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阿蒙
抗战开始后蒋与日一直采取各种秘密渠道联系，到了40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也更为艰苦。同时国际上纳粹德国一路凯歌，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日蒋和平运动”有何影响呢？日蒋又采取了哪些渠道进行为了“和平”而努力的工作呢？
冬季攻势
面对日寇的伸出的“橄榄枝”，蒋介石一方面剿共给日本人看，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蒋介石有了新的想法。1939年５月中苏签订《中苏通商条约》，７月26日美国废除《美日通商航海条约》，８月23日德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９月１日，德军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于３日对德宣战。９月19日，美国在东京公开表示坚决反对“东亚新秩序”。
10月29日，国民政府在南岳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蒋介石在讲话中介绍了国际形势，认为“我国的抗战局势，已临到胜利的一个大转机，国际外交形势，亦随之一天一天好转”，“足以助成我抗战的胜利”。“我们的战略，应该是见到敌人的破绽、见到敌人厌战怕战不敢前进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采取攻势，决然攻击前进。所以我们今后的战略运用和官兵心理，一定要彻底转变过来，要开始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于是1939年国民党军队发动“冬季攻势”。
日军战史承认：“这次冬季攻势的规模及其战斗意志远远超过我方的预想，尤其是第三、五、九战区的反攻极为激烈。”“敌人的进攻意志极为顽强，其战斗力量不可轻视。在战术上，鼓励采取夜战，隐蔽中接近和包围我军据点，善于利用工事和以手榴弹进行近战。武器弹药充足，补给能力也很强。”还认为：“这次冬季攻势，对于缺乏进攻作战积极性的日军来说，也是一次教训，使之有机会重新估计敌人的战斗力量。”
但是结果用曾遭到中国第三、第五、第九战区同时攻击而陷于困境的日军第11军话说：“就此次攻势的结果看，敌用了约71个师的兵力却未收复尺寸土地”，而日军“各守备队以寡兵完全守住了阵地”。1冬季攻势的效果使得蒋介石重新思考军事打击的效果，自此以后的时间国军再也没有发动过大规模的攻势作战，日本也重新估量了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能力。这样双方大有一拍即合的态势，双方谋求“和平”解决中国事变的想法越来越接近，决定蒋介石抗战决心的不仅有敌我双方的实力等因素，还有各位洋老爷的态度。
远东慕尼黑阴谋
首先看抗战前期援助中国数量最多的苏联态度。整个抗战期间苏联一共提供给中国2.5亿美元贷款，中国实际应用为1.7亿美元贷款购买苏联武器，美国外交文件说是五亿美元，这是苏联援助中国武器在国际市场上的实际价格。1938年6月9日，孙科到巴黎后跟顾维钧交谈说，他从莫斯科所得到的新贷款1.6亿卢布“在国际上这实际是４亿卢布”，“苏联给中国订货所定的价格特别便宜，只相当于国际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一。例如每架飞机价格折算美金仅３万元，装备每一中国师的费用仅合中国货币150万元。”
孙科说的还少了一些。1937年9月孔祥熙向英国购得飞机20余架，法国44架，全付现款，而且价格比苏联的飞机贵了一倍。不仅如此还有一大部分飞机直到1939年才运到中国。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闻名天下的崔可夫将军曾任苏联驻华武官，来华前斯大林对崔可夫说；“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的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入侵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2一方面积极援助中国，一方面避免过分刺激日本，一切皆源于国家利益。
