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传记文学选刊》|誓言无声：红色交通线上的安徽人（一）

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陷上海，随后兵分三路，向南京压来。国民政府决定分别迁往重庆、汉口、长沙三处办公。八路军办事处也决定分批撤往武汉。李克农协助叶剑英为撤离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一是在京、沪、粤之间建立交通机关，以保证南京一旦陷落，中共交通联系能畅通无阻，并尽可能在敌占区建立交通机关；二是将从南京监狱营救出来的大批同志进行妥善安置和转移，或送往延安，或派往国统区工作；三是抓紧时间从上海抢运数百吨物资到西安；四是继续着手准备《新华日报》的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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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的一天，叶剑英、李克农、负责机要的童小鹏、袁超俊、吴志坚和负责广东、香港工作的廖承志，加上司机王应絮一共7人，分乘两辆旧车，从南京经芜湖、南昌、长沙前往武汉，于12月10日前后抵达汉口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这是李克农新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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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二省政治局会议”，决定为领导南方各省中共党组织开展工作，于汉口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公开机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内秘密办公，办事处处长为钱之光。刚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及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分管统一战线工作，李克农担任长江局秘书长。情报和机要工作按照惯例由李克农主管，具体分工是：他的老部下张唯一、陈家康负责情报工作，童小鹏（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兼机要科长）负责机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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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办”的环境很艰苦，但面临的形势却十分复杂。当时的武汉，在政治力量上，既有共产党，又有国民党；在共产党内，既有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又有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身为秘书长的李克农，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除了坚持原则，顾全大局，还要照顾到各方，处处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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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局里，周恩来是最为忙碌的一个人。政治部设在武昌，而他住在汉口的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每天上午9点前就要赶过长江到武昌政治部去上班，晚上又要过江回到汉口，处理许多急待处理的事情，晚上9点多了还要召开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的联席会议。由于讨论的问题既多又杂，会议常常开到深夜，甚至有时要到凌晨才能结束。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需要起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或是审批李克农交来的情报，同时还要找一些同志谈话。每天他都睡得很晚，有时天亮才能休息。为了配合周恩来的工作，李克农的作息时间也没有了规律。李克农原来住在长江局内，后来妻子赵瑛带着孩子们从安徽来到武汉，钱之光安排他们一家到董必武原来住的安仁里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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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交给李克农一个重要的任务，去武汉火车站迎接一位神秘人物，强调必须迎到，不能空手而归。这位神秘的人物就是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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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江西萍乡人，1921年出席过中共一大。1930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回国后，先后担任过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副主席等职，领导红四方面军和国民党军作战。然而在1935年6月红军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竟然无视中央北上决定，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向川、康地区退却，非法另立第二“中央”，企图分裂党、分裂红军。在陕北，为挽救张国焘，中共中央仍然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此时的张国焘，口头上虽然承认了错误，但内心早已和中共中央离心离德，恨不能插翅飞往在武汉的蒋介石身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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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为表达合作抗战决心，国共双方约定派代表去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合祭黄帝陵。国民党政府代表是蒋鼎文（西北行营主任），中共代表则是张国焘。祭陵完毕，张国焘撇下秘书和警卫员张海等人，钻进蒋鼎文的小车直奔西安。张海负有警卫之责，只得跟着后面西北行营宪兵队的汽车，同往西安。在西安，张海打听到张国焘已经住进了国民党高级招待所——西京招待所。两天后，张国焘买好了去武汉的火车票。上午临登车时，张国焘才让张海打电话告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林伯渠闻讯迅速前往车站，对张国焘不经中央批准、擅自行动给予了批评。张国焘煞有介事地说：“我到武汉，是同蒋介石面谈统一战线问题，今天就得去。”林伯渠劝阻无效，见事已至此，当即指示张海随同前往。回到办事处后，林伯渠马上电告中央，同时又和身在武汉的周恩来取得联系，告诉他张国焘去武汉的车次和时间，要武汉“八办”派人好好“迎接”。“迎接”任务就这样交给了李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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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告诉李克农，一定要在车站截住张国焘，然后做说服工作，希望他留在党内，不要做出叛党的事。