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金汕等着 陈人康口述，人民出版社
我还感到，看老干部是不是廉洁，他们的子女状况便是一个准确的信号。
我60年代在十一学校上学，这里离各个军队大院很近，所以是一座典型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全班40多位学生，只有两个同学的父亲是大校，其他都是将军的子弟。
班里有叶帅的儿子叶选廉，还有五六位上将、大将的子弟。前几年我们聚会了一次，年近50岁的人想起儿时的生活不禁唏嘘。那时候是那么单纯，对未来的憧憬是那么美好。岁月让我们经历了那么多连做梦都不会想到的事情。
如今我们已经变老了，但是真正能和父辈业绩相媲美的几乎没有。连局级干部或企业老总，充其量只有五分之一。有个别的已经下岗或者做了传达室看门的，这就是严峻的现实。
我三哥陈人俊有次和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聚会，得知他也是一介平民，也是靠正当收入生活，开的是已经很旧的普桑，但他感到很踏实。
我们与海军上将王宏坤的儿子王新中也很熟，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打拼，开了一家公司，业绩不错。用他的话来说：“这个公司没有用过老爷子的一点权力，老爷子也帮不上忙。”
还有我的朋友、西藏军区司令员谭冠三的儿子谭戎生，他目前已经退休，也过着平平常常的百姓生活，就象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在早上晨练，读书看报，颐养晚年。谭冠三临终前向党提出了唯一的请求:“我死之后,请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谭冠三逝世后,做为长子的谭戎生自愿到西藏去,继承父辈未竟的事业。谭戎生的四弟是战争年代因父母无法带走而留给根据地老乡的，至今还在河北农村当农民。因为谭将军在解放后说：老区的人民在我们危难的时刻收留了我们的孩子，我们不能忘本，是人民把他养大，他也要回归人民。
现在谭戎生还要不时帮助在农村生活困苦的弟弟。
前不久我的二哥带我见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已经是72岁的老人了。他身材不高，瘦弱的身躯已经有些驼背了，满头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依稀让人感到他受过不少苦。如果让我猜想他的身世，我会说这个人不是乡村教师就是老工人。若猜想他的上辈，我也依然停留在刚才那几个职业中。
二哥告诉我，这是50年代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儿子。我既惊诧也不惊诧，惊诧的是他似乎连高干子弟的痕迹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惊诧的是，过着普通人生活的高干子弟太多了,他们的父辈大多早已远离了权力。
邓子恢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和老一辈人提起来都记忆犹新。邓子恢1916年中学毕业后，经考试取得公费留日生的资格，1917年东渡日本求学。回国后,1923年发起创办《岩声》报，宣传马克思主义。邓子恢1926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2年7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邓子恢1950年2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3年初调中央任农村工作部部长， 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同老一辈中善于思考、真正关心民众疾苦的领导人一样，他在升虚火的公社化高潮中保持着难得的清醒。1958年到处在鼓吹浮夸风、共产风。人民日报报道：河北徐水县人民总公社成立，给共产主义试点提供了条件。该县将要发射亩产小麦12万斤、亩产山药120万斤、亩产皮棉5000斤、一颗白菜500斤的特大高产卫星。
邓子恢主抓农村工作，他知道这纯粹是胡说八道，他认为这些人就是为了自己的政绩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了解农民，知道怎样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人民经历了三年飢饿困难的日子，他深感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他哪怕丢官也要说真话。他说：“怕什么!不能为了保乌纱帽就不顾农民的死活!”邓子恢根据实际情况大胆提出在坚持大集体的前提下，实行联产责任制。邓子恢抱病深入调查，把安徽的调查报告，连同广西、湖南等地包产到户、田间管理的经验，一并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富春等都表示支持，邓小平也因此发出了“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名言。
毛泽东起初是支持邓子恢主张的，但随着阶级斗争成为党的主要纲领，毛泽东开始批判邓子恢：“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了，还要搞吗？!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他责备邓子恢：“你怎么又动摇了，波兰搞自由化还不敢解散合作社哩!”邓子恢向毛泽东解释：搞包产到户，不是解散合作社。
