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强国梦》、《太行山断裂》、《马家军调查》、《寻找巴金的黛莉》、《白居易传》等三十余部纪实作品，文革写作有《但悲不见九州同》、《牺牲者》（上中下）。
198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突然来到晋东南。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多年血火硝烟不散。官方说宣告文革结束，应以1976年10月“一举粉碎”为标志，主流史学沿袭了这一定论。但是，京城里抓捕王、张、江、姚及其亲信，事发突烈，距离全国各地相当遥远。在中国任何一个地区，文革运动都不会一到此刻，说完结就完结。此后，上边还在批邓，并没有及时否定文革，这就使运动惯性持续，斗争形式千变万化，运动巨轮往往急刹不止。直到数年之后，特别是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彻底纠正文革路线，各地这才痛定思痛，一步一步终结文革。各地民众都会划出某种本土特色的重要事件为界，从而否定文革，真正了断这场运动。
山西民众认为，终结本省文革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在1981年夏秋胡耀邦赴晋时段，距离北京抓捕江青集团，又是漫漫五年岁月。
1981年8月，胡耀邦前往晋东南地区高平县、长治市和省城太原，面对文革后遗重症，解决山西问题，历时一周。
13日上午，天气晴好。胡耀邦一行乘坐直升飞机，从河南焦作、洛阳方向，向北攀升飞行。飞到太行山顶部，平均海拔高度1000多米，进入山西晋东南境内。飞机先在阳城、晋城、沁水、陵川四县上空盘旋了一圈，然后平稳地降落在高平县城北郊临时停机坪，耀邦一行改乘汽车进城。
临时停机坪，是部队战士在南王庄一片沙草地上亊先平整出来的。显然，耀邦一行对北上太行公路不畅的情况，非常清楚。从洛阳到髙平不过百多公里，每日上万辆超重卡车，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往复山上山下拉煤运炭，全凭一条险峻的二级公路，事故频仍。堵车严重时长达一周，国家交通部长曾被堵在几十公里的汽车长龙里出不来。而乘坐直升飞机上山，也就简单多了。
胡耀邦为什么选择高平作为进入山西的第一站，并且住下来，座谈考察讲话？原因在哪里，我说不准。要说考察山西文革难题，晋东南以及高平县确实非常典型。胡耀邦在高平与省地县三级领导座谈，开宗明首要话题，就郑重提出了文革后遗症。此后一周，从高平到长治，最后到太原，召开省直处以上3800多人干部大会，耀邦讲话最主要内容，核心话题，始终不离解决文革后遗症这一最大难题。
高平县这个“文革典型”，非同一般。该县两派武斗期间，先是大规模冷兵器鏖战，1967年8月26日，长矛大刀，荒野杀戮，一战杀死杀伤上百人，捣毁汽车38辆；继而农村包围城市，联字号守城红字号攻，工农商学一律停顿，古城长期戒严，铁路桥梁多次被炸，次年二月，69军肖选进将军率领野战连队挺进高平，被围被打，红字号武装抢夺肖部长短枪170支、迫击炮两门、火箭筒4支，子弹4000余发；然后，五县联军在军分区指挥下，全面围剿高平红字号，攻打多处农村据点，连续作战40天，惨案横生，致红字号溃败；战后，联字号军政大批抓捕城乡红字号成员，关押到集中营昼夜毒打。该县红字号被治罪者面积甚大，重点注册骨干多至2738人，定案为“土匪”的群众竟达168462人。也就是说，太行山上一个县，一派将红字号17万人定了罪，编成档案多达19卷，枪决重判一大批人；待到1977年“揭批清”时，王谦主政山西，烙饼又翻过来，1月12日至14日，三天时间，高平县突击抓捕王学科等联字号头头40人，重点清查1308人，6600多人被关押交待问题，种种罪名无法复述。全县两派干部群众结仇对立十五年，心乱如麻，积重难返。直至不久前，霍士亷赴晋按替王谦，全省才对清查扩大化开始了纠正“善终”。
举目山西一百多个县，文革灾情与高平大同小异，民众结仇对立已成普遍现象，文革并没有真正终结。1976年10月以后，山西开始大规模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实则一派借助大势严惩对立派，搞大翻身。此前半年，李顺达在给胡耀邦的申诉材料中写道：“几年来，我一直琢磨不透，整人的帽子棍子咋就那么多呢？说中国有‘四人帮’帮派体系，山西有谢振华帮派体系，晋东南有李顺达帮派体系，临汾有胡亦仁帮派体系，还有什么张金邦帮派体系呀，李文亮帮派体系呀，吴象帮派体系呀，到底有多少体系，我也说不全，反正到处都有，每抓一个体系就有一大串人挨整。这样成批成批整人，群众很有意见啊。”
胡耀邦复出后，曾在中央党校和中组部工作数年，推动思想解放，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工作，而后担任中共中央最高职务。他从全局思考文革遗留问题，深知各省干部分裂，全党全民亦不团结。否定文革运动，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远未完功。
一年前，胡耀邦于1980年5月15日致信彭真等人，提出一个观点：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有专家分析，这个道理是说，历次政治运动，都不是群众自身发起的，责任在于当时执政党的方针路线出了大问题，犯了大错误。倘若继续对下细究严办，灾难简直无法终止。当时，中国的法制建设极其混乱，群情激愤，一味蛮干。山西清查扩大化，派战悲剧重演，就是法制衰微的苦果。因而胡耀邦多次讲话，总是强调：
