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党史纵横》2010年09期，作者刘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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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5月末，正当“文化大革命”狂飚叠起之际，又一颗将星不幸陨落———爱国将领张学良的胞弟、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将军蒙受不白之冤，含恨九泉！岁月匆匆，2010年是张学思将军逝世40周年，笔者经过收集整理大量一手资料，终于揭开这桩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悬案内幕……
“海啸”前奏
上世纪50年代末的庐山会议后，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开始主持全军工作，同时也在各军兵种抓权力、树威信，发展自己的势力。海军是个新军种，林彪在这里没有基础，尤其是对于肖劲光、张学思等海军领导他极不信任，他处处觉得海军“不听话”、“不买账”、“碍手碍脚”。
六十年代初期的一次军委会议上，林彪决定拿海军开刀，他批评指责海军把“四个第一”变成了“四个第二”，他给海军党委扣上了三顶帽子：一是“放着大路不走走小路”；二是“有现成的好药方不吃却乱找药方”；三是“像个懒婆娘管家，管得稀稀拉拉！”林彪的三点批示，等于是对人民海军工作的全盘否定。
政治上否定之后，接着就是组织改组。林彪以“加强海军领导”的名义，派遣李作鹏为首的几员心腹干将到海军“掺沙子”。这伙亲信到海军后有恃无恐，到处扣帽子，打棍子，对海军成立以来的各项工作一概否定，对海军正在开展的比武活动和练兵高潮横加指责：“不突出政治”、“单纯军事观点”、“技术第一”……
身为主持军事训练工作的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将军不得不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在一次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他针锋相对地说：“海军是在党中央、毛泽东亲切关怀下成长发展起来的，成绩是主要的，全盘否定，不符合唯物辩证法！”海军副司令刘道生也气愤地说：“你们借突出政治，干扰和影响了军训，搞得快艇不快，潜艇不潜，将来还要搞得飞机不飞！”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出席了这次会议，他支持海军广大干部的正确意见，对海军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也对李作鹏一伙的谬论进行了严厉的批驳。他说：“海军党委无论在哪方面都作了很大的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多工作是有成效的。这些要否定也是否定不了的。戴帽子是容易的，但是戴得不合适，就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要伤人！”
1965年秋，张学思申请参加“四清运动”，他想借机离开海军一个时期，以清静一下。10月，他和刘道生带领海军司令部机关部分人员来到天津塘沽区北塘镇人民公社。他化名张，住在渔民华老三家里。他和渔民们同吃一锅饭，同抽一袋烟，一起出海捕鱼，一起修船补网。渔民们见他挺实在，穿着也和他们没两样，都亲切地叫他“老张”。半年后，四清工作结束的欢送会上，渔民们才知道，老张原来是海军的参谋长，“是个大官！”
激烈抗争
1966年5月，张学思结束了“四清”工作回到海军司令部，正好赶上了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在此之前，林彪集团已阴谋把罗瑞卿打成了“反党分子”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在这次会议上，他们以“肃清罗瑞卿在海军的影响”为名，掀起了篡军夺权的险风恶浪。
这次会议开得极不正常。会议一开始，一伙人便跳出来鼓噪说：海军主要领导人紧跟罗瑞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必须立即做出检查和交待！一下子把海军主要领导推到了被告席上，并罢免他们对会议的领导权，由林彪的一伙亲信组成会议领导小组。会议急转直下，变成了围攻会和斗争会，甚至提出要罢海军主要领导的官。张学思由于参加四清，有半年脱离了海军的军政要务，他没有料到，事态发展得这么迅速和严峻，一个高级党组织的会议，竟然出现了所谓“群众”罢免党委主要领导的闹剧，真是咄咄怪事，他感到震惊和愤慨。
