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智多谋晚风4t3Xl
民国四十几年，陈诚住在台湾士林的一处老房子里，院子里种着两棵老榕树，树干粗得要两个人合抱。那时候他身体已经不太好，每天早上会在院子里的藤椅上坐一两个钟头，晒晒太阳，手里攥着个掉了瓷的搪瓷杯子，里面泡的是台湾本地的冻顶乌龙，茶味淡得快没了也舍不得倒。
这天上午，来了个年轻记者，二十出头的样子，穿件浅灰色的中山装，手里拎着个黑色的公文包，里面装着笔记本和钢笔。佣人领着记者进来的时候，陈诚正眯着眼晒太阳，听见脚步声才慢慢睁开眼，摆了摆手让佣人不用伺候，自己撑着藤椅的扶手坐直了些。
记者先鞠了个躬，说：“陈将军，打扰您休息了，我是《联合报》的记者，想跟您聊几句早年的事。” 陈诚点了点头，指了指旁边的小凳子，让记者坐。记者坐下后，先问了些他的日常起居，比如饭量怎么样，晚上睡得好不好，陈诚都简单应了，说年纪大了，吃不多睡不实，没什么要紧的。
聊了大概十分钟，记者才慢慢绕到正题，他打开笔记本，捏着钢笔问：“陈将军，您早年在大陆的时候，参与过围剿红军的战役，接触过不少红军将领。这么多年过去，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位？”
陈诚听到这话，沉默了好一会儿，手指在搪瓷杯子的沿上慢慢划着圈，杯子里的茶叶沉在底上，一动不动。过了大概半分钟，他才开口，声音有点沙哑：“有一个人，叫李聚奎。”
记者愣了一下，低头在笔记本上写了 “李聚奎” 三个字，又抬头问：“这位李将军…… 我好像没怎么听过他的名字，您为什么对他印象这么深？”
陈诚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点复杂的味道，说：“没听过不奇怪，他不是那种爱出风头的人。但我跟他打了三次仗，每次都没占到便宜，想忘都忘不了。”
他顿了顿，眼神飘到院子门口的老榕树上，像是在回忆很久以前的事：“第一次跟他交手，是民国二十二年，也就是 1933 年，第四次围剿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中路军总指挥，带着三个纵队，差不多十万人，装备都是德械，还有飞机支援，目标是拿下苏区的黄陂、东陂一带。当时我觉得，红军装备差，人也少，最多半个月就能结束战斗。”
“结果刚到黄陂，就被拦住了。拦我们的就是李聚奎的部队，他那时候是红五军团的一个师长，具体哪个师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他守的是黄陂北边的一座山，叫霍源山。那山不高，但全是石头，树长得密，路只有一条，还特别陡，我们的重机枪和迫击炮根本拉不上去。”
“我让第二纵队的师长周浑元带着人先攻，周浑元是黄埔一期的，打硬仗有经验，他把部队分成三股，一股正面冲锋，两股绕到侧面想偷袭。结果正面的部队刚往上冲，山上就打枪了，红军的枪不行，好多都是老套筒，有的枪打两发就卡壳，但他们的枪法准，专打我们的军官。我们的士兵冲了三次，每次都在半山腰被打回来，死了不少人。”
“绕到侧面的两支部队更惨，他们走的是山后的小路，本来想偷偷摸上去，结果刚走到一片竹林里，就踩了红军的陷阱，竹子做的夹子，夹腿的，还有埋在地下的土雷，一响就炸一片。然后红军从竹林两边冲出来，拿着大刀和梭镖，跟我们的士兵近身肉搏。我们的士兵平时用惯了枪，近身打根本不是对手，最后那两支部队差不多全没了，只有几个伤兵跑回来报信。”
“周浑元急了，亲自带着警卫连往上冲，结果刚到山顶下面的一块平地，就被红军的机枪扫了，周浑元的胳膊被打穿了，差点没下来。我在后面的指挥部里接到电报，说攻不上去，还损失了一个团，心里头就火了，让参谋给周浑元发电，说再攻不上去就撤他的职。”