“我们说文革是一场空前浩劫，理由之一，就是死了几十万、上百万人，伤人致死致残的参加者，我估计也有几百万人，不同程度参加这一浩劫的有多少人？我估计总有几千万人。还有更多的人，因为犯了错误，做了亏心事而心神不安。我不是主张一个也不追究刑事责任，而是主张严格执行中央1978年48号文件规定，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只限于行凶杀人的刑事犯罪分子，搞阶级报复的地富反坏分子，搞挟嫌报复后果严重，不处理不足以平民愤的分子，一贯搞打砸抢，情节恶劣，屡教不改的分子；这里必须补充的是，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中杀伤人的，不应在行凶杀人的刑事犯罪分子之内。群众性的历史悲剧事件，抓人越少越好；对于一切由思想认识问题判了罪的人，一律以教育方针解决。”
这段话包括致彭真信，指导思想明确，政策性很强。接下来，胡耀邦痛心地讲：“即使这样办，我们也得花二三十年的工夫，才能愈合人民在十年浩劫中所造成的裂痕和伤痕。如果我们稍不谨慎，只能延长整个民族的巨大痛苦。”
认真分析如上话语，不难发现其中一句关键词，即“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中杀伤人的，不应在行凶杀人的刑事犯罪分子之内”。这就提出了一个大观点：两派群众武斗，刀光剑影，枪多弹疾，再加上相互抓打致死致伤致残，面积广大，已极惨烈，而每一事件、每死伤一人，总有至少一名对手乃至更多参与者可能受罚，怎么办？原先已有万千亡灵泣血游荡于天地之间，有无数家庭苟延残喘于人鬼之间，如今文革被否，难道还要让这一数字翻几番吗？
因此，耀邦强调，“群众性的历史悲剧事件，抓人越少越好”。偏偏山西清查却搞了扩大化。
胡耀邦带着这么多忧患前来山西，解决文革乱麻一般的问题，肯定很难。当时，中央提出“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新精神，强调处置文革难题“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实是审时度势，无奈之举，又是亿万民众所认同所拥护的。一斗十多年，确实把各路人马斗烦了，“写不完的检查，站不完的队，挨不完的批斗，认不完的罪”，人们厌倦了运动，恨透了整人，生活极其贫穷，精神深度苦闷，据说还将“每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情何以堪？
人民群众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尽快结束这一切，改革开放富起来。
当日下午三时，胡耀邦在高平县委招待所组织座谈。到场者有：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省长罗贵波、副省长张建民；晋东南地委常务副书记白清才、专员赵锐；高平县委书记贾培宏、副书记李福堂、郭随新和几名县委常委。
与胡耀邦同来者，有国家经委赵文成、煤炭部邹桐、财政部田一农、商业部刘毅四位副部长，大家一起出席座谈。
工作人员打破常规，特地将县委书记贾培宏安排到胡耀邦对面，说话方便。
胡耀邦开宗明义，头一段话就说：“山西多少年来倒来倒去，有没有这个情况？文化大革命以后有过几次？现在干部心情怎么样？大家关系怎么样？”
这个问题在晋东南来说，实在太尖锐了。既出乎人们意外，又非常贴近现实。说倒来倒去，不妨理解为斗来斗去。我疑心这里可能是整理纪录时搞错了。
据参会者回忆，大家一听到这个议题，居然五分钟没人说话。干部们不是不敢说，而是没办法说，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
耀邦又问：“我在北京听到一些反映，不一定准确。心有余悸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应该解决了吧？”
还是没人说话。耀邦一笑，举手指向县委书记贾培宏，点名让他发言：“来了这里，你先说吧。”
贾培宏也是一位老干部，沁水县人，长期在晋东南地区工作，1975年11月来高平任职，被造反派攻击为邓小平复辟的“还乡团”干部。任职时间近六年，对情况十分了解。遥想1976年，造反派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太原铁路分局揪斗王谦，高平出车出人还去了省城。贾在高平屡被一派批斗，曾在大会检讨中被夺去麦克风。1977年开始搞清查，县里抓捕了联字号一批人，也是贾培宏主持的。
对这次座谈，贾培宏回忆说：当时，我正在思考耀邦同志提出的问题，说实话也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头天夜里10点钟，副省长张建民打电话告诉我，总书记要来高平，还说吃喝等事都不用我们管，只管把住宿弄好就行。到底该汇报些什么，心中没底。午饭前，我抓紧找机会请示中办王主任，说汇报时重点谈些什么好？王主任却说，你汇报时听总书记的问话就明白了。还是心中没底。现在，耀邦同志提出文革后仍然倒来倒去，干部不团结等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运动遗留下来的武斗和清查“善终”等问题。既然点名让我发言，我当然不能推辞。