这场会议的“火”很快就烧到张学思的身上。张学思一向以作风严谨而闻名于海军内外，而会议的操纵者们除了批他执行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外，还莫须有地要他交待所谓房产不清的问题，企图“从经济上到政治上彻底挖出资产阶级在海军的代理人”。早在1952年，国家因建政协礼堂，张学思的二母亲卢夫人以张家全体成员的名义，把北京顺承王府卖给政府。她把这笔钱平均分成十八份，张家成员每人一份。当时，张学思说通母亲许夫人，把他们母子兄妹所得的五份，共八亿五千余万元（旧币）全部捐献给国家。1953年，张学思由大连调北京海军机关工作，他的母亲许夫人用自己的私蓄在北京买下一座四合院居住。张学思作为一名海军的高级干部本应享有一套公房，但他看到许多干部住房紧张，便主动提出他不要公房，自己全家和母亲住在一起，到1966年，他在这所私宅已住了十几年，一切费用完全自理，就连修缮费也没有花公家一分钱，这难道也成为整他的罪状？张学思气愤地写了一份关于自己房产问题的说明材料，拿到会议上散发……在那个“左”得出奇的年代，张学思只能以这种方式抗争自保。
海军会议情况通过简报反映到党中央。担任书记处书记、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同志亲自来到会场，传达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指出这个会议不正常，路线错误是第二位的，非组织活动是第一位的！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揭露了林彪一伙的阴谋，挫败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立即发生180度的大转向，强压在人们心头的怒火喷射而出，大家纷纷发言，对林彪一伙在海军的阴谋活动进行揭露和抨击。张学思在会议的后期连续几次发言，引起全场的共鸣，人们感到惊讶和敬佩，想不到一向非常谨慎的张参谋长，在原则问题上态度这么明朗！
然而，张学思及一切善良的人们不会想到，此时，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拉开了序幕。他们与林彪一伙针锋相对的抗争，却为自己埋下了深不可测的祸根……
阴谋诱捕
一场政治风暴在中国大地刮起，林彪、江青等野心家、阴谋家粉墨登场，大肆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海军当然是他们“夺权”活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在林彪的策动下，海军领导机关和军事院校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所谓“四大”活动高潮，各军事院校的“造反派”纷纷进京，推波助澜。林彪还亲自出马，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李作鹏一伙亲信，“亲切勉励”一番。随即，海军上下传达了“林副主席”的“四点指示”。于是，凡是抑制他们阴谋活动的领导干部，都一批又一批地被打成了“走资派”，1967年1月，海军政治委员苏振华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帽子被打倒。肖劲光司令员由于毛泽东出面保护才得以幸免，然而，林彪一伙只不过是把他作为“右的代表”而一时保留罢了。海军的领导大权完全落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手里，李作鹏当上了海军党委第一书记、海军政治委员。
接着被打倒的就是副司令、副政委……在这种情况下，主持正义的张学思仍不买他们的帐。李作鹏一伙一直把张学思视作眼中钉、肉中刺。“文革”初期，他们鼓动一伙人写揭发他的大字报。可是，张学思在海军司令部威信很高，上下级关系也很融洽，因此，除了有几张揭发他“家里养只贵族猫”，“给猫喂鱼、看病”之类的大字报外，再也找不出他任何问题。李作鹏一伙当然不肯善罢甘休，硬是把张学思排斥在“文革”运动的领导之外，甚至罢免了他海军司令部党委书记的职务。