“结果电报发出去没多久，前线又来报，说红军撤了。我当时还纳闷，以为他们是打不过了，赶紧让周浑元追。结果追了没几里地，又在前面的山谷里遇到伏击，这次红军打得更狠，用的是手榴弹，往我们的队伍里扔，炸得人仰马翻。后来才知道，李聚奎根本不是打不过，是故意撤的，就是为了引我们进伏击圈。”
“那次黄陂战斗，我们打了一个星期，损失了差不多两个团，最后也没拿下霍源山。后来我去前线视察，看到山坡上全是我们士兵的尸体，有的还攥着枪，有的手里拿着没吃完的干粮。周浑元跟我说，对面的指挥官太狡猾，根本摸不透他的路子。那时候我才记住李聚奎这个名字，心里头想，这个红军师长，不简单。”
记者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着，时不时抬头问一句：“那后来呢？您之后又跟他交过手吗？”
“交过，两年后，民国二十四年，也就是 1935 年，红军长征过金沙江的时候。” 陈诚喝了口茶，杯子里的茶更淡了，“那时候我是宜昌行辕主任，委员长让我带着部队追，我手里有五个师，装备比上次还好，有汽车，有电台，还有骑兵连，本来以为能咬住红军的尾巴，把他们堵在金沙江边上。”
“结果我们追到皎平渡的时候，又遇到了李聚奎。他那时候已经调到红一军团了，当一师师长，负责掩护红军大部队过江。皎平渡那地方，金沙江水流得急，只有几条木船，红军大部队过江得花时间，李聚奎就带着他的师，在渡口北边的山上设防，拦我们的部队。”
“我让二十三师的师长李必蕃带着先头部队先上，李必蕃是山东人，性子急，带着两个团就往山上冲。那山叫龙头山，山路窄得只能容一个人过，红军在山上挖了战壕，还砍了树挡路，我们的士兵往上冲的时候，只能一个一个上，正好成了红军的活靶子。”
“李必蕃打了半天，没攻上去，还损失了一个营，他急得给我发电报，说对面的火力太猛，让我再派两个团支援。我当时觉得，李聚奎就一个师，最多几千人，我们派四个团上去，总能突破，就调了三十六师的两个团过去。”
“结果那两个团上去也没用。李聚奎没跟我们硬拼，他把部队分成了几股，一股在正面牵制，另外两股绕到我们的侧面和后面，打了个措手不及。我们的部队本来在正面冲锋，突然侧面就响起了枪声，队伍一下子就乱了，有的往回跑，有的往山上躲，被红军打得四散奔逃。”
“后来我才知道，李聚奎早就摸清了我们的行军路线，知道我们会从哪个方向来，提前在侧面的山谷里埋伏了部队。他还让士兵在山上放了很多空枪，故意让我们以为他的主力在正面，其实主力都在侧面等着我们。”
“那次仗打了三天，我们愣是没靠近皎平渡一步。等我们终于突破了龙头山的防线，赶到渡口的时候，红军的大部队早就过江了，李聚奎带着他的师也已经撤了，只留下几艘破船在江边。我站在江边，看着金沙江的水往下流，心里头又气又无奈，觉得这个李聚奎，比狐狸还狡猾。”
记者停下笔，问：“那第三次交手呢？也是在长征的时候吗？”
“对，还是民国二十四年，红军过大渡河的时候。” 陈诚的声音低了些，“那时候委员长下了死命令，让我们一定要把红军堵在大渡河南岸，说不能让他们成为第二个石达开。我带着部队从后面追，同时让川军的部队在前面堵，本来以为这次能成，结果又遇到了李聚奎。”
“大渡河那地方，水流比金沙江还急，河面窄，只有安顺场和泸定桥两个地方能过。委员长让我重点防安顺场，我就派了川军的一个旅去守，还把江边的船都烧了，只留下几艘破的，以为这样红军就过不来了。”
“结果没几天，前线就来报，说红军已经过了安顺场，带头的就是李聚奎的红一师一团。我当时不信，问他们怎么过的，船都烧了，他们怎么过江？后来才知道，李聚奎带着一团赶到安顺场的时候，找到了一艘没被烧的木船，还抓了几个船夫。他选了十八个士兵，组成了突击队，坐着那艘木船往对岸冲。”
“川军的部队在对岸守着，机枪往船上扫，子弹打在船板上啪啪响，可那十八个士兵硬是没怕，有的中了枪还在往前冲，最后竟然冲过了河，占了对岸的阵地。后面的红军士兵跟着过江，川军的旅根本挡不住，没一会儿就败了。”