这一来，贾培宏放开手脚，振作精神，开始一一回答胡耀邦的问题，如实展开汇报。
当贾培宏汇报到高平武斗严重和清查正在“善终”时，可能谁也没有料到晋东南两派斗争竟然恶劣到如此程度，胡耀邦坐不住了。他在地上来回走动，皱着眉头，边走边问：后来落实政策，落实到哪里了？
贾培宏回答：我县受过批判的500多人，现在还有33人因与案件相关，正在落实中。
贾培宏答：工作是工作了，但工作不积极的还有10来个。
胡耀邦问：为什么不积极？是你们对问题没有解决好？还是他们本人有问题？
县委副书记王福堂，久与贾培宏不和，两位县领导根本坐不到一起，王这时插话回应：法院有个院长，让人家当工农部长，人家还要求回法院。贾培宏派性大，不让我参加常委会。
你看，班子不团结，闹派性，当着总书记的面就暴露出来。胡耀邦当即质疑此事，贾培宏解释说，王福堂负责指挥一项水利工程，工地甚远，所以大事叫来开会，小事就不一定叫了。
胡耀邦便开导说：党不欠你的账。你王福堂的问题，是非问题，你说清了也不清，你说不清了也清了，不清为什么让你当副书记？从这个意义上说就算弄清了，可能还有些小是小非不清。历史上的问题，不可能搞得太细。我们这些人，革命几十年，谁都有缺点。你贾培宏、王福堂，我都不认识，你们工作了几十年，都是好同志，但可以肯定，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天津一个工人打死厂长，过去没有仇恨，是文革派性引起的，后来放了这个工人。北京一个学生打死教师，过去也没有仇恨，也是派性引起的，后来也放了。这个问题，现在到了解决的时候了。我这次到河南，问起张学清同志的情况。1968年，周恩来指名让他到平顶山当书记。现在分配他工作，谈话三次他都不去。一个同志告诉我，这个同志工作没少做，冤枉气没少受，错话没少说。我说你们归纳的很好，几十年来许多同志都是这样的情况，这一想就想开了。我对不起你的，我就承担责任，你对不起我的，就主动去谈心，互相之间的问题要这样来解决。要有无产阶级的广阔胸怀；你们县委的同志，对那33个人，要主动做自我批评。你们的威信不会降低，会更高。贾培宏同志，你是县委一把手，胸怀要广阔一点嘛！
县委常委们活跃起来。大家听到了一个早已弃置多年而不再提起的“新”角度，主动做出自我批评？还主动谈心？将近二十年，上上下下只提斗争哲学，老传统不要了，以至如今重提之际，反觉陌生而又新鲜。阶级斗争为纲，早已斗得没了边际。
胡耀邦接着讲：我们不要忘记群众路线，不要忘记批评和自我批评。像法院那个同志，他要回法院工作，可以来个民间测验嘛。让大家投票，多数同志愿意他回去，他就回去，不同意就不回去。办事情要光明正大，不要搞小动作。搞复查工作，不要靠专案组几个人包办代替。我们中央书记处就是有事大家商量，大家发表意见。这也难怪，走群众路线这个问题，五十年代后期忘了，有些同志忘了，年轻党员不会。毛主席是提倡群众路线的，后来他自己忘了。周恩来一直是好的，经常到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
胡耀邦谈话平和而又诚恳，所谈道理深入浅出，还敢说毛泽东后来自己忘记了群众路线，引导性很强。当下激活了座谈话题，人人都敢说话了。
省委书记霍士廉便说：有一种现象，每个县里，总有那么几个人无理取闹。
胡耀邦对此提示：那不行！我们要维护正常的三大秩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社会秩序。
这时，另一位很有见地的县委副书记郭随信，谈出了一个独特的提法，他说：文化大革命至今，在干部群众中结下的思想疙瘩还没有解决好。此话一出，胡耀邦立即敏锐地抓住不放，他说：解疙瘩？这个提法好！我主张这样提，光讲派性，你说他有派性，他说你有派性，人家不服。应该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形成了隔阂，结下了疙瘩。我们党六十年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思想疙瘩，都没有这十几年结下的疙瘩多！我们都要自觉，所有的共产党员，不管你是中央的、省里的、地区的、县里的，都要有高度的自觉性，消除思想疙瘩！
“思想疙瘩”这句形象土语，道出了一个时代大症结。这正是中共高层近年忧虑所在，也是胡耀邦来晋解决文革后遗症的关键点。“解疙瘩”三个字，好比一把打开锈锁的钥匙，破了这个题。
“疙瘩”二字，民间主要指病态的肉瘤，其次可以解释为绳结死扣儿。而中国北方尤其是山西、晋东南方言中，使用“圪”字极普遍，却不写做“疒”旁。如把垃圾叫“圪渣”，地面上有坑叫“圪道”，人蹲下叫“圪蹴”，办事捣乱叫“圪搅”，角落叫“圪地圪落”，不一而足，均不从“疒”旁。把玉米面小饼煮熟叫“煮圪答”，用白面小软团做汤，叫“圪答汤”。偏偏胡耀邦和山西政界说“解疙瘩”，正式文本均采用了带有病态的这两个字，具有双重含义，姑沿用之。
胡耀邦激活了座谈会。晋东南土生土长的老干部郭随信先生提炼了太行山民间语言，以“解决思想疙瘩”加以汇报，最终变成最高领导人一项政治决策。后来的事实证明，郭随信先生首倡此说，为解决全省文革后遗症，立了一功。
这位副书记郭随信，同样经历了高平文革全过程。红字号和联字号武斗血战期间，郭在紧靠陵川县的建宁公社担任公社书记。当时，郭曾对流落在乡村的县领导乔高升讲：红字号一派保你，切不可以参与太深，派性事件一时难以制止，但可以躲开指挥。这一建议很重要，在不久后的一派镇压中，始终抓不到乔高升的直接责任，虽被伪造证据强制执行死缓，却留下了一条宝贵生命……
