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生
笔者在《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遇害是哪一天？》一文中写到：“在皖南事变爆发约两个月，1941年3月初，项英、周子昆等突围后与警卫员黄诚、军部副官刘厚总隐藏于皖南山区蜜蜂洞内。3月13日凌晨，刘厚总开枪刺杀了项英与周子昆，抢走了项英与周子昆随身携带的黄金、法币（国币）、手表、枪支和自来水笔，身中两枪的黄诚死里逃生。”
刘厚总到底抢走了多少财物，文献说法不一。由于当时蜜蜂洞内只有上述4人，项英与周子昆牺牲，而黄诚只是警卫员，不可能知道首长携带的全部财物和军费情况，只有凶手刘厚总最清楚。
刘厚总得手后迅速逃逸，但其逃跑和邀功之路也是不顺，先是跑到太平县隔河里向国民党的一个保长投诚表功，但保长等对项英周子昆并没有兴趣，却对他身上的钱物和手枪很有兴趣，全部搜出来拿走贪污了。
刘后又去国民党旌德县等处报告，经旌德县长李协昆审讯后，于4月28日派人跟随刘厚总前往蜜蜂洞核实。此时，项英与周子昆的遗体早已被转移，洞内仅剩洋烛、棋子与梳子等物品。刘察觉有埋伏，仓皇逃窜。刘厚总自不罢休，又去他处报告此事，结果被国民党太平县党部押送至休宁县屯溪镇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再又转至皖南行政公署。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在10月28 日签发的电文中仍写道：“其所供内容是否属实，暂无实据可查。”
国民党承诺，抓住项英赏大洋五千。可现在，大洋未拿到，所劫财物也被搜罗的干干净净。本来，盆满钵满，未料落得个两手空空，这对于狡猾凶残的刘厚总来讲是大概没想到的。
叛徒后面的情况更是不堪。1943年冬，皖南行政公署将刘厚总押往重庆，关押进军统局渣滓洞看守所。这一关，便是5年。1948年，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军统见刘厚总已无利用价值，便给了他一笔钱，让他返回原籍。可刘厚总仍嫌钱少，竟写信给蒋介石，再次以杀害项英之事邀功请赏。
报告是怎么写的呢？1948年5月10日，关押于军统局本部重庆看守所的刘厚总在被开释时给蒋介石写了一个报告（该文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容如下：
“窃厚总昔在新四军，乃与政府并肩抗战。及新四军违反政府命令，致被解散，该军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坤（昆），复谋组织游击大队，与中央抗衡，决命厚总为大队长。厚总既愤日寇之残暴，不忍自相戕害，妨碍抗战国策，为表个人之赤诚，不惜冒万死，于皖泾县山居内，将项英、子坤（昆）叛首刺死，并取其黄金八两五钱、手枪三枝（其中一枝系史达林赠送项英者）、派克自来水笔三枝、金挂表及火车挂表各一个（表、笔现已发还，但成废物，不是局本部所换）、法币二万数千元，一并缴交皖太平县政府投诚。虽经迭解，应皆有案可查。以项英之才能（其在中共之地位、其在江西领导游战时，政府即曾悬赏捉他），设令尚生存于今日，其影响之所及，不难设想，而厚总之所贡献于政府者，其价值如何，当亦不难估计。但此种忠诚之表现，非惟未蒙抚慰，且不幸被禁数年。现蒙局本部开释，并蒙发给二千五百万元，以资返籍，深感大德。厚总因被禁有年，致成残体，耳、目、脚等均有重病（现正医病），年令老迈，六亲无靠，虽蒙厚惠二千五百万元，实不敷医病之用，他如购卖行李衣物及旅费与今后生活费用，均无着落。际此生活奇昂，瞻念前途，不禁凄然为此，不揣冒渎，披沥上陈，恳乞悯其投诚之愚衷，恩准另发救济费（或作奖金，厚总自当登报道谢）若干，以延蚁命，借昭激劝。并恳发给自首证书（并乞严令下属军政人员，对诚意投诚而有显著工作表现之自首者之生命财产，加以保障，“确有不法行为者在外”，对剿匪建国有利无害）和护照，俾便返籍，免致当地政府发（生）误会，无任感祷。谨呈 主席蒋 刘厚总（近更名刘雄）呈” 。叛徒之嘴脸，一览无遗。
早在1941年10月15日，皖南行营兼主任黄绍耿关于彻查刘厚总案给泾县县长的密电（法字第895号）中道：“泾县田县长鉴：机密。案准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皖南办事处函送奸伪分子刘厚总一名，请予核办等由。当即开庭审讯，据供已将项英打死，遗有国币二万四千余元，自来水笔三支，金表一只，钢表一只，手枪三支，赤金八两五钱。手枪三支系放在太平隔河里保长处。赤金、钞票、水笔、金表、钢表等件，悉被隔河里持枪的人检查拿去。嗣后跑到茂林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第一担架连连长王惠九处去投效。第一点要求，同路去取枪、款等件；第二点要求，去看项英的尸身；第三点要求，办理自首手续；第四点要求，为伊登报。王惠九都未能替伊办到，仅着人到隔河里去拿东西。王惠九又不准伊去。究竟东西是不是王惠九拿去，不得而知等语。查所供是否属实，无从悬揣，合行电仰各该县长迅即彻查明确，详细具报，以凭核办。悬案待结，毋稍片延，为要。兼主任黄绍耿屯营法酉删印”。
其实， 刘厚总掠走的还有周子昆用来治疗胃痛时用的大烟土，甚至连项英的“小刀牌”香烟也没放过。
