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盛夏时节,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于7月23日命令红六军团担任前导,退出湘赣边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转移,与红二军团(当时改称红三军)取得联系。
红六军团当时共有9700余人,由中央代表、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和萧克、王震同志组成军政委员会,负责领导。8月7日,我们从江西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艰辛的西征之路。12日,我们在寨前圩召开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庆祝突围的胜利,并由任弼时宣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正式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任军团长兼第十七师师长,王震任军团政委兼第十七师政委,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龙云任第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任师政委。
但是,军委向我们下达任务时,并没有明确红六军团是作为总部的前导,为红军主力探索转移路线的,只是让我们到湖南去找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并将每日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用电台报告总部。我作为参谋长,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指示,每晚均向总部报告。红二军团的具体位置我们并不知道,只是估计可能在湘西凤凰和川、贵交界处活动,就大致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然而,我们每经过一地,此地过些日子必遭国民党飞机的轰炸,而且非常准确。我很奇怪,为什么不炸我们,偏偏要炸我们路过的地方呢?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一份湖南报纸,才解开了这个谜。那张报纸的头版上用特大号字印着一个醒目的标题:“前面乌龟爬开路,后头乌龟跟着来”,再看内容,这才知道,总部的机关正是按照红六军团的行动路线走的,敌人又破译了我们的电报,侦察到了总部的行动规律,所以就定期地沿着我们的宿营地点进行轰炸。这说明敌人是多么的狡滑,稍一不慎,就可能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同时,我们也才知道,红六军团在受命寻找红二军团并与之会师的同时,实际上还担任了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向西突围的先遣队。
一
直到9月26日,朱德同志给“任、萧、王”发来“火急”电,我们才有了比较明确的行动目标。电报说:“我二军团的部队已占领思南、印江、清江并向石阡方向前进。”并确定我们的路线:“由现地域或经清江、青溪、思县,到达省溪、铜仁、江口地域。然后设法与二军团首长取得联络。”
依据这一指示,任弼时、萧克、王震同志率领部队,与追堵我军的湘军、桂军巧妙周旋,且战且走,途经湖南、广西,进入贵州。
10月3日,军委电示任、萧、王:“桂敌现向南开动”,“二军团部队已占印江,六军团应照军委1日13时来电令,迅向江口前进。”4日,军委又电:“黔敌柏辉章师现分驻松桃、铜仁附近,另一部正向我贺部追击,其兵力正形分散。我六军团应乘此时机,迅速依军委电令,向铜仁以西、乌江以东之江口前进,并相机攻击堵敌部队。”
为执行军委上述指示,军团首长命我带领由第四十九团、第五十一团和机枪连组成的先头部队,担任前导任务。我们6日进至石阡地区,7日继续行军至甘溪,与桂军廖磊所部第十九师遭遇。原来,桂敌并未“南下”,而是一直在追踪,当发现我们之后,突然抄后路,切断了我们与主力的联系。由于当时我们以为桂敌已经南撒,只顾向江口急进,和红二军团会合,所以没有和桂军作战的思想准备。加之,我们对这一带的情况不熟悉,事先也没有得到情报,待发现桂敌的前卫部队时,已经深入湘、桂、黔3省敌军24个团的重兵包围之中。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指挥先头部队与敌军奋力苦战,坚持到黄昏之后,我带着机枪连冲出敌围。其余部队也相继冲了出来。我清理了人数,只剩下第四十九团、五十一团的两个团部和机枪连,总共400人左右。许多同志在突围中失散了。我们从一个叫作大地方的镇子,钻进了山沟。所幸这带林深草密,地形复杂,便于隐蔽。我们同敌人周旋了两昼夜,终于摆脱了他们的追击。
