，认真分析了前前后后发生的情况。确定了侦破方向，冯基平认为不能再等了，再等电台也许会二次转移。谭政文当场作出决定，当晚11点开始行动，将所有可疑人员全部抓捕就地审讯。一定要把所有特务一网打尽，追回电台。
当晚11点，几辆汽车载着三十多名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迅速包围了西单宽街12号景福汽车行，谭政文局长也坐着车亲临现场指挥，一声命令，警员冲进了这一深宅大院。后院的房子都很考究，院内花草芳香馥郁，一看便知是个很有钱的人家。出其不意，陈悟生将张景贤从被窝里掏了出来，立刻当场审问。
经审讯，张景贤供认，他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导组北平379情报组的特务，任电台的译电员。俞承泽是从南京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直接派来的电台台长。他们受北平情报组长曹中襄的领导，因不知道曹的地址，唯一的联络方法是打电话2局2727号。果然不出公安所料，敌人做贼心虚，上午看到街道工作组来查问煤堆的事情，以为已经暴露了，就马上把电台转移到俞承泽的家，景山后街恭俭胡同23号。
明朝时因内宫监署设在此，而称内宫监胡同，内宫监掌宫室、陵墓营造及铜锡妆奁、器用与冰窖等。清朝时内宫监被裁撤，归入内务府。“宫监”北京话读白了就是“恭俭”，之后就叫恭俭胡同。《安徒生童话全集》的译者、翻译家叶君健先生曾住在这条胡同的6号。
一定要追回电台，把敌人全部抓到，谭政文局长命令狄飞带人到恭俭胡同抓捕俞承泽，取电台，由侦讯科长孙启民和陈悟生去抓曹中襄。电话局离张景贤家不远，就在附近。电话局很快查清，2局2727号的地址是旧刑部街24号的私人电话。事不宜迟，孙启民、陈悟生带人火速驱车赶到旧刑部街24号。
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个24号正是狄飞和陈悟生白天来查汽车的那个院。想到白天带到市局去，就怀疑那两个人是假自首的国民党特务，现在心里有了底了。来过一趟，这里的情况多少熟悉一些，顺利地抓到了曹中囊，正是白天两个人中的一个。另一个也在，一起拘捕了，那一个的名字叫傅家骏。
返回西单宽街12号的时候，狄飞已经把俞承泽抓到了，并取出了电台，搜出了大最的收发报电文。
突击审讯连夜进行。傅家骏供认，他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导组少将组长。1948年初，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厅长侯腾（1907-1963，国民党陆军中将，湖北武汉黄陂人，黄埔六期。1949年去台湾，任国防部副部长，台湾国防大学校长）任命傅家俊、张之程为新成立的“华北督察组”正、副组长，共设十二个秘密情报组，分别由傅家俊、张之程二人领导。傅掌管北平、天津、石门、沧州、大同、锦州和张家口七个情报组，张之程掌控北平、天津、古北口、榆关和保定五个情报组。北平解放前夕，根据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指令，傅、张分别对自己分管的原情报组布置了潜伏任务，配置了电台、密码，发放了经费，待机进行情报活动。
傅家俊，祖籍山东钜野，从小在北平长大，时年33岁，住北平北新桥新太仓55号。其父曾任国民党北平市财政局长和北平市商务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傅曾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八期学习毕业，历任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参谋、上校科长等职。1947年被派到东北任国防部二厅辽北直属情报站少将组长。长春被人民解放军包围期间，他化装逃回南京，后被任命为“华北督察组”少将组长兼“华北剿总二处”副处长并潜回北平。
来北平以前，鉴于时局变化越来越对国民党不利，他耍了两面手法：假意营救了我方一位重要地下工作者李某。来北平之后，他便主动和我在北平地下情报员刘某某、金某某拉上了关系。
