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田林和内弟胡小刚正积极筹划出版一本叫《北较场风雨轶事》的书。
北较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机关所在地。因前清是成都城北的一座练兵习武的较场而得名。抗日战争时期，南京沦陷，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是黄埔军校)迁此。现在是统领云，贵，川，藏四省区的西南战区指挥中心。
为书撰稿的，全部是在北较场出生或生活过的军区司、政机关干部子女。以他们的视角和记忆，为这座大西南军事重镇的厚重历史，勾勒出一幅幅别开生面的鲜活插图和生动注脚。
这是口述历史的一部份，是正史的必要补充，意义匪浅。
编委会知道我曾与杨白冰有过一些“特殊”交往经历，提议我写篇关于杨白冰的文章，我没有答应。首先我不属于北较场圈内角色，更主要杨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尤其是成都军区对他多有微词。而我对他印象甚好。再则，他大部分工作时间，乃至声名显赫、飞黄腾达都是调离成都军区之后。之前我和他的点滴“私交”微不足道。
去年的一次编委会上使我改变了初衷。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总参副总长何正文将军之子何凡的一番话触动了我。他说：
“杨白冰是土生土长成都军区的干部，是从北较场走出去，在全军任职最高影响最大、可在军史留名的人物。仅此一点，他就有资格位列该书”。
是的，北较场再也不会产生象他那样大起大落、有声有色、权倾朝野、叱咤风云的军界领袖了。
于是，我把记了半个多世纪的日记，一本本翻找出来查阅、摘录。不禁感到沧海桑田人去也，往事烟云入梦来。
1961年8月25日，我考入成都军区政治部战旗文工团学员队，是一名舞蹈学员。那年我15岁，正上初中二年级。杨白冰是我顶头顶头的上司，时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分管宣传文化。他酷爱文艺而且懂行，常到文工团视察，团址就是正通顺街98号、大文豪巴金的“家”。他到文工团，必来看望学员队，对他一手创建的“子弟兵”，很是关怀体贴。
那时他不认识我，我对他也仅仅是偷偷窥视的直观印象，个子不高，大约四十出头，却气宇轩昂风度翩翩。从来黄呢军服穿着笔挺，将校皮靴一尘不染，头发后披修饰得油光水滑，戴一副金丝眼镜，说起话来抑扬顿挫、谈笑风生，很有亲和力。他说的是四川官话，爱说歇后语，什么公鸡屙屎头节硬，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什么矮子过河淹了心……他爱抽烟，两指夹烟意态潇洒，有浓郁的四川文人气质和儒将风范。
1960年，全军最高艺术学府——解放军艺术学院在京开办，舞蹈系在各系中一枝独秀。我们学员队和军艺舞蹈系同时成立，分明是唱对台戏。这种文工团自办学员队培养舞蹈演员的做法，在各大军区中成都是唯一的。
一个军区文工团根本不具备办学条件。首先没有编制，我们都是“黑兵”，都是军区首长从全区部队中东拉西扯为我们筹措解决的粮饷和被装。最要命是没有够资格的师资队伍。专业课如基本功、毯子功、古典课、芭蕾课等都由舞蹈队老演员教授。他们不乏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更视我们为革命事业接班人，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热情给予传帮带。
鉴于我们年少辍学，为培养全方位合格的艺术人才，还开设了语文、历史、音乐、美术赏析等辅助课程。教语文的，是学员队队长，一个老实巴交不善言语的南下干部。教历史的，是团里的军医，也是位十六岁参军南下的老同志，他讲三国时，硬把汉献帝说成是董卓……
回想1960年和1961年两年，学员队共招收了上百名学员，绝大部分被淘汰，下场黯淡。
杨白冰有话在先：军艺舞蹈系优秀的毕业生不会分给我们成都。孬的，我们成都也不要。我们自己培养……
这是他的风格。历史证明，他是个敢想敢干，不甘寂寞，好大喜功的人。一旦风云际会，条件具备，他会不失时机，乘势而为，干出点动静来的。
1963年底，学员队解散。少数优秀者升入舞蹈队，大部份淘汰。我属于幸运的，起死回生被话剧队借调去跑龙套。1964年分团，文工团分为歌舞团、话剧团和军乐队三个独立团队。这是全军文艺团队的鼎盛期。六七月间，杨白冰带着通信员小胡到话剧团蹲点，抓两台大戏的创作排练。一台叫《边哨风云》，反映1962年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由参战部队54军的党委秘书凌行正和130师的党委秘书黄颂民执笔创作。由于没写过话剧，杨白冰特意安排他们住在团里写作。另一台戏是反映凉山民改的叫《三个阿苦》，由文化部赵学斌干事、白羽科长等创作，赵执笔。我被分在这个剧组、饰演一个背枪娃子。
1964年7月9日星期四日记：中午饭后忽然下起大雨。正在食堂外屋檐下躲雨，被在团部门口理发的杨副主任叫去。他竟然叫“小金”，又问我回家没有?答：回了。又问：回家怎么样?我想了半天不知怎么回答，就说不怎么样。杨副主任笑了。说：不怎么样?你安心不?我回答很安心，自己都来考了嘛。他最后让我好好钻研业务，向老同志学习……
不知他怎么了解到我的出身?后来他说认识我父亲，打过交道。家父时任成都市政府秘书长，自然和军区有公务往来。
战旗话剧团住地—东珠市街19号，是原已故军区司令员贺炳炎上将的公馆。团部设在一幢西式小洋楼里，楼前有宽阔的石台石柱。团里专门腾一间房供杨居住，和官兵“三同”，同吃同住同训练。
那个时代正是林彪执掌军委，突出政治，全军掀起大学“毛著”高潮的时代。每天早晨，他一把藤椅一杯茶一支烟，端坐在楼前的石台上，手捧毛著摆出一副认真学习的样子。石阶下，是我们拎着温水瓶去厨房打开水的必经之路，避不开。有时瞅着他看得专注，倏地从他身前溜过。有时四目相对，只好笑脸迎上主动向首长问好。他大多回应：小金，学毛著没有?要认真学习，记笔记写心得……
无疑，他对业务工作兴趣更浓厚，更专注，话也多。最爱到排练场“蹲点”，和编剧、导演、演员们讨论剧本切磋演技。无拘无束谈笑风生的情景至今难忘。
