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红船融媒官方搜狐号（李秀平）
2025年7月19日至7月21日，“两弹一艇”精神传承联谊会（简称联谊会）会长宋京波、副会长邓志平等成员，专程从北京赶赴内蒙古包头市，寻访父辈当年为“核工业”发展奋斗时留下的足迹。
会长宋京波（左三）、副会长邓志平（左五）和随行红船融媒工作人员
1956年4月1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在研制原子弹三人领导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以陈云为主任，郭沫若、李富春、李四光、宋任穷为副主任的原子能委员会”，“以聂荣臻为主任，黄克诚、赵尔陆为副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这一提议，在当年12月获得中央政治局的批准。
在寻访过程中，宋京波等人与当地参与核工业建设的老同志做了交流。大家一致认为，中国核工业的发展是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共同奋斗的结果。
“核”的根基在哪里
宋京波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子，邓志平是中国核武器研制开拓者和奠基者、“两弹元勋”邓稼先之子。
据了解，在“两弹一艇”精神传承联谊会中有邓稼先之子邓志平，于敏之子于辛，彭士禄之子彭浩，李觉将军子女李洪、李进，张蕴钰将军之子张旅天等很多二机部核工业老前辈的后代子女。
原二机部的一些后代和宋京波共同发起纪念“两弹一艇”精神传承联谊会的初衷，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下达给三机部（后改称二机部）的研制任务是原子弹、氢弹与核潜艇（核动力堆系统模块研制），二机部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全体干部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支持协作下，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提前完成了毛主席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两弹一艇”中的“两弹”：原子弹和氢弹；“一艇”：核潜艇
“两弹一艇”核工业精神的核心内涵可概括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这是我国核工业人在研制原子弹、氢弹、导弹和核潜艇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体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科学精神的深度融合。“两弹一艇”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绚烂鲜花盛开中的一朵。
我们要继承发扬原老一辈二机部创业者们，在那段艰苦奋斗时期凝聚出的“两弹一艇”精神。
宋京波（左）、夏宝生核工业部821厂厂长（右）
在前往包头的途中，宋京波讲述了其父亲宋任穷的“两弹一艇”岁月——1956年4月，时任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宋任穷在一次会后遇见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说：“要从军队里调个中央委员出来加强地质战线，你考虑考虑。”
宋任穷考虑了两天，对周恩来说：“就把我调出来吧。”
几天后，周总理告诉宋任穷：“主席有新的考虑，要成立原子能委员会。”
周总理在向宋任穷转达了主席成立原子能委员会的指示后，宋任穷向周总理提议：“如果我们真正要搞原子弹的话，应该考虑成立一个集理论研究、科研、生产试验结合为一体的工业部，这样才能保证从科研到生产制造的快速高效保密的结合，而委员会的环节体制不适于此。
1956年7月，周恩来向中央提出《关于原子能建设问题》的报告，建议成立“原子能事业部”。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主席同意，11月正式提交一届人大常委会议通过，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
当时，一机部搞民用，部长段君毅；二机部搞军工，部长赵尔陆；三机部搞原子弹，部长便是宋任穷。1958年2月，三机部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初创时，主要抓队伍组建，地质找矿，科研基地建设。
宋任穷（中）与苏联专家合影
1957年9月，由聂荣臻任团长，陈赓、宋任穷任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商谈的初步结果，赫鲁晓夫有困难，想请毛泽东去苏联，由宋任穷回国向主席汇报。宋任穷走下飞机的那天正是国庆节，毛泽东立即把他叫到钓鱼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在12号楼听了宋任穷的汇报，毛泽东很满意。之后，宋任穷又返回代表团，在莫斯科签订了1957年10月15日两国政府协定，简称为国防部技术协定。