最后，周恩来加重语气说道：“这也是中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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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带着总务科长邱南章、童小鹏和吴志坚，从车上走了下来，径直前往车站的各个出口，等候张国焘。西安发出的列车来了，他们警觉地打量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不料，等旅客都走光了，张国焘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是不是在车上没下来啊?”童小鹏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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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想了一会儿，说：“好吧，小鹏你在这里盯着，我们三人再到列车上看看。”说罢，他们跳上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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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双锐利的目光，沿着车厢挨个搜索，终于在靠后的一节车厢里，找到了张国焘。邱南章走上前去，很有礼貌地说：“张副主席，你来了？李秘书长带着两辆小车来接你，周副主席请你到办事处去住。”张国焘猛然看见李克农一行，他深知李克农来此的用意，脸一沉，色厉内荏地说：“我不要他请，我来武汉是有事的，我有地方住。”说完，急忙跟着两个特务往车下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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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张国焘职务还在，李克农见状，不便强迫，只能叮嘱邱南章说：“你和吴志坚一定要跟着他，我们先回去向周副主席汇报。”李克农向周恩来汇报后，又迅速找到张国焘。由于李克农的劝阻和邱南章、吴志坚等人的严密监视，张国焘一时间毫无办法。他气急败坏，却又无计可施，只得表示同意由武汉“八办”安排住处。不过，他死活不愿住在办事处内，最后被安排住进了太平洋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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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张国焘向国民党泄露中共机密，李克农悄悄地让张海将他的行李搬到了“八办”，因为里面很可能装有中央重要机密。果然，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还派到“八办”要过行李，当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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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周恩来接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他找到张国焘，严肃地对他说中央的意见有三条：一、改正错误，回党中央工作，我们最希望是这样；二、可以向党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三、自动声明脱党，否则宣布开除党籍。张国焘听完，面无表情，不改初衷。当晚11点左右，在胡宗南手下的协助下，张国焘仓皇逃离住所，就这样背叛了中国共产党。

皖南事变发生以后，中共中央与毛泽东于1941年1月18日至20日连续两次急电周恩来，要求中共中央南方局准备撤销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重要干部迅速撤退。1941年夏，李克农携夫人赵瑛、李冰姐弟及八路军办事处的部分同志向延安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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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期间，李克农被中央赋予情报、保卫工作的重任，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情报部副部长等职。这段时间，李克农参与了中共在全国各地秘密情报组织的建设，派遣了大批情工人员深入到日、伪、蒋的党、政、军、特机关，获取日、伪的军政战略情报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情报，供中共中央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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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一贯主张将秘密的情报工作与公开的情报工作相结合。这不仅能扩大情报的来源，也是中共情报工作能够克敌制胜的重要方法。中情部成立后，专门设立了公开的情报研究机构，李克农多次指示各地情报组织，运用各种办法收集国统区和汪伪地区出版的报刊，及时提供给中情部创办的书报简讯社，经过综合、分析研究后，提供给中共中央。《书报简讯》所提供的资料，对中央领导了解国内情况，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中共在抗战时期为揭露蒋介石的投降政策而公布的国民党中委和少将以上人员投降日伪的名单，以及在1948年公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都是依据中情部平时积累的人物资料整理的，起到了打击和震慑敌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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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的烽火刚刚熄灭，内战的阴云又笼罩在中国的上空。恰在此时，蒋介石却向毛泽东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向中共递上了一根不怀好意的“橄榄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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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蒋介石为避免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国内外舆论的谴责，企图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卸到共产党头上；更何况他的军队远在西南、西北后方，有的嫡系部队远在缅甸、印度，要把全部军队调运到内战前线尚需时日。于是，蒋介石在加紧准备内战的同时，向世人摆出了一副“和平协商”的姿态。蒋介石主动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参加和谈，显然是要上演一出“鸿门宴”。但蒋介石究竟用意何在？