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昌毅，原名刘少卿，又名刘昌义，1914年11月2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七里坪区马鞍石村，祖祖辈辈务农为生。从记事时起，刘昌毅就一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1929年夏，黄安北部山区已经成为苏区，刘昌毅一家也都投身了革命：父亲刘殿明当选为乡苏维埃土地委员，哥哥刘昌礼成长为乡赤卫队红色战士。在革命大潮影响下，刘昌毅积极参加农会活动，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组织委员，时年不满15岁。
1929年9月末，为了保卫红色苏维埃政权，刘昌毅带领本村20名青年从家乡出发，来到七里坪附近檀树岗新兵营，正式加入红军队伍。为期7天的新兵训练结束后，他被分配到鄂豫边红11军第31师第28团第2营当兵。当时，徐向前任红31师师长。
1930年4月，红11军第31师（鄂豫边）、第32师（豫东南）、第33师（皖西）合编，成立红1军，原红11军第31师改编为红1军第1师，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兼第1师师长。这时，刘昌毅伤愈归队，战斗在第1师徐向前麾下。
1931年1月，红1军、红15军合编，成立红4军，原红1军第1师改编为红4军第11师，旷继勋任军长，徐向前任军参谋长，许继慎任第11师师长。这时，刘昌毅战斗在第11师，战斗在许继慎麾下。同年4月，经过战火硝烟考验，他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陈赓任方面军红4军第12师师长。这时，刘昌毅战斗在第12师，战斗在陈赓麾下，任该师第36团第2营第6连排长。
徐向前、许继慎、陈赓都是黄埔军校一期学员，都是人民军队一流军事家，刘昌毅耳濡目染之下，受益匪浅，他曾幽默地说过：“我没有进过黄埔军校，但我有黄埔军校毕业的老师！所以说，我算是黄埔再传弟子！”在徐向前、许继慎、陈赓影响下，刘昌毅行军打仗果敢坚决，风格硬朗大胆。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翻越大巴山，进军川北，创建川陕苏区，刘昌毅历任红12师第36团第2营营长、红9军军部交通队指导员、红9军政治部政务科科长。能文能武、军政兼优，深得方面军首长肯定。
1934年6月，刘昌毅升任红9军第27师第76团团长，参加粉碎刘湘“六路围攻”作战。7月间，万源保卫战打响。战斗中，他上前沿阵地观察敌情时，突遭敌人炮袭，一块弹片横穿嘴巴，削掉了大部分牙齿，左胳膊也被炸断。由于失血过多，他昏迷了10 多个小时之久，持续高烧，不省人事。几天后，医院派人报告：刘昌毅“断气”了。
漫天风雨中，战友们把刘昌毅抬进棺材，准备盖棺送葬。这时，通信员胡少荣想将刘昌毅珍爱的手枪塞到他手里，作为陪葬品。当胡少荣掰开刘昌毅的手时，觉得他的手在轻微颤动。胡少荣大吃一惊，擦干泪眼，再次去触摸刘昌毅的手，确认果然在动，又探探鼻孔，也有呼吸的感觉，便狂喜地大喊：团长没有死！团长还活着！
大家转悲为喜，赶快把刘昌毅从棺材中抬出来，火速送到红军医院继续救治。就这样，差点就被下葬的刘昌毅起死回生。
刘昌毅是个闲不住的人，伤未痊愈就要求出院归队。1935年3月底，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而后向西行动，配合中央红军北上，踏上了长征之路。在长征中，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历尽艰辛。一过草地时，第76团一度断粮，望着饥寒交迫的部队，刘昌毅想起自己苦难的童年，心情无比沉重，决定杀掉自己的战马，帮助战友们度过难关。第76团政委和指战员都请求不要杀马，说：一团之长没有马，怎么跑前跑后指挥打仗？刘昌毅是个直性子，他大声吼道：“是部队重要还是我的马重要？服从命令，拉去杀！”杀了这匹马，使部队度过难关，最终克服困难，走出了茫茫草地。
1936年4月，由于积劳成疾，刘昌毅调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部组织科科长；7月，他又转入高级科学习，直至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刘昌毅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司令部侦察科科长。第386旅在七亘村捷报频传、神头岭伏击大胜，都和他的情报侦察工作密不可分。