北平解放后，傅将特务活动不力的天津、张家口两个潜伏组成员名单和两部电台交给刘某某转交市公安局侦讯处，而将其他五个潜伏组隐匿起来，待机活动。傅的两面手法，使侦讯处的侦查员没有看穿他的真面目，以为他是真心投诚。而实际上，他深信蒋介石会很快反攻回来，梦想着要在北平干出一番功绩，成为党国功臣。也可以说，就应为这些特务的两面手法，使当局面对2000多人，无法马上一一甄别，无法相信这些人的所谓投诚，之后基本都被送到了“清河训练大队”洗旧习，涤罪恶，在改造中慢慢确认真假。而在清河的确认却慢慢跑了偏，以往真的做过什么好像不重要了，而现时的表现却成了评价的标准，至于真心与否已经没人再去考虑这个问题，听话，干活卖力，靠近组织，不乱讲话，敢于揭发检举就是真心。
从这次缴获的情报底稿来看，傅来北平始终和南京保持密切联系，向南京提供人民解放军围城情况、兵力部署，并受南京之命秘密调查、监视傅作义将军同我方和谈情况，秘密查询在平津战役中苏联红军是否出兵和提供何种援助等各种情况。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傅家俊是一个狡猾的、顽固的少壮派特务。根据傅家俊交代的线索，市公安局侦讯处组织力量追查，将潜藏在北平的十名潜特全部捕获，隐藏在外地的五名特务也被外省市公安机关逮捕，另有六名潜逃藏匿，在之后的“镇反”运动中被陆续揭露出来。傅家俊一手布置的七个潜伏组和七部电台、21名潜特全部被查获落网。
傅家俊来北平前，就患有肺结核病，入狱后病情加重。后保外就医，住进北平中和医院，经医治无效，于5月5日病死。他是这次北平反特行动中最大的一条鱼。
曹中襄是国民党中校参谋，民国国防部二厅北平情报组组长，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汉奸，为日本人做事，同时也向国民党提供情报。因为他的双重身份，有恃无恐，联合地方恶霸霸占房产抢占生意，旧刑部街的这个院子，就他在日伪时期霸占而来。日本投降后，他以深入敌后自诩，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特务。北平解放后，接受了潜伏任务，在傅家俊授意下主动到政府搞假登记，企图长期隐藏下来。但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我公安人员抓住了尾巴。
国民党潜伏在北京的特务379情报组全部被破获，尤其是华北督导组的少将组长也被抓捕。大量的电文使我方掌握了敌人的许多情报，根据傅家骏的供词，又先后破获了整个华北地区的特务组织及其电台，给了国民党华北地区潜伏特务组织以重创。
这一场紧张的战斗，从1949年2月3日我方接管伪警察局，到顺利破案的2月21日，仅仅用了18天。此案破获后，又引来大批前国民党政府隐藏身份人员的自首。
市局侦讯处没有放松追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察组”副组长张之程的工作。据傅家俊交代：张之程布置的五个潜伏组，都是张独自领导的，他对此一无所知，连张之程本人去向也不知道。傅家俊病死之后，追查的线索中断。 鉴于上述情况，侦讯处处长冯基平指示侦查科，要清理一下“华北督察组”方面的情报线索，研究与分析一些情报关系，深挖细找，一定要把张之程这个“漏网之鱼”捉拿归案！
1949年3月11日，侦讯处审理了由人民解放军某部查获的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二处谍报组少校组长王衡之、王学桐。经查，王衡之、王学桐是北平警备司令部二处的重要特务，又是张之程的得力干将，二人很可能知道张之程的下落和他布置的五个潜伏组的情况。但二人供认，他们也不知道张之程的下落。
二人交代，1948年11月，张之程布置王衡之任北平潜伏组组长，王学桐任榆关潜伏组组长。但他们又说，张布置的潜伏组的成员大多数是北平警备司令部二处下属的谍报组的特务。 根据王衡之、王学桐二人所提供的情况，侦讯处追查工作转入结合搜捕北平警备司令部二处下属谍报组特务工作。共查获该系统的特务17名，其中有张之程布置的北平、古北口、榆关、保定潜伏组十名潜特。
1949年10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天后，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陈海若到外一公安分局检举：有一个叫吴秀珍的妇女是陈父母的朋友，吴的丈夫叫张之程，是个特务。吴曾来北平住在陈家，现在又来了，住在前门外第一宾馆。外一分局立即将吴秀珍抓获，送市局侦讯处审讯。
经侦讯处的侦查员再三交代政策，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吴才交代说，张之程改用化名潜居在上海。张曾派自己两次潜入北平，第一次在1949年7月，她带着国民党国防部的信来北平找原北平警备司令部周体仁刺探国民党101师、103师改编后的情报，以及了解王衡之等人的潜伏情况，因未找到人返沪。这次来京也是这个目的，也未找到人而落入法网。