美、英、法对华态度：武汉会战后英国大使克莱琪说：“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拖延时间，期待双方完全筋疲力尽，允许我们帮助实现这个悲剧的合理解决。”美国也赞成英国的态度。这一切源于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1937年美国对日输出额为28,967.5万美元，1938年为23,957.5万美元；1937年对华仅为4970.3万美元，1938年3,477.2万美元。美国对日的石油出口从1931年的2,281万美元增加到1940年的3,530万美元，占日本进口石油的一半。
1937年美国对日废钢铁的出口是1931年的40倍，价值达3,741万美元，占日本废钢铁进口的90%。就投资而言，据1940年5月估计，美国在日投资总额达5亿美元。另外美国资本还持有日本一亿美元的日本政府公债。美国驻日大使、对日绥靖派代表约瑟夫.格鲁声称：“我们的切身利益在于，日本应在和平、公正、稳定和安全条件下，保持一个强大、繁荣和富有生产力的国家。我们之间的相互贸易和其他关系在未来应该像过去那样蒸蒸日上。”3
英国向日本的出口额占美国对日出口的20%，不仅如此还在1937年提供了日本把军队和军需物资运到中国所需的船舶的40%，1938年也大致如此。
此时日本正与柏林、罗马进行谈判，准备结成全面军事同盟。因此罗斯福和赫尔相信，如果美国在远东采取强硬的措施就会加强日本国内主张签订轴心国盟约条约的鼓吹者地位。5
1939年2月9日，路透社重庆电称，中国官员昨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称：“中日问题将由列强以压力加诸中日两国之，中建议‘维持中国领土完整，中国尊重日本在华之条约权利’，并说，‘讨共问题，将成为一争点，此一错综事件，至今未获妥善之解决方法。”（注：十一日上海导报社论对中国官员谈话评称：“今天中国之所以继续抗战，而不能造成远东慕尼黑前途，完全是因为讨共问题无法解决，如果没有共产党，中国早可接受日本条件而‘媾和’了。”）6
法国不仅与日本有经济利益还因为德国入侵法国自顾不暇，也和英美一样希望牺牲中国的利益以保障其殖民地的安全。
反应在具体事件上就是《有田一克莱琪协定》，1939年6月，日军突然封锁英国在天津的租界，强迫英国签订了协议，规定：“英国政府完全承认正在大规模战争状态下之中国之实际局势，在此种局势继续存在之时，英国知悉在华日军为保障其自身之安全与维持其侵占区内公安之目的计，应有特殊之要求。”同年日寇抢走国民党政府放在英租界的白银。
英美一方面少量输送援华物资，比如美国通过“桐油法案”借给中国2500万美元，英国也少量援华；一方面英美对日绥靖，希望日本陷在中国这个泥潭，牺牲中国的利益，保留自己在远东的利益，以便自己全力对德。随着德国在欧洲战场上的胜利，英美法等国对日“和平”氛围越来越浓。
1940年美国前国务卿塞亚赴菲律宾就任高级事物官，4月30日到神户，自5月2日至6日与外相有田举行了三次会谈。探听日本对华和平条件。据《畑俊六日记》记载：那是美国受蒋介石委托以个人身份以下述和平条件探听日本真实的行动：（1）：日本尊重长城以南的完全独立。（2）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的商谈（或者不触及承认问题而暂时搁置起来，或者就承认的时间和方式进行协商。但是，有田外相等日本首脑对赛亚的要求并不想积极加以利用，5月6日会谈失去了这个机会。
1940年4月12日晚，英、美、法三国大使一同会见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劝告及时对日“媾和”。
英大使说：“目前英法要以全力挫败德国的野心，无暇顾及中国。英法不愿使中国灭亡，所以再三劝告中国采取对日和平方针。日本方面在英法美的监视下也不会提出过苛的要求。……对中国方面来说，也会使巨大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如果加紧建设不能恢复到战前状态。愿蒋委员长和诸贤达再次考虑。”
法大使说：“上次本人奉本国政府之命，会同英大使劝告贵国与日本媾和但未见成效，以后本人也一再表示愿意贵国和平能早日实现，问题只在于条件。现在法国面临欧洲危急，在不得已时为了维持法属印支的安宁，停止滇越铁路的运输也未可知。若走其他路线则代价太大。……”
美国大使说：“我代表本国政府向贵国进行忠诚的劝告，即日停止战争，在英美法三国援助下和日本进行谈判。如果能很快达成停战协议，中国因有英美法的帮助，日本绝对不会提出过苛的和不合理的条件和要求。愿中国政府加以考虑。”7