座谈会上，针对解疙瘩这一话题，县委常委、武装部长刘世鸿发言，他的忧虑是：有些同志只能批评别人，不能自我批评，这样，思想疙瘩就不好解决。
胡耀邦说：是啊，一个叫坚持原则，批评别人，一个叫承担责任，自我批评。只能批评别人，不能承担责任，那就是说你百分之百正确了？这个很难找啊！叶帅、小平同志，先念同志，陈云同志，还有我们，都作过自我批评。我们承担责任，威信不会低，只会更高。要总结过去的教训，过去批评帽子太大，上纲太高。要坚持正确的批评，放弃不正确的批评。既要敢于批评，又要敢于承担责任，更要敢于自我批评。
与会者纷纷在本子上做纪录。大家都注意到，总书记讲的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承担责任，而不是坚持斗争和继续斗争，这一区别，正是新旧两个时代的分水岭。全党必须否定和放弃长期以来阶级斗争谬论，只有在这一前提下，全党不再倡导斗争运动，广大干部群众的仇怨对立才能逐步消除，思想疙瘩才能尽快解开。
胡耀邦最后指出：大家都承认，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很好。现在，一个中心问题，还是要解开思想疙瘩。有什么好办法呢？根本问题就是提高自觉性，坚持原则，依靠大家。既批评那些不顾大局的错误，又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当晚，胡耀邦在高平住了下来，又和省委、地委的同志一起，深化完善这次高平调研形成的新构想。
高平有一款著名小吃，叫做烧豆腐，由中国古代那场最大战争——长平之战而来。当时，秦将白起在此坑杀赵卒四十万，激起人民怨恨，故谓烧豆腐便是白起脑子，不妨连烧再吃，表达人民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心愿。
贾培宏向来宾讲述了这个典故，胡耀邦品尝了这道小吃。
直升飞机停留在县城北郊那片沙草滩上。大家离开县城，乘坐汽车同来停机坪，送别总书记前往长治、太原。
胡耀邦登上飞机，回身向省地县同志们挥手致意。这时，发生了一个细节，令在场诸人难忘：胡耀邦攀在机舱口，向地面上贾培宏招手，让贾靠前说话。贾会意，疾步赶到舱口听命。胡耀邦对贾培宏说：飞机起飞时，地面风特别大，请大家都进到车里，关好车门，我们再起飞，免得大家吃土。贾培宏使劲点头，表示听明白了。他赶紧回身招呼众人，进车关门，“免得吃土”。当大家都钻入车中后，直升飞机启动，果然搅动大片尘土腾起，胡耀邦一行这才离去。
贾培宏先生回忆说：送别耀邦同志后，我回想他的话语和每一个细节，从中悟出了许多道理。县委当即组织了两个工作班子，抓紧落实耀邦同志指示，不分白天黑夜工作了一个多月，全县落实政策工作基本到位了，又写出报告，呈送了耀邦同志……
胡耀邦于8月14日先飞长治，后到太原，进而总结出山西文革遗留问题一大特点，就是干部队伍中疙瘩结的多，疙瘩结的大，疙瘩结的紧，概括为三个字“多、大、紧”，认定“解疙瘩”就是当务之急，工作任务极其繁重。
胡耀邦没有忘记老朋友李顺达。三年前，李顺达曾在中央党校向胡耀邦倾诉自家冤情，时间是1978年春，此后多次寄信鸣冤。此次耀邦赴晋，数次提起李顺达等劳动模范，询问是否给他们做了平反。得知省委和晋东南地委已在前不久给李顺达等人做出了平反决定，胡耀邦十分欣慰。半年前，1981年1月18日“中发【1981】第10号文件”，明确批复“中央同意山西《关于为谢振华、曹中南同志平反的报告》。”这件大事，胡耀邦也是很清楚的。
8月17日，胡耀邦在省直系统3800位县处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地点是太原湖滨会堂。这批干部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情，准时参加大会，无一人迟到。
中共中央总书记讲话，正式指出了“解疙瘩”这一命题。
胡耀邦是很善于演讲的。他一开始先说：“人这么多，三千八百多人，天这么热，我普通话没有学好，话又难懂，恐怕不能讲得太多。”一下子拉近了他与山西党员们的距离。
总书记先把国际国内形势做了一个简短概括，倡导“开动脑筋，解放思想”。他讲到农村责任制冲破了三十多年的老框框，换来了增产。针对“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牢骚，胡耀邦说：“哪能一个晚上退到解放前呢？没有嘛，解放前土地是私有的，后来土地入股，现在不叫土地入股，不搞坐地分红，而是责任制。”
他并不回避文革结束以来，全党“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组织上的涣散，领导上的软弱；说“有的人批评不得，一批评就说是打棍子。这是两回事，批评是两个字，打棍子是三个字嘛！”
胡耀邦讲到：山西搞经济的调子比较低了。人均生产总值为6000块钱，处于中等水平。中国10亿口人，总产值6000亿元，每人平均6000块钱，山西正好处在这个中等水平。但潜力很大，优势突出，因而“建议省委再深入讨论一下”，努力把本省经济搞上去。
接下来，一多半时段，胡耀邦把话题全部让给了“解疙瘩”，他表示“这是我今天着重讲的一个问题”。
胡耀邦借用山西古代大家柳宗元的《晋问》，首先讲到山西人民有五大优点，一是朴实，艰苦朴素，节衣缩食；二是“好谋而深”，思考周到谨慎；三是“和而不怒”，不爱发脾气；四是“忧思而畏祸”，不愿惹事生非；五是“恬以愉”，安适自在，乐观主义。据此，胡耀邦话锋一转，联系实际说：“山西人民很讲和气，更谈不上武斗，我们的祖先是不赞成武斗的！”
