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双方达成了团结抗日的协议。11月底，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来共产国际“抗日高于一切”的指示。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
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
这一时期，延安的环境比较宽松，军委二局的工作也不那么紧张了。大家利用空闲时间读书学习，不少人开始考虑去留。
龙舒林回忆：二局一时人心思散，“认为技术侦察工作是为战争服务的，现在内战停止了，应该早日改行。有的要求上前线，有的想进红军大学，有的想考摩托车学校，有的想考中华社的新闻训练班。
有高级领导谈到二局工作时表示：国共合作了，二局不要再搞了，要搞到内蒙去搞。在此背景下，胡备文回忆：二局大规模缩编，不少同志调离，技术力量持续削弱，1938年机器减至3部，侦收人员减至10余人，工作陷于低潮。
毛主席从曾希圣局长汇报中了解到二局的情况后强调：这支力量不能削减，更不能散伙。
1938年11月20日，日军飞机轰炸延安，二局迁至延安西北约60华里的安塞碟子沟，一住就是9年。彭富九几十年后仍然记得轰炸时的情景：“当时二局一些同志正在打球，第1架飞机来时，听见警报。开始没注意，紧接着又来了2架、3架，后来就跑，原地趴下。结果炸了毛主席的窑洞。毛主席原来住在延安城凤凰山脚下，以后搬至杨家岭。于是二局搬到安塞，第2、3天就搬了。”
傅英杰说：延安轰炸时，毛主席说，要保护二局，要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就把二局迁到安塞。刚来的时候，把老百姓都请走了；老乡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挤到旁边的村子去住了。不久又向西北扩展到黄崖根、严家湾等方圆几里的范围。二局的局部和研究、校译、通报部门驻碟子沟，侦收和训练部门驻黄崖根。
碟子沟在安塞老城旁边。沟里窑洞多，还有个小学校，是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沟不深，1、2里地。
军委总参谋部作战局参谋杨迪这样描述延安时期的二局：“二局是负责截收、破译国民党及其军队的电报。为了保密，将二局安置在距延安以北有60公里（应为60华里——引者注）的安塞县城郊，……。延安人谁也不知道有这个机关，更不知道住在那里了。”
军委二局的同志们在安塞。第二排左3姜钟；第三排右3邹毕兆，右5黄华炳，右9冯维精，左4钱江。
1938年11月曹祥仁正式接任局长后，时常当面聆听毛主席的教导。
毛主席对二局的工作方针、重点、力量部署，高瞻远瞩地做出明确指示。
毛泽东为二局题词，1939年7月
图为1939年“八一”二局全体工作人员合影
第一排左起：李廉士，王永浚，戴镜元，曹祥仁，胡备文，龙舒林，游正刚，马文波
第二排右2冯嘉元，右5起朱桂淑，秦俊，陈延，何琦，王新吾，左2沈昌荣
第三排：右1屠廷容，右2赵英，右6肖森、右9何津
第四排：右5刘少宏，右6彭富九，右7姜钟，右9肖荣昌，右10冯维精，右11黄华炳，右15曾振仁
最后排(单个)：钱江
在毛主席的指导下，二局重又走上发展、壮大的道路。
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
一、注重训练 壮大队伍
1937年4月，面对中日民族矛盾加剧的新形势，二局组织人员学习日语，兼学文化、党史等知识。训练班设在延安城内的孙家大院。曹祥仁率援西军二科归建后，立即投入日语学习，任训练班班长。
龙舒林回忆：有关方面购置课桌、板凳，在驻区内设立教室。曾希圣同志亲自安排课程，并聘请伍修权同志讲社会发展史，朱光同志讲中国革命史，丁玲同志讲语文，一位新从日本回来的同志教日语。第一批参加学习的约二十人，由曹祥仁同志任班长，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但两三个月后，因抗日战争爆发，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开赴华北前线，直接与日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军委二局的任务随之加重，训练班只得停办，部分同志参加八路军总部的侦察机构奔赴前线。”