威逼利诱兼而有之。蒋介石对于日寇看的还是很明白的，蒋介石说：上述英美法三国的劝告是不可能实现的，反复提出要和平日本必须先撤兵，加以拒绝。看的明白也和土共有本质的区别，以毛泽东为首的土共始终坚持抗战是“打到鸭绿江边”，而蒋介石的底线是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状态”。
“桐计划”
1939年12月中旬，铃木桌尔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斡旋，提出与宋子良见面。宋子文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和财政部长，当时未参加重庆政权住在香港。宋子良以需要其兄宋子文的同意为理由，予以拒绝。12.27日夜铃木桌尔和宋子良会面，这次是宋子良主动要求而进行会谈的。铃木认为大概是反映了宋子文或重庆政府的意向。宋子良曾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当时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该公司经营香港至重庆及香港至河内的航运业务。会见时宋子良表示了如下要点：
一、重庆政府继续抗战的真意（摘要）
1、日本方面破坏了陶德曼工作。
2、对日本所说的尊重中国主权、保全独立大有疑问。
3、看不出日本有停止侵略、举行会谈的态度。
二、重庆方面关于收拾时局的意见（摘要）
1、日本若尊重中国的名誉和主权，就准备和日本会谈，因此希望在承认新政府之前协商。
2、中国希望美国等第三国进行调停。
3、在谈判前休战，希望日本方面提出撤兵保证。
4、请日本相信国民政府镇压共产党的抗日活动。
5、希望日本避免干涉国民政府进行改组等内政。
三、中国方面对日本的质疑。（照录原文）
1、日本是否想重新考虑不以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若想重新考虑，那么用什么办法使中国方面确认此点？
2、日本对华态度果真是采取中日提携的话。那么在能够达到此目的之前。是否恢复七七事变前的局面。
3、日本政府有没有向国民政府提出和平提案的意思？如果有能不能暗中向蒋介石本人递交有关和平问题的亲展函件，因为公开进行会对蒋介石的对日和平工作造成极大妨害。你方的《近卫声明》就是因已公开，以至使蒋介石的立场陷于极端困难。8
今井武夫1月17日到南京将详细情况向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照汇报。29日在东京向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陆军大臣畑俊六汇报。同参谋总部和陆军省协商后，决定同意蒋方提出的召开圆桌预备会议的方案。2.21日由参谋次长向天皇禀奏。大本营派第八科长臼井茂树大佐，中国派遣军派今井武夫和铃木桌尔三人为此次会谈代表，命名为“桐工作”。
1940年2月14今井武夫与铃木桌尔中佐，中方宋子良、张治平在香港台湾拓殖公司东肥洋行会客厅见面。宋说：“日华两国政府在正式和平会谈前，希望在二月底首先在香港举行两国私人名义代表各三名的圆桌会议，对和平条件进行商讨。”并称：“重庆政府对此次秘密讨论寄语莫大的期望，所以命其代表都携带着委任状。另外宋美龄也准备来香港，从侧面给予援助。”蒋方在会议期间除了有无线电联络，还设有联络组每天乘班机往来香港和重庆之间，可以在次日的会议前就接收到政府中枢部门的指示。蒋方谈判代表向日方夸耀和在重庆开会没有什么两样。
3.7日后，每晚从9点到深夜，在香港日东肥洋行二楼举行日华预备会谈。日方参加人员有：今井武夫大佐、铃木桌尔中佐、臼井茂树大佐，出示了陆军大臣烟俊六的证明书。蒋方派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及前驻德大使馆参事，现任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的章友三为委员，侍从处长陆军少将张汉年为预备委员，张治平为联络员，陈超霖、章友三出示了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明书。确认身份后双方开始讨论。
蒋方首先发言，陈超霖说：“蒋介石特别指示注意这三件事：一、必须取得日本撤兵的保证；二、明确日本方面的和平条件；三、会谈要在秘密中进行。”会议争论中心议题是满洲国问题、华北驻军问题，汪政府的处理问题，结果没有结论。关于承认满洲国的问题,蒋方最初主张日华两国共同保护，但日本方面反对。经向重庆方面请示，改为避开这个问题。原因在于在政治上即使对坚持收复失地的中共不加介意，但会因国民党内部东北系和西北系的坚决反对，而引起党的分裂，可能造成国内大乱。国府知道一旦承认“满洲国”独立他的政权就没有合法性了，便有垮台之忧。