1964年7月3日星期五日记：《三个阿苦》晚上连排，杨副主任对戏的评价很高，说是紧跟形势，有重大现实意义，保证站得住脚。只对个别演员的表演提了些意见。背地里我听他表扬了我一句：这个小鬼演得可以……
7月8日星期三日记：中午一阵大雨，那个倒霉的礼堂，外面大雨里面小雨。害得我们不得不抢搬道具景片……晚上化妆连排，演得不错。杨副主任又提出些改进意见。
7月9日星期四日记：晚上给凉山军分区的首长及一队老大哥汇报演出。杨副主任陪同……
第二天上午全团讨论昨晚凉山分区司令、政委及杨副主任的指示意见：
杨副主任很不满意我们的艺术创作态度。说我们钻研角色的气氛不浓。表现在老演员不碰头不热爱角色上，大家对剧本、导演、演员的意见太少，彼此也不主动争求意见……
7月18日日记：上午在排练场全队集合听取四位作者宣读经过修改的新剧本提纲和转达一队老大哥提出的57条意见。当然杨副主任，导演也在场。作者宣读完大家发言，气氛就轰了起来……
四位作者指的赵学斌、白羽、崔万铸等。不久领衔编剧赵学斌被打成了阶级异己份子，逮捕入狱。《三个阿苦》无疾而终。
那个时候极左风越刮越烈，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已听到了“文革”的前奏曲。
7月27日日记：中午全团集合去歌舞团听杨副主任报告。毛主席对文联、剧协、美协、作协、音协等协会的文件批示。他严厉地批评了文联各协会，说他们在思想上生活方式上已接近修正主义边沿……还传达了中宣部关于文联各协会整风状况的书面报告文件。
为了充实加强《边哨风云》的演员阵容，我亲眼所见，杨白冰让编剧黄颂民以他的名义用毛笔给上海市长曹荻秋写信，要求给我团分配上海戏剧学院的毕业生。很快，具有本科文凭的四名表演系学生和一名舞美系学生分配到我团。使我团首次有了经过严格科班教育的高学历艺术人才。
一个大军区政治部领导，到基层深入细致的蹲点抓创作。我在战旗工作50年，独此一例。此后甭说是政治部首长，文化部宣传部乃至以下各处领导也找不出第二人。只有杨白冰!
假如说他在我们团还有什么事可挑剔的话，那么，下面两件事姑且算吧。
一是他理发修面，要小车接送成都旅馆的理发师傅上门为他服务。他端坐在小洋楼前的石台上，系着白围裙怡然自得，见人就打招呼。印象中他和理发师傅很熟，聊得很热络。
二是他不喝我团食堂大锅烧的开水。嫌有油荤味，破坏了他茶叶的味道。他在大会上专门谈过此事，边说边摇头乍舌，一副不堪的样子。说初次上当后再不让通信员小胡到食堂打开水。而是花2分钱到街上老虎灶打铜壶烧的水来沏茶喝。
那时我们还过着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全团的开水供应就指着食堂那口炒菜的大锅。每天早上全团干战人人手提温水瓶，围在热气腾腾的灶台边排队打开水，那情景晃如隔世!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杨从政治部勤务连带来的通信员小胡，天长日久和大家处熟了。不知什么原因，他给女学员杜玉珠写了个字条。内容不得而知。事关首长，属于保密范畴。那时团风纯正，军纪森严。杜玉珠把字条交给了组织，事情曝光了。
1964年7月1日的日记这样记述：今天是党的生日。午休之前，杨副主任的通信员小胡上我们房间来休息。说起杜玉珠的事，他本来是开玩笑，给了杜玉珠一个纸条(绝非那方面的)。杜就把纸条交给了团支部书记任仕一教员。这样影响造开，弄得小胡不愉快，杨副主任也批评了小胡……
半个世纪前发生在文艺单位少男少女之间的情感纠葛，今天看来多么正常且微不足道。再联想到杨白冰的操守，他分管美女如云，风流韵事频频的文工团多年，时至今日没听一桩他“那方面”的绯闻。他当总政主任后，传出一个毛阿敏的舆论。我曾亲耳听他愤愤然在大会上当众辩诬明志。后面我再细说。
1964年12月26日星期六日记：下午去歌舞团听李部长(李漠)报告，内容是揭露军区管理局局长刘远道的反党集团活动，其中涉及张广恩副参谋长和杨副主任……刘已经扣押，张、杨停职反省。这个反党集团的揭露，确实证明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复杂性。
12月28日星期一日记：上午针对上周六下午的报告进行讨论，揭发检举张、杨、刘的不法行为。其中以杨为主。因为他具体负责文工团工作，又在我团蹲过点。他的情况大家了解得比较多一些。今天同志们揭发的多半是特殊化问题。其余象瞎指挥，官僚主义，搞个人威信等等也揭发不少……
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时代，揪出个反革命份子，打倒个反党集团让人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一个人在政治高压下，想保持人格独立、心口一致非常困难。但让我困惑不解的是：人怎么能说翻脸就翻脸?完全变得与平日面目全非?多少年来，我一直极力保持内心中天然的良知和纯净，保持精神世界上所剩无几的独立人格。我认为批判杨白冰搞特殊化，不喝厨房大锅烧的漂着油花的开水，专车接送成都旅馆的理发师傅上门服务，比较靠谱。其他都牵强附会。
1965年9月《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大会》在成都隆重举行。云、贵、川三省军地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加上数支工人农民业余演出队伍，共推出39台剧目。
我团的话剧《边哨风云》一鸣惊人，拔得头筹!年底奉调晋京会报演出。受到刘少奇、周恩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等中央领导，及贺龙元帅、叶剑英元帅、罗瑞卿大将等军界领袖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最难忘，在人民大会堂3楼小礼堂为周总理演出，他特别安排年底回国休假述职的驻外使节观摩。演出结束后，总理上台和全体演职员挨个握手致意，并兴致勃勃讲了很多……
接着应叶帅要求，我们移台到西郊总参三部为他和总参三部官兵献演一场。反响依然热烈。叶帅高兴地上台和剧组合影留念。
时近年关，总政在京西宾馆设宴慰问我们。喜讯又传来;八一电影制片厂要改编《边哨风云》拍电影。
当大家庆贺胜利、辞旧迎新、杯觥交错之际，谁还记得杨白冰?为这台戏立下汗马功劳的杨白冰!