“运动不让我管，我可以专管作战。”张学思没有放弃海军参谋长的职责，他为了保持海军部队的稳定，不使指挥中断，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战备值班、处理海军部队一些日常工作中去。从1966年底开始，各地发生了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事件，海军军事院校的一些造反组织，也多次冲击海军领导机关。在海军的作战指挥、机要、通讯面临着被破坏的严重关头，张学思亲自出面组织海军司令部的干部、战士，日夜守卫在这些要害部门，用沙袋子塞住各楼梯口，阻止“造反派”冲击。在局势最严重的一段时间里，张学思吃住都在作战值班室里，一步也不离开。他对周围同志说：“部队乱了，还怎么打仗？我们这里的一切都是属于国家的重要机密，要是遭到损失，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
眼看着他所熟悉和尊敬的领导人，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贺龙等等，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被打倒，张学思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一天，他对妻子谢雪萍说：“这场运动，我们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谢雪萍是在延安女子大学读书时与张学思相识相爱的，那时张学思是抗大三分校东北干部队队长。新婚第三天，他们就夫妻双双带领东干队深入华北敌后抗日战场。他们的爱情，经过血与火的考验和洗礼更加纯真。
谢雪萍不无担心地问丈夫：“他们会对你怎样？”张学思坦然地说：“我青年时代就背叛了自已的封建军阀家庭，17岁就参加了共产党，30多年来，我对党对革命，可以说是出生入死，忠心不二！”张学思情绪有些激动，“我问心无愧，坦坦荡荡，他们要整我，叫他们整好了，一不用怕，二不用躲，风浪来了只能迎上去！”
1967年7月21日，由林彪的老婆叶群出面，向海军的李作鹏打招呼。她在电话中说：“张学思在东北时是反林彪的，以前他和国民党有勾结。”要他们尽快送张学思的材料。
接到这个信号，李作鹏一伙立即进行密谋策划，经过两天的苦心编造，他们搞出了一个“关于张学思的严重问题”的材料，给张学思罗织了两条“罪状”。一是说“张学思在东北工作时，与彭真、林枫等关系很好；来海军后，忠实地执行了以苏振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他在海军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是完全站在苏振华一边的。”李作鹏一伙还特别说明，张学思任海军参谋长是由周恩来支持的。二是说“张学思有特务嫌疑”，“蒋匪特务机关长期以来策反张学思”，“张学思自己写的自传中也交代接触过很多国民党上层人物，蒋匪大特务戴笠还请他吃过饭。”
这份材料不敢通过公开的途径上送，李作鹏派他的老婆在7月24日送给了林彪、江青和关锋。
又过了一些日子，林彪集团的吴法宪把他们在海军的同伙找到京西宾馆，说：“上边已决定，逮捕张学思。”
1967年9月11日凌晨4点，张学思家里的红色内线电话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铃声。张学思从睡梦中惊起，拿起了电话，这是一部直通中央和海军作战值班室的机要电话，只听话筒里传来低低的声音：“你是张参谋长吗？要开个紧急会议，你马上到第一招待所来。”光明磊落的张学思，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阴谋。他急忙披衣起床，叫醒隔壁的司机。
谢雪萍也被电话铃惊醒了，她问丈夫有什么事，张学思只说有急事要去开会，便急急忙忙洗嗽了一下，什么也没有吃，就乘车走了。
张学思到达海军第一招待所时，天还没亮，整个海军大院一片寂静。张学思走进大门，只见门厅里有几个穿黄军装的人迎视着他，他没有理会，继续向小会议室走去。那几个人便尾随而来，紧接着李作鹏的一个亲信从会议室里迎了出来，张学思已被这伙人包围了起来。再看会议室，里边空无一人，根本没有开会的迹象。张学思目光严厉，直逼对方，厉声问道：“你们想干什么？”亲信冷笑着哼了一声说：“我向你宣布，根据上级决定，你被逮捕了！”对于林彪反革命集团在海军的所作所为，张学思是心里有数的。他也估计到李作鹏一伙早晚是要整他的，但他还是不曾料到，他们竟会采取如此卑鄙狠毒的手段！这就是“左派”领导的革命行动吗？张学思的愤怒很快变成了蔑视，面对手铐他嗤之以鼻，用轻蔑的语调说：“你们也太不光明正大了！既然是上级决定，那完全可以在大庭广众面前宣布我的罪状，然后把我逮捕起来，为什么还要用欺骗的手段把我骗来？！”几句话说得那亲信无言以对，他们手忙脚乱地把张学思架上了囚车。
秘密关押