谈判中蒋方竟然做了这样的一个比喻：满洲国的独立，在中国看来，好像一个不贞之妻投奔到奸夫哪里去。逼迫中国承认满洲国，等于逼迫本夫承认奸夫和她两人结婚。本夫即已默认，不持异议，即使不出一个同意结婚的证明文件，但随着时日的推移不就自然解决了吗？作为蒋方“精英”谈判代表竟能做出如此无耻的比喻，这个政权真真的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关于驻兵问题，蒋方承认把内蒙作为特殊区，但反对华北驻军，说这个问题可在恢复和平后再行协商。关于汪兆铭问题，因为中国国内反汪气氛极为强烈，现在实在不能和其合流，但由于日本政府也有自己的立场，将考虑作为国内问题妥善处理。
日本方面9日夜提出：
一原则上承认满洲国；
二放弃抗日容共政策；
三缔结防共协定，以秘密条件规定在内蒙及华北若干地区驻兵；
四经济合作；五保证两国人民的居住、营业的自由；六招聘日军事及经济顾问；
七停战协定后，国民政府与汪派合作；
八日本尽快撤兵。
3月10日蒋介石训令中方谈判代表“不要签字，以相互领受对方意见的形式，暂时妥协”9
此次会谈蒋方的意见如下：
和平意见（中国委员）
中华民国、日本帝国为谋取确保东亚永久和平，基于尊重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原则上，结束中日战争的研究，兹经详细协议后获得结论如下：
第一条、关于满洲问题，中国在原则上同意考虑，但方式如何另行商议之。
第二条、关于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问题，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得之必然步骤（此条应在第三条范围内）；
第三条、关于共同防共问题，原则上同意，但军事秘密协定在和平恢复后秘密协议；
第四条、关于经济合作问题，原则上同意，但资源开放，中国应处于主权者地位；
第五条、关于中日两国臣民居住、营业自由问题，绝对同意，同时，日本帝国应考虑取消在中华民国之治外法权及租界地；
第六条、关于顾问问题，中日两国为提携合作，如中国需要技术顾问时，得招聘日本帝国之军事经济专家为顾问，但不得干涉中国之内政；
第七条、关于汪兆铭问题，此纯为中国内政问题，在和平恢复后，以汪氏与国民党历史之关系，中国当有适当处置，无庸提为和平条件之一；
第八条、关于撤兵的问题，日本帝国应于和平妥协时，将在华军队全部从速全部撤退，不得另有借口延迟撤退，至各地方治安，由中国政府维持之（撤兵步骤另行订之）。附则：
以上意见，日本帝国不得视中华民国为被征服国。中日两国应在平等立场，以最高诚意的公平互让为结束战争之基案。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十日（据原书所刊中文原件相片抄录，标点为译者所加）10
根据蒋方要求，一致同意正式会议避免在香港，另行选定在马尼拉等第三国地方进行。宋子良约定一周内携带正式答复返回香港。3月23日夜宋子良拿出蒋介石转告板垣征四郎的急电说：蒋介石对于非正式代表提出的备忘录基本上无异议，但在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上遭到东北将领的反对，现在正努力说服，最后不得已将用镇压的手段的考虑，奈何距离成立新中央政府的时间已迫在眼前，因此可否将正式的最高代表的会谈延期到4月中旬，新中央政府成立的日期也请重新加以考虑。
铃木向日总司令部报告后得到答复说：会谈即使延续到4月也不要使对方失望。在南京伪政府的周佛海几次收到蒋方电报说“等一等成立新政府。”（如3月27日教育部次长樊仲云的书信、3月28日段祺瑞的侄子段光纲的电报）11
5月7日日方接到章友三来港的消息，5月11日报纸上刊登了宋美龄来港治疗牙疾。5月13日日蒋在香港九龙半岛旅馆234号房进行会谈，章友三发言说：“关于前次商定的‘备忘录’，在重庆成为问题的是满洲国和驻兵问题。我想如果把这些问题暂做悬案留在和平后在进行商谈，即使在王兆铭政府善后问题有些困难，也不会成为决定性障碍，华北驻兵问题，其目的在于防共，但希望不要把‘华北’提出来。现在先是秘密进行，以后讨论签订防共协定时再解决。表面如此，实质上会毫不留情的讨伐共军，不久将来日本方面会了解其真相。总之蒋介石衷心希望和平，这一点请转交给日本首脑部，只是不要进行高级会谈。”