彭富九记述如下：?“1937年，二局根据军委指示准备开辟对日军的侦察，于5月开办了日文训练班。训练班抽调有一定文化基础、业务素养较好的20余人，由曹祥仁带领开始了日文学习，我也参加了。训练班驻在延安城内的孙家大院。我们以学日语为主，兼学语文和党史。日文教员是一个姓张的台湾人，语文教员是刚由上海来到延安的丁玲，党史教员是董必武。“
“七七事变爆发后，我们奉命组建八路军总司令部二科（对外称三分队），由邹毕兆任队长，张有年任副队长，随朱总司令开赴前线。这个日文训练班开办仅两个月就提前结束了，仅学习了日文字母、少量单词和简单的会话。”
1938年2月，二局正式开办日语训练班。这是二局在延安正式开办的第一期训练班（习称一训班），为开辟日本方向工作打下了基础。
邹毕兆回忆：“一九三八年二月，曾局长组织二局的日语训练班。二局的主要人员都参加日语训练班，分特别组、普通组。特别组为原二局的工作人员，普通组为调来二局工作的来延安的青年学生，日语教员为屠廷容同志和石佗同志。算是认真的学习日语了。”
教员屠廷容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他谈到二局开办一训班时的教学情况：“迨‘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导致平津陷落，上海失守，民族危亡，形势日益严重。军委二局为进一步加速对日技侦工作的建立，于1938年2月正式开办日语专业训练班，经过中央批准由陕北公学调集一批青年学员，计有李曾颉、于璐琳、胡舜华、冀步芳、朱桂淑、刘秀清、郭竹轩、陈永捷、王新吾、徐化民、赵润溥、张洪追、刘德振、武桓、胡晓岚、晋兰生、薛震虎、高宗恒，以及两名红军干部：姜钟、符世文等共20名，加上由前总调回的冯维精、黄华炳二同志及工作中抽出的王必恭、罗木青、阿智三同志合计25名，组成日语训练班的普通组，训练期定为一年。我是先期于2月2日由陕北公学调来二局，担任日语教员的。
普通组开训不多几天，原调前总工作的同志回局了，局里决定组成一个特别组，吸收前总回来的大部分同志专学日文。特别组的成员有：邹毕兆、戴镜元、彭富九、胡备文、钱江、雷永通、李行律、刘少宏等8名红军干部以及抗大在学中的曹祥仁同志。
两个组的学习紧张地开始了。当时，延安机关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很艰苦，训练班当然也只能因陋就简，克服困难，开展教学。被称为“大教室”的一间平房作为普通组的课堂，木板钉成的课桌和凳子，在高低不平的土地上，要用砖石填平。特别组则以寝室窑洞兼作教室，摆着几排长条桌，后排同志以炕沿代替凳子，弯着腰听课、作笔记。语法教材等要靠自编、自刻、自印，作业本是本地产的麻纸，厚薄不匀还带小孔。为了延长铅笔使用寿命，以铁皮、弹壳做笔套，到无法使用时才舍得丢掉。晚上，窑洞里大家围坐在一盏麻油灯前，抢做一天的作业。因为灯油有限，有的同志借月光夜读，或就炉灶余烬复习，有些同志索性在黑暗中互相提问，背生字和课文。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同志们却是斗志昂扬，开展革命竞赛，你追我赶，克服了发音上、文法上以及文化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困难，使教学得以顺利开展。全班同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雄壮激昂的抗战歌声，常常萦回在教室与庭院内外。为了锻炼日语听说读写能力，提倡日语生活化，并用日语写日记、作文，特别组同志把自己在长征中的战斗经历，也用日语写出了生动感人的‘作文’。同志们顽强刻苦的学习精神和可喜的成绩，激励我倾注全力于教课、编教材和修改作业之中，更加努力钻研日语结构与语法规律以提高水平，改进教学，常常加班加点，有时彻夜不眠，也不误课。以后，组织上为加强教学力量，又调进石佗、杨明等两名教员，负责普通组的教学，我则除专力于特别组的教学外，仍兼负普通组一段时间的语法课。”
9月18日，日文训练班特别组结业，周恩来到二局参加毕业典礼，并讲话予以鼓励。