我们与军团首长失掉了联系,下一步应该怎样行动呢?我和第四十九团政委晏福生、第五十一团团长苏杰等同志研究了一下:如果我们折回去寻找主力部队(主力也不会停留在原地的),则很可能在途中重陷敌围,亦有被歼危险。我们先头部队的任务是寻找红二军团,而据当地老乡介绍,我们所在的地方距江口、印江只有三五日行程。如果我们能很快找到红二军团,请求贺龙同志派部队接应红六军团主力,比我们这400人的作用要大得多。于是,我们在无法与军团首长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决定先寻找贺龙同志。我们把剩下的这部分人临时编成了1个先遣支队,直奔北方。10日到江口时,没有发现红二军团的踪迹。于是,11日经德旺,12日沿梵净山西麓继续寻找。在甘龙口附近,我们听老乡说,这一带常有部队活动,既不像国民党的军队,也不像土匪。对于梵净山,我是早闻其名的。它位于江口县北、印江县东,海拔近2500米,山势奇伟,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森林,人迹罕至,是历史上土匪出没较多的地方。为不致弄错,我又找了些老乡,仔细地询问了一下。从他们提供的零星情况来看,在梵净山西北一带,很可能有红军活动。
10月15日,我们又进一步打听到,在沿河县一个叫枫香溪的镇子附近确有红军部队。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兴奋极了,忘记了连日的辛劳,恨不能立刻见到他们。我重新整理了部队,就直奔枫香溪。经过来安营,又走了大约半天的路程，就看见一座小山头，上面有部队在活动,都是老百姓的打扮。同时，,他们也发现了我们。由于我们红六军团穿的是制式军装，事先又未联系，他们误以为是黔军又来搜山，就作出了戒备行动。为避免发生误会，我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我观察对面山上这些老乡打扮的部队实施戒备动作时，很像是经过正规训练的，所以断定他们就是红二军团的部队。于是，我就派人向他们喊话：
“我们是红六军团，从根据地出发,来找你们会师的。不要误会——”
“你们是红二军团吗?我们是来找贺龙总指挥的——”
喊了一阵,对面山上派人来跟我们接头。我取出随身携带的纸笔,垫着文件包,匆匆写就一封信:
“贺总指挥:
我们是红六军团,奉军委命令,从湘赣边根据地出发,前来寻找红二军团会合的。我是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率先遣支队走在前面,希望同您会面。”
我将信折好,交给来人。他们走后,我坐在一块石头上,焦急地等待着回音。对于贺龙同志,我虽久仰其名,但从未见过面。他是否知道中央派红六军团来会合,我也拿不准。如果接不上头,或者虽然接上了头,但不能马上派援兵,我这个参谋长怎么对得住正率部队浴血苦战的任、萧、王首长呢?
我正想着,忽见山上下来几个人,朝我疾步走来。最前边的一位,身材魁梧,头带礼帽,脚踏草鞋,和其他人一样,穿着深灰色的衣服。他走到我跟前,笑着伸过手来,我迎了上去。他紧紧地握我的手说:
“误会了,误会了。我是贺龙。听说你们六军团要来,我们十分欢迎。你们辛苦啦!”他拽着身旁一位瘦削而精干的中年人,说:“这是我们的政委关向应同志。”
关政委也热情地同我握手,并亲切地说:“李达同志你们辛苦了!弼时同志来了吗?”
我说:“弼时、萧克、王震同志还在后边同敌人作战。”
贺龙、关向应同志听罢,立时紧锁双眉。贺龙对我说:“李参谋长,你先把队伍带上山休息。”
“我还是先向您汇报部队被围的情况吧。”
于是,我边上山,边向贺、关首长汇报了红六军团寻找他们的经过,特别将我们在甘溪遭到敌军袭击的情况,详细地讲了遍。
贺龙说:“你们遇到的是桂军,看来还有湘军和黔军,能突围出来,很不容易。黔军也天天在找我们。刚才你们到山下,哨兵还以为是他们来了。我观察了一下才知道是你们红六军团。我们这几天就是出来接你们的,现在真的碰到一块儿了。”
我说:“贺总,我是找您搬救兵去接应主力的。”
贺龙爽快地说:“好!我们研究一下,做些准备。”他用力一挥右臂,对部队说:“明天就出发,接应六军团!”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贺龙同志。他那平易近人、豁然大度,在危难之时毫不迟疑地援救兄弟部队的豪爽气概,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至今还萦绕在眼前。
二
第二天一早,贺、关率领部队,兼程南下,接应红六军团。我们这支先遣队仍然担任前导。途中,我们了解到红六军团主力已经摆脱敌人,朝梵净山方向去了。我们又折回来,大约转了一两天的样子,在梵净山西南发现一支部队,经用军号联系,原来是郭鹏、彭栋材同志率领的第五十团。我给他们介绍了贺、关首长,他们喜出望外,情不自禁地淌下了热泪。第五十团的同志们争着同贺、关首长握手。许多同志拥抱在一起,不知说什么好……。
郭鹏、彭栋材同志说,他们团同主力失去联络后,既无地图,也不知道红二军团的位置,转了好几天,偶然从一个破纸堆里翻出半张旧报纸,上面登着贺龙所部在“沿河、印江一带骚扰,向西南方向蠢动”的简短消息,这才有了具体目标,一路找来,果然同你们相遇。
我们稍事休息,便一同沿梵净山西麓向北继续寻找红六军团主力。大概又转了一两天,终于10月24日在木黄找到了他们。两个军团的同志虽然以前多不相识,见了面却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般,握手,拥抱,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小鬼们手拉着手,又蹦又跳,高兴极了。
我陪着贺、关和任、萧、王首长亲切交谈。贺龙特别兴奋地说“我早就听说你们六军团要来,因为电台坏了同中央断了联系,不知道你们的具体位置。这下可找到你们了。看见你们安全脱险,我也就放心了。你们来自井冈山,来自毛泽东身边,可要好好给我们介绍经验哪!”接着他和关政委关切地询问了红六军团脱险经过。
王震政委见了我,百感交集,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
“李达呀,我们还以为找不到你了呢!谁知道你真把贺龙同志给找来了。你这个参谋长还不错嘛!”