对此今井武夫强调：“如果这样的话，就先停战吧！接着宣布防共亲日，然后进行和平谈判。”今井始终强调高级会谈，其目的是把强硬坚持承认满洲国的板垣征四郎拉到谈判桌前和蒋方一起会谈，板垣也将会因此改变认识而让步。对此章友三说：“所谓高级会谈，其实你现在就是在和蒋介石会谈，没有比这更高级的了。请相信我们，要大人物出面，也得会谈成功时才行，这是躲避不了的事。”12
日本方面对宋子良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今井在香港格兰特饭店布置了他自己跟宋的一次会见。他精心地将来安排在正对门上钥匙洞的座位上坐下，当二人谈话时，铃木在门外蹲下来通过钥匙洞，拍了几张照片。当这些照片交给周佛海和陈公博去看时，一个人说这人是宋，另一个却说不是。但因为把宋当做“日蒋和谈”的钥匙，对这个问题没有追究。
5月17日宋子良邀请今井武夫到香港岛南岸的仔芦山酒家共进晚餐。宋子良说：“蒋介石委员长表面如何暂且不谈，他内心希望和平确属事实。……在重庆方面反对和平的是共产党和冯玉祥。对共产党，如果秘密会谈一旦达成协议，当然要进行讨伐。讨共计划已制定，如可能的话，希望在七月份就实行。胡宗南、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薛岳等将领已纷集重庆，并已协商完毕。因此恢复和平后，恐怕要向日本请求武器补充。对于国民党内反对派元凶冯玉祥，准备使用强硬手法挫伤其锋芒，实不得已，甚至将采取最后的强硬手段。”
根据蒋方提议，6月4日在澳门举行第二次预备会谈。在此之前，参谋本部第八科在5月16日做出了《长沙会谈准备要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幕僚们聚集在板垣宿舍，研究谈判中如何引导对方态度问题，板垣说：“在判明对方确有诚意之前，要警惕过于迎逢。”今井一直负责日、蒋和平运动，深知蒋方意图，他说：“自交涉开始以来，对方一贯主张的最大问题，总得来说是承认满洲国，满洲国已是严然存在的事实，所以对日来说是一个没有实际损害的形式问题，再也没有拘泥于这个问题给结束事变造成更大的破坏的了。”
板垣说：“蒋介石曾在国民大会上全国人民说过把满洲国委托给日本。现又吞吞吐吐提出这一问题，只能是下面人干的，是不是张群之流干的？中国方面如果对此反对，那么这一工作可以停止。”满洲国问题是横亘在日蒋方面的壕沟，只有解决满洲国这个问题日蒋之间的“和平”才能到来。今井武夫在后来的工作中设计的方案极有可能解决这个难题。
6月4日开始每晚在澳门市郊一家像凶宅一样的空房子的地下室点着蜡烛进行“日蒋和平谈判”日本方面增加了参谋本部第八科科长臼井茂树大佐，出示了参谋总长闲院官的委任状；蒋方出示的委任状有军事委员会信笺盖有该委员会的大印和蒋中正小印。13
陈超霖说：“一、过去，日华两国处于互不沟通心意的状态中，但自香港会谈以来，使两国的隔阂显著缩小，从而使中国相信有与日本接近的可能性。二、中国的青年将领一向很难消除日本企图完全征服中国的想法，通过这次会谈逐渐得以了解日本的诚意。……对积极推进日华和平表示赞同。三、以往中国对日本进行外交活动时总抱有怀疑心理……我们明确了尽管过去若干和平路线曾被拒绝，但认为我们这次的路线是最为可靠，堪称捷径。四、中国共产党料到和平到来之时，国民党将立即企图发动共产党的剿灭，因而企图尽可能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扩大自己的势力。国民党各要人在香港会谈后，对于进一步加紧防共意见，愈趋一致。蒋委员长也派了有魄力的军政要员数人到西北地区，命其担当防止共产党反抗的任务。中国的防共政策已开始转入逐步实行的阶段。五、五月二十八日已经和反对和平的急先锋冯玉祥及其他将领进行商定，得知他们也有和平的意思，日本的条件若不苛刻，则表示不反对和平。”14
谈判的难点依然是满洲国问题和驻兵问题，陈表示“有蒋无汪，有汪无蒋。”日方表示反对。当天晚上凌晨三点宋子良搭乘澳门启航的联络船去香港，与重庆的要人会见，接受训令后返回。日方从蒋方言行和报纸往来人员推断，这人很有可能是宋美龄。6日下午2时宋子良和张治平到日方代表宿舍。宋提出：“希望今后的谈判，留待蒋介石的代表（张群）去上海等地与汪精卫会谈，解决了汪的安排问题，然后再由蒋介石与板垣中将在重庆会谈。”今井武夫提议由板垣去长沙。但宋不同意。又提议板垣、蒋、汪三人会谈，宋认为有可能答应了。
今井于6月10日返回南京向总司令部首脑汇报，谈到“蒋、汪、板垣三人会谈”提议时板垣表示了去敌区的决心当场同意。今井武夫在战后的回忆录中说：“如果把满洲国作为毕生事业的板垣将军请到与蒋介石一起商谈和平，也许将军就不会那么坚持了。”战争不过是政治的延续，谈判桌上的优势地位需要战场上的胜利加以巩固。
以打促和
