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生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近万人开始北移，途中被国民党顽固派包围在皖南山区，“皖南事变”随即爆发，新四军伤亡惨重。
1月13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为抗议国民党军队围歼皖南新四军向重庆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国民党党政军首脑、中央社和中央日报、八路军办事处、社会团体等发出通电（摘要）：
“我江南新四军军部及部队万人遵令北移，由叶挺等率领行至泾县以南之茂林地区，突被国军七万余人重重包围，自鱼（六日）至文（十二日），血战七昼夜，死伤惨重，弹尽粮绝。挺等率部遵令北移，并遵守顾长官祝同指定路线向苏南转移北上，不意全是诱我聚歼之计。”
“我八路军新四军前受日寇之扫荡，后受国军之攻击，奉命移防者则遇聚歼，努力抗战者则被屠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特电奉达，敬恳中央立解皖南大军之包围，开放挺等北上之道路，撤退华中之剿共军，以挽危局。敬恳诸公仗义执言，予以援助。临电悲愤，不尽欲言。”
1941年1月14日，国民党第52师战报：“叶挺随带十余人，隐伏鹿角山以西山冲中。我一五六团陈营，十四日十六时搜剿至该冲中将叶挺俘获。”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则率部分别突围。
至此，皖南血战已九昼夜过去了。期间，皖南新四军军部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等一直保持电台联系。
红军老战士张辉（笔者父亲，时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机要译电员）回忆：皖南十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一直处于战时状态，机要科不断有电报送来。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一直守在机要室。1月13日，张辉接到了皖南军部的最后一封电报，电文仅“粮尽弹绝”几个字，从此再无音信，全部在场人员悲愤不已。
1、“皖南事变”过程
1月4日，叶挺、项英等发表了《新四军为离开皖南进军敌后告皖南同胞书》（抗敌报告别号）。当晚，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6个团和直属队近万人从繁昌、云岭、萧村一带出发，分三路纵队冒雨向南突进，由章家渡渡河向茂林前行。然而，在行进的路上，国民党军早已张网以待。南面是四十师、六十二师；西边是新七师、一四四师、七十九师；东边是第五十二师、第一零八师；加上身后江北一七六师的封锁，实际上是四面包围，兵力并不是通常所说的7个师8万人，而是8个师超9万人。另外，长江中有日海军军舰巡航、附近还有日军两个师团及伪军驻扎。日、伪、顽合计不下10万人。
未曾想，新四军军部在皖南待了三年，到了要北移了，却一拖再拖，等到的却是天寒雨袭、背水陷山、危机四伏的绝境！至此，新四军近万人被称为“友军”的国民党军完全包围在大山里。华中八路军新四军远在苏北，鞭长莫及。和国民党打嘴皮子官司毫无用处，只有狭路相逢了!
军部机要员邱静回忆：“1月4日晚上，军部开始转移。临行前，李一氓忙于布置我们向延安党中央、中原局、国民党三战区以及有关所属部队发电报。机要科人员点着煤油灯，紧张地工作着，直至吃了夜宵才匆匆整装跟随军首长出发。”
云岭新四军司令部旧址（种墨园），叶挺居住和办公处
1月5日晨，部队到达茂林潘村时，军部及各纵队发现国民党军7个师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形势骤然紧张。为此，叶、项给蒋介石等发了一个电报，内容是《关于新四军北移延迟原因及请友军让道》，此电同时发给重庆蒋委员长、何参谋总长、白副参谋总长、上饶顾司令长官、徽州唐副司令长官、宁国上官总司令，桂林军委会办事处李主任。
1月6日，不知为何，部队一个白天在茂林潘村未动，军政治部还在茂林召开了联欢会。据特务团政委张闯初回忆：6日上午，前卫连在铜山以南遭顽军一个连阻击。得知信息，下午军部开会，决定傍晚出动，于7日攻克星潭后向苏南急进。