1938年8月，为加强冀南抗日武装建设，第129师独立旅与青年抗日游击纵队合编，组成新的青年抗日游击纵队，下辖第772、第2、第3团，刘昌毅调任第3团参谋长。该团团长是山西阎锡山部一名旧军官，刘昌毅实际负责全团的军事指挥工作。在他精心指挥下，第3团能打能走，逐步成长为青年抗日游击纵队主力团。
1939年12月，为求保住自己“山西王”地位，阎锡山对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三纵队既打又拉，最终策反了决死队第三纵队第7、第8、第9总队，使这支抗日武装受到严重损失。1940年3月，八路军总部决定，决死队第三纵队进行整编，将现存少量部队及部分县独立营合编，成立了第7、第8、第9团，归八路军第129师领导。为加强决死队第三纵队领导力量，刘昌毅调任纵队参谋长，大抓纵队军事训练，并参与指挥纵队参加了“百团大战”。
1941年初，决死队第三纵队兼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下辖决死队第7、第8、第9团，刘昌毅兼任第三军分区参谋长。随后，他亲率决死队第9团到山西榆社、祁县间山区，相机打击敌人。4月初，部队通过“内线”获悉：日军1个中队将于4月12日下午，押运9车辎重沿白晋公路南下，估计13日上午抵达子洪口镇。刘昌毅闻报大喜，认为战机不可失。4月12日黄昏，刘昌毅率领第9团1个营和祁县独立营1个连，秘密进入伏击区——距子洪口镇2公里处的鲁村。第二天9时许，鬼子如期而至，刘昌毅一声令下，战斗迅速打响。仅用40多分钟，日军中队长小西三部以下100多名日军全部报销，而第9团仅牺牲2人、轻伤5人！
1942年2月，刘昌毅升任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这时，根据情报资料，他发现一个规律：每隔两三天，就有一个日军汽车运输队往返于武乡、榆社间。根据这一规律，他果断判定：4月16日，日军汽车队将从武乡出发，向榆社守军运送给养、弹药，这又是一个战机。4月15日晚，他指挥决死队4个连兵力和军分区便衣侦察队，于16日2时前秘密进入武乡以北白庄地区设伏。
16日上午11时，日军汽车队果然来了，而且有16辆之多。战斗打响，刘昌毅马上发觉不对劲：这伙鬼子不是运输给养、弹药的，而是大约100多人兵力保护着50多名军官。敌情有变，刘昌毅决定照打不误。经过一番恶战，阵毙日军大佐以下官兵60余人，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2挺、手枪7支、步枪30支、掷弹筒2具，炸毁汽车16辆。第129师首长获悉捷报，称赞刘昌毅指挥的伏击战“打得好，打得漂亮！”战后查明，这是日军第36师团高木正实联队所属1个日军中队，护送着1个军曹以上军官视察团，准备分赴各地“扫荡”“蚕食”前线视察战果的。这伙敌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在白庄却被刘昌毅给“扫荡”“蚕食”了！
1944年12月，八路军总部决定，进一步增强豫西地区兵力，在原有豫西抗日游击第1支队——第5支队基础上，派出豫西抗日游击第6支队：以太行军区第13团为基础，再从太行军区第一、第二、第四、第五军分区抽调部分连队，混编而成。第6支队下辖第36、第37团，共2700余人，刘昌毅任司令员，张力雄任政委。
1945年1月，刘昌毅、张力雄率领第6支队踏上了挺进豫西的征程，他们发扬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边走边打，昼夜兼程，走高平、过阳城、越王屋大山、渡黄河天险、跨陇海铁路，长驱300余公里，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终于在5月初到达河南军区所在地——登封县大峪店。河南军区决定，豫西抗日游击第6支队改称河南军区第6支队并兼河南军区第六军分区，刘昌毅兼军分区司令员，张力雄兼军分区政委。不久，他们指挥第6支队进入临汝、宝丰、禹县、郏县、襄城等地区，开辟抗日游击战争。7月初，刘、张指挥第6支队粉碎了日军对禹县神垢镇的“扫荡”，在这里建立了禹(县)郏(县)抗日民主政权和中共禹郏县委，成立了该地区第一个区级抗日民主政权——神垢镇区政府。