但是毛泽东不仅不听，还在随后的北戴河会议上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讲话，大批邓子恢和包产到户，把包产到户说成单干，并提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还是站在贫下中农的立场上搞社会主义……
邓子恢没有屈服，他甚至提出告老还乡，未获批准却被贬官。但他依然调研坚持为农民请命，因而一再遭受打击。经历文革几年的被批判，1972年12月10日，邓子恢带着愤懑与抗争与世长辞。他弥留之际还在说“包产……到户……没有错……”
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对于这位“右倾”人物本来应该是非常低调地处理，但是毛泽东对邓子恢虽然批评狠、处理严，却说了一句公道话：邓子恢“敢说实话”，他“?脾气”、“搞阳谋，不搞阴谋”。毛泽东送了个大花圈，这让四人帮也不敢把规格讲得太低，《人民日报》都用一整版刊登了邓子恢的照片和生平。
一直受到压制的老革命家也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大会，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追悼会，叶剑英元帅代表党中央致悼词。86岁高龄的朱老总不顾医生和家人劝阻，穿着大衣带上皮帽，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在邓子恢的遗体前久久不肯离去。
我问邓瑞生大哥：“邓子恢被‘诬陷’，您也跟着受苦？”邓瑞生说：“父亲挨整，我们家就成为另类，一切都变了。我也从北京被安排到湖南常德一个中学教书，其实我什么问题都没有。文革中我更是战战兢兢，我是中央一个被批判过的重要右倾人物的儿子，那在小地方简直不得了。尤其文革中成天念毛主席批判‘小脚女人’的语录，这段话又是针对我父亲说的，我的压力该有多大！”
邓瑞生接着说：“父亲有很多老战友，我那个时候也不敢找，害怕株连人家。1970年我听说王震将军来常德，就硬着头皮去找他。宾馆的警卫一看我穿的土里土气，根本不相信我的父亲会认识王震。我告诉警卫，让他告诉王震，我是邓子恢的儿子，王震听说后说，‘把他请进来，他是邓子恢的儿子，也是林(伯渠)老的儿子’。见到王震，他问我父亲的身体情况，我说我也见不到他。王震指着门外说，‘他们名义上是保护我，实际上是监视我’。”
我不解地问邓瑞生：“您怎么也是林伯渠的儿子？”
邓瑞生叙述了那离奇的一幕：原来在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告急，红军长征即将开始。邓子恢与妻子黄秀香看着才出生3天的儿子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带着走肯定会给队伍带来困难。恰好林伯渠和妻子范乐春所生的儿子也同样大小，他们咬牙把邓瑞生与林老的儿子一同寄养在会昌范乐春亲戚家中。残酷的战争，使两位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夫人先后去世。
1949年9月，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的邓子恢在武汉听到江西解放的消息，他的心为之一动，因为江西有他朝思暮想、多年不见的儿子邓瑞生。邓子恢提笔给驻扎在赣州的同乡、时任48军政委的陈仁麒写信，托陈仁麒帮助他和林伯渠找寻孩子。
他提供了找孩子的线索，并寄去一张自己的照片，给从未见过邓子恢面的陈仁麒将军作参考。经过陈将军的努力，分别15年的儿子终于找到了。但老乡把两个孩子的父亲搞错了，把林伯渠的当成了邓子恢的，把邓子恢的孩子说成是林伯渠的。
建国后，做为副总理的邓子恢住进了中南海，他的儿子和林伯渠的儿子经常一起上学，也在中南海的食堂就餐。后来连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奇怪，为什么林伯渠的孩子那么像邓子恢，而邓子恢的儿子与林伯渠如同一模所铸。
朱德对邓子恢说：“我说你们两家是不是搞错了？”邓子恢却笑着说：“孩子搞错了，就错了嘛，不要紧，林老没有孩子，我孩子多，都是革命的孩子，不要换了。”
后来，待中央办公厅派人到会昌调查，澄清真相，他们才将孩子换回。
几十年的时间过去，我怎么也想象不出眼前的这位老人当年是进出中南海的孩子，是在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面前来来往往的红色后代。如今72岁的他，60年代末下放到湖南，至今仅仅有600多元的退休工资，遇到生病也不敢吃好药。
几年前他回北京已无落脚之地，还是他给一位中央领导写了信，农业部根据情况给了他一间40多平米的独居。他已经非常满足了。走到街上，他就像北京的一位普通之极的退休老工人，心事重重地为自己的生活和未来担忧。
至于不是高级将领的普通老革命的孩子我们接触更多，凡是早年退下来的大多和老百姓没有区别。
我们这些高级将领的孩子都很怀念少年时代充满理想的日子，尽管那种日子有很多缺陷，但是要求干部和人民群众同甘苦的信念是永远不该丢弃的。
一位比父亲级别还高的老革命的儿子说：“我们当今有很多做法是与父辈抛头颅、洒热血所追求的理想背道而驰的。世上没有不沉的船，我们至少要洁身自好地不去拆船。”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老区联播）：揭秘：开国将领的孩子大多数都过着平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