自1964年12月26日李漠部长传达军区关于张杨刘反党集团的文件后。杨白冰就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的再次出现，是两年后的1966年11月21日，“文革”的狂风暴雨又把他从幽闭中席卷到风口浪尖，再重重摔入地狱。
上午毛著学习刚结束，全团集合，由值星任仕一传达：19号的早晨，黄新廷司令员接见了哈军工和军艺的那伙学生，未经军区党委的同意，在学生提出的十项要求上签了字。军区党委否定了这十项要求。但学生已经拿着黄司令员亲笔签署的要求书，对外进行了宣传。其中一项，是今天在北较场召开全体军人大会，由他们控诉军区的反动资产阶级路线,并要求军区公开向他们道歉。军区党委决定，不开军人大会。为防止意外，通知各单位，没事不要去北较场，不掺合这件事。
散会以后，我和万仓还是偷偷去了北较场，我倒很想看看今天军区会发生什么?去了北较场，似乎一切都很平静。忽然听到会议室前锣鼓喧天，赶紧奔向会议室，只见政治部机关干部在那里集合，手拿着“炮轰余述生”“火烧孔骏彪”的标语，前往会议室大厅走去。
军区的余副政委、政治部的孔副主任、牛副主任、崔副主任及各部正副部长正在会议室开会，急忙迎出，就这样，一场“冲击政治部党委”的批判大会开始了。大家的情绪很激昂，高呼“余述生是保皇派”、“打倒保皇派”之类的口号。每个发言者的口气都是相当的严厉，完全是斥责，弄得四位政治部首长无措手足，在群众面前慌了神，主动站出来交待和揭发黄司令员，郭政委的问题。中途群众不断高呼口号，大声斥责，以打态度(注：打耳光、拔领章帽徽、剃阴阳头、往脸上泼墨汁等，先把“神光”褪了，再进行批斗，美其名曰，以打端正态度，是对人格的极大侮辱)。
此处高潮刚过，司令部又在会议室里干开了。他们的声势更为大些，不仅是人多，而且语调也更激昂，做法也更厉害。他们把三位首长(我不认识)勒令站在桌子上，严斥声中有人还骂道“癞皮狗”、“走狗”之类的词。在司令部的“冲击会”中，我和万仓因为被怀疑，随即离开了会场。
下午以政治部党委的名义，召开了揭发黄、郭、何三家村的大会。地点在政治部楼前的广场上。大会是由司、政、后机关选出的主席团掌握。主席台上，军区党委常委几乎都在，黄、郭、何被指定坐在台前，后面有韦杰、余述生，后勤金政委，冯部长，甘政委等人。主席台四周挂满了“打倒黄，郭，何，三家村黑帮”之类的大字标语，黄，郭，何三个字不仅被艺术化了，东歪西倒，或倒置过来，每个字还加上了判决死刑犯人的红圈圈或红叉叉。他们三个人愁眉紧锁，低着头只顾记录，很不安。大会先由余述生揭发，再由茹夫一参谋长、李文清副司令、孔骏彪副主任依次揭发。这些人虽然不是被告，但也不是原告的身份。上得台来，一举一动，受大会主席团—平日普通干部的支配，发言还是小心谨慎。上午批斗会的余惊还未散尽。群众在下面掀起一阵又一阵的口号声浪，算是给几位揭发者加油，给黄、郭、何示威。除此之外，还向主席团传递了无数条子。主席团倒是很民主一一向大家念了这些条子。其中最引大家兴趣的是：把张广恩、杨白冰、刘远道抓来示众!话一出口，众大哗!台下热烈响应。不一会儿，昔日的副参谋长张广恩从台左灰溜溜进来站在台下，眼睛里闪动着惊恐。昔日的副主任杨白冰从台右被两人推搡进来与张左右站定。
杨白冰，我简直认不出他来了!穿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旧棉衣，脸色蜡黄，精神颓废。原来在文工团时的神态威风一扫而光。变化得真快呀!他被推进来站定时，脖子还一歪一歪地，嘟着嘴，眼睛左右环顾，看样子不太服气。他俩站了一会儿，主席团宣布示众完毕，在一片吆喝声中，张、杨分别从左右退下。杨仍是被两个人押着走的……
会议临结束时，刘远道才被两个战士反缚其手推进会场。他已经被判了刑，称敌我矛盾，群众对他更不客气了，一片喊打声中，令其跪下，他战战兢兢、老老实实就地跪下。后又令其站在一个独凳上，他又连爬带奔地站上去，最后让他低头。经群众这一吓，他都分不清东南西北，目光呆滞地冲着大家愣神，两个战士狠命将他头按下，他才低了头……