张学思被关进北郊卫戍区某团的一个营区里。营区的一角有一排陈旧的平房，这里原是一个连队的营房。平房的走廊在中间，两边临时间壁成一间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玻璃窗外安上了铁丝网，窗户紧闭着，下半截还糊上了报纸，以阻止屋内的人向外观望。房子很阴暗，水泥地面十分潮湿，屋子不通风，很闷。
张学思走进这个环境，心里充满了屈辱。第二天，张学思就写了一封短信向李作鹏和海军党委提出询问：“究竟为什么要把我关押起来？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或什么罪行？”几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回答。9月16日，张学思又写了一封信提出质问：“抓人总得有个理由吧？你们叫我反省也好，交代也好，起码也要告诉我反省和交代哪些方面的问题吧？！”这次，李作鹏在信上批了几句话：“张学思的信如何处理有两个方案：一不理他，二告诉他可能问题严重，正在审查中。”结果还是不做回答。9月27日，张学思第三次写信质问，还是没有任何回音。
就在张学思被诱捕的当天早晨，李作鹏一伙就派人奔到张学思家里抄家。谢雪萍同志质问他们为什么把张学思关起来？他是什么问题？回答是：“有重大政治问题，不能告诉你，你们也不要打听。”
张学思被关押，到底凭什么？全海军机关除了李作鹏一伙，谁也不知道，就连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同志也被蒙在鼓里。
在那个黑白混淆、人妖颠倒的年代，哪里还讲党委领导和社会主义法制？人已被抓起来了，却还没有立案。9月13日，李作鹏才指使其亲信搞了一个以海军党委名义上送的“立案报告”。报告说国民党特务机关长期策反张学思，张可能有重大的政治问题，为此“请示对张学思进行隔离审查，并向海军直属机关各级领导和革命群众公布张的问题。”可是，这个“立案报告”还是被周恩来看到后压了下来。当时，周恩来的处境已经十分困难，但为了保护张学思，他仍很策略地批示道：“此事待成武同志回来考虑。”周恩来的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不同意立即抓人；二是把这件事交给当时主持总参工作的杨成武同志来处理，进而把张学思保护起来。然而，他哪里知道，李作鹏一伙早已秉承了林彪的旨意，先斩后奏，把张学思已经逮捕关押了。周恩来还批示道：“事情没有查清之前，不要向群众公布。”然而，林彪的一伙亲信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周恩来批示之前，他们对抓张学思的事一直保密，总理批示刚下，“张学思是特务”等谣言就迅速传遍海军大院。有个别的狂妄之徒甚至提出要“揪张学思的后台老板！”想通过整倒张学思来诬陷栽赃周恩来。
张学思被捕后的一天，有几个人鬼鬼祟祟地来到张学思家中对他的夫人谢雪萍说：“我们是上级派来的专案组。你和张学思1961年参加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招待会，是哪里通知你们的？什么人主持的会？讲了什么话？有什么活动？”谢雪萍一想，“这不是要调查周恩来吗？”一股怒火涌上她的心头。
对于林彪一伙要张学思夫妇交代的所谓“问题”，谢雪萍愤慨地说：“要调查，你们到周恩来办公室去，那里有记录!”说得来人无话可说，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宁折不弯
一个月过去了，李作鹏一伙经过一番策划，成立专案班子，加紧了对张学思的折磨和迫害。
10月8日，李作鹏的一个亲信来找张学思，传达了李作鹏的“指示”：“据有人揭发，你是敌人长期进行策反的对象之一，在已破案的材料中涉及到你，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应该清楚。所以你一定要老实交代，协助组织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张学思听后心里明白了，这是要从政治上陷害他。他抑制住心中怒火，镇定地回答说：“既然是这个原因把我抓起来的，这就不是我自己向党做任何保证可以解决的。我也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你们可以调查嘛！”一连几天，张学思只字未写。
张学思的强硬态度，使林彪反革命集团非常恼火，他们决心采取群众斗争和专案审讯相结合的办法来压服张学思。从1967年10月25日开始，连续十几天，张学思天天被拉到海军大院，进行大会、小会批斗。批斗以后，专案组又不断进行“提审”，有时搞所谓连续作战，1968年的3月1日到13日，就连续“提审”了13天，李作鹏一伙怂恿揪斗组说：“你们要有强烈的阶级仇恨，作坚决不调和的阶级斗争。”
