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上旬,日军攻占太原以后,在华北的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基本崩溃,先后退到了黄河以南。嗣后,日军便肆无忌惮地向河北、山东等地进犯。
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我党我军,庄严地向全体华北人民和全国人民提出了“与华北人民共存亡”、“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抗日根据地”等口号,为收复国土,领导民众反抗外来的侵略而斗争。
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刘伯承师长认真总结了一二九师出师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以及日军的作战规律。并对一二九师的同志作了《游击战术》的报告。太原失守后的第三天,我八路军总部决定一二九师到晋东南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抗日根据地。
11月13日,一二九师在和顺县的石拐镇召开党员干部大会,由刘师长作坚持华北抗战的动员。并传达了毛主席给八路军各师所作的具体指示。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今后全师的任务：即按照毛主席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迅速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刘师长说:“党中央、毛主席让我们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现在,我们就要在太行山上来一个麻雀满天飞!”
会后,一二九师的同志对于今后的战略转变,有了较好的思想准备。但是,对游击战如何打法,游击队如何组织,还是一个新课题,为了使同志们明确打游击的具体搞法,师部决定,举办一个游击训练班。
刘师长选中了辽县作为开办游击训练班的地点。11月15日师部在辽县西河头村安营,训练班就设在附近的石匣。
第二天刘师长召集司、政机关的有关同志,交代了抽调人员轮流参加集训班的事。他说:“今后华北抗战的重担,就要落在八路军的肩上了,所以我们办训练班是非常重要的。参加学习班的干部，一部分要从已经派下去的游击支队中抽上来,学习完后再回去;另一部分从主力部队抽,学习完了派下去建立新的支队,或派到已有的支队作骨干。你们好好商量一下,作个计划,争取一年内轮训一遍。”
按照计划,参加训练班的学员,分成两部分,课程略有区别。一部分是师属各部队排以上的干部,学习的内容是如何分散到敌后发动和组织群众打游击;一部分是地方上县、区级干部,他们的学习内容是如何组织自卫队,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和配合正规军游击队打击日本侵华军,以及组织好支前工作。
那时,有些同志对打游击战还很不了解。他们只愿意在一地打仗,不愿意走路。有的则说:“游击游,脚板走出油;运动战,大米小米啖。”还有的说:“一年来都说打日本,为什么打一下就又拉走了?”这些,都是要在训练班里解决的思想问题。
刘师长针对部队的现实状况,敌人的战术特点,和我们的作战经验,在很短的时间里,写出了《抗日游击队四个基本任务》、《抗日自卫队三个基本任务》《击退正太路南进敌人的战术考察》、《论游击战和运动战》等讲稿,结合半年来的实践事例,亲自给训练班的学员们讲授。
我记得刘师长在讲集结与分遣的“以散耗集,以集灭散”的战术原则时,举了“黄蜂围攻战马”和“打麻雀仗”的例子。他说:“你们回去,首先要组织游击队、自卫队,普遍分散到各地。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大量分散的抗日武装去消耗日军集结来进攻我们的兵力,掩护我们的主力集结去歼灭敌人分散的部队。只要我们打得巧妙,我们一连人就可以箝制日军一个营或一个团,甚至更多。”接着他举了一个很生动的战例说,1937年11月26日的范村战斗,敌人以五六百步兵、一连骑兵、6门迫击炮和2辆汽车向我进攻。七七一团一连则把全连人分散在十余里广阔地面上,从四面八方准确地向敌人射击。敌伤亡近百人,汽车被我打毁1辆。从此,我们就运用了“麻雀仗”。同志们不要小看这个麻雀仗,有时,一只麻雀也闹得敌人团团转。汪乃贵支队有一个战士执行送信任务,走到上龙泉附近,遇到了100多鬼子。他就迅速躲在一个石洞里,沉着地向敌人射击,一连打死十来个鬼子,鬼子却没有办法打到他。后来鬼子就让汉奸出来诱降,这个汉奸又差点被击中。敌人围着石洞转了半天,也无计可施只好撤走。我们的这位战土也安全归队了。