11月22日星期二日记：司、政机关的揭发批判大会在小礼堂继续。话剧团集队参加。下午又轮到另一个“保皇派”——保卫部长魏敬斋揭发。他一上台便慌了，台下群众一施加压力，竟“委屈”地落泪。他向大家表白，自己是如何正确，如何两头受气，如何被黄司令欺负，越说越伤心，直至嚎啕大哭，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伏案不起。群众对他突来的难过，先是笑后是烦，要求赶他下台。主席团的人去拉他时，他像戏剧里的反派人物一样，猛地站起，挣脱手臂，擦一把泪(泪立即止)愤然吼到：不!我要揭发……后来他再说些什么，我懒得听，退场了。
可惜，我漏听了涉及本文中最重要的情节。魏敬斋随后公开了军区保卫部掌握的最高机密：杨白冰是特嫌，黄新廷包庇他。
11月24日日记：上午沈汝敬政委传达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文件。谈到由于魏敬斋急于表白自己，把杨白冰的特务活动一案公布了，泄露了秘密。军区不得不把杨白冰逮捕……
杨白冰被关进了军区政治部华阳看守所，一关就是九年。罪名仅仅是尚未坐实的“特嫌”。
1974年3月16日，我有幸成为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文革中复课招收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当时中戏校名废止，代之的是“中央五、七艺大戏剧学院”。我班25名同学来自部队、工矿企业和部分省市的艺术院团，都是根红苗正的业务骨干。任务是“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
杨白冰的嫂子李伯钊是原中戏的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李伯钊的丈夫杨尚昆，是毛主席亲自点名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文革”初即被打倒，关押在北京卫戍区。李伯钊从中南海扫地出门，搬到中戏教师宿舍居住。她定性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头子。据说是级别不够中央管辖，交由本单位群众专政。
我对这位身世传奇的川籍女革命家，全国最高戏剧艺术学府的掌门人，充满好奇心和同情心。她那时年事已高且半身不遂。每天坚持锻炼。好手拄扙，残手袴个尼龙网兜，网兜里放一块用报纸包裹的红砖头以达到负重锻炼的功效。黄昏时，常见她踽踽一人在学校操场边沿徘徊。她两个儿子杨绍京，杨绍明都下乡插队去了。身边陪护她的是小女儿杨李。杨李在京郊的北京电视机厂当工人，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通过广州军区话剧团在表演系的进修生马际童的介绍，我结识了杨李。毫无疑问，她叔叔杨白冰是我们的中心话题。
“五、七艺大”的校长是江青。江青曾说：杨家没有一个好人!工宣队军宣队派驻学校，组成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校园内的“火药”氛围可想可知。我首先向杨李表明，我对她叔叔印象很好，加在他身上的罪名是莫须有的，以打消杨李对我的戒备和疑虑。杨李是个耿直爽快大气的姑娘，很快我们的关系热络起来。我经常和马际童溜进她房中，关门畅聊。(她和李伯钊各住一房)
一次课间，在宿舍楼一楼走廊尽头的开水房，遇见李伯钊独自拎着塑料桶打热水(杨李上班未回)。我见左右无人，二话不说拎起水桶快步送到她房中，她跟在后面说了声：“谢谢!”。我应了句：不谢。这是我和她两年相处说过的唯一一句话。在学校或各系批判她的大小会上，我从不发言。
1975年初，学校放寒假了，我收拾行装准备回成都过春节。元月24日在杨李的小房中，当着马际童她颇有些踌躇地对我说：
“我叔叔从看守所放出来了。临时安排住在成都军区第二招待所。这些年的牢狱生活使他吃了很多苦，视力减褪，营养不良，健康状况让我们非常担忧。我和妈妈想托你带些食物和营养品给叔叔……”说到这，她停顿了片刻，在马际童的鼓励下，最后问我：“你敢不敢带?”