彭富九作为学员代表在毕业典礼上用日文发言。他回忆：“因工作需要，日训队特别组提前于1938年9月18日毕业，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参加毕业典礼。因为我学习成绩较好，被指定在毕业典礼仪式上用日语致欢迎辞。周副主席曾留学日本，听了我的欢迎辞后鼓励说：‘噢，学了六个月，日语讲得不错嘛！’周副主席在毕业典礼上还给我们讲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指示要尽快开辟对日侦察，并且要大力加强国内的侦察工作。日训队特别组毕业的学员，一部分组建了二局四科（邹毕兆任科长），一部分分到一科（科长王永浚）。”
除了日文能力，日文训练班对大家的文化水平和汉语文字能力的提高也很有帮助。
李行律回忆：“1938年一月[自一一五师]被调回延安日文训练班(军委二局办的)学习日文，经过极其紧张的八个月学习，每天正式学习十一小时，由于能积极苦学，到毕业时已达到可阅读和翻译一般的书籍报纸。但是，毕业后并没有被调作日文工作，而是被调作机要技术工作，由于所学非所用，实际上使我得到不久[的日文知识]就逐渐的忘光了，即使如此，也还是有收获的，就是对我的语文文法方面得到了不少的知识。”
二局工作，侦收是基础，破译是关键。针对国共合作后“和平思想”一度削弱了二局工作的情况，二局连续举办了3期侦收训练班，以恢复和加强侦收能力。
1938年6月，在王家坪开办第1次报务训练班(习称二训班)，学生19名，队长萧荣昌，教员李松青(萧纯)等。当年9月毕业，机器增加到6部，侦收人员20余人。
同年10月，开办第2次报务训练班，学生9名。第2年1月毕业，机器增加至7部，人数增加至30余名。
1939年2月，开办第3次报务训练班(习称四训班)，队长刘少宏，指导员童铣。
学员35名，均从八路军通讯学校选调，其中有李凯、张晓冰、王涛、王锦堃、曹振江、魏紫仙、洪辉、魏逸才、郭勇、牛凤菊（何真）、李仲秋、苏军（杜克宇）斗争（程彬）、栗林（朱书明）、张保和、赵承纪、罗久也、陈艺、杨金浦、孙建国、杨京川、李鹏、陈延、何琦等。学生分二个排，一排是男生，二排是女生，女生排排长郭竹轩。
教员都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
四训班当年7月毕业，使全局机器增加至12部，人数增加至60余名。至此，二局的侦收能力恢复，并超出2年前红军3大主力会师时的状况。
另有2期外勤训练班，一是于1938年8月开办的谍报训练班，习称三训班，队长马文波，曾局长亲自授课，并编写教材《谍报勤务》，学员中何津、贾鸣(王同刚)等结业后留在二局工作。
另一是1939年4月举办的徒步侦察训练班（习称五训班)，班主任贺俊侦，教员有马文波、何津、贾鸣等。
与此同时，二局抓紧破译技术骨干的培训。曹祥仁意识到，过去从优秀报务员中选人，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学习破译，已跟不上工作发展的需要，于是提出开办训练班，以集中学习的方式培训密码破译人员，学习密码学的基本知识和数学等相关课程，进行系统训练。1939年8月底，二局从各地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中选调学生，由实战经验丰富的老红军彭富九任队长，开办第六期训练班（习称六训班），学员先后共42人。
六训班没有专职教员和现成教材。破译课老师由曹祥仁、王永浚兼任，彭富九辅导学员做练习。彭富九回忆：曹祥仁和王永浚讲授的都是在自己在破译实战和带徒弟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有基本功，也有技巧。
背明码是破译的基本功，郭兰轩和陈松祿两个人明码记得又快又多，学员们给郭兰轩起了一个“明码本”的绰号。这两位后来都成为了破译骨干。破译技巧需要通过大量练习、案例分析来理解掌握，学员作练习的时间大大超过听课的时间。掌握破译诀窍需要有悟性，有的学员文化底子差，但悟性好，肯钻研，参加工作后的战绩并不差。
六训班学习期间，又有一些同志插班学习，其中有从新疆来到的：岳新(岳军)，康立泽，严炳武，林杉(李景兴)，周泽纪，胡杉(张振邦)，林原(李振兴)，方明(杨朝东)，曾振仁(鲁义)等。
彭富九说：“第六训练队原定学制一年，由于国共两党摩擦加剧，急需加强二局的工作，遂提前于1940年4月结业。曹祥仁局长在毕业典礼上讲话称赞说：‘这期训练队是办得最好的。’他和王永浚同志在后续的多次培训班上继续传授破译技术。”