将近4000人的会场鸦雀无声。十五年来，这个大会堂举行了几百次会议，上演了无数场闹剧，从来没有这样安静过，听众从来没有这样专心过。胡耀邦讲到了人们心中最关切的大难题。
胡耀邦说：“山西脱产干部48万，这支强大的队伍应该是2500万山西人民的带路人、指挥者，是山西人民彻底翻身的组织者、鼓舞者。山西在革命斗争中产生了大批干部，散布在全国的干部粗略估计不少于10万人，加上军队的就更多了。现在我们湖南、江西的好些干部是山西人，山西干部是我们的父母官。
“山西干部总的看有许多优点。但是，当前存在着一个突出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好。几天来，我同省委以及一些地、县委的同志共同商量，感到了干部队伍的团结不够亲密，不够坚强。48万干部结下的疙瘩相当多，相当大，相当紧，简单说是多、大、紧。
“这些疙瘩是怎样结下的？干部中的隔阂是怎样形成的？山西1966年以前，18年比较平稳，麻烦比其他省少，1966年以后的14年，麻烦比其他省多，比许多省都多，持续的时间长。从1966年起，断断续续延续到去年，14年中间，有过六次折腾！本来，粉碎‘四人帮’以后，具备了解决干部疙瘩的好条件，但是没有把疙瘩解开。三中全会以前，某些问题尚属有情可原，而三中全会以后，当时的省委领导同志觉悟迟，没有很好地听从中央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简单说，中央对王谦同志，对陈永贵同志的看法，是公道的，既承认他们在历史上有过贡献，做过工作，又承认他们不是‘四人帮’的人。特别是王谦同志，在文革中相当一段时间是挨过整的，是吃过苦头的！但王谦同志在恢复工作之后，有些事情办得不好。最近我们谈了一次话，承认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三中全会后，在四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正因为他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的缺点错误，所以最近中央考虑分配他的工作。”
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对于王谦的公开评价。绝大部分干部听众，在这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上，接受了胡耀邦的看法，觉得以上说法坦诚公道。既承认王谦历史上的贡献，同时承认王谦挨过整，吃过苦头，不是“四人帮”的人，同时指出他“没有很好地听从中央的意见”，三中全会前后犯过错误，认识错误以后还要分配工作。这就把山西头一个大疙瘩解开了。至于陈永贵和学大寨运动，胡耀邦在评议了王谦之后，未做评说。
接下来，胡耀邦分析：干部之间结了疙瘩，这个账应该算到谁的头上去？是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党风败坏了，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把干部之间的关系搞坏了，“如果要算账，我的意见，首先不要追究我们自己同志的责任！”就这一条，让3800名有着各种不同观点、不同派别、不同倾向和不同担忧的省直机关干部们，一下子把心放到了肚子里。
多少年来，山西干部全都让运动整怕了。人要整人，人只能起而斗争保护自己，直至把对手整倒。而今日讲话，与往昔有大不同，“首先不要追究我们自己同志的责任”——春风吹到了娘子关、雁门关，吹到了太行吕梁，吹到了大河之东，高山之西，春风原来如此温暖。套用一句俗词：总书记的话儿说到了俺们的心坎上。有总书记这句话垫底，人心向善，再往下听，什么话语都能入耳聆听，都能让人记在心里了。
“我们的干部中存在着疙瘩，不团结，要充分认识到它的危害性，它是涣散组织的腐蚀剂，是搞四化的绊脚石。疙瘩解不开，很可能被居心不良的人利用、钻空子。我们要找出积极的办法，解决干部之间的不团结，解开多、大、紧。
“疙瘩靠谁来解？第一不要靠中央，中央距离此地几百公里，鞭长莫及。第二不能单靠省委。要解开干部之间的疙瘩，我的意见，主要靠大家的自觉性。如何依靠大家的自觉性？我提出八个方面的办法，供同志们讨论。”
以下，胡耀邦提出解疙瘩八种办法，极富指导性。此前十几年间，中共从未有过此类提法。
胡耀邦八种办法，第一条说，“凡是把自己的同志批错了，斗错了，定性定错了的，都要迅速加以解决，该平反的平反，该纠正的纠正”。胡耀邦进一步解释道：“参加过批斗的同志，特别是主持过批斗的同志，要积极赞成这个方针……批斗错了就要平反，其它错误可以批评教育。不平反纠正不善终，行不行？不行嘛！今年不解决明年也得解决，你在这里工作不解决，过两年别人来了也要解决；早解决比晚解决好，自己解决比别人解决好，随便冤枉一个好同志，不行了，随便给人家戴帽子的时代，结束了！你是这一派，他是那一派，这是封建的东西，阎锡山搞‘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我们不能搞这一套。”