我自认为是个见义勇为、敢作敢当的人。何况面对我崇敬的老领导和两个落难家庭千里相思、相濡以沫的感人情景。
在火车汽笛长鸣声中，我带着杨李捎的一个沉甸甸的大旅行包和自己的大包小包上路了。这是入校后第一次返乡。心情格外激动。
到家第二天，顾不得两天两夜旅途劳顿，我即按杨李告知的地址门牌，用自行车驮着旅行包骑到三洞桥军区二所(原四川民委招待所)寻到杨白冰住的某单元一楼。门虚掩着，从门缝看，屋里很暗很静，没开灯。透过过厅望去，里屋简陋的沙发上坐着个穿军棉衣，戴眼镜，留着寸头的男人。我大喊了声：报告!推门而入。不夸张地说，杨白冰似惊弓之鸟，猛地从坐椅上弹起来立正站好。我大步上前继续喊道：杨副主任!并郑重地行了个军礼。杨瞬间认出了我，两手把我行礼的手臂拉下来，忙着说，不要叫我副主任，不要叫我副主任，快请坐……
坐下后，我说明来意，仔细端详了眼前这位横遭变故的昔日首长。旧军棉袄上依然而没佩戴红领章，狱中犯人规定蓄的寸头发型花白丛杂。当年的豪气和潇洒荡然无存，显得有些迟钝木讷。
不好再问下去了。我转移话题介绍起杨李和李伯钊的情况。杨白冰的爱人和孩子们不知从哪间房里出来，静静聚在我身边关切地听着。我说到她们很想念关心你们时，孩子们不约而同齐声说：“我们也想念他们……”
两个大难不死、劫后余生的家庭，天南海北互相守望挂念。通过我这个不太相干的小人物来传递相思相助之情。此情此景，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最后他们又交我一大包四川的土特产，好象有带壳的花生什么的，还有200元钱(我那时的工资60元)寒假过后让我带给北京的兄嫂家……
2000年，中央戏剧学院50周年校庆，9月14日在首都剧场隆重举行庆祝大会。我时任战旗话剧团团长，因荣获“中央戏剧学院学院奖”，军区政治部特批我赴京与会领奖。重回阔别20多年的母校，看到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的校园，看到写有我名字的大红喜报，尤其见到许多可敬可爱的师长和回校参加校庆的同学，欣喜激动不已。
在首都剧场门口，我、马际童、杨李合影留念。杨李胸佩嘉宾标志，她是代表辞世的母亲受学校邀请专程从美国赶回来参加盛会的。进入中年的她显得成熟和矜持。回想1976年4月我结业离校前向她道别。她还有些别情依依地说：“老金，别把我们忘了……”
“文革”结束后，杨家兄弟重登政治舞台，权倾朝野、大红大紫。杨李早离开那个生产黑白电视机的“破厂”而常住美国，身份神秘而又特殊(马际童暗示我的)。她和马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当我得知杨李常能见到赋闲的杨白冰时，请她转达我对首长的问候。
自1975年初在军区二所与杨白冰一别，五年多过去了。时间到了1980年。
10月29日日记：下午在团门口传达室一下子碰到闫副团长、老冯等人在陪同杨白冰副主任聊天。杨见我很热情，主动伸过手来握手，并能随口叫出我的姓，我不禁受宠若惊。我们陪伴他到团会议室。团里相熟的老同志都闻讯赶来，大家象老朋友一样无拘无束、叙旧谈今。杨现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深得好评。他坚持战友话剧团只演自己的创作。鼓励作者多写小戏为兵服务。他的业绩已上了总政的文化简报。5点多，团里开大轿车送他回北较场校官大楼暂住房。我们又到他家坐了会儿，我和他爱人聊起了杨李。此次杨白冰回成都是来搬家的……
日记行文简略，需要补充：1979年4月杨平反昭雪落实政策，调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任副主任，那天是专门到话剧团来告别的，而且是从北较场走路来的。足见其对我团的感情多深!
我问他为什么不向军区要车?他断然说：“我不坐成都军区的车……”
又足见他被为之忠心效力、奉献出青春年华的成都军区伤害多深!
1979年秋，中央军委《刘伯承元帅传记写作组》入川。一行三人，原二野十二军文工团长、作家柯岗牵头，解放军政治学院教授朱玉(后任国家主席李先念秘书)和刘伯承元帅的儿子刘蒙来川搜集刘帅早期在四川的革命事迹。军区调遣两辆新购的丰田越野车，派我和军区文化部干事杨泽明作向导，记录兼照顾写作组的饮食起居。
时任政治部副主任的郑贤彬，把我和杨干事叫到他开会的望江宾馆交待：除了接待好、不出差错外，要留个心眼，搜集采访的资料要一式二份，留一份为自己备用。
《传记组》手持盖有中央军委和四川省委两方大红印章的介绍信，如同钦差大臣，走州吃州，走县吃县，沿着刘帅早年的战斗足迹，除甘、阿、凉三州外几乎跑遍四川全境。从各地党史办、市县志办、刘帅家乡宿老、军队故旧、民间闻人中搜集到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按郑副主任指示，我们都留了一手。
大概一年以后，杨泽明和军区文化部另一个干事杨景民向我团要求，派我参加他们酝酿中的反映刘帅的话剧写作。
我于1981年9月执笔完成八场话剧《一代名将战孤城》初稿。为争取在话剧团立项投排，又邀时任团长的闫启宇加入，参与讨论修改完善。
1982年元月，重庆大型文学期刊《红岩》杂志刊登全剧。这是他们首次发表话剧剧本。署名顺序为我、杨泽明、闫启宇、杨景民。1984年7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公开发行单行本。
这是第一部反映刘帅的戏剧作品。反映1926年冬，为策应北伐，刘伯承成功发动了顺庆(今南充)泸州起义，史称“泸顺起义”，留下了“一代名将战孤城”的佳话。
尽管闫团长支持这个戏上马投排，可军区文化部不批准。郭副部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小金哪，你写刘帅谁敢表态?你这不是给组织找麻烦吗?”
我说《红岩》杂志都公开发表了(那时还没出单行本)。
郭副部长恼怒地驳斥：“只要不是黄色小说、反动小说都可以发表……”
那时中宣部还未成立重大题材审查机构。成都军区也是第一次遇到反映“领袖人物”题材的话剧。主管领导怕犯错误，不敢吃螃蟹也在情理之中。
拖到1982年下半年，我决定给杨白冰写信寄剧本。名义上是征求意见，实则是想借力上戏。借口剧中反映了杨的四哥、中共四川地下党的主要领导、刘伯承的入党介绍人杨暗公。泸顺起义期间，他被军阀杀害，惨烈牺牲。
杨李曾愤愤不平对我说：江青说杨家没一个好人。我四叔杨暗公总算是个好人!