任、萧、王首长经过十几个昼夜的辗转奔波,疲劳过度,特别是任弼时和萧克同志已经走不动路了。贺总派了两副担架,抬着他们行军。
在行军途中,王政委跟我说,10月7日在甘溪时,被敌人截成了三段他们一边阻击敌人,一边在高山临时开路,行军一昼夜,到达包溪,我第十八师和敌军打了半天。他们走到路腊,又遇到敌人,我尖兵缴了敌人6支驳壳枪,主力仍在高山与敌人对峙。这时,已经减员六七百人。到了12日,为了避免被敌人追击,行动方便,他们将主力分为两个纵队,烧掉了不必要的行李。经过施秉附近时又被桂敌追了20余里。10月15日,他们向板桥前进,准备渡石阡河。但敌李觉部已先到板桥堵击。他们避开敌人,又折返甘溪,第五十二团在龙塘被敌截断,又退至白沙方向。17日晨,他们到达甘溪。午后,强行通过了敌军在石阡、镇远设置的封锁线。这样,经10余天转战,终于摆脱了敌军,在印江县的木黄同我们相遇。弼时同志身患痢疾,还手拄木棍,坚持和同志们一起行军。听了这些,我非常感动。
回想起甘溪遭遇战,确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红六军团被桂、湘、黔3省联军重兵包围分割,仍能各自为战,杀出一条血路,同红二军团胜利会师,这是与任、萧、王首长平日对部队的培养、训练,和临战时的机智指挥分不开的。后来,我曾读到两份敌军总结为何未能追上红六军团主力的材料。其中一份是湘军旅长胡达的谈话。他认为所以未能追上和消灭红军,是因为这个部队确有些“长处”,“如服从命令,拥护首领,完成任务,动作迅速”,“比如遇到国军,该部因避战之故,马上前卫变作侧卫或后卫,其最大目标,突然不见了”,“该部对于其主义,信仰极深,故拥护首领,甘心效死疆场。”另一份则是白崇禧对桂系十五军的训话。他说红六军团的长处,“第一是纪律严格,进退动作一致,奔驰数省,队伍完整；第二是组织严密,党的命令,可直达士兵下层;第三是行军力强,该部没有落伍心。”至于桂军为何没有追上红六军团,他认为是由于桂军存在四条“短处”:“第一行军弱,有些官兵不能走路……这次追赶萧克，暴露了这种弱点;第二是少数官兵胆小，借故落伍，不肯上前;第三是后方勤务不好,行动不敏捷;第四是通讯不灵。”
红军的长处,当然不止于此。但从敌人公认的这几点中可以看出,我们的部队在西征中表现出来的顽强奋战的战斗作风和精神风貌。当然,我们的胜利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损失是很大的。先烈们的鲜血,换来了宝贵的经验,鞭策我们幸存者更加谨慎、周密,更加机智、勇敢地同敌人去战斗。
10月25日,红二、六军团在向南腰界转移途中,任弼时、夏曦、贺龙等首长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初步商定了两个军团集中行动的方案,于当天电呈军委说:
“六军团现只有五十二团800余人未到,其余已集中编成3[个]团,总数约3000；二军团为七、九两师,总数约3200,精良充足,但子弹缺乏。
“任与夏、贺商议,二军团以下七、九两师编成3个团,独立师编1个团,共4个团;六军团暂编3(个)团。两个军的行动由二军团统一。六军团政治部及保卫局编入二军团。任、萧随二军团,夏、王、李随十七师。
“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我们决定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主力向松桃、秀山间伸出乾、松、凤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
贺总和关政委对六军团非常关心,多次指示二军团的同志,要尽一切可能照顾好六军团,保障好六军团。二军团的指战员,按照贺,关首长的指示,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给我们筹粮、送肉、送盐,组织人上山选割细软的茅草,给我们当铺草;给我们营以上干部配备了乘马,还拨给我们七八挺轻机枪。这些无私的援助,感人至深。
10月26日,二、六军团在南腰界召开了隆重的会师大会,标志着两个军团胜利地结合在一起。
三
红二、六军团的胜利会师,在红军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说二军团,由于夏曦同志盲目地执行王明的错误路线,在部队中搞肃反扩大化,屈杀了一大批好党员、好干部,甚至连党团组织都解散了;在军事上,亦曾犯过盲动主义和逃跑主义的错误,使部队和根据地受到了很大损失。二军团的电台坏了以后,同中央失去了联络。所以,中央对二军团的情况也并不完全了解。夏曦当时的职务是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又一直不承认他的政治错误,以贺龙、关向应的身份,是不能左右夏曦的。六军团出发前,任弼时同志即已受命于中央,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前往解决二军团的问题。
再说六军团,经过近3个月的远征,中途几遭敌军重兵的追、堵、截、围,部队严重减员,疲惫不堪,只剩下3000人左右,其中还有300多伤病员。会师前,为了轻装,连行李都烧掉了。因此,我们亟需休整、补充。