云岭新四军司令部旧址（太夫第），项英居住和办公处
1月7日拂晓，特务团在濂岭遇到40师119团的阻击，战斗激烈，打了一整天。据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部参谋处长岳星明当日回忆：天色还沒有大亮，忽然床边电話铃响，顾祝同亲自打来电話說：“接到上官副长官电話，昨日新四军向南移动，不听制止，半小时前竟向我前线部队开火，他们为了‘自卫’已经还击，第四十师方面打得比较厉害。”据此，“皖南事变”爆发时间当在7日拂晓，这与文献报道是一致的。（注:也有认为6日是“皖南事变”爆发时间）
1月8日到13日是战斗最激烈的6天，14日开始分散突围。如从7日算起到13日，“皖南事变”7天7夜，这也是普遍的说法，如从6日起，到14日叶挺被俘，那就是9天。
据岳星明回忆：双方最早的接触是在1月4日，国民党军40师在榔桥河以北发现新四军便衣队，为了夺取制高点，发生了零星枪战。这样看，“皖南事变”就是十日或十一日了。
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某某错误的决定（见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集）。据此，可以认为“皖南事变”截止日是以14日叶挺被捕和部队分散突围后确认的。此时，中央尚不知项英和袁国平是否突围或牺牲。
在突围中，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身负重伤，为不拖累大家，他交出了最后一次党费，饮弹自尽，实现了他身前的誓言：“如果我有一百颗子弹，要用九十九颗射向敌人，最后一颗留给自己，绝不当俘虏。”袁国平牺牲时年仅35岁。
云岭丁家山中共中央东南局旧址
2、项英何时遇害？
据2021年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1卷》：“1月14日，叶挺率教导队四个队及部分工作人员突围至大康王的西坑。大康王是坑口出处，此时已被顽军108师堵击，以火力封锁出路。下午4时，顽军开始总攻，新四军伤亡惨重。这时，饶漱石要叶挺下山与顽军谈判，叶挺下山后即被顽军扣留。至此，皖南部队除小部突围外，全军覆没。项英突围后亦于1941年3月14日凌晨被叛徒刘厚总杀害于内覃仑东面的田坑里莲坑赤坑山蜜蜂洞，时年43岁。”文后附记道：该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项英女儿项苏云等个人和单位的大力支持。
笔者查阅资料发现，文献关于项英遇难日并不一致，如：2000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新四军战史》写到：新四军北移部队经8昼夜血战，终因敌众我寡，7000余人壮烈牺牲或被捕，2000人左右突出重围。叶挺下山与国民党军谈判被扣。袁国平在突围中殉职。项英、周子昆隐蔽于赤坑山蜜蜂洞，3月13日遭叛徒杀害。
从上文中可见，项英遇害有两个日期，前后相差一天。在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旧址关于项英副军长的生平简介及在许多文献资料中，项英牺牲的日期分别有3月13日、14日之说。即便是时至今日，如《江夏融媒》在2025年8月27日发表的《锋火记忆-革命先驱项英：从江夏走出的抗战脊梁！》中，仍然说到项英是3月14日牺牲的。甚至，还有3月23日、24日的说法。那么，项英遇害到底是在哪一天呢？
目前公知的是，项英遇难时，有四人在赤坑山蜜蜂洞居住：项英（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副军长/政治委员）、周子昆（新四军副参谋长）、黄诚（周子昆警卫员）、刘厚总（军部副官处第三科副官）。刘厚总叛变枪杀了项英、周子昆，击伤黄诚后逃去。因此，项英何日何时遇害，黄诚和刘厚总两人最清楚。虽然，在附近隐蔽和守卫的其他人员也应知道，但黄诚和刘厚总的说法是最值得注意的。
1980年，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家胡华作了题为《关于党史上若干问题的辅导解答》之报告，其中说到了项英、周子昆之死，提到了当年周子昆的警卫员王成。胡华道：要搞清楚项英和周子昆的遇害情况，只有找到周子昆的警卫员王成。