第二条说，“如果自己被批错了，斗错了，定性定错了，平反纠正以后不要耿耿于怀，要不揪住批斗过自己的同志不放，更不要向组织提出过高的要求”。胡耀邦讲：“要彻底想清楚三层问题，首先，为什么要批斗我？第二，我是不是也错批过人家？这种情况在文革中，百分之九十八的人都有，我就敢向大家报个名。人家批错过我的情况不少，我批错过人家的情况也有。文革中，海军司令部李作鹏几次派人来，硬要我写个材料，证明一个同志是逃兵，我写了八次，都说不是，但我把错误扩大了，这还不是缺点吗？1975年恢复工作后，我向炮兵司令部一位副司令员写了一个检讨，我错了。所以说文革中，人家批错过我，我也错批过人家，家常便饭，在劫难逃；第三，要想清楚，如果揪住人家不放，再向组织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合乎不合乎党和人民的利益？把这三条想通了，我看问题好解决。鲁迅诗中说，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现在同志相逢，怎么办呢？还是你骂我，我骂你，这有什么好处？要讲风格，讲风度，有胸怀，个人恩怨不在话下，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第三条办法，“凡是在原地区、原单位工作实在有困难的，我建议不要勉强留下，本人也不应要求留下或者派回去”。胡耀邦阐述此理说：“易地闹革命，既不降职，又不减薪，各方面都方便。谁也不能赌气，赌了气，我非留在那个地方不可，不留在那个地方我不干，这就不好了。我们又不是三岁儿童，不能凭意气办事。”
第四条，“某些同志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胜任现在的工作，其他许多同志又不服，我主张在作好思想工作基础上，改变他的工作。”也就是不排除采取一些组织措施。
第五条，“每一个同志都要坚持两分法，既要看到自己做了一些贡献，又要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
第六条，“任何一个同志，特别是党员干部，要无条件地为党为人民工作。”胡耀邦强调：“党内不应有特殊党员。除了生病、丧失工作能力之外，不能说党给我什么条件我才工作。”这是针对长期不上班的干部而言的。
第七条，“任何同志，在大是大非面前，都要有鲜明的原则立场”。胡耀邦敏锐地指出腐败现象：“现在，基层干部有三个不正之风，一是平调社员的东西盖房子，二是安排自己的子女，三是请客收礼。我看这种现象不但山西有，在全国相当数量的干部中，恐怕都存在这些不正之风。中央纪检委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各级党委必须坚决刹住这些不正之风。”胡耀邦早在1981年就提出了防止腐败这一命题，如今看来，是有预见性的。
第八条，“新老干部要加强团结，亲密合作”。在今日政坛看来，这一条似乎无关紧要，而在当年却是一大难题。那时，“干部终身制”问题尚未解决，领导干部退休制度无从建立，新老干部之间不能正常交替，老者不愿让权，新人上升缓慢，全社会权力交替呈现窒息状态。封建时代尚有科举之路可循，历经民国混战，1949年以后反而无路可进，获取权力，要靠阴谋与斗争。文革造反派之构成，年轻人何其多也。毛泽东直至去世也不会退位，接班人这件大事，他始终不能解决好。而世界上发达昌盛的开明国家，再好的总统也不能连任两届以上。不久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酝酿组建中央顾问委员会，也是为了解决这一“吏治制度”难题，实行干部退休制度，迫在眉睫。因此，胡耀邦山西之行，经过郑重思考，提出新老干部要团结合作，同样是解开思想疙瘩重要一环。胡耀邦对此解说道：
“今年下半年，中央就要作出一个关于照顾老干部的新决定，使大批老干部离休后，政治生活和物质生活，一定不能比在职干部低，只能比在职干部更好些，要把过去的情况倒过来。今年夏天，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个办法，处在第一线的老干部，不去北戴河休息了，处在第二线的老干部，可以到北戴河歇歇凉，就是倒了过来。我们的老干部，一定要很好地担负起选拔培养年轻干部这一历史责任……中央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胡耀邦又推举山西唐代诗人王勃，说王勃在罗贵波省长的老家江西，写了名篇《滕王阁序》，里边有两句话意义非凡，即“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以此激励老干部到了晚年，要胸怀广阔，“更好地帮助年轻干部，也教育好我们的子女。”
分析以上八条意见，说明胡耀邦从落脚高平到省城大会，先是接受了晋东南干部提出的“解开思想疙瘩”的建议，进而总结出山西干部之间疙瘩结的多，结的大，结的紧这一普遍现象，又经过一连数天调研思考，最终形成了一套解开疙瘩并尽快终结文革遗留问题的完整办法。细看八条意见，条条具体而有针对性，不说空话。针对“靠谁来解疙瘩”这一关键问题，胡耀邦提出，“第一不要靠中央，第二不能单靠省委，主要靠干部的自觉性”，这是极富创意的，也可以说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解决政治难题的又一典范。解铃还须系铃人。
胡耀邦最后说：我提出这样八条意见，可不可以使我们48万山西干部的关系改善一步？可不可以使我们48万山西干部的团结更好一些？我从河南来，没有在这么大场面讲过话，只同三百名干部座谈了一次。现在我送山西同志们一句话，叫做“解开多大紧，同上玉皇顶”，就是解开疙瘩，携手同上最高峰。我相信山西48万干部，一定能领导2500万人民，干出一番事业来！
沉疴得良药，久旱逢甘雨。胡耀邦话音刚落，全场4000人纷纷站立起来，热烈鼓掌，掌声经久不息，惊屋动厦。很久很久以来，人们不曾站在同一立场，为同一个人，为同一场讲话而共同鼓掌欢呼了。