在河南军区领导下，为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刘昌毅、张力雄率领第6支队发扬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先后在登封大冶、禹县神垢等地，共进行大小战斗60多次，毙伤日伪顽军80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保卫和巩固了根据地。
8月中，对日战略大反攻开始。8月底，刘昌毅率部围歼郏县野猪沟伪军李长有部。野猪沟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伪军凭险拒降。他指挥部队用土造炮和土坦克(方桌上盖上数层浸水棉被，顶着进攻不畏枪弹)攻寨，激战3天4夜，全歼日伪军700余人。至此，郏县北之日伪军一扫而光。更重要的是，土坦克的作用让他印象深刻。这时，第6支队已由南下时的2700余人发展到7000余人。
1945年10月初，根据国共协议，河南军区部队撤出豫西，向鄂豫边区转移。在刘昌毅指挥下，第6支队强涉汝河，一路苦战，于10月底到达桐柏山区。在这里，河南军区所属部队与新四军第5师（师长李先念）、八路军第359旅南下支队（司令员王震）胜利会师。当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为统一指挥上述三部，成立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军区司令员，郑位三任军区政委，王树声、王震任军区副司令员。原河南军区部队编为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王树声兼纵队司令员），原河南军区第6支队编为第一纵队第3旅，刘昌毅任旅长。同年12月，他升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
1946年6月底，在国民党军重兵围歼中原军区部队端倪已现之时，中原军区部队兵分北、南、东三路，分头突围而出，这就是著名的中原突围。25日傍晚，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主力及第二纵队一部共1万余人，在王树声、刘昌毅等率领下，向宣化店西南方向突围，是为南路突围。7月1日，突围部队接近平汉铁路时，遭到铁路西侧国民党军疯狂阻击，除少数部队越过铁路外，大部分均被压在铁路以东。而此时，除了当面之敌2个旅实施堵击外，敌整编第11师第18旅也从孝感赶来增援，企图东西夹击，将南路突围部队一举消灭在平汉铁路以东。危急之际，刘昌毅主动请缨，指挥第3旅第7团顶着“土坦克”，严密组织兵力火力，把封路碉堡一一摧毁，硬是打开了突破口。7月1日下午，南路突围部队终于闯过了平汉铁路，跃过澴水河，扬长西去。
7月10日，南路突围部队转战到襄河（汉水）东岸流水沟渡口时，仅找到6只可用木船。由于船少人多，渡河速度十分缓慢，而追兵日近。在这生死存亡之际，王树声果断决定：由张才千等组织主力部队抢渡襄河，由刘昌毅和第3旅旅长闵学胜组织指挥1个半团兵力，在流水沟以东约3公里处构筑阻击阵地，坚决阻击尾追之敌，掩护主力强渡襄河。
到13日拂晓，经过两昼夜浴血阻击，刘昌毅圆满完成阻击任务：南路突围部队主力7000余人，终于渡过水深流急的襄河天险。完成阻击任务后，刘昌毅命令闵学胜统一指挥河东部队，沿襄河转道北上，进入伏牛山区，继续牵制追兵。随后，他即登上木船西渡，追上主力部队。7月底，南路突围部队主力进入鄂西北武当山区。8月底，他们与江汉军区部队在房县西南会合。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决定两支部队合并，成立中共鄂西北区委和鄂西北军区，王树声为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刘昌毅为第一副司令员，开始创建鄂西北根据地。
鄂西北地瘠人稀，许多地方连吃水都有困难，部队只能分散行动，徐图发展。刘昌毅指挥第3旅第7团转战均县、郧县、保康等地，几度进入神农架原始森林，在天寒地冻中与敌周旋。因此，部队战斗和非战斗减员不断增加，他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
1947年2月初，国民党军整编第66师将刘昌毅指挥的第7旅一部1000多人围困于保康县南康家山。这里地势险要，国民党军居高临下，情况对刘昌毅所部十分不利。刘昌毅派出侦察队及1个营刚刚从两山之间的沟底通过，准备占据两侧的制高点，国民党军就将他们拦腰切断，并扬言：这一回你们再也跑不出去了！