中共中央接到蒋介石的邀请电后，也在思考着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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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的情报系统被派上了大用场，他们日夜监听蒋介石和其驻延安联络参谋的来往电讯，希望能从中获取信息。李克农亲自监听，不放过每一个字。办公桌上的电文盈尺，李克农详加分析，原来，蒋介石料定毛泽东自秋收起义后，就没有离开过根据地，这次毛泽东必不敢到重庆来。如果毛泽东不来，破坏和谈的罪名正好扣在共产党头上；如果毛泽东应邀赴会，则可以趁机拖住毛泽东，争取时间做好进攻共产党的准备。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打得非常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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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的阴谋，毛泽东毅然率领中共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国共双方经过43天谈判终于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根据协定，中共主动让地撤兵。蒋介石本无心讲和，在国共谈判期间，中共情报组织就已经获悉陈诚在国民党高层军事会议上关于“复员即动员”的讲话（意即抗日是复员，反共是动员），其实就是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信号。李克农将这一情报及时上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批准后发出《中情通报》，指出蒋介石正在加紧准备内战的严峻形势，中共各级领导机关预先要有准备。这也是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之际，中共中央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发出的最早警报。果然蒋介石一切准备就绪，以88万的大军围攻解放区，妄图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战争的阴云又一次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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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下旬，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特使马歇尔（陆军上将）来华，调处国共冲突。在他的参与下，国共双方经过商议，于1946年1月5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10日，由张群和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根据双方协议，由张群、周恩来、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同时，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调处国共双方军事冲突，监督双方执行停战令。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方郑介民、共产党方叶剑英和美国人罗伯逊代表三方组成。中共代表团旋即开赴北平，叶剑英作为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延安总部的代表，主持中共代表团的工作，李克农受命担任了代表团的秘书长。戴着黑色圆边眼镜，留着八字胡须的李克农，换上了一身笔挺的草绿色呢军服，胸前佩戴着军调部标志的蓝色三连环肩章和圆形铜牌胸章，颇有军事家的风度和外交家的潇洒。他以这样的姿态，在国民党和美国代表之间巧妙周旋。蒋介石对谈判根本没有诚意，国共和谈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破裂。1946年6月，国民党在美国的帮助下，完成了内战部署，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内战开始了。8月10日，美国政府宣布“调处”失败，北平军调部随之关闭。它的存在历时仅仅8个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克农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央情报委员会书记、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等职。1955年7月，经中央特批，李克农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被中共中央委以重任。1955年9月，李克农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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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成立初期，任务相当繁重。周恩来总理虽兼任外交部部长，但无暇处理具体事务，外交部的组建工作主要由李克农负责。外交部成立后，对外进行建交谈判，向建交国派出大使、公使，建立使馆等，任务十分繁重，但在李克农等人的协助下，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很快走上了轨道，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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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作出决定：访问苏联。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件重要外事活动。毛泽东首次访苏的主要任务是：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就两党和两国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有关条约、协定，商议并解决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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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特务头子毛人凤苦心策划着一个又一个针对中共新政权的破坏行动，继炮轰北京天安门破坏开国大典案、保密局天津特别组特务案等被侦破后，公安部电讯组还截获了台湾保密局的密电：驻台湾美国顾问布莱德已通过莫斯科的间谍获悉，苏联政府正准备接待中共领袖毛泽东，并已将这一情报转给了毛人凤；毛人凤挑选了高级间谍张大平作为保密局特派员空投到大陆，准备针对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实施ABC三套作战方案。由于从北京到中苏边境，一路上有不少潜伏下来的国民党武装特务，沿铁路线进行骚扰，经常对过往的列车进行袭击和抢劫，加之铁道线漫长，现有的公安保卫力量显然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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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命令：一定要全力做好毛泽东访苏的安全保卫工作。周恩来与李克农、罗瑞卿、杨奇清及滕代远（时任铁道部部长）等一起商议后，制订了一个细致、可靠的毛泽东访苏专列保卫方案：一、调动三个师的部队参加护路；二、同时派出三组专列以迷惑敌人；三、在运输调度上让所有客货列车为专列让路；四、严格保密，对专列和铁道部、公安部都分别规定代号；主席乘坐的专车为“9002”次，代号“李德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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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的专列准备从北京出发。