刘师长又说:“有了游击队、自卫队组织之后,就要武装起来。用当地的各种武器,如土枪、土炮、地雷、红缨枪、大刀等进行训练,做到有大刀会砍,有红缨枪会刺,有地雷会埋。我们不是天天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红缨枪枪缨红似火,枪口发银光’吗?俗话说:‘无角绵羊受欺压,有虿的蜂不可侮!’这虿就是它的武器。有一次我和李达同志骑着马在山坡上走着,他的坐骑突然不安地嘶叫起来。我的马也象受到传染一样,四蹄乱蹦。一刹间,两匹白马拼命向前跑去。我们使劲抓住缰绳,才没有摔下来。警卫员很着急地从后面追了上来。等我们各自勒马站定,才顾上互相问一问,这马为什么突然受惊了?警卫员说:刚才有一群黄蜂从后面袭来,落在马屁股上、肚子上,把马螫痛了。
刘师长接着说:“你看,黄蜂虽小,威力却很大,并且懂得游击战术,会从马的屁股后头来攻击,弄得这个庞然大物用尾巴扫也来不及,被螫得遍体伤痕,过后半天还痛苦不堪,心有余悸。敌人来进攻的时候,对他的行军纵队,不也是打尾最好吗?因为眼睛是长在前面的,对后面的注意就差。”
刘师长又列举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事例来说明,他说:“推翻秦朝暴政,就是陈涉首义,群雄蜂起嘛!现在我们在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也是民众蜂起嘛!民众武装起来,到处象黄蜂用自己的虿去螫庞然大物一样,到处打击敌人,敌人总有一天要化脓吐血而死。”
学员们听了,都活跃起来,认为刘师长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一听就明白。“麻雀战术”和“黄蜂战术”在学员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发表后,使学习班的讲课内容大为丰富,游击训练班的学习,每期多则一月,少则半月。虽然学习时间很短,学员们都感到有很大提高。有些同志来时,不愿意打游击;毕业时,就积极要求下去打游击了。从此,大家都以被派出去打游击为荣。
学员们毕业以后,就被派到各地,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展壮大游击队地方干部则回到本地,以区、村为单位,组织群众性的自卫队。有的就补充到已经成立的游击队里作骨干。
他们刚下去时,往往只带三五个人,或一个班,多的有带一个排或一个连。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这些游击“种子”就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一二九师的游击队训练班,后来演变成参谋轮训班、随营学校,简称“随校”。
辽县这个不为人注意的偏僻的小山城,就这样成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游击战争的发祥之地。据统计,从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前后,到1938年4月反敌九路围攻时为止,一二九师曾有步骤地分遣了2/3兵力(当时64个连队,派出了41个连队)到各地开展游击活动。
这里,举几个游击队打鬼子的例子,来说明辽县训练班是卓有成效的。
如秦基伟、赖际发支队破路劫车就是一例。他们在寿阳、榆次一带和石太线上炸桥拆轨,“捉火车头”(使火车出轨)成了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还分遣了许多由二三人组成的小组,散伏在敌长凝据点周围,日夜打冷枪。敌人被围在长凝,甚至都不敢上厕所和挑水了。
太原失守后,正太路敌人的火车正值大忙的时节,三八五旅的个游击队乘敌人警戒疏忽之时,以一个连进行夜袭。敌人死守在站房里不出来,游击队毫不客气,一阵手榴弹投到站房里,17个鬼子、19箱军用品和枪支同归于尽,车站也被烧毁。敌人立即由石家庄运来一车皮兵增援,又被我解决了。等到日军的又一批援兵赶来时,我们的部队已迅速地撤上山了。
汪乃贵支队有一个打昔阳汉奸的故事。昔阳有一个汉奸,非常狡猾,日本人亲自来找,才肯出来接头,平时躲起来不敢露面。汪支队有几个人就找了几套日本军服,装扮成日本军官,到了那个汉奸住的地方,嘴里叽哩哇啦地乱嚷,要人给他们当翻译。那汉奸果然就迎出来了,当场就当了俘虏。
这些游击小组象黄蜂和麻雀一样满天飞,闹得日本侵华军如芒在背,似鲠在喉,坐卧不宁。敌酋们非常害怕刘师长的“以散耗集,以集灭散”的战术原则和“麻雀战术”、“黄蜂战术”等,他们在失败之余,不能不哀叹：
“四面楚歌传来,一拳打击是风。”
“皇军大大的去,八路军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去,八路军大大的有。”
“八路军行踪飘忽,出没无常。我前进则彼逃散,我停止则彼出现,在广大之中国,到处流窜,不能使其作城下之盟。”
敌酋们不得不竭力来研究刘伯承同志写的《游击集团》、《游击战与运动战》等论著,并要他们的正规军也来学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提出“以子之略,攻子之略;以子之术,攻子之术”。
然而,这些异族侵略军,既没有广大民众的支持,又不熟悉地形。我们地广人多,他们防线宽兵力少,加上他们那股按操典行事的“牛劲”,学游击战谈何容易?等待他们的,只有彻底失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