◆淮海战役中，刘昌毅将军（右一）所部活捉黄维（左一）。
刘昌毅深知，这一仗关系着1000多名指战员的生死存亡。为了突出重围，他一面指挥部分人员在正面迷惑国民党军，一面命令第7团第3营第7连从侧翼迂回，攻占制高点。在连长王挺基的带领下，第7连利用晨雾攀上峭崖，似神兵天降在国民党军面前，将扼守在康家山顶对突围部队威胁最大的国民党军1个加强连全部歼灭，还缴获敌人通信联络信号。
利用国民党军的联络信号，刘昌毅指挥部队以假乱真，带领部队边打边撤，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浴血奋战3昼夜，终于胜利地突破敌人重围。
康家山战斗，是中原军区南路突围部队在鄂西北打的最后一场恶仗。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刘昌毅果断指挥，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终于又一次粉碎了国民党军企图“聚而歼之”的计划。在这次战斗中，刘昌毅指挥的部队也付出了代价，伤亡失散约200人，仅有的一部电台被打坏，与上级失去了联系。
1947年2月，中共鄂西北区委书记、鄂西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派人给刘昌毅送来一封信，大意是说：由于鄂西北斗争形势严峻，为保存领导骨干，党中央决定王树声等区委、军区主要领导即日化装北上；今后你部与党中央直接联系，日后如何行动由你自定。
也就是说，刘昌毅今后要独当一面，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从斗争中打开局面。为了摆脱四面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刘昌毅当机立断：出敌不意，东渡襄河（汉水），重返大别山，并将部队编为第1、第2两个大队，加上3个直属连和机关人员，共约1000人。
1947年4月初，刘昌毅率部从当阳县东北周家畈出发，以一昼夜90公里急行军速度，于17日晚抵达钟祥县石牌镇附近渡口。敌军一直认为刘昌毅不敢侧水侧敌，所以虽然控制了渡船，河防却松松垮垮。结果，刘昌毅所部安然东渡襄河，边走边打，冲破连番堵击，经京山、随县、安陆、应山等地，向大别山挺进。
4月底，刘昌毅率部转战到安徽省立煌县（今金寨县）以南吊桥崖地区，并痛歼追兵湖北省保安第10团，缴获美式电台1部、迫击炮2门、重机枪3挺、各种枪械250余支，另有子弹1万发。消息很快在大别山传开，中共皖西工委书记桂林栖闻讯，当即派人前来联系。不久，桂林栖率领皖西游击队来到潜山县大佛寺，与刘昌毅所部会合，一起转移到潜山县后冲休整。
5月上旬，刘昌毅、桂林栖决定两部合编，成立皖西人民自卫军，刘昌毅任司令员，桂林栖任政委。为尽快沟通与上级电台联系，刘昌毅特派两名营职干部远赴华北邯郸，专门传送密码。
为了主动配合各解放区粉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刘昌毅、桂林栖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地方武装，主动出击歼敌，不断巩固和发展皖西根据地。
5月底，刘昌毅等指挥皖西人民自卫军广泛出击，连克潜山县源潭、怀宁县石牌、霍山县毛坦厂等国民党军重要据点。继而，他们向山外出击，实施机动作战，由潜山一直打到宿松，使皖西地区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到8月中，皖西地区已建立了3个中共分工委、8个县政权、60多个乡政权，创建了地跨9县的皖西根据地。皖西人民自卫军也在战斗中日益壮大起来，由原来的3个大队扩编为3个支队，发展到4000余人。8月底，皖西人民自卫军与刘邓大军的第三纵队胜利会师。
10月下旬，在太湖县刘家畈，刘伯承、邓小平听取了刘昌毅和桂林栖关于皖西军政情况的汇报，刘、邓对刘昌毅重返大别山发展武装、坚持斗争给予了充分肯定。当月，刘昌毅调任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协助司令员陈锡联指挥作战，甚得好评。
11月中旬，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刘邓首长决定由第三纵队攻打宿县，并调兄弟纵队一部配属作战，由陈锡联负责统一指挥，攻城作战由刘昌毅直接指挥。15日17时半，经过精心准备，刘昌毅下令攻城，战至24时，全歼宿县守军1.2万余人，缴获大量军需物资。当时，毛泽东曾说过，占领宿县，隔断徐州、蚌埠，一开始还不敢作此设想。