正如贺龙同志所说:“我们二、六军团两个军团会师以前都是多灾多难的,肃反都扩大化,干部损失最大。所以,两军都希望会师。六军团需要休息,二军团希望会师解决路线问题、党的领导问题。”“如果没有(黔东)这块根据地,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收不到部队,结果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六军团被敌人切成了三段,会师后连做饭吃的家俱都没有了,马也丢光了,很狼狈。”
但是,由于军委负责同志不了解上述情况,于10月26日急电“任、萧、王”:“一,二、六军团合并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军团仍应独立的依中央及军委的指示活动、发展,并接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
二、六军团应速依军委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勿再延迟。六军团所携的两个电台,如能修好,并配好材料,望留一个及译电人员给二军团。”
三、六军团首长,包括夏曦在内,接此电令后,都认为二、六两军团在目前情况下是不能分开行动的,因此不同意分开。为让中央及军委了解详细情况,他们先于27日汇报了夏曦在二军团(即红三军)所犯的严重错误:
“夏曦同志领导中央分局,离开湘鄂西苏区时,是执行了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在肃反中[把]9/10连以上军事、政治干部,当反革命拘捕了。……最近到白区配合迎接六军团时,敌进入苏区。夏曦领导独立师脱离苏区逃命,以致这块苏区缩小到现南北只有六七十里,东西只有30里,人口3万余人;20个区缩小到12个区;地方武装扩大的3000多新战士,缩小了一半………”由于夏曦同志“始终没有承认他政治路线的错误,因此我们认为他不能继续领导,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军委会主席”,“并提议贺龙为分军委会的主席,萧、任副之。”
第二天,“夏贺关任萧王”又电呈军委,详细申述了两个军团需要统一行动的理由:
“在敌我及地方情况条件下,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时集中行动,以便消灭一二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以打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记得这样反复了几次,军委才同意二、六军团共同行动,调夏曦担任六军团政治部主任。此后,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关于二军团的政治路线问题,由于贺龙、关向应和广大指战员的抵制和斗争,夏曦的一些错误做法已开始得到纠正,并于6月中旬恢复了党团组织。只是党团员敢于站出来登记的还不多。弼时同志到二军团了解情况后,对夏曦的问题进行了批判总结,促进了二军团的政治生活迅速走上正确的轨道。
两个军团会合后,中央决定由贺龙、任弼时同志统一指挥二、六军团。贺龙对六军团是非常尊重的。他曾带着二军团的一部分干部到六军团来学习,诚恳地对萧克和王震同志说,你们军团来自中央根据地,文化水平、政治水平和军事素质普遍比较高。二军团的干部,大部分在肃反中被错杀了。新提起来的干部,特别是营团级干部,素质差,经验少。希望六军团能支援二军团一批干部。萧克、王震同志欣然同意,立即选调了一批同志到二军团工作。如甘泗淇、方理明、张平化、袁任远、余秋里、朱辉照、冼恒汉等同志就是这时调到二军团的。萧、王首长对二军团的能征善战也十分钦佩，要求贺龙、关向应调了一批军事干部到六军团工作。
贺龙同志还请弼时同志给二军团介绍毛泽东同志的光辉思想,介绍中央红军反“围剿”和土地革命的经验。
贺总听说我懂得一点儿军事训练和参谋业务,也曾经让我给军团的干部讲课和做示范动作,还叮嘱我帮助二军团司令部搞好业务建设。不久,又调我担任二军团参谋长。
这样一来,二、六军团就融合在一起了。大家互相敬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亲如兄弟一般,无形中增加了几倍的力量。贺龙同志说:“二、六军团会师团结得很好,可以说是一个会师的模范。”
为策应长征,我二、六军团从黔东出发,向湘西敌人发动了攻势,在运动中歼敌数千,相继占领了永顺、大庸、桑植,控制了龙山、保靖、桃源、慈利、常德等地,于11月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弼时任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书记,贺龙任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军区司令员。在他们的正确领导下,又于1935年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有力地策应了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长征。11月19日,两军团主力由桑植出发,又走上了伟大长征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