“六训班的学员后来大多成为二局技术业务尖子，为革命战争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有些还为技侦事业培养出新的破译人才。”
六训班毕业的陈松祿成绩突出
朱总司亲笔题词嘉奖
1940年5月举办猜译侦收训练班，习称七训班，班主任胡备文，教员胡田植、郭城等。
学员35人，他们是潘斯福、肖明、何胜、王朝敏、赵英、何本先、毛慎义、马俊、谢震、陈涛、曲玉武、郇向前、余定礼、孙愈之、王万通、罗光理、陈友平、刘汉成、孙久珍、杜世德、高育民、赵华、蒋永利、周克、任楚、任安云、张声良、赵兴礼、罗忠伯、冯十豪、马友成、禹甲丁、郭占英、郝毅、李泰豫(洛风)、石养民等。1940年6月下旬发生洪灾，孙愈之为救助同学而献出宝贵生命。
何胜工作表现优秀
朱总司令题词鼓励
1941年2月举办猜译侦收训练班，习称八训班，学员264人。八训班不仅人多，学员的文化水平也较整齐，多数是中学生。
八训班分3个队，第一队猜译，62人。一队学员佐伊回忆：“我到延安时就想到前方打鬼子，组织部找我谈话，说：不要你出门，也不要你到前方，到比前方还重要的地方去。我就到了二局，进了八训班…… 当时不知道在二局是搞什么名堂，但碰到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佐伊说，“八训班的还有贾朝群、周博雅、范理、席振德、夏廷敏、洛冰、刘平等。八训班也在黄崖根。雷永通管我们训练班，也讲课。六训班的人来教课，余湛教公文程式。讲数学，记不住谁讲了。曹祥仁讲破译。”
“八训班结束后，挑了几个人到研究室。我曾经也不安心，但越干越有意思，钻进去了。有时半夜睡不着觉，脑子里想想想，一下子想出来了。很有意思。”
八训班第二队和第三队侦收，分别为83人和119人。三队教员金瑞英(金静英)是从军委三局调到二局工作的技术骨干，她回忆：3月下旬，选调的100多名学员来到二局，他们当中有9名来自女大，其他都来自抗大，年龄从17岁到24岁，各方面素质都较高。队长唐明，指导员徐思铎。教员有赵承纪、胡田植、申仲义、武荣华、梁树生和我，管理员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黄天堂同志。
金瑞英记得，三队甲班的学员有解天游，杰状，郭映华，赵宾，王国栋，赵湘荣，赵民意，杜培文等。学员毕业后几乎都成为各单位的业务骨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焦道远多次立功
朱总司令题词嘉奖
黄波表现突出
朱总司令题词表彰
1941年10月举办猜译、校对训练班，习称九训班，队长雷永通，指导员徐思铎。学员46人，其中有蓝聚祥、刘金若、雅克等。
1943年3月至1944年12月二局在安塞候家沟门又举办了干训班，习称十训班，班主任陈福初，人员85名。
从事报务工作和训练的同志们
王永浚回忆：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二局工作也要求大发展，但技侦人员又很缺乏，矛盾十分突出。为此，曹祥仁不失时机地连续办了多期训练班，解决了这一青黄不接的问题。1938年2月到1942年，共举办了9期训练班，培养各类人员430多名，在职干部中70%以上都经过训练班学习，具有技术业务工作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这说明训练班办得及时、有效。二局干部队伍发展得这样快，与曹祥仁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训练班培养的各类技术人员毕业后立即投入工作，使二局的技术力量和干部队伍空前壮大。彭富九说：有了这样一支技术队伍，二局“不仅扩大了军事方向的侦察范围，而且开辟了对国民党[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的侦察。到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期间，所有国民党[的]党、政、军、特各系统的密码全部被破译和掌握，使二局的技侦业务发展到一个兴盛时期。”
二、总结经验，突破创新
编码和猜码是一个斗争的两方面，随着斗争的激化正在“飞速地进步”；“谁的技术落后，谁就会被斗争的另一方所消灭”。