那个时候，杨白冰已经升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要说句话，我想会起作用。
1982年底文化部终于批准排练。翌年3月5日在军区首演。这里面，有没有杨的作用不得而知。
多年后，我在全军戏剧界已崭露头角，小有名气。一次在京开会，战友话剧团的翟迎春团长笑着对我说：当年杨白冰副政委发下一个叫《一代名将战孤城》的剧本交我团讨论，指示各部门讨论好了必须有书面意见报给他。他们指着签头编剧的名字猜疑：“金乃凡是何方神圣?竟动了军区首长的大驾!”
1987年8月，成都军区文化部长申万胜带着边干事和我去北京出差。杨白冰闻讯后在北京军区设宴款待。申部长带边干事去了，没带我。我很想去但知趣不提要求。他俩酒足饭饱回来，大谈感受，感慨杨的豪爽气派、重情好客、谈吐挥洒……
申和边都比我年轻，没赶上杨白冰在成都军区的时代。他们对杨的认识，仅仅是在北较场大院里听机关干部们私下里津津乐道的官场遗闻。
1987年11月杨白冰升任总政部主任。翌年9月加任军委委员，授上将军衔。
这一年全军开剧本讨论会。我带着与陈位其合作的大型话剧《芳草青青》赴京，下榻西直门内大街总政招待所。这部戏反映的是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的斗争内容。由于主题新颖、构思精巧、人物鲜活，又一次在全军引起强烈反响。总政话剧团团长所云平要去剧本和录相，组织全团观摩录相、研讨剧本、准备改排。
12月22日，全体参会人员去黄寺总政礼堂听杨白冰作报告。报告内容一点印象没有了，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他一下子恢复到从前：气宇轩昂、风度翩翩、口惹悬河、妙语连珠。依然一口四川官话，什么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我盯着主席台上的他，脑子里翻江倒海，一幕幕旧景浮现。回想八年前他回成都搬家的亲密接触，现在我明白了，从此后我只能远远的仰视他了……
那天的日记只有一行字：上午坐车去黄寺总政礼堂听杨白冰主任作报告。
1989年9月26日日记：去医务室看病，遇到石团长，他通知杨白冰主任下月10号出巡成都。小品组不休息，继续排练，准备为杨演出。
10月11日 星期三日记：下午2点半全团集合布置迎接杨白冰事。分工把口，今晚一律不会客。石占臣团长讲话间，保卫部来、文化部来、杨德福副主任来、郑贤彬副主任来……发现我团会议室太寒酸，立即派一批人到政治部锦苑宾馆借沙发。正忙着，探马又报：万海峰政委即到!
一阵忙活后回房洗澡，洗衣服。忽想到“香汤沐浴，恭候圣驾”的老话，笑了。
天将黑，院中灯火辉煌，国庆装点的大红灯笼继续增添着喜气。我匆忙吃过饭，到楼下等候。院中已停候不少轿车，邵农主任率领大批金碧辉煌的官佐先行到达。参加小品演出的演职员，着笔挺军礼服，浓妆艳抹也聚在院内，还有不少看热闹的家属小孩把院坝的角角落落充填满。
石占臣团长佩大校军衔，精神头十足在院里晃来晃去，忽地高发口令：话剧团集合!向前看、向左看齐、向前看、左转右转、向前三步走…….表现的机会来了。
7点40分，院中一阵骚动，后门大敞，所有的摄像机、照相机一起掉头对准后门。先是闪灯眩目的警车开道，后面大车夹着小车鱼贯而入。杨白冰从一辆日产空调大轿车走下,与已列好队的全团干战职工、离退休老同志一一握手。他还认得严诚、毕夫。握到我时，说了句：“你还在写东西吗?”就往下走了。杨白冰身后紧跟着万海峰政委、李硕副政委、空军侯司令、张太恒副司令等一长串将校，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首长们平时很忙，很难抽空看戏，今天算陪客，几乎倾巢出动。正应了毛主席曾说过的：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
本来还要安排杨白冰参观录制设施及在会议室小憩。杨曾在19号院生活过三个月(1964年排《边哨风云》、《三个阿苦》时)。他对此院和话剧团的老人是熟悉的，如今衣锦还乡，今非昔比，想必会产生些怀旧的恋情和感慨。可能出于安全考虑，参观和座谈取消。石团长、赵景山副团长拉着他匆匆作了个合影就转向了演播厅。这也是官身不由己呀!