苏联援华武器物资一部分是由苏联奥德萨港运抵越南海防然后转运至中国内地，据统计1937-1939年约有六万吨武器物资通过海运运抵中国。除了苏联国民党政府从英美法等国购进的物资也从滇缅公路入境。日本参谋本部则认为：“一旦进入南宁，以该地为基地，则交通四通八达，远可通往广东、湖南、贵州、云南。所以南宁至凉山的道路，形成了蒋政权联络西南的大动脉。为了直接切断它，首先必须夺取南宁。南宁一旦占领，无须置重兵于东京湾附近，即可完成作战目的。
另一方面，占领该地后，可将飞机场向前推进，缩短由海南岛起飞的距离，可更有效地轰炸蒋政权在西南的两大补给路线——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达到切断的目的，并可直接威胁法属印度支那。”从1939年1月10日日军集结完毕到1940年2月日军成功的达到自己的战役目的。
日第11军于1940年２月25日制定了《会战指导方策》。其作战目的是：“拟在雨季到来之前，在汉水两岸地区将敌第五战区的主力击败，通过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削弱蒋军，并为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作出贡献。”指导方针是：“在最短期间内作好准备，大概在５月上旬开始攻势。首先在白河以南捕捉汉水左岸之敌，接着在宜昌附近彻底消灭该河右岸之敌核心部队。”并不准备占领宜昌。日军攻打宜昌时，重庆顿时流出“日军开始进攻重庆”。
另外从欧洲传来英法联军肯定要失败，国民党内亲德派迅速抬头，对日和平气氛进一步高涨。5月31日日军开始进攻宜昌，6月12日攻占宜昌，6月17日凌晨1时开始按计划回撤，国军“收复”宜昌。当时参谋本部被急剧变化的欧洲战况所吸引，认为现在已至世界变革时期，南进论顿时沸腾，因而强烈要求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对促成桐工作极为关键，很快形成确保宜昌的趋势。15很快又发出确保宜昌的命令，走在最后的13师团已撤出宜昌52公里，掉回头冲破国军阻拦，于6月17日重新占领宜昌。
日寇又利用英美极力对德，压迫英国停止援华物资经滇缅公路及香港。7月16日英国关闭滇缅公路运输。18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下院演讲说：“英国为本身生死斗争不能顾及对中国的义务。”这时援华物资只有苏联帮助修建的萨雷奥泽克-乌鲁木齐-兰州的公路一线。对于这一切毛泽东一针见血的指出：“日本企图以截断中国西南交通迫使中国言和，而蒋介石没有外援将不能继续抗战，所以中国抗战有和平妥协的可能。”16战场上的胜利导致蒋方急于与日寇媾和，“日蒋和平”就在一线之间。
长沙三巨头会谈
6月6日，从重庆回来的宋子良暗示重庆准备接受板垣征四郎、蒋、汪会谈，但蒋介石认为有关三方会谈及和平条件问题，需要得到中央委员会同意。几天后，20日宋告诉铃木。一、板垣、蒋、汪会谈可以接受。二、准备提前于七月上旬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现在大致可以肯定三者会谈在七月中旬举行，准确时间待确定中央委员会期时决定。三地点为长沙。如果日本方面同意，对水路或机场的使用决不发生阻碍，准备在会谈前进行清扫或修理。
《畑俊六日记》6月25日：“在桐工作上因对方已肯定答复于7月中旬举行三巨头会谈，参谋次长及来华指导总军，应借此机会尽快导致停战。因此要使这一转变适应国际形式，不再变化。一、承认满洲国问题；不一定作为此时的条件，可改在缔结和平后协商。二、驻兵问题也不一定作为此时的停战条件，可提出如缔结日华互助条约这样的条件，必要时也可收回租界等问题发展到日华军事同盟。”17作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畑俊六为了“和平”准备在满洲国问题上进行让步，也就是不强迫蒋方必须承认满洲国，保持默许态度即可。
“日蒋和平”一波三折，终于在40年7月23日夜交换备忘录。备忘录一、记日华代表关于进行停战会谈事系分别遵照板垣征总参谋长及蒋委员长意旨，并互相确认各自上司有关进行会谈的亲笔证件后，约定事项如下：
一、时间：八月中旬；
二、地点：长沙；
三、方法：板垣征四郎及蒋介石商谈日华停战问题。
代表铃木卓尔印
代表宋子杰印昭和
15年7月23日 54页
为表示诚意近卫文磨和板垣征四郎分别给蒋介石写了亲笔信。
蒋介石阁下：
闻悉过去半年多来，阁下委派的代表与板垣中将的代表于香港就日华两国间的问题交换意见的结果，近期阁下将与板垣中将会见。余深信此次会谈，定可奠定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