专列原本是美国送给蒋介石的礼物，解放战争期间被人民解放军缴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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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刚刚解放不久，前门车站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保卫部门心里的确没底，安全保卫工作实行的还是人海战术。作为情报部长，李克农深知自己身上担子的沉重，一直密切关注着情况：哈尔滨火车站，一辆为专列加水的机车头上发现绑着一束手榴弹，被及时排除；台湾保密局特派员上校处长张大平空投哈尔滨双城林场被捕、投降；解放军成功端掉了潜伏在大陆的国民党东北地下技术纵队……一直到毛泽东平安抵达苏联，李克农悬着的一颗心才算落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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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就在此时，李克农的身体状况却突然变得很糟糕。1950年5月14日，一份有关李克农病情的报告摆在了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李克农哮喘病复发了，并且很严重，要用药物控制，晚上只有注射镇静剂才能入睡。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宣布，对朝鲜实行武装干涉，同时命令美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战争伊始，北朝鲜军队在金日成统帅下，以重炮密集轰击南朝鲜军队，苏制T-34坦克成群地开向南方，很快解放了汉城，大军南下直逼洛东江三角洲。战争形势十分乐观，金日成估计8月就可完成解放朝鲜国土的任务，并早早地给中国领导人打了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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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要求会员国给李承晚政府提供帮助，随后又决议组成“联合国军”，授权美国指派司令官。7月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9月15日，15个国家的军队在麦克阿瑟统帅之下，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在朝鲜仁川登陆，行动的代号是“烙铁”。其实仁川是朝鲜东西海岸最不具备登陆条件的地点，它航道狭窄，潮汐落差达30英尺，这是海军最看不上眼的劣等港口。而麦克阿瑟这个70岁的倔老头，却兵出险招，在此冒险登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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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南北长，东西窄，三面环海，美军在仁川登陆，一下切断了人民军的南北战略联系，斩断了后方补给线，并在人民军主力背后与洛东江的李承晚军队呼应夹击，一下子从根本上改变了战略态势。人民军主力部队被迫后撤，命运危在旦夕。9月28日，美军经过一周激战，占领汉城。三天后，麦克阿瑟和李承晚飞抵汉城，重建“大韩民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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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指挥的情报机构也紧张地运转起来，通过各种公开报道，进行大量分析，掌握了美军许多重要情报，有的还提供给了朝鲜人民军。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中共中央最终作出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出兵朝鲜。10月19日，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邀请，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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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中朝军队团结一致，并肩作战，以运动战的形式，把美李军队从鸭绿江边赶到了“三八线”附近。战争态势的根本性扭转，使停战谈判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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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3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通过顾问凯南，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透露，美国愿意以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6月23日，马立克提出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交战双方停火谈判，把军队撤离“三八线”。当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演说，表示同意马立克的建议。至此，朝鲜战争由单纯的“武仗”转为“武仗辅助文仗”的阶段。朝鲜战争爆发不久，李克农被中央送往苏联养病。在苏联，他每天都通过报纸分析局势的发展。随着战争不断升温，李克农再也无心疗养，他迫不及待地返回北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里，他通宵达旦地工作，一双眼睛在大幅的朝鲜半岛军用地图上来回“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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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谈判的消息传来后，李克农以一位老情报工作者的特有预感，知道离自己上台“唱戏”的日子不远了。果然，在确定赴朝鲜谈判的人选上，毛泽东点兵点将又点到了李克农。7月2日，志愿军总部收到毛泽东从北京发来的电报：李克农率乔冠华及其他助手将到朝鲜参加停战谈判，于7月2日22时由北京乘车去安东（今丹东），7月4日傍晚由安东去平壤，大约5日早上或晚上，可到金日成处，请朝鲜方面派人到适当地点去接应。7月5日，李克农一行到达中国边城安东，柴成文专程由平壤来此迎接，谈判班子改乘吉普车过江。7月6日晨，李克农前往平壤东北根地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新设的作战指挥部所在地）拜会金日成。金日成已经收到毛泽东的电报，他热情地接待了李克农。李克农是主持谈判的实际负责人，自然要向金日成请示工作并保持联系。随着交往的增多，二人的私交也越来越好，以至战争结束后，金日成每次到北京，总不忘给李克农送上几坛他爱吃的既酸又辣的朝鲜泡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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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朝鲜方面协商后确定：李克农为中朝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协助其工作。