我们的事到此完结了。创作员陈位其邀我进场看戏，进门时被几名守卫的校官阻挡，(军区)文化部杨景民、吴思贤说了不算，非叫石团长来确认才准进入。这里，大校军衔起了作用。
为了演出显得随意和有气氛，特地组织了几十个女兵做观众。我和陈位其自觉坐在她们后面不打眼的地方。演出中大家的注意力不在台上，而是在杨白冰主任脸上。好在他看得很高兴。
结束时他率一行将校上台接见，我和陈位其退下，到院中做最后的欢送。等他从排练场出来，已退休的老炊事员冯华全师傅冲上前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杨主任，你还记得不?你那会儿在话剧团，是我给你做饭吃的。”杨深情地说：“记得记得……”
车一辆挨着一辆驶出后门，院中渐渐冷清下来，可团里和演员们仍然兴奋难抑。石团长说：“哥们儿现在一块石头落地了……”
回到宿舍，妻儿睡了。我想起了《红楼梦》里一首词：世人都说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1990年12月17日至25日《全军文艺创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这是体现杨白冰风格的一场盛会。人数之多，时间之长，规格之高，气派之大，建军史上空前绝后。全军各军兵种，各大军区负责宣传文化工作的副主任带队，文化部长文化处长、创作室主任、各文艺团体的主要领导和创作员、八一电影制片厂、解放军艺术学院、解放军文艺社、军事博物馆等悉数参加。其讨论的内容远远超出创作范畴。
成都军区由政治部杨德福副主任带队，文化部长李成春、创作室主任杨景民和我等参加。
作为会议的组成部分，全军15支战士业余演出队分南北片区，在南京和北京两地隆重会演。各选出优秀节目组台向大会汇报演出。
杨白冰带着副主任于泳波、周文元和宣传部长、文化部长天天与会，几乎场场不落。他还要求总政机关各部长轮流参会学习。会议形式是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作全面汇报。杨兴致勃勃，亲自记录并不断插话。他的讲话不乏对军队文艺的宏观把握，鞭辟入里的精到剖析。话里话外，渗透出对部队文艺及文艺人才的热爱关怀、深情厚意。
“昨晚观摩业余演出队演出，不鼓掌，看老爷戏!看不起你来演!你可以挑剔嘛,激情比下面部队差远了。每个节目我都带头鼓掌，可还是鼓不起来。有人说是在专心看节目在思考。中国话也不好学，东说东有理，西说西有理，总之你有理……”
“苏小明在国外过不下去，抽烟喝酒。月亮还是中国西昌的月亮圆。人才外流是件大事。也有我们工作的问题，缺乏关心爱护帮助教育。
毛阿敏就不错，到西藏、新疆给部队演出，下来吸氧还坚持，外国人想挖她。你不要人家等到在。她没有买汽车，钱被人骗了，打得鼻青脸肿……有人说毛阿敏是我干女儿，闯他妈的鬼!我女儿还用不完呢!要学邓(小平)主席的风格，纺二两棉花把耳朵塞上。歌舞团，是一个槽不能拴两个叫驴，嫉才，生怕人家比他高。领导有这种思想搞不成事业。有人写匿名信，要毛阿敏负刑事责任，要军区立案侦查她的偷税漏税，请求总政、军委批准，胡闹!”
“不要像文化大革命，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中国知识分子太少了，不是多了，军队的各种‘家’太少了……”
“想当年我在成都军区，话剧团演出的《霓虹灯下的哨兵》，罗瑞卿总长称赞比南京军区演得好。现在伤了元气，文化大革命整得惨。石占臣、严诚、任仕一都是好演员。贺友德被整成神经病，听说现在可以上台了。
重庆出话剧人才，陪都，有话剧世家，想办法到重庆去招。云南话剧有特色，可大区合并都不愿意来成都，人才流失了。王永梭原来也是战旗的，他创造了谐剧，说历史有问题被清除。
可以从业余队伍中选拔人才。凌行正是54军的党委秘书，是个秀才。我向军区党委建议，物色到军区搞专业创作。54军不放，军区坚决调，舍得花本钱。
郭科会、闫树田死了……匀平他们都是西南比较好的人才，摸透了西南的特点。匀平有多大?(杨德福答：57岁)现在缺少在部队流行的歌子啊…..
话剧团的排练场好，郭明晨、闫启宇的住房都可以，比总政好多了。但比不上南京广州……
成都军区有传统，领导干部爱看戏，你们要发扬这个传统。
成都军区是文革重灾区，现在还落实不完政策。所以气不顺，要加紧落实。你们好话说得不少(指李成春部长的汇报)要拿出作品来，努力赶上去。你们写出好本子，直接送到总政文化部来(朱力部长：欢迎!)”
21日轮到我汇报发言 。事前凌行正社长(时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特意交代，要重点介绍杨白冰在1964年蹲点话剧团抓创作的事迹。偏偏我发言的那个上午，杨白冰缺席。我们失去了面对面的交流机会。冥冥中上苍仿佛暗示：我和杨的缘分尽了。
这次与杨近距离长时间的接触，心底里几十年形成的敬重、热爱、欣赏之情变得模糊起来，反倒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感觉。这是我和他最后的一次接触，是他处在权力顶峰、如日中天、人生辉煌大戏最高潮时。他讲排场、好大喜功，变得像是一个志得意满、高高在上的官僚，而淡化了身上原有的文人气质和儒将风范。
记得一天从总政黄寺礼堂开完会转场到中国剧院看戏。由东往西经过天安门广场，十里长街上只见挂着煌煌军牌的大小车辆，由警车开道，首尾不见，延绵数里，真称得上招摇过市，气焰喧天!坐在车上的我，既怀揣莫名兴奋，又有几分忐忑不安。
会议经常组织看文艺晚会，让人极不舒服的是，观众入场坐定后，开始播放欢悦耳的迎宾曲，全体起立鼓掌欢迎。首长们从贵宾休息室按官阶大小依次而出，坐定后熄灭场灯晚会开始……
不就是看一场晚会嘛，干嘛搞得那么冠冕堂皇?应该是轻松愉快欣赏艺术的场合，硬要煞有事地摆出官场礼仪，让人感觉不伦不类。政治和艺术如影随形纠缠在一起，不知是亵渎了艺术?还是亵渎了政治?