近卫文磨
八月二十二日
关于蒋、汪合作问题，为了支援日华，尤其是为了达成中国内部的圆满和平，我方应有提供善意的意见的机会。但基于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作为一项停战条件。
特此保证
板垣征四郎18
日本天皇极为关心“桐计划”，6月14日去叶山，7月23日去吴时还问宫内大臣木户幸一，去好还是不去好。美国通信社驻重庆记者毫不讳言地说，由于英国封锁滇缅通道，中国人关于对日和平问题讨论上升，战争将在六个月内结束，政府将还都南京。就在日蒋“和平”即将到来之际百团大战开始了。
1940年7月22日百团大战战役预备命令
聂、贺、关、刘、邓并报军委：
一、情况与任务：
1.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路线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于八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消息，似此，一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更加动摇，投降危险亦随之严重。我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计划，创立显著战绩，影响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这是目前的政治任务。19
百团大战给了蒋方以信心，在日方人员焦急的等待中宋子良9月17日到香港，谈到自13日到15日重庆首脑会议情况，说会议决定：“目前不应马上召开长沙会谈。”理由为“第一主要和平条件。……”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人们纷纷议论：中国的抗战力量还很强，今天没有必要谋求屈服性和平。”铃木说：“日本不考虑缓和和平条件。……中方若有抗战能力，愿意打就打吧。”20
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曾计划如果“桐计划”失败就走向长期战争。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为期十年同盟条约，蒋介石曾经去信质询斯大林对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对中国的影响，斯大林说：“一方面对日有利，打破了日本孤立的状态；……一方面打破了英美对日中立之基础也。……美国对日禁运废金属及其他数种货品之禁运，以及滇缅公路之开放可谓明证。”21
德、意、日三国同盟标志着英美等国对日绥靖政策彻底的失败。美国于10月16日全面禁止废钢铁运往日本，接着给予国府1亿美元贷款；英国给1千万英镑贷款。这之后日蒋虽频频秘密接触但再也没有如“桐计划”双方如此接近，蒋介石已经看到了美国一定会参战日本必败，虽然不大谈“和平”，但是只要日寇不攻我绝对不反攻，保存实力用来剿共。
1945年6月“桐计划”的日方译员板田诚盛当时从上海附近某集中营一群中国俘虏中正好认出了这位“宋子良”。经审讯后，他招供他的名字叫曾广，是蓝衣社成员，他的确冒充过同他长得挺相象的宋子良，直接受蒋的特务头子戴笠指挥。1955年曾广给今井武夫去信说：对于其在上海被拘留期间今井武夫对其照顾表示感谢，对于冒充宋子良表示歉意。并表明其在日华和平事业方面没有任何不实之处。
将“宋子良”介绍给铃木的张志平1953年拜访了今井，张说：“会谈是在蒋介石和戴笠直接领导下的极端秘密的工作。重庆方面也曾抱有很大的期望。因中途泄露了机密，受到行政院院长和驻美大使追究责问，致使进行上势必受到了很大挫折。”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土共情报系统不仅有潘汉年还有日籍土共中西功、西里龙夫等；日本内部也有对“日蒋和平”运动的不同意见，今井武夫的一个对头和智高次少将向上海报界泄露和谈在进行的手法，企图破坏“和谈”。
周佛海在日记中忧虑的写道：“和平实现后的一年左右；蒋还可能认为我们对于同日本人谈判是非常重要的；但时间更长一点，也许我们全都会被干掉。”泄露“日蒋和平运动”的有可能是日方，也有可能是汪伪内部为了争权夺利或为自身安全角度考虑作出的决定，也有可能是土共自己情报系统探听出的消息。光有情报不一定能打胜仗，还需对情报加以分析，反共即意味着要投降，用日寇的话说“中共在其力量扩大至能以支配中国的程度之前，可以看出期所采取的策略是，一方面表面上对重庆表示服从，另一方面则阻止重庆方面媾和的动向。”22