胡耀邦讲话迅速传遍了山西城乡，各级干部竞相传阅讲话稿。冤仇宜解不宜结，“解疙瘩”唤醒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理念，符合人心。
当然，解仇释怨虽成大势，但总会有少数苦难深重者，一时不愿意饶恕负有仇责包括背负血债的人。胡耀邦离晋之后，8月21日，省委书记霍士廉组织地市委书记座谈，明确批评了晋东南。霍士廉说：“要把疙瘩解开，首先要把原来搞错了的人，赶快实事求是地给人家解决，不要再顶着，顶着是不行的。晋东南有的负责同志，就有这种情况。省委两次派出工作组去晋东南，一次是武光汤、张建民同志去的，第二次是张建民同志去的。这次给耀邦同志汇报时，地委还有同志说，晋东南清查善终工作搞错了；还有人讲，清查善终，就是霍士廉、罗贵波两个人搞的，中央不知道。糊涂，这么大的事，中央怎么会不知道呢？有人讲，等一年，拖一年，两年批判霍士廉！为什么还要制造批判别人的条件呢？耀邦同志讲了解疙瘩八条意见，照这八条去办，很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决不能再拖了。反过来，有些被搞错了的同志，往往赌气，要求过高，说给我恢复工作三天，你再分配我新的岗位，我就没意见啦。为什么一定要回去三天，第四天才服从组织分配呢？无非是赌一口气。对这些同志，我们要做工作，回原单位实在有困难，就不要回去了；省委不允许有分配工作不报到、不上班、调不动他的特殊党员。上次工作会议，我有意识地点了一个同志的名，分配工作已经照顾了他，他还不接受嘛。这个同志过去是个副县级，后来到组织部当副部长，现在提他去当副专员，或去太原市搞农委副书记，但这个同志抱怨没有给他说清楚，不去报到；公安厅免去一个副厅长，他找到我，要我给他说清楚。我问他原先是干什么的？他说在公安厅办公室下面信访科当副科长，他曾经一下子跳了三级，我说你知识不够，所以免去你的副厅长职务。这就是理由，至于别的问题，并没有作为你免职的理由，现在说清楚了没有？一调动干部，一免职，组织上好像就缺了理，就要你说清楚，共产党哪有这样的规矩？分配工作长期不上班，那就先礼后兵。不到单位上班的，停发工资，有人也就着急了，找我，我说你去报到，三个月工资补发你就是了，如果还不上班，不光不能发工资，还要做组织处理，取消照顾他的任职，另行分配；还有极少数闹事的，无法无天，闹得党委书记不能工作，我们为什么不敢动这个人？群众讲，过去是坏人怕共产党，现在是共产党怕坏人，我们的原则性到哪里去了？我们对歪风邪气为什么处理得这样慢？一个原因就是千丝万缕，关系复杂，处理一个人，牵涉好多人，这样一来就没有决心。我们应当谁挡路就批评谁，批评了还挡路，就处理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这次到晋东南去，新建一座潞城化肥厂，投资15个亿，光进口设备就6亿多，这么重要一个工厂，厂长去世八个月，选不出新厂长，到现在处理对外关系，只好加盖去世八个月的厂长图章，真令人啼笑皆非！党和政府软弱无力，干部不团结，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疙瘩必须解开。”
省长罗贵波，也在同一个地委书记会议上忧喜参半，他说：“从清查善终工作到解开疙瘩，才能使领导干部的精力比较集中地转向山西经济工作。太原市善终完成了百分之八十，太原市、阳泉市还有人上访，运城、临汾、吕梁上访和来信的情况已经少得多，晋中就更少了。省直机关还有人来找，有几个厅局还有问题。特别是晋东南，问题更多一点，现在上访的、来信的，大部分是晋东南的。你们要指定一两名常委、专门负责，处理好这个问题，解开疙瘩。只有坚决按照耀邦同志指示精神去做，才能把问题彻底解决好，集中精力去抓生产，抓工作。”
霍士廉和罗贵波反复要求抓住两个“解”字不放，“一是要解放思想，一是解开疙瘩”，促使久乱不治的各个地市逐渐安定下来。
胡耀邦赴晋解疙瘩，构成山西新旧历史转折点。前头说，各个地方真正终结文革，都有一个具备自身特色的标志性事件，正是此意。
这是一段转悲为喜的三晋故事。时间竟已到了1981年秋冬。我想到，胡耀邦倡导解疙瘩，是在文革脉搏已经奄奄一息的最佳时机，在亿万民众强烈要求辞旧迎新的呼声中，在中共高层终于放弃了阶级斗争理论，纠正极“左”路线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疙瘩解于三晋，功效鲜活，也只有在以上背景和条件下才能实现。文革乃罪恶之渊薮，当两派厮杀最激烈时候，疙瘩肯定解不成。而抓住历史时机，力倡解开疙瘩，则加快了文革悲剧的终结，换取了山西改革开放的到来。
文革初期，晋东南地委第一书记王尚志含悲死去。第二书记仝云，被造反派推举到卡车最前沿，游街批斗，受了大罪。眼下，仝云到运城做地委书记，为解开一个地区干部思想疙瘩，做了大量工作。这时写出一个报告，非常真切。为节约篇幅，我精摘其中片断。仝云写道：