“我接到电报的时候，赶紧让部队往泸定桥赶，想在红军过泸定桥之前堵住他们。泸定桥是铁索桥，上面的木板都被拆了，只剩下十三根铁索，我觉得红军就算过了安顺场，也过不了泸定桥。结果李聚奎又给了我一个意外，他带着红一师的部队，白天行军，晚上也不停，有时候一天走一百多里地，硬是比我们先赶到了泸定桥。”
“他们到了泸定桥，就组织了二十二个勇士，沿着铁索往对岸爬，川军在对岸开枪，扔手榴弹，可那些勇士还是爬过去了，跟对岸的川军拼了起来。等我们的部队赶到的时候，红军已经占领了泸定桥，大部队正源源不断地往对岸过。我们想攻，可红军在桥头上设了防线，我们冲了几次都没冲上去，最后只能看着红军过了大渡河。”
“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跟李聚奎交过手了。后来抗战的时候，听说他在八路军里，在山西打鬼子，也打了不少胜仗。再后来解放战争，听说他没在前线打仗，而是负责后勤，给解放军搞补给，做得也不错。建国后，好像还当了官，具体是什么官记不清了，只记得前些年听人说，他活到了八十多岁，比我活得长。”
记者又问：“陈将军，您跟李将军打了三次仗，每次都没占到便宜，您觉得他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
陈诚想了想，说：“他最厉害的，是能把一支差部队带成好部队。那时候红军的条件有多差，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吃的是草根树皮，穿的是单衣，冬天也没有棉衣，武器更是不行，有的士兵连枪都没有，只能用大刀和梭镖。可李聚奎带的部队，不管条件多差，都有战斗力，士兵都愿意跟着他拼命。”
“我后来俘虏过一个红军士兵，是李聚奎手下的，问他为什么愿意跟着李聚奎打仗。他说，李师长跟士兵一起吃草根，一起睡山洞，有什么危险都冲在前面，从不搞特殊。有一次，部队断了粮，李师长把自己的马杀了，给士兵们吃肉，自己却只喝肉汤。这样的将领，士兵能不服吗？”
“还有，他打仗特别会动脑子，不跟你硬拼。知道自己的部队装备差，就靠地形，靠战术，靠士气。每次跟他打仗，我都觉得像是在跟一个看不见的对手打，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干什么，总是被他牵着鼻子走。我们的部队装备好，人也多，可就是打不过他，不是因为我们的士兵不行，是因为他太会打仗了。”
太阳慢慢移到了西边，院子里的影子变长了。佣人过来问陈诚要不要进屋，说外面有点凉了。陈诚摇了摇头，说再坐一会儿。他看着记者合上笔记本，说：“这些事，我好多年没跟人说了。现在老了，回头想想，那时候的仗打得真没意思，死了那么多人，最后也没打出个结果。但李聚奎这个人，我是真佩服，他是个真正的军人，不管站在哪一边，都尽到了军人的本分。”
记者站起来，又鞠了个躬，说：“谢谢您，陈将军，今天跟您聊了这么多，我学到了很多。” 陈诚点了点头，没说话，只是看着记者的背影走出院子，然后又把目光移回老榕树上。
风吹过，榕树叶沙沙响，陈诚拿起搪瓷杯子，喝了最后一口茶，茶已经完全没味了。他想起以前打仗的日子，想起那些死去的士兵，想起李聚奎，心里头有点难受，又有点感慨。他这辈子，见过不少将领，打赢过也打输过，但像李聚奎这样的对手，这辈子也就遇到这么一个。
后来，那个记者把这次采访写成了文章，发表在《联合报》上，很多人都是从那篇文章里，第一次知道了李聚奎这个名字。而陈诚，在那之后没几年就去世了，去世前，他还跟身边的人提过李聚奎，说要是有机会，真想再跟他聊一聊，不是作为对手，而是作为两个老兵，聊一聊当年的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