根据吴秀珍所供，市局侦讯处电告上海市公安局将张之程逮捕。1950年2月28日张之程被押解来京（1949年9月27日，北平改名北京），经市局侦讯处审讯，张供出了他亲手布置的北平、天津、古北口、榆关和保定五个潜伏组组长等23人名单，和五部电台位置。
原来，北平解放之初，张之程混进了待整编的北平警备司令部，图谋待整编后取得合法身份以长期潜伏，不久，接受警备司令部周体仁的布置，令其南逃找国民党国防部代周“请示办法”。1949年4月，张偕妻逃到上海，后到南京，见到了国防部长顾祝同、国防部二厅厅长侯腾，讲明来意后，顾祝同给周体仁写了封密信，命张妥交周体仁。侯腾委任张为上校专员，发给了经费，命张潜入北平重建潜伏组织。张偕妻回到了上海，不敢去北平，派其妻来北平找周体仁联系，均未找到，顾祝同给周体仁的密信，因吴秀珍藏在鞋底下，已经碾成了碎纸片，字迹无法辨认。 根据张之程交代，23名潜伏特务除榆关两名暂找不到下落外，其余的潜特连同电台全部查获。至此，市局侦讯处对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华北督察组”特务组织侦破，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因为此案，狄飞被调到市局侦讯处任副处长，陈悟生也被调任侦讯处侦讯科。冯基平调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任侦讯处处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谭政文调任华南分局社会部部长兼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公安厅厅长及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兼市委书记、羊城警备司令部第一政治委员，最高检副检察长等职。
1961年12月12日谭政文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51岁。其子谭斌，即大运动中以倡导“血统论”著称的北工大无线电系的红卫兵谭立夫，曾任国家图书馆书记、副馆长，故宫博物院书记兼副院长。
冯基平1949年11月至1953年12月，历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北京市检署副检察长。1953年12月至1964年9月，历任北京副市长、市城建委主任、市农委书记、市委书记等职。1964年9月起，调任陕西省委常务书记。
在大运动中，半生与特务斗争的冯基平被诬陷为里通外国，出卖情报的特务，看来《无悔追踪》里肖大力的人生，并非随意杜撰。冯基平从1966年6月到1975年5月被关监狱九年，在狱中带镣铐长达四年之久，受尽了残酷的迫害和折磨。运动结束后，被平反，调回北京任职。1983年9月29日，冯基平逝世，终年72岁。
狄飞在此案后还领导破获了“杀害李大钊凶手案”，“炮击TIANAN门”等大案，先后任市局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公安部十二局局长，公安部党组成员。曾受到毛、周的表扬。狄飞调到公安部以后，对创建我国的技术侦察工作和反间谍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对加强隐蔽斗争和国防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大运动中，他对谢富治要削弱和取消技侦工作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因此遭到谢富治的忌恨和报复，捏造狄飞“把技侦黑手伸向毛主席”的莫须有罪名，向狄飞开刀，对狄飞和公安机关的大批负责干部和技侦工作人员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从1966年6月到1975年4月，狄飞蒙冤入狱近九年，身心受到巨大摧残，右眼一度失明，亲属也遭到株连。运动后彻底平了反，恢复了名誉。1980年去世，享年六十三岁。
陈悟生一生奋斗在首都公安战线，历经坎坷，卒年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