“解放思想，解开疙瘩，就是牵住了我们前进的牛鼻子。过去，昔阳张XX同志主持运城地委工作，搞大批斗，清查中另立标准，煽动派性，蓄意整人。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十人常委就错查了七个，一二把手都被免职。直到三中全会以后，张仍不觉悟，拒不平反清查扩大化的冤假错案，加剧了干部之间的矛盾。耀邦同志讲话后，效果明显，出现了一批拆墙平沟，重新和好，不计个人恩怨的事例。原先，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书记刘暄同志被免职，群众气不顺，生产上不去。后来被派去的党委书记王秋法同志，经过再三考虑，向地委、省委和冶金部主动要求，把刘暄同志请回来，重当一把手，自己当助手。刘暄同志回来后，姿态也很高，不计个人恩怨，在大会上讲，当时清查我错了，是个别地委领导搞的，我顶不住，你们更顶不住，决不能怨同志们。大家给他鼓了掌，气顺了。上边疙瘩解开，下边疙瘩松动，全公司干起来了；新绛县化肥厂书记荣福龙同志，参与过对厂长杨忠鑫同志的错误清查，现在老荣主动找老杨同志赔礼道歉，自我批评，老杨不念旧恶，恢复职务后主动找整过自己的人谈心，全厂上下解开了疙瘩；地区防疫站书记侯良碧同志，曾被关进清查学习班挨整，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郑西京同志，被无辜投入监狱两年，夏县副书记任芳才同志，也挨整非常狠，现在都能主动和错整了自己的同志谈心解疙瘩，服从分配，安心工作。而主持过清查工作的稷山县委副书记尹树勋同志，能够主动公开地做出自我批评，同时，接受县委批评，取得了干部群众的谅解。地委借助耀邦同志讲话这个强劲的东风，抓住时机，牵住牛鼻子前进。”
“解疙瘩要诚心，精诚所至，疙瘩解开。只要实事求是，敢说心里话，再紧的疙瘩也不难解开。
“解疙瘩是双方的事，要两头热，两头松。两头都把绳结松开，疙瘩才能解开。
“解铃还须系铃人，解疙瘩要靠领导人，只要领导有诚心，群众就会心换心。
“先解开领导班子中的疙瘩，解开影响大的疙瘩。班子里的疙瘩解开了，就会影响一大片。”
是啊，只要疙瘩解开，工作干开，山西干部最不缺的就是智慧。
“去年以来，平反冤假错案30000多人次，疙瘩不再多大紧了。介休县，原先矛盾斗争的情况相对好一些，而在召开人大会议时，工作报告套用了省里的提法，代表们一讨论，觉得外地的严重性不一定符合本县实际，就总结说，介休县最大的疙瘩是生产上不去，经济不富裕，有钱买不到东西。干部群众要一心一意搞经济了！几个原先闹事的人，现在纷纷要求工作。有个同志找我说，我的病好了，我要上班去，这次去，把我的调动手续都带上吧。我说很好，看看你还有些什么事？他说，甚事也没了，咱去了好好干就是了！”
晋东南地委也在不断纠偏之中。1977年，前任地委书记王绣锦调任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王走后，由李维彬接任地委书记，曾经紧跟王谦主持“揭批清”工作，酿成全区扩大化。但是他勇于承担责任，在善终前夕，李维彬第一个承认地委犯了清查扩大化的错误。他在常委会上坦然表态：“既然我们对于清查范围弄得不那么准确，在实际工作中就必然存在扩大化的问题，将来要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之后，新的省委让李维彬到中央党校学习，离开岗位，继而由省委常委、秘书长卜虹云前来接任地委书记一职，对清查扩大化进行善终，该释放的释放，该平反的平反，该纠正的纠正。同时，卜虹云力倡晋东南老区尽快解放思想，坚决终止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刀阔斧地推进农村体制改革；工作两年，因冠心病回返省城治疗，由白清才接替地委常务副书记，继续配合由张建民副省长带队的清查善终工作组，对清查扩大对象进行平反。胡耀邦前来高平、长治，白清才正是晋东南主要陪同官员，对胡耀邦关于“解疙瘩”的一系列指示，听得清楚，领会颇深。晋东南王守信先生撰文回忆这段尾声，他走笔写道：
“白清才刚上任，就遇上了纠正清查扩大化的善终工作。这种‘擦屁股’的事，总是比较棘手。一方面省里催得很紧，地委也急于结束这项工作，好腾出手来抓改革和建设；另一方面，被清查的人，既希望早日得到平反，还想借机在平反时追究他人的责任，屡作纠缠。按照规定，每个人的平反结论都应有本人签字同意，有些人就是三番五次不予签字，地常委们的意见也不一致，不统一。有的嫌善终速度不快，纠错不彻底，有的却不同意一风吹，过多地指责清查对象确有错误。面对种种复杂情况，白清才同志既要做平反对象的工作，又要做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最终使这项棘手的善终工作较完美地结束了。”
总之，1981年夏秋，胡耀邦赴晋解疙瘩，终结了山西文革，化解了社会矛盾，消弥了动乱隐患，推动了改革开放。还有一点应该说清，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上，“宜粗不宜细”这一条，胡耀邦和邓小平是一致的。人们一定不要忘记，华国锋在领导“揭批清”过程中，也持以相同观点。1978年11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国锋谈到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已经在公开讲话中指出“总的责任由中央承担，不追究个人责任了”。这是有据可查的。胡耀邦的做法，并非一时之念，而是多数领导人共同的愿望。他们都不主张过多地追究个人责任，更不同意用别人整自己的办法去整别人，而是从大的方面着眼，处理重重危机，从而彻底否定文革。
时光荏苒，流水不回。从文革爆发到今天，转眼之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云锦家族）：赵瑜 : 胡耀邦赴晋解疙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