在相当长的日子里，张学思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折磨。然而，他精神上所受到的打击比肉体上的摧残更加难以忍受。每次他被拉到海军大院批斗，发现以往那一张张亲切熟悉的面孔变得陌生而冷酷，他的周围，到处是愤怒仇视的目光和震耳欲聋的吼叫，时常还会夹杂比拳打脚踢更侮辱人格的谩骂……张学思虽然参加革命几十年，但由于他特殊的身份和长期从事军事工作，他很少参加党内的政治运动，也少有党内斗争的经历和经验，在他的心目中，党一直是一幅纯洁完美的图画，一直是一个高大神圣的形象。他越是坚信党，越是不理解他目前的处境。
曾与张学思同期受迫害，就关押在他隔壁房间里的吕正操将军，生前曾告诉笔者这样一段情节：
我们每顿吃的饭，是一碗发了霉的大米或一个又干又硬的馒头，我们都不够吃，可是张学思的精神压力大，经常剩下一半。剩下了也不许倒，要留着下顿吃，他就拿张报纸盖着，报纸上有毛泽东的像，看守的战士就批他蔑视伟大领袖，他反驳，和战士吵，便受到围攻。每天晚上提审他的时候，他都据理反驳，和他们争吵的非常厉害……
吕正操将军认为，一是由于张学思对党内斗争认识上的单纯，缺乏接受这场空前严酷斗争的思想准备；二是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秉性，所以他在蒙冤关押期间，所受到的心理伤害、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比其他人严重得多……
以下，是笔者看到的当年审问张学思的有关笔录：
专案组：今天，交代一下你的假党员问题。
张学思：我不是假党员，两次入党，都是经过组织审查的，都有入党介绍人，我的自传里已写得很清楚，你们还可以调查活着的人……
专案组：老实交代，你是不是想搞个人私利混进党内来的？
张学思：我如果是为个人私利的话，还有必要冒着生命危险找共产党参加革命吗？论我的家庭出身，个人私利、物质享受，够高的了，何需到共产党这里找。要谋取高官厚禄的话，在国民党那里是很容易的事。
专案组：要你交代的是，你是怎么混入共产党内的？
张学思：你们说我是混到党里来的，就算是“混”吧，像我这样的人，不愿到国民党反动派那里去“混”，却偏偏要在共产党里边来“混”，对这，我也觉得光荣！
……
专案组：据我们掌握的资料看，一直是国民党的策反对象，现在，你交代你是怎么和国民党特务相勾结的？
张学思：这个问题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如果光凭这一条，就可以抓人定案的话，国民党特务的策反工作就太好做了。只要在他们的计划上多列一些人的名字就行了。因为多少年后，还会有人以这些东西为凭据，帮他们把那些人打成“特嫌”分子。
专案组狠批张学思的态度，随后举出了几条“证据”：
1937年，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请张学思吃过饭；
1938年，张学思到香港接受特务训练，在那里学开飞机；
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国民党专门收罗了一批原东北军上层人物，委以参议名目，主要做以张学思为主的一些人的策反工作；
1956年，国民党港澳特务机关派人来北京做张学思的策反工作，他在参加西安事变20周年纪念会上同张学思有过接触……
张学思：我认为，这不能成为证据。你们提到的事情，不少是我写在自传里的一些个人经历。关于戴笠请吃饭的事，我自传里写得清清楚楚，那是受周恩来副主席之命进行释放张学良活动，才特意去找的戴笠。其中的经过，回来我马上就向组织上作了报告。同样，在香港启德机场学开飞机，那也是受组织之命去香港待命。为多掌握一门本领，我自己掏钱学的。在香港的游人，只要掏钱，谁都可以学，这里有什么把柄可抓？你们根据这个来定我“特嫌”简直是荒唐可笑！
专安组又批张学思的态度，要他不要抵赖，老实交代。
张学思：你们给我定罪的依据不仅可笑，而且可怜。既然我张学思在抗战的时候就已成了特务了，那么，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还有什么必要向我策反呢？
专案组又是一顿批斗。
张学思：不是我不想交代，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交代。你们说某某人在西安事变20周年纪念会上和我接过头，这怎么可能呢？1956年8月到1958年8月我正在苏联留学呢，难道我有分身术，跑到北京来参加会？
……
专案组认为张学思“态度极端顽固”，给他吃了不少苦头，还逼迫他承认参与“东北叛党集团”，与吕正操等人开黑会，联名给蒋介石打电报，企图拉队伍搞兵变叛党，并逼迫他交代在东北时期和彭真搞“独立王国”的所谓罪行……
张学思：这些统统是无中生有，是造谣诬陷！
“恶魔缠身”