“桐计划”之后还有“钱永铭工作”，钱永铭是著名的江浙财阀——蒋介石好友，由日本内阁外相松冈洋右主持这项工作。由于日本军方主持外交等大政方针，效果不如“桐计划”令双方如此接近。虽然百团大战有不足之处，但百团大战成功的打破了日蒋媾和的企图给全国人民以胜利的信心，从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日蒋双方媾和一触即发时候，土共用自身的牺牲换来了国军、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的另眼相看。
试想一下如果日蒋媾和成功，蒋日联手剿共，这个其实在皖南事变中就已经发生了，土共的形势会极为危险，英美等国会毫不犹豫的牺牲中国利益以维护自身利益。日本已经是一个工业国，当时的中国还是农业国，一旦日寇利用中国的资源解决了其自身问题将毫不犹豫的吞并中国，中国人将无法摆脱亡国奴的命运。没有土共在华北牵制大量日军兵力，当苏德战争苏联最危急的时候日本可以毫不犹豫的进攻苏联远东，也可以和德国军队在中东会师，历史就会成为另外一个模样。
蒋介石集团主动和日寇媾和不是偶然的这一切源于其阶级本性，日寇全面侵华侵犯了其经济利益，其必然要抗日，当日寇伸出“橄榄枝”时宁肯牺牲国家民族利益也要与日寇媾和，这也就决定其未来在中国的命运。“如果蒋介石不犯这些错误的话，他的统治还能维持得长久一些，但是他必然会犯这些错误，这是他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刘伯承。
本文资料选用：
1 7 8 9 11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81年中译本，第三卷第一分册第93页、144页-145页、118页、124-125页、129页；
2《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作者:(苏)瓦.崔可夫新华出版社出版万成才译 36页；
3《美国外交政策史》主编杨生茂 副主编王玮 张宏毅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 376-377页；
4《日本经济史》守屋典郎著 周锡卿译三联出版社1963年版 334页；
5《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商务印书馆1984版 276页；
6《中共中央党史资料选集》第8卷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79年4月出版 309页；
10 14 18《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5月出版 139页、150页、158页；
12 13 17 20《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81年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 50页、52页、54页、83页；
15《大本营陆军本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辑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550-551页；
16《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03页；
19《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编审组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1991年版 15页；
21《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 战时外交》（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 381页；
22《华北治安战第》一册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辑 天津市政协编译组翻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41页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