抗日战争时期，二局的新对手——日本的科技、工业在亚洲遥遥领先，密码学研究的总体水平接近欧美；在高级别无线电通信中普遍使用机械加密、一次一密和密本加乱码等技术。二局的老对手——国民党的编码技术也在迅速发展、变化，已开始使用密本加密表技术。能否打破困局，将技术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关乎二局的存亡。光吃老本，必然会被远远地甩在后边。二局一定要发展新技术，迎头赶上。
曹祥仁强调：“二局是技术决定一切的机关”，历史上曾经成绩辉煌，是党的眼睛，是战胜敌人的法宝，被誉为航海的指针；但是在新的形势下，我们的技术已落在敌人的后面；因此，创造发明新技术是今后迫不容缓的急务。
对于技术落后的现状，二局着重从自身找原因。曹祥仁说：这固然有许多客观原因，同时也由于我们本身有许多弱点所形成，还有老[墨]守成规的毛病；对于科学是老实学的训示不够认真，对技术研究抓得不紧。他充满激情地号召，二局要“总结经验、发展技术、加强领导的核心”；要“揭发我们在各方面的弱点，发扬我们好的方面”，使我们团结得像一个巨人，使每个同志安心做一个隐蔽战线上英勇善战的士兵。
梳理战例，提炼规律
二局在红军时期自主创造和积累的技术工作经验弥足珍贵。总结经验，认识规律，发扬传统，建立信心，继续前进，老同志们责无旁贷。曹祥仁与王永浚、胡备文、李廉士等其他技术骨干一起群策群力，开始新的创造与发明。
1941年，二局成立研究室。研究室分2个组，白枫（余湛）领导的一组帮助总结经验。陈国枢记叙了他跟随曹祥仁总结经验、撰写《密码学总论》的过程：“1941年春军委二局成立研究室时，从一、四科调来白枫（余湛）、江波、刘德振和我，办公室就在局部小院子里。曹祥仁局长早有总结工作经验的愿望，因战争和繁忙的领导工作未能如愿。在研究室的工作安排就绪后，即组织大家来实现这一计划。他将长期积累的丰富的密码破译工作体会，经过深思熟虑和周密准备，按问题多次向研究室的同志口述由白枫同志负责记录整理。”
“他首先讲述了二局从开始到1941年的密码破译工作概况，进而分析研究各种密码为什么能够破译，从中引出了可供我们掌握利用的在密码中存在着的很多规律性的东西。然后将这些规律东西进行高度概括，提升为[几]大规律。这些规律存在于任何密码之中，是不以编码者意志转移的。长期以来的实践证明：不断努力发挥主观能动性，掌握好[这几]大规律，尽管敌人的密码有千变万化，在一定条件下总是可以破译的。”
1941年2月，开办八训班。其时曹祥仁正在撰写《密码学总论》，并首次在八训班上讲授。
陈国枢说，“初稿写出后，曹局长与白枫、江波两同志反复进行讨论、修改。为了更好的论证问题，我们又统计了许多有关[几]大规律的数据。在二局第八期训练班上第一次讲述了这个经验总结。我们几个人都跟着去听，回来后又作了一些修改，总结基本上完成了。”
“这个经验总结，经过科学的概括和提升，将密码破译经验，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它抓住了破译工作的基本规律，是技侦工作的经典总结。这些普遍真理在以往研究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指导作用，今后仍有着重要意义。当年我有幸听到这个重要的经验总结，尽管那时理解水平不高，但受益非浅，对于以后做好密码破译工作帮助很大。”
白枫（余湛）回忆：“曹祥仁同志为了工作需要，刻苦学习，积极总结工作经验，用以指导工作，提高同志们的工作能力和坚定同志们破译密码的信心。他出身贫苦，文化水平本来不高。由于他参加革命后学习勤奋，肯于钻研，还在青年时代，就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总结破译密码的经验。他说，任何事物都有它的规律性，都是可以认识的，密码也是如此。孙猴子七十二变，最后变座庙，但旗杆在庙后，露出了猴子尾巴，还是被认出来了。认为密码不能认识，那是康德的不可知论，是唯心的。当然认识客观事物还需要主观条件，只要我们努力，很难破译的密码也终有一天会破译出来。当我第一次听到他发这种议论时，既觉得闻所未闻，也觉得他讲得非常深刻，非常令人信服。他的这种看法，一直激励着我从事破译工作的信心。”