假案是经不起调查的，即使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张学思的所谓问题，经过多次内查外调，搞了几年也无任何证据。连“专案组”也泄了气。他们打报告，请求排除张学思的“特嫌”问题。但林彪在海军的一个头目却批示道：“年长日久了，问题搞不清，也不要轻易否定，可以挂起来”。这一句话，就使张学思结案无期。他们在政治迫害的同时，更施以生活折磨和人身摧残。
他们示意看守人员，对待“特务分子”要“爱憎分明”，进而怂恿看守人员来折磨张学思。他们不让张学思放风，不让他睡觉休息，有的看守故意往张学思屋里吐痰，然后逼他打扫干净。张学思的烟瘾很重，看守却不许他抽烟，只给他抽霉烂的干菜叶子。在寒冷的冬天，看守们逼着张学思赤着双手，在院内脱煤坯、做煤饼……
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双重折磨之下，张学思本来很健壮的身体也难以支持，渐渐垮了下来。他患了严重的关节炎、失眠症和胃病。他的食量越来越少了，人越来越瘦，病在一天天加重，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到1970年2月17日，专案组又派人前来“提审”时，张学思已走不动路，上下楼梯都要有人架着，哮喘非常严重，耳朵也几乎聋了。张学思提出自己的病主要是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要求给予全面检查治疗。
专案组的人这才“发现”张学思确实病得严重，只得向上报告。
2月18日晚，张学思进了医院。经初步检查，医生认为病情严重，可能是粟粒性结核或肿瘤。又经几天的检查，医院诊断为血行播散性结核。满肺都有米粒大的水泡影子，是否里面有瘤，还难以断定。肝也肿大，肾也有病，锁骨窝内发现有核桃大的疙瘩，两耳听不见，说明神经系统也有问题。由于这种病传染性很强，所以，2月26日又把张学思转到部队的一所结核病的专科医院。医院的诊断是：（一）全身血行播散性结核；（二）肺原性心脏病；（三）重度营养不良。
张学思病得如此严重，以至于结核几乎遍及全身。但是，对他的迫害并没有停止。张学思住院用的张的化名，7名看守人员在医院进行监视。因为是“特嫌”，他们以防止他“自杀”为借口，把张学思病房的门窗关得紧紧的，窗户拧上铁丝，灯泡换上大瓦数，整夜照得张学思无法入睡。
医院根据张学思的病情，决定一级护理，但实际上并没有实施。张学思重度营养不良，加上胃又有病，吃饭问题成为他治疗的关键。这个重度营养不良的病人，吃的却是一般病号饭。鸡蛋是油炸的，张学思自己用水泡了二、三次，结果还是油腻得吃不下去。张学思请看守人员买一点想吃的东西，看守借故拒绝，并批他“剥削阶级生活方式”。
张学思对这种折磨实在气愤已极。他不得不绝食抗议，整整3天他没有吃一口饭，这样又加重了病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张学思拼尽全力大喊：“叫海军的人来！”专案组的两个人跑来了。他们装模装样地掏出纸笔，记下了张学思的申诉。以下，就是笔者查到的原始记录：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已54岁的人还得肺病，一般的30岁以上的人就不容易得肺病了。但我有绝对的信心把我的病治好。”
“我现在是治病，不是治罪，即使对犯人也要给一些宽大吧！等我病好了，怎么罚我都行，给我加罪也行，现在我不是来医院治罪的！”
“我想从吃的方面来配合治疗，所以我提出买东西。我也不是想吃什么贵重的东西。就是想吃点香肠、酸菜，他们说没有。我想吃土豆，就是马铃薯，这个不会没有吧！用水煮一煮就行，也说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想把我的病治好，恢复成一个健康的人。即使给我加罪。你们也要等到我病好了再加呀！”
“这里这么好的山林空气，对我这样的病人是多么需要呀！可是这里几个月不开门窗，还用铁丝把窗子拧起来，我这样的人还能跳楼自杀吗？能不能给我点宽大？！难道饭不给我吃，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还不行吗？……”
这是一个身临绝境的人发出的求生呼唤！然而，就是这样一点点要求也被拒绝了。
张学思的病情在继续发展，到3月下旬进一步恶化，不断地发高烧。他已不能起床，连翻身都困难，整天昏昏沉沉，似睡非睡。医院检查发现，张学思的新陈代谢系统也起了变化，呼吸加快，心肌损伤。