自11月下旬开始，刘昌毅协助陈锡联指挥第三纵队参加了双堆集围歼战，活捉国民党军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战后，中原野战军副政委张际春代表组织，奖给刘昌毅1支派克笔、1块欧米伽手表、1件斗篷（全是战利品），以作纪念。
淮海战役结束时，刘昌毅旧伤复发，出现化脓，被送往北平(今北京)治病。
1950年11月，刘昌毅身体基本康复，出任铁道公安部队副司令员。他和铁道公安部队司令员罗华生等组织接收了来自各野战部队的官兵共2万余人，改编成3个师、2个团的铁道公安部队。组建完成后，他们便领导部队开始了全面的防务接管工作，接管的守护目标总计多达数百处，其中以桥梁、隧道为主的守护点分布在关内南北各条铁路线上，由守护点联结起来的防线长达上万公里。正是由于铁道公安部队的默默付出，铁路交通才能安全、畅通。
1954年10月，苏联交还旅顺口海军基地。1955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调铁道公安部队直属机关、部队改建为海军旅顺口基地司令部。同年5月，人民解放军海军旅顺基地正式成立，罗华生任司令员，刘昌毅任副司令员。9月，人民军队首次评授军衔，刘昌毅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6月，罗华生调离基地，刘昌毅接任司令员。在基地党委统一领导下，根据旅顺基地战略位置，刘昌毅狠抓部队基础训练，重点组织部队进行了反敌登陆、防敌袭扰的演练。对苏联海军经验技术，他反对照搬照套，主张走自己的路，适合中国国情的就虚心学，绝不照搬照抄。
1959年11月，刘昌毅调任青岛基地司令员。1960年8月，升任北海舰队司令员。1963年11月，又升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北海舰队司令员。为了加强战备，防止反华势力突然袭击，刘昌毅在山东任职期间，深入部队了解调查情况，花了很大精力抓训练，实战演习更是一个接一个。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刘昌毅受到了冲击和迫害。1969年2月，刘昌毅不明不白地被免去北海舰队司令员职务并被软禁，还时常被造反派抓去批斗。
1971年9月，林彪集团土崩瓦解，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自过问下，刘昌毅终于获得了自由。1973年11月，岁月又蹉跎了2年，刘昌毅才重新出来工作，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分管部队训练工作。他指导军区部队大力开展军事训练，部队的正规训练有了明显提高。1975年8月，刘昌毅改任南京军区顾问。
1978年底，中央军委决定刘昌毅担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协助司令员许世友指挥对越自卫还击。1979年2月17日，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打响。刘昌毅作为广西“前指”副司令员，协助许世友和军区政委向仲华指挥了广西方向的作战。
3月16日，参战部队胜利回撤，刘昌毅仍留在广西，负责千里设防的重任。他带领有关人员，乘坐吉普车在边境跑了近50天，选点设防几十处。每个点，他都要亲自察看，反复论证，方才拍板。哪个团、哪个营放在什么位置，哨位怎么设，他都亲自到场核定。这次行程数千公里，圆满地完成了边境千里设防的任务。
1984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刘昌毅按大军区正职待遇离职休养。1988年7月，刘昌毅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9年11月1日7时10分，刘昌毅在广州逝世，享年86岁。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党史博采）：从棺材中抬出来的开国中将，决战淮海所部活捉黄维，65岁协助许世友指挥对越自卫还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