黄诚（宜春百货公司副经理）读到胡华的报告后，激起了对往事的回忆，他决定说出藏在心里几十年的秘密。1980年4月5日，黄诚给胡华去信说：“我就是您在讲话中说到的那个警卫员王成，名字错了，应该是黄诚”。信的内容是“项英、周子昆二烈士遇难真相”，原载《新时期杂志》，后载于199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皖南事变》一书。
黄诚回忆：“皖南事变发生后，经过七昼夜的激战，我跟随周副参谋长突出重围，来到石井坑后面的大山里。几天后，在一个深山的一个大坑里碰上项英副军长以及他带领的几位同志。当时，我们会合在一起的共有：军部一科（作战科）科长李志高、二科（侦察科）科长谢忠良、军部副官刘厚总、项英的三个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包子（夏冬青）等约十人。会合后，我们便在一个大山上的包谷棚里隐蔽下来。大概住了个把月，在3月初与军部参谋刘奎接上了头，并找到了地下党组织。3月11日晚上刘参谋带领我们转移到濂坑，在地下党员姜其贵家里，吃了一餐包谷饭。到拂晓时即转移到山上的一个石洞里隐蔽，当时顽军的搜捕还是很紧。”
“山洞叫蜜蜂洞，在半山腰上，地势极为险峻，人要进洞一定得攀住那些凸起的石块或枝椏才能上去。那个洞很小，进去头都抬不起来，只能容纳三四个人，二位首长、刘厚总、我和包子留在洞里，其余的同志都在山下一个山坳处隐蔽，并负责附近的警卫。安排好住处已是白天，我和包子到山顶上守卫。傍晚时分，
包子下山弄水洗澡，突然下起雨来了，雨越下越大，后来又下雪，包子在下面就没有上来。洞里只有二位首长、刘厚总和我，项英副军长和周子昆副参谋长对坐着在下棋（用树枝及小石块做的土棋）。我们睡觉的“床铺”就是一块比较平的石头。靠近洞壁深处还不断滴水下来，只有一床破军毯是给二位首长盖的。大概在十一点钟左右，我说：“首长睡觉吧！”项英副军长说：“小黄你先睡吧！”我就靠在洞壁有些潮湿的地方躺下来，睡了一会儿。洞里的小灯熄了，二位首长和刘厚总也睡下了。我们躺下的位置由里到外，顺序是我、周子昆、项英、刘厚总。拂晓前正当我睡得烂熟的时候，被两声”砰、砰”的枪声惊醒，我连忙往怀里抽枪，这时一道手电筒光射在我脸上，同时我的右手臂挨了一枪，接着又是一枪，我只觉得头轰的一下就昏过去了。”
蜜蜂洞（外）
黄诚说的很清楚：3月11日晚到濂坑，拂晓时（12日）即转移到山上的一个石洞（蜜蜂洞）里隐蔽；12日傍晚，包子下山弄水洗澡未归；约晚11时，黄诚先睡，过了一会，项英、周子昆、刘厚总也睡下了，此时应在子夜12时左右。拂晓前（13日），刘厚总开始了刺杀行动。据此，项英、周子昆遇难时间应是13日无疑。
蜜蜂洞（内）
刘厚总是怎么说的呢？据1941年5月12日《旌德县长呈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黄主任办理刘厚总一案的报告》：“查县长前于出巡期间，查获据称曾任叛军团长、副官等职之刘厚总一名，并据称曾枪杀叛军副军长项英一案，业经以秘卯陷电报请钧署鉴核在卷。兹将本案发生经过情形暨指派员兵押同搜寻结果，陈如次：本年四月间，县长出巡各乡镇，查获形迹可疑之人一名，当交由玉屏乡公所，饬即解送到府。经讯，据供称名李正华，现充第三战区特务密查员，以身无符号，通行困难，曾请求各乡、保递解上饶，未许。现请将我绑送屯溪就明白了。经一再讯诘，忽又据供称名刘厚总，曾充叛军团长七天，并副官等职。本年正月间，叛军被歼灭后，该叛军副军长项英率残部四十余人，逃窜至泾县皮（丕）岭、延岭间某一石洞中，我亦随同逃窜。于本年废历（农历）二月十六日（阳历3月13日）深夜，乘隙将该项英枪杀毙命等语。”
刘厚总说的也是3月13日，但这个13日指的是深夜，不是黄诚说的13日拂晓。一般而言，深夜常指晚11点到凌晨3时，但可以确定的是刘厚总的刺杀行动并不在11点到子夜时分。按其所说，时间有可能是14日了。一些文献说项英遇难是14日，资料中为什么会相差一天就可能源于此。但刘厚总谈的仅是当日发生的事，并无13日前后的情况，如准确的人物联系、发生事件之间的时间和地点关系等并未交代，证据链并不清楚。为什么说在13日深夜而不说是14日凌晨呢？其中原因不得而知。