眼见张学思病情危重，3月27日，主管张学思专案的部门才作出让家属看望的决定。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照例是一人受难，祸及全家，张学思的6个子女，分别被赶到黑龙江、内蒙、陕北、青海等边远地区插队劳动。最小的女儿，才14岁，只是由于老师和亲友的帮助关照，才得以留京郊毛纺厂当了徒工。整整两年半的时间，张学思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人。他看见妻子和小女儿惊愕的眼光，拉着小女儿的手说：“不认识爸爸了？他们从爸爸身上扛走了两袋面啊（喻体重掉了90斤）！”谢雪萍同志见张学思骨瘦如柴，完全变了模样，禁不住一阵心酸。她还是强忍着悲痛，安慰张学思好好养病，告诉他老母亲健康，子女们也都好。这些话给病危的张学思带来一点安慰。
1970年4月1日，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放着中央军委转来的《关于张学思病情恶化的报告》。周恩来看完这份材料，浓眉紧紧蹙起，消瘦的脸庞显出异样严峻的神色。他立即提笔批示道：
“要告诉医院，设法进行抢救。如果他们力量不够，可以请301或其它医院一块儿进行抢救。”
周恩来在自己非常困难的处境之中，向张学思伸来了救援之手。
周恩来的指示以急件下达到医院，医院领导和医生进行了会诊，提出了几条治疗意见。李作鹏一伙对周恩来的指示不仅置之不理，反而抵制和阻挠。到了4月底，张学思的病情继续恶化。5月初，张学思已完全靠输液输氧来维持生命。
5月21日，医院报告张学思病危。
26日，专案组的人才不得不告诉张学思：“中央首长对你很关心，直接向医院下达指示，要医院设法治好你的病。”并问张学思：“你有什么话要对组织讲的？”
也许是回光反照，张学思此时神志异常清醒，他强撑着身体坐了起来说：“我非常感谢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喘息了一会，示意记下他要讲的话，原文如下：
“关于我的问题，我相信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一定会弄清楚的。”
“一个党籍问题，一个东北问题，这两个问题我一生是难忘的。”
“在我青年时代，说我很进步也不是那样，说我没有一点进步思想也不是那样，要不我为什么不去投靠国民党呢？我是不是混进共产党内来的？我相信组织上是会搞清楚的，大家也都知道我这个特殊人物，难道对我的入党问题就不去查一查吗？”
“东北问题，其中好多问题，我没办法回答，譬如在东北和彭真的问题，一直到我反省前，没有看到彭真到底犯了什么错误的文件，我到底跟彭真做了什么错事坏事？一直不清楚嘛！”
“还有说我与国民党特务机关一直有联系，国民党长期对我进行策反，我认为没有。”
“就说这些吧，我说的不完全，我相信在毛泽东时代，没有罚不当罪，罪不当罚的。像我这样的人，缺点、错误是难免的，我又是一个这样家庭出身的人。”
“我万一不行了，我希望见一见我的母亲，如果医疗上还有办法的话，我现在可以不见，我提出来，请组织上考虑。”
当再问他对家属子女还有什么要讲的时，张学思回答：“没有，叫他们按照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
这是张学思在临终前最后一次长时间的讲话，对迫害他的几个主要问题，再一次做了明确的否认。这个遗言，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正气凛然、坚贞不屈的崇高精神。
在张学思逝世的前夕，他的夫人谢雪萍曾与他见了最后的一面，她和笔者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5月21日，学思报病危，医院通知我去探视。走前，专案组的人告诫我，不许哭，出现问题你负责。我去看时，人瘦得像干柴一样。当时不能讲话，他一下子就昏迷了，床上有只小闹钟，是用纱布条缠着的，昏迷中他拿起小闹钟向我摔过来。护士马上走了，进来一个穿白大褂的人，递给他纸和笔，他拿过来就写。看样子，他经常在昏迷中写东西。写完，那人立即拿走，这时，大夫才进来抢救，从脚上打吊瓶。我当时表示不满，人已经昏迷了，凭什么要先写东西才能抢救？”
“隔一天，我的小孩子去看她父亲，当时学思是清醒的，小孩说，‘爸，你干嘛拿钟打妈妈呀？’他惊讶地说：“没有哇，你妈来看我了吗？”
“25日，我去医院，学思见我第一句就问，有这回事吗？我说：‘你现在静心养病吧’。他叹口气说：‘我很难受，也不能吃睡，嗓子干，要是有桔子吃就好了。’我说，‘我给你去买桔子罐头，用开水冲，可以变点酸味。’他答应了。”
“26日，我去买回桔子罐头，并准备了暖瓶。专案组的人说‘你怎么今天不去上班？’我说，‘今天我得去医院，昨天都说好的’。”回答：‘不行，车坐不下，今天你不能去看！罐头我们拿走。’
27号我只好去上班。
29号通知我去看，没到医院人就不在了……”