刘厚总所劫财物价值如何呢？笔者大致算了一下，在当时，法币（国币）的购买力还是很强的。按1937年基准：1银元等于1法币，或30斤大米、或8斤猪肉。1937年：100法币可以购买两头大牛；1938年：100法币可以购买一头大牛和小牛；1939年：100法币可以购买一头大牛；1940年：100法币可以购买一头小牛；1941年：100法币可以购买一头猪。
当年，国民政府每月给新四军军费也不过8万，叶挺和项英觉得差距太大，连续几次要求增加军费，国府才涨到每月13万元。“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军费直接不给了。
刘厚总共抢了国币二万四千余元，即便按照贬值情况，市值也不下一万；赤金是纯度很高的黄金，“赤金八两五钱”相当于多少法币呢？1937年重庆，每两黄金100元法币。1939年320,1940年2400,1942年5200。八两五钱黄金市值可达两万法币以上了。
另外，金挂表及火车挂表各一支、自来水笔三支；挂表是指怀表，火车挂表应是火车牌挂表。据称民国时自来水笔价格在60元左右，派克笔就更贵了。其中派克笔是斯诺送给项英的。1938年8月，斯诺经周恩来安排采访项英后，为表达对其领导三年游击战争经历的敬佩，将随身携带的钢笔赠予项英。项英在1941年牺牲前，一直使用此笔撰写文件与文章。斯诺送给项英的派克钢笔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8年赠予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文物。该钢笔为老式派克款式，长12.5厘米，笔身为塑料材质，饰有镀金圈纹，笔头刻有“PARKER DUOFOLD PEN ”字样。此笔应属于金笔了。
据2025年10月17日贵阳日报《一支钢笔一支铁军》称：项英牺牲后，警卫员找到了未被刘厚总发现的这支钢笔，突出敌人的重围到江北后，将笔交给新组建的新四军第7师政委曾希圣。曾希圣又把这支笔交给新四军军部的通信科长胡立教保存。1943年，胡立教把这支笔交给军部的机要秘书顾雪卿保管。1957年，顾雪卿把珍藏多年的这支钢笔上交到南京军区干部部。1959年，南京军区又把这支钢笔移交给军事博物馆珍藏。
关于三支手枪，据项英的警卫员和其他人在现场的检查，发现项英、黄诚的手枪都没有了（周子昆的手枪在突围途中已丢失）。项英的手枪还是斯大林送给他的，枪上刻有斯大林名字。项英在1928年参加了在苏联举行的“六大”，大会期间，项英面见了斯大林，斯大林送了他一支笔，一把勃朗宁小手枪，手枪上写着“项英同志存，约瑟夫·斯大林”，为什么送这两样呢？据称这两样就是斯大林起家时的装备，即“一手拿笔写文章，一手拿枪干革命”，有这样的待遇，项英应该是十分自豪的。根据上述，刘厚总说的三支手枪中，一支应是其本人的。民国时手枪的价格不等（约20至100大洋），进口的较贵，斯大林赠与的手枪更是无价了。
鸦片烟土约斤把，据称，民国时期，一两鸦片值银元10元。“小刀”香烟应是当时的“老刀”香烟，“老刀”香烟又称“海盗牌香烟”。据资料，项英抽烟时曾说到：“副官处每月供给我7听海盗牌香烟。”
老刀牌卷烟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卷烟之一，最初由英国惠尔斯公司生产。在民国时期，是家喻户晓的知名香烟品牌，与“哈德门”、“大前门”、“三炮台”等齐名，后曾改名为“劳动牌”香烟。
另外，还有金怀表和火车怀表，价格自然不菲。据说，当年，陈毅送给项英一块表，不知是否在内。仔细算一下，刘厚总抢的真是巨款了。
后记：
黄诚挨了三枪，一枪在右臂上，已穿透，一枪在后脖子上，子弹还留在里面，还有一枪从左臂擦过。大家见到他时，他已醒过来，趴在洞口，一边哭，一边说：刘厚总叛变了，首长完了，我没有保护好首长，有责任。要求大家补他一枪。由于受伤，黄诚留在了皖南，和刘奎等一起组织了游击队和敌人继续战斗。
黄诚
刘厚总虽然抢了不少，但还是有遗漏。除了前面讲的那只派克金笔，还有一个就是周子昆的怀表了。1926年初，叶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周子昆在叶挺独立团任排长，因作战勇敢，叶挺将此表赠送给了他。在以后的日子里，此表一直伴随着周子昆南征北战。当时，周子昆夫人何子友还给怀表织了一个毛线外套，由于周子昆很爱惜此表，常将怀表置于衣服内处，毛线套起了保护作用，所以未被刘厚总发现，周子昆被叛徒杀害后，突出重围的战友将此表带到江北交给了新四军七师政治委员曾希圣，曾希圣又把遗物转交给了新四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1942年，何子友到达山东，刘少奇接见了她，并将周子昆的遗物交予了她。1986年，何子友将此表捐给了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展览馆。
周子昆的怀表和毛线套
在“皖南事变”发生即将85周年之际，特撰文纪念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新四军先烈们！
2025年12月26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