再看看其他人的回忆，项英警卫员郑德胜的回忆是事发在3月13日深夜至14日凌晨。章霞（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办公室主任）在《一块怀表见证革命誓言与情谊 》的文章中道：“在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的展厅中，一块小小的怀表静静地躺在玻璃展柜内。这块怀表为圆形、银质，重50克、直径4.5厘米，上部有“山”字形链座，中为发条，表盘下有一圆形秒盘，中部有“DARIUS”及“SWISSMADE”等字样。这是当年新四军军长叶挺送给副参谋长周子昆的怀表。”文中说到：“3月13日深夜，周子昆被叛徒杀害，时年40岁。”
2010年《文史博览》第一期发表了项英女儿项苏云的文章《项英之女：父亲是死在自己人手里》，其中说到：打死他（项英）的人叫刘厚总，3月23日（1941年）晚上，父亲、周子昆与警卫员黄诚住在石洞中，刘厚总在凌晨开枪打死了父亲与周子昆，抢走了父亲与周子昆随身携带的作为军费的黄金、银元，又抢走了手表和枪支，身中两枪的黄诚死里逃生。
2021年8月26日抗日战争纪念网（抗日战争纪念周）在《项英》一文中写到：“皖南事变”后，项英、周子昆等率军部10余人隐蔽于附近山区。1941年3月24日，在安徽泾县蜜蜂洞被叛徒刘厚总杀害。
以上两文提出项英、周子昆的遇害时间是3月23日、24日。但资料表明，项英、周子昆的遇害时是在惊蛰之后7天左右，惊蛰是3月6日。算起来，项英、周子昆的遇害时间当在13日左右。因此，3月23日、24日之说可能是13日、14日的误传。
据1941年4月19日赖传珠日记：“得确息，项（英）、周（子昆）于3月12日被刘厚总杀害。”这是最早关于项英、周子昆遇难的文字记载了。而且，当时赖传珠是新任新四军参谋长，他喜欢写日记，能留下如此材料很是难得。根据前述，这个3月12日应是12日深夜，即13日凌晨。将赖传珠日记和黄诚的回忆结合起来看，项英、周子昆在13日凌晨遇害可能性最大。
《赖传珠日记》第289页
赖传珠是怎么知道的呢？原来，1941年4月18日，李志高、谢忠良等40余人到达江北无为，于曾希圣率领的新四军七师会合。李志高、谢忠良等人是“皖南事变”后逗留皖南的最后一批人员，是与项英、周子昆最后的同行者。李志高到达江北后，首先向上级写了“皖南事变”突围的情况和项英、周子昆牺牲过程的详细报告。4月19日赖传珠日记中的“得确息”应来源于此。其后，李志高担任了新四军七师参谋长，谢忠良担任七师55团团长。
还有，1941年5月11日赖传珠日记：“确息，袁国平已牺牲并有照片。”其实，袁国平早在1月15日突围战斗中已经牺牲了，这比项英、周子昆遇害要早两个月，可见当时的信息传递相当不易。由于当时是战争环境，加之时间日久，要记住一个准确的日期是相当困难的。
为调查项英、周子昆的遇害原因，李志高、谢忠良及项英警卫员等多人被审查，李志高为自证清白，饮弹而亡。最后调查证实，李志高并无过错，为此，有关领导作了检讨。
2025年12月22日，在“皖南事变”发生即将85周年之际，笔者来到南京
雨花功德园“三烈士墓”，纪念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三位新四军最高领导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同时，笔者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希望知道项英等人墓碑后的生平介绍，结果出乎意料，碑后并无一字。
“三烈士墓”是1955年建成的。建国后，在刘伯承、陈毅元帅的关心下，中央军委和原华东军区领导在南京附近多次选择地点，最终定址于金陵南郊雨花台望江矶，即现在的南京雨花功德园。1955年6月19日举行了隆重的“三烈士”安葬仪式。1992年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三烈士”墓为高级文物保护单位。
南京雨花功德园项英墓
1998年5月，经党中央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举行了纪念项英诞辰100周年座谈会，迟浩田将军代表中央对项英的一生做了全面的评价：
“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名将”。
在“皖南事变”发生即将85周年之际，特撰文纪念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新四军先烈们！
2025年12月23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