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目击者讲述：张学思去世前的一天下午，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中的他把床头的闹钟碰掉到地上，屋内人员闻声拿来纸笔递给他，这时张学思的神态一下清醒了，他仰卧在病床上，愤然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他写完一遍，又写了第二遍。身旁人员抓紧问他“恶魔缠身”是什么意思？张学思面部表情愤恨已极！他没有回答。
1970年5月29日9时13分，党和人民的忠诚战士张学思，终因肺部空洞破裂，呼吸功能衰竭，心肌衰竭，含恨离世！终年54岁。
张学思逝世后，遗体不让穿军服戴帽徽领章，火化后仍用张的名字把骨灰盒放在八宝山普通室内。
冒死上书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谢雪萍敏锐地意识到，为丈夫申冤的日子到了！于是，她以家属和子女的名义，致函解放军总政治部，要求对张学思问题明确性质。总政治部接函后要求海军表态！海军里面原来和李作鹏密不可分的几个人，继续坐在海军的领导岗位上。他们擅自以海军政治部的名义向总政报告说，张学思有“通敌”、“假党员”问题，“其它问题尚未作结论。”企图继续掩盖事实真相。
丈夫含冤九泉，谢雪萍怒潮难平，她决心冒死再次向毛泽东上书，为丈夫张学思鸣冤！1972年4月27日上午，谢雪萍怀揣着呈送毛泽东的信，径直步行至中南海门口，经过一番交涉，这封信被同意留下。谢雪萍眼含热泪对接信的那位军人说：“解放军同志，我是海军参谋长张学思的妻子，我丈夫是被林彪集团迫害死的，这封信，请您无论如何一定要呈送毛泽东亲阅啊！”
当时正好赶上毛泽东亲自抓干部问题，谢雪萍的信很快被摆放到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上。4月30日夜，毛泽东翻看了这封厚厚的信。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看文件一般都是划圈或打钩，很少在文件上写批示，而这一次，毛泽东在谢雪萍的信上，用毛笔亲批七个大字：“送叶剑英同志处”！
从谢雪萍赴中南海送信，到毛泽东作出亲笔批示，前后仅用了不到三天的时间！后来当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给谢雪萍时，她简直不敢相信，事情的转机竟会这样快！
毛泽东的批示附谢雪萍的信，作为最高规格的要件立刻送往中央军委。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同志立即批示总政：“认真复查，以便正确处理。”又仔细阅读了谢雪萍写的关于张学思受迫害的详细报告，并指示以肖劲光为首的新的海军党委派人调查，写出报告。接着，周恩来也指示海军要查清迫害张学思的问题。总理与新任海军领导谈话时非常痛心地说：“张学思是个精通海军专业又能亲自出海的参谋长，现在死了，海军少了一位难得的将才，真可惜呀！这个冤案一定要查清。”于是，1972年7月，海军党委力排干扰，正式组织了张学思专案复查组，开始了复查工作。
复查组很快就作出了应为张学思平反，恢复名誉的结论。值得重点一提的是，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四人帮”仍在台上，张学思的冤案能在此时得以初步平反，实属罕见和不易。1975年初，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海军的复查结论，张学思是党的好儿子得到了承认。同年4月8日，海军召开了给张学思同志平反、恢复名誉大会。4月19日，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张学思将军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正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1980年12月，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了为张学思同志进一步平反昭雪的报告，对张学思同志作出了全面高度的评价。历史不容抹煞，善恶终有鉴别。张学思将军的千古奇冤终于彻底昭雪了！张学思将军的英名，将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不久前，全国政协委员、年近九旬的谢雪萍在长子张中群的陪同下到大连、旅顺故地重游，看到今天海军的发展变化，谢老高兴地对笔者说：“学思当年的愿望实现了！”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旧报刊剪辑）：张学思将军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