由于当时工作太忙，曹祥仁写下的只是这部专著的总论，另有3篇接续章节因为没有时间，而未能完成。多年之后，李涛邀曹祥仁为《密码学总论》再版写序。曹祥仁写道：“本文只是根据我们破译工作开创头十年的经验写成的，嗣后十多年来我们工作的技术情况有了很大发展，有些问题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加以充实，有些新的问题需要补充论述。……”“由于当时受着历史条件和思想水平的限制，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况和认识水平论述一些问题，希望同志们学习时，应当注意当时历史情况。” “本文是当时准备写作的《密码学》第一篇总论，后因事忙，其余三篇一直未能动笔，故定名为《密码学总论》。”
《密码学总论》是我军技侦工作第1部理论性著作。有关专家评论，它科学地论述了密码本身存在的客观规律，以及如何利用其破译的问题，是二局多年工作的结晶，是破译工作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一个飞跃，成为一部权威性的经典著述，在我军密码破译工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李廉士、胡备文分别于1938年和1942年底编写了无线电侦察专著。
经过2年多的努力，王永浚于1941年7月完成破译学专著，系统地介绍了破译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方法。
二局将这些经验总结和专业指导规律用在教学和工作当中，使训练水平和工作质量明显提升。
知难而进，开拓创新
密码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延安的军委二局面临着2大技术难题：日本军用密本的无限乱数和国民党特务及军队系统开始使用的密本加表技术。在曹祥仁和王永浚的带领下，二局的同志们对这2大难题勇敢地发起了攻击。
曹祥仁根据敌人密码不断进步的情况，预感到密码将会发生质的变化，而现有的破译方法不足以攻破这个堡垒。他竭力主张下大力气从技术理论上探讨解决这些难题的途径；同时也意识到数学研究在密码分析中的重要性，强调要研究数学，今后要用数学方法解决密码破译问题。
研究室的另一工作组由江波带领，负责研究日军的无限乱数密码。组员有洛冰（黄志庚）、曾宪奎、夏廷敏（女）等。
江波回忆这个组的情况：“我这一组负责研究如何破译一种叫做一次一密的密底码加密表（日本人叫做无限乱数）的工作，[这是一种]更高级难破的密码。这种密码当时日本人有时使用，国民党尚未使用。从这一点可以看到他（指曹祥仁——引者注）对工作的深谋远虑，对党负责的精神。”
曹祥仁对数学应用的十分关注，王永浚、彭富九、蓝聚祥和陈国枢都有回忆：“1941年他(曹)成立研究室对它进行研究，其中有一个无反复密码的课题。这个路子如何走法，是一个很复杂很艰巨的问题。在当时尚无实践经验作依据的条件下，他有勇气对它进行探索，这种不怕困难的进取精神是可贵的。他还多次提出要用数学解决密码破译问题，并说要用‘群论’作工具进行试试看。从而使我们得到启示。从具体密码实际出发，适当利用数学进行密码破译研究，是一个需要采用的方法。”
“第一次听破密码要学数学，是听曹局长讲的，什么群论、排列组合……是将来密码的发展方向，要靠数学。这是1943年之前就讲到的。”
“曹局长很重视数学的应用，提倡运用数学知识结合密码规律解决一次一密问题。他把懂数学的人集中在一起，成立研究室，有江波、白枫、黄志庚、夏廷敏等，这些都是骨干，高中生，当时就想以数学探求结果。我来时受到曹局长的启发，借来一本高等代数，当时叫大代数。后来我在工作中体会到曹局长的这个提倡是很正确的。所以进城以后，我到北大数学系旁听数学近5年，学了微积分、概率论和解析几何。”
“研究室根据曹局长关于……的破译设想，制[作]了一套……破译工具，先后做了很多练习，证明这个思路是可行的。”
1930年代，国民党的密码编制技术，从依照明码本简单移位和替代的普通密本，进化为脱离明码本的特别密本，再发展到收发使用不同排序的来去密本（二部本），不断向更高阶段演变。密码的下一发展阶段是加表。1939年初，国民党军事系统启用密本加表新技术，并于1940年推广。跟上这一变化，探寻新式密码的破译方法是这一时期研究工作的关键任务。王永浚凭着深厚的经验、扎实的技术功底和所掌握的数学知识，在同志们的协助下，埋头钻研，刻苦实践，终于在1939年夏实现了突破；提出了破译密本加表密码的思路和方法，为攻克高难度密码开拓了新路。
江波回顾了早期破译技术的发展和王永浚在延安二局的重要技术贡献：密码分3个阶段，一是普通本，简单代替法；二是特别本，这些曹祥仁都完成了。三是加表，王永浚做的是剥表，解决剥表问题是王永浚完成的。