1958年8月，周恩来和陈毅、贺龙等陪同外宾参观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
1960年，宋任穷代表二机部在广州向毛泽东汇报，二机部的规划是1964年底前进行我国的第一次核爆炸。1964年10月，我国在新疆举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在介绍父亲宋任穷亲历的“两弹一艇”岁月时，宋京波特别提到“两弹一艇”的成功研制，不是某个人的功劳，而是一批人的功劳。
宋京波提到的“一批人”，既包括科学家、也包括带领部队修建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金银滩基地的李觉将军，还包括在工厂和矿山为核武器提供材料和配件的技术人员。
以李觉将军为例。早在1957年的8月份，李觉将军就带领部分人马前往西部开始了金银滩基地筹建工作。
一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包头，是一座与核工业发展息息相关的城市。早在1958年，这里就成立了一座与核工业相关的工厂。
在这里与投身核工业发展的老同志交流时，一位姓夏的老同志说：“我是在我妈肚子里的时候，来包头的。后来，我在这里长大，在这里进入核工业领域工作。”
许多从包头这家工厂退休的老同志和老夏有着共同的经历——父母那一代人从北京等地来到边疆投身核工业，自己长大后又进入这家工厂工作。如今，他们后代中的多数人，也在核工业领域工作。与祖辈和父辈不同的是，这些“核三代”大都走出包头，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工作。
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中）、副部长刘杰（右一）、副部长刘伟（左一）与来华苏联专家（右二、四）
见到宋京波后，许多老同志都提到了宋任穷当年来包头视察的事情，并提到了一张宋老来视察的照片。
站在那张特别的“老照片”面前，宋京波讲述了一则其父亲登上天梯看望职工的故事——
我父亲50年代、1979年和1989年，都来过内蒙古。
1979年那次，我父亲在临近春节的时候来到呼和浩特。他跟内蒙古的领导说，要去包头一个工厂看看。当时，内蒙古军区的司令员是尤太忠，他说，这两天下大雪，那边雪很厚，天很冷，一路上开车不容易，就劝我父亲不要去了。但是，我父亲一定要去。
尤太忠司令员就说：“如果领导一定要去，我陪您一起去。”他们就一起来到了这个工厂。
在这个工厂，父亲和厂长、书记、职工都见了面。这个时候，我父亲就问厂长：“我是不是每个员工都见到了？”厂长说：“只有一个没见到，他在厂区最远的一个地方，在天车上值班，不能下来。”我父亲就一定要去看望这位职工，他从工厂里走到那个天车旁，爬上天梯，见了在天车上值班的工人。他问工人：“这里冷不冷？有没有热水喝？”
在春节等重大节日，我父亲经常不在家。这个时候，他都要到各个地方去看望老干部、老职工，或者是到医院看望住院的病人。常年都是这样。
我父亲常年这样做，也带动了（他后来工作的）中组部的人。大家一到过年过节，就下到各个小区、医院去看望老干部。
雕像旁的父辈故事
在包头市，有一座劳动公园。这座公园里，有很多全国劳动模范的雕像，其中包括邓稼先的雕像。
2025年7月20日一早，邓志平就和大家来到劳动公园，寻访父亲的雕像。
邓志平与父亲的雕像“相逢”
在劳动公园一片绿树成荫的地方，邓志平与父亲的雕像“相逢”。站在父亲的雕像旁，邓志平讲述了一则父亲从位于新疆的核试验基地——马兰基地千里迢迢来内蒙古看望在此插队的姐姐的故事——
1970年，我父亲来了一趟内蒙古。我姐姐1969年到内蒙古插队。有一个同事陪着他，从新疆到内蒙古。他们从马兰基地坐吉普车到乌鲁木齐，然后从乌鲁木齐坐飞机到包头。从包头下飞机后，坐火车到乌拉特前旗。
下火车后，到（姐姐插队的）兵团的连部还有十几公里。结果，他们（从火车站）出来后，没有公共汽车。父亲的同事，就截了一辆刚到镇上送完粪往回返的牛车。父亲的同事就说：“我们一路来，坐了汽车、飞机、卡车，最后坐的是牛车。老邓，你这个科学家，连牛车都坐了。”
1970年，我父亲来了一趟内蒙古。我姐姐1969年到内蒙古插队。有一个同事陪着他，从新疆到内蒙古。他们从马兰基地坐吉普车到乌鲁木齐，然后从乌鲁木齐坐飞机到包头。从包头下飞机后，坐火车到乌拉特前旗。
下火车后，到（姐姐插队的）兵团的连部还有十几公里。结果，他们（从火车站）出来后，没有公共汽车。父亲的同事，就截了一辆刚到镇上送完粪往回返的牛车。父亲的同事就说：“我们一路来，坐了汽车、飞机、卡车，最后坐的是牛车。老邓，你这个科学家，连牛车都坐了。”
我父亲就对同事说：“你不能说这些，不能说新疆的事儿。”他是担心赶马车的老人听到这些。
到了连部以后，父亲要把包里带的罐头、奶粉、糖留给我姐姐。我姐姐怕影响不好，说不能在连部吃。他们第二天要走的时候，在车站旁边一个小饭馆吃饭，点了一个土豆丝，一个豆腐，然后拿着罐头，带着奶粉。在那个饭馆里头，我父亲、陪同他的同事、我姐姐、我一个也在那里插队的表姐，在一起吃了顿饭。当时，就把带来的罐头都消灭了。
在讲述这则故事时，邓志平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