我还感觉，一个全军最高的政治机关弥漫着庸俗的浮华奢穈之风，以至上行下效、积弊难改、问题层出不穷。当时，社会上已经有不利于他的传言，他浑然不知觉。
杨是聪明人，家学渊远受过很好的传统教育。他自幼受父兄的革命熏陶，英年投笔从戎参加革命，经过战争年代的艰苦锻炼和生死考验。特别是日后仕途跌过大跤，蒙冤受屈十余年，饱尝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应该有很强的免疫力。但他终究难逃权力的魔咒。
1992年4月30日至10月2日，历时近半年的第六届全军文艺会演在成都—广州—兰州—沈阳—南京—济南—北京各大军区次第展开。
由我创作、雷羽导演、杨柱舞美设计，赵亮、刘玉贵、王彥波、杨啸枫、魏琦主演的大型话剧《结伴同行》，首战告捷，全军轰动、夺魁呼声一片。此后《解放军文艺》、全国剧协《剧本》月刊争相发表剧本(按规定不能一稿两投)。我因此剧荣获中央文化部文华编剧奖、文华新剧目奖，及全国剧协首届曹禺戏剧文学奖。该剧并受邀进京为颁奖晚会祝贺演出。我代表那一届获奖编剧在人民大会堂发表获奖感言，发言稿全文发表。
演员赵亮初登话剧舞台，却因此剧囊括了中国戏剧舞台最具权威的三个奖项：全军表演一等奖、梅花奖、文华表演奖。
在总政文化部的布署下，《结伴同行》与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的《军营里的红塑料桶》交流演出。这个戏又到北京军区巡演一圈。场场热烈，好评如潮。
自《边哨风云》后，成都军区再度辉煌。我想杨白冰一定很高兴。我们没有辜负他的厚望，距全军文艺创作座谈会才一年多，我们就拿出优异的成绩向他汇报。
可他高兴不起来了。会演还没结束，他突然被免去一切军职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改任命为政治局委员。明显是遭到罢黜，被逐出军界。
他又犯什么事了?为什么向他施之重拳快刀?为什么明明罢了他的官，夺了他的权，却又给他头上安了个象征最高权力的光环——政治局委员。他犯什么事了要这样捉弄他?
也许我不懂政治，太书生气。但我知公道人心，知董狐史笔，殷鉴不远。
杨白冰永远告别了政治舞台，销声匿迹。直到2013年1月15日黯然辞世。
我感慨他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传奇人生;又同情他屡遭坎坷的不幸和无奈。
杨白冰没有绯闻，没有权色交易，没有把自己的子女弄个什么中将少将、司令政委的官来当当，没有敛财贪腐……凭这几点，他就是个好干部，可以当之无愧上“清官册”，供后人思念礼拜。
我还感慨，他走以后，从外部表征到精神内涵，符合传统意义“儒将”称谓的军官在军营里再难见到。不是官将们不崇尚儒，一个时代结束了，产生“儒将文化”的时代不复存在了，只剩下了官。
2002年9月，战旗话剧团、歌舞团分别举办战旗文工团建团50周年庆。已退休六年的我，早已不问团事，只参加了话剧团新老同志的合影，留下了一张照片和一本只有两三页十分寒酸的纪念册。
歌舞团却闹出了大动静来。一场突如其来的“画册事件”轰动了成都军区。
二00二年九月，战旗文工团为纪念成立五十周年而策划了隆重的团庆盛典，其中一项，即编辑出版一本纪念画册――《战旗飞舞》。当时在任的杨团长为该画册编审，我为主编，负责画册体例构思、图片搜集、电脑排版、文字说明等具体工作。忙碌数月，终于赶在团庆前夕，二千本画册被精美印刷出来，并发到了欢天喜地从各地赶来参加团庆盛典的战旗人，及各位领导、来宾、媒体记者手中……
时隔几日，军区工作组进驻团里，要全团一切工作停下，不惜一切代价，从全国各地凡持有这本画册的人手中，全部收回画册….. 就因为画册中刊登了两张火柴盒大小、杨白冰某年接见战旗文工团大型歌舞《西藏之光》主创及演员的旧照。这本画册先是被责令撕去该页图片，后又组织了强大的行政力量，被强令从全国有此画册的每个人手中收回，连同库存未发的一起，装车运走，不知下落!当事团长，几乎是被勒令“引咎辞职”。顿时，迷惑写在人人脸上，乌云笼罩我等心头!
说实在的，这场画册风波来的蹊跷，也去的突然。正当全团上下紧锣密鼓、在全国范围内搜寻那发出去的几百本画册、甚至连“胡萝卜加大棒”的招儿都使上了(比如：谁提供线索或交出一本画册，除精神奖赏外，还可获‘奖金’人民币50元)、但仍有几十本画册尚无下落、还正“穷追猛打”的当口，进驻团里的军区工作组，忽然不知从哪一天的早上全部撤走了，且此后再无任何官方人士，在任何场合再提及此事只字半句，仿佛这件事压根儿就没发生过，如骤雨雨过天晴，似空气踪影全无!
古有文字狱，有人因言，或因书而获罪，盖因几千年封建帝制之祸。新千年之初，距辛亥革命成功已近百年，从时空上，早已远离无法无天的“文革”年代。二00二年的中国，也已加入了世贸组织，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历史车轮，滚滚不可阻挡。但竟然还有因两张图片而获罪这样的奇事、怪事、匪夷所思之事发生。
且那二幅图片中的焦点人物，杨白冰，既非众人不齿的叛党卖国贼，也非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
建军的回忆文章发在微信朋友圈，读来惊心动魄，回肠荡气。“画册风波”发生时，杨白冰已经告别政坛，退休在家九个年头，已经是年逾八旬的老翁。他的对手怎么还不放过他?视他为洪水猛兽，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企图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新华网北京1月15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原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原主任杨白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3年1月15日16时5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旧报刊剪辑）：我和杨白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