“39年10月我去训练班，曹讲第一课，王讲的剥表；40年我在四科，王在一科；41年我到研究室，与曹祥仁在一起，研究日本的无限乱数。日本叫乱数，国民党叫加码、假码，我们叫加表。我在研究室1年，研究无限乱数。42年，复兴方面要人，我调到王的一科，搞复兴方向。这时就整风了，星期天也搞；43年，我就被整成了“特务”了。王永浚被俘后，很害怕，想家，想女儿，就哭。王永浚对我讲，知识分子有软弱性，谁讲清道理就为谁服务，共产党的道理我就信。共产党要用他，又不信任，就监视他。当时很多人都去抗大学习。王永浚不能去，他很难过、很痛苦。他就搞这个，就像‘孙子膑脚，兵法修列’ ”。
“CC的工作，40年就有了；复兴方向是41年开辟的。这两个工作的开始是王永浚。复兴是从“五原[组]”突破的。那时，王永浚常常抱着儿子延生在一科的院子里转，一边转一边想。一会儿站住，写下个“站”字；又过了一会儿，再写下个“组”字…… ?王永浚全身心为这个，密码就是他的命，对它如痴如醉。他脑子并不很灵，但契而不舍。牛顿吃面包、喝墨水。王永浚就是这种状态。他抱着延生，走来走去，要是有人给他换根木头，他也会抱着。”
“我们工作中有了苗头，有了进展，向王汇报，王高兴地叫他的妻子：嘉元，嘉元，煮面条……”
“曹对没加表的密码，破的很有办法。曹成立研究室为的是搞无限乱数，日本的密码。破加表就是王了,二局比较难的本，特别本加表，都是他搞，胡宗南、汤恩伯、李宗仁……。[剥表]这一关不过，二局就关门。[从这点上讲，]王是划时代的。”
王永浚的这一特殊贡献具有里程碑意义，被业内人士称为“剥表技术之父”。在工作中，王永浚带领同志们攻关，破译了蒋介石军队及特务系统的大量密电，为中共中央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保卫陕甘宁边区、各抗日根据地和地下党组织立了大功。
为了表彰王永浚的突出功绩，毛泽东在奖给王永浚的大笔记本上亲笔题字“在奋斗面前没有什么困难”。这是王永浚的崇高荣誉。
三、健全机构，完善规章
1939年1月，二局提出：应将情报研判工作从基础上建立起来，培养有政治、经济、战略、战术眼光并兼备整理翻译能力的人才，打破过去仅限于抄写技术侦察所得之现象，于是设立整理通报科，专事情报整理通报工作。
该科最早的工作人员之一石养民回忆：“我到二局时，当时二局只有百把人，有几个科，一科王永浚，彭富九是王永浚那个科的；二科马文波，副科长雷永通；三科李廉士，四科邹毕兆。二局通报破译材料，向中央几大常委送。我来时搞通报的只有2个人干，我是第3个。另外一些人搞整理工作，都是长征过来的，文化低，很困难。我们复写后送上去。”
“我搞复写，曹局长跟着屁股后面，一个一个跟，从侦收开始，看到国民党十万火急、万万火急，最重要的情报，从抄报开始看，到破译处等着，弄到差不多就跑到整编的地方看着我。他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情况都很熟，看着不对，就给改了，谁慢一点都不行。”
康立泽回忆：“1940年初，我到二局时，二局的组织机构、人员配备很精干。全局不过百人，却起着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耳目作用。局部和一科、二科、四科、管理科，分散驻在安塞县城南郊碟子沟两侧的窑洞，三科和六训班分散驻在安塞旧城西郊两侧的窑洞，局部仅有局长曹祥仁、秘书阿克和勤务员3人；一科的科长是王永浚，下有3个股，一股股长李行律、二股股长甄俊儒、三股股长李鉴禹，全科17人。其中红军9人，是技侦工作的骨干，抗日爱国优秀青年8人是生力军。任命彭富九为新成立的一科四股股长，调一股的萧荣昌为副股长，调二股的高彩璋，三股的陈永捷和六训班毕业学员姜桢、白枫（余湛）、高振刚、宋兆宜、林原、林杉、严炳武、陈松禄和我等到四股工作。后来又调来李培基同志。一科四股的任务是开辟对陈果夫、陈立夫控制的国民党的党务、特务系统的技侦工作，探悉国民党的政治动向和阴谋，加强我党、我军防特保卫工作。”
“1941年，国民党的中央全会，公然确定了反共‘以军事为主的方针’，‘把反共列为第一，抗日列为第二’。亲日派军事头目何应钦在最高国防会议上诡称：‘综观全局，敌对我进逼已无可奈何，惟共党乃心腹大患。’在蒋介石、何应钦的策动下，在各地挑起了一系列的反共军事磨擦事件。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指示：‘发展二局，提高二局’。扩大技侦机构。同年6月，把一科扩编为一处，担任国内军事政治方面；四科扩编为二处，担任日伪方面；三科扩编为三处，担任侦收工作。将七、八、九3个训练班的学员陆续毕业充实到一、二、三处，加强了技侦业务力量。扩编后的一处处长王永浚，副处长彭富九，指导员冯志陆，下设3个科，每科设两个股。一科、二科担任军事方向。三科担任政治方向，任命萧荣昌同志为三科代科长。”
1941年6月，二局实行局、处、科体制，一处处长王永浚，副处长彭富九；二处处长戴镜元，协理员陈福初；三处处长马文波，副处长胡备文。
研究室主任白枫（余湛），副主任江波；政治处主任邝善荣，整理科科长雷永通，以及总务科。
1942年，二局创办内部刊物《隐蔽战士》。曹祥仁撰写发刊词《创造新技术，攀登新高峰》，开宗明义：二局是技术决定一切的机关，强调“科学是老实学”，号召在新的形势下，发奋创造新技术，做克服困难的勇士。
上级主管之一康生为刊物命名并题写刊头；中共中央拨出专项基金，鼓励技术人员在刊物上登载学术稿件。曹祥仁在《隐蔽战士》上发表文章，介绍经验，谈论自己对二局工作的认识。在介绍枫山埠战斗经验的短文中，他强调：“经验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字字珠玑’，有时一字系全军之安危，必须以最高的政治责任感和主人翁态度，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把它做好。’情报工作无和平’，必须保持警惕，任何时候也不容有丝毫的麻痹大意。我们的工作并不完全是被动的，相反地，在工作中更应强调发挥主观能动精神，提倡机动灵活。在一定条件下，‘技术决定一切’，因此，必须不断提高技术水平，熟练掌握手中武器。”
为表彰何津的突出成绩
朱总司令为他题词并发边币1万元
何津回忆：1940年前后，密码破译工作还比较顺手的时期，二局根据敌人密码不断发展变化情况，预感到密码将会发生质的变化，而我们现有的破译方法不足以攻破这个堡垒。因之成立了研究室，专门从技术理论上探讨解决这一难题的途径。
研究室初步研究了一些问题，主编了《隐蔽战士》，总结交流技侦工作主要是破译工作的经验，探讨有关密码学方面的问题，对活跃当时的学术研究风气，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密码学总论》就是在《隐蔽战士》上发表的。研究室存在时间不长，当时人们的认识能力有限，对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当然不可能在当时就取得突破。但这种对密码发展动向的科学预见和着手研究的勇气，却是非常难得的。
还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在曹祥仁担任局长期间，特别尊重当时担任工业局长的掌握无线电技术的李强同志，多次就二局业务建设问题向他请教。
1941年12月，二局颁布《二局机要条令》；强调保密和纪律，规范各项业务工作的流程和秩序。此后，还颁布了分工职责、行政工作制度、各级干部工作要点、发明奖励条例，以及总务工作条例等。二局的规章制度逐步建立。各项工作走向正规化，技术装备也有明显改善。
彭富九总结，“我军技侦工作有几个快速发展期，曹祥仁任军委二局局长时，是其中之一。在安塞这段时期，技侦系统许多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优良传统，得到了完善和发展。”
二局在人员培训、经验总结、技术研究及机构与制度建设等方面的一系列努力，壮大了技术干部阵容，提高了技术水平，服务于抗日战争，也为随后而来的解放战争做好了扎实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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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时事文史2）：抗战时期延安军委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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