对外公布的名单则是人民军的南日、李相朝和志愿军的柴成文、邓华、解方、杜平等人。南日曾在苏联留过学，此时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是金日成指定的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由于李克农的身份特殊，他既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又担任了代表团的党委书记，不便于公开，大家都称李克农是“队长”，称乔冠华为“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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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中朝代表团抵达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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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凤庄（离开城市区西北约2000米的高丽里广文洞）是谈判的会址。开城谈判代表团，分为前方、中间站和后方指挥三线：第一线是直接出面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南日、邓华等人；第二线是乔冠华、柴成文，由柴成文负责联络；第三线则是幕后坐镇的李克农。李克农负责将每天的谈判情况上报毛泽东、金日成和彭德怀。7月10日，来凤庄一间长18米、宽15米的大厅，成了全世界的焦点，艰难异常的朝鲜停战谈判从这里开始，一谈就是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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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的身体也随着谈判的深入，日渐恶化。他本来是拖着即将崩溃的病体来到朝鲜的。这时，他视力微弱，眼睛几乎要贴在炕桌上才能看清东西，哮喘病也经常发作，疼得气都透不过来，加上房子里生了朝鲜式的地炕，十分闷热干燥，隔一小会儿，他就要到房子外面去大口大口地吸上几口潮湿阴冷的空气，才会好受一些。长期伏案工作，他的胸口被挤压得十分难受，又引发了心脏病。病痛的折磨，使得他的双手常常发抖，以至于手中的笔不时会从炕沿上滑落下来。一次，正在开会时，他突然头一歪，昏迷了过去，幸亏在场的人抢救及时才苏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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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重病缠身，按情理完全有理由申请回国休养，无须继续为停战谈判劳心费神。可李克农很倔强，他不愿向困难低头。为减轻病痛，他常常一面看文件，一面将药片一小把一小把地送进嘴里，只有当哮喘咳得无法忍受时，才将手头的活儿暂时搁下，休息一会。尽管这样，李克农还是想给大家留下一个身体挺不错的印象。因为只有李克农的身体健康，代表团才有主心骨。一向注重仪表、酷爱整洁的他，即使在身体快要垮了的情况下，也仍然保持着超凡的魅力和迷人的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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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共中央赋予李克农的朝鲜停战谈判这一重大使命胜利完成时，他却陷入极度疲劳和虚弱之中，两鬓雪染，面容消瘦，已有垂暮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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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2月7日，负责中共中央领导保健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专门就李克农的病况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份报告，称李克农自1943年起，即有发作性心前区疼痛病状，每年发作一两次。1952年则加重了，每月发作五六次，1953年返京后，每天都发作，昨晚曾晕倒，昏迷了五六分钟才清醒。今早苏联大夫和黄树则会诊，诊断为“冠状动脉硬化”及“过度疲劳”。建议到医院检查治疗，李克农尚未同意。安眠药平常服量为0.2毫克，他竟服过0.8毫克，已再三劝他不能这样用，如此下去有中毒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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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晚年的李克农仍然在情报、保卫工作战线上辛勤劳作。

1955年，流亡美国的李宗仁的幕僚程思远，由香港到北京，谈到了李宗仁在美国的处境和意欲归国的情况。李克农非常重视这一信息，当即报告周恩来。5月7日，周恩来约见李克农，李克农积极向中共中央建议，争取李宗仁回国，此后李克农一直关注着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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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李克农为党努力工作的时候，病魔却又一次侵蚀着他的肌体。1957年10月25日中午，李克农忽觉头晕，想出门走走，不料刚刚迈出门槛，就失控栽倒在地上，立即陷入昏迷。消息传到中南海，中共中央十分关切，周恩来亲往北京医院，指示组织全力抢救。他对医务人员说：你们大胆治，只要尽了力，没有理想结果，不要你们负责。经北京医院全力抢救，昏迷长达8天的李克农才慢慢苏醒过来。经确诊，他患了脑溢血重症。由于大脑严重受损，他几乎丧失了记忆。大家都劝他安心休养，他却对自己的儿女说：一个共产党员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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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中，李克农依然不断地过问争取李宗仁回国的工作。中共中央采纳了李克农的建议，几经周折，最终促使李宗仁夫妇于1965年7月由美国返回，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中共中央对此事甚为满意。周恩来说：公安部和调查部办了两件大事，公安部改造了一个末代皇帝，调查部争取了一个国民党代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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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为确保李克农安心养病，中共中央决定让他离开工作岗位，李克农却笑说：“我们是毛驴子，驮惯了东西，不驮是不舒服的，能驮多少，就驮多少。”1961年，李克农在大脑有了一定恢复、病情稍有好转的情况下，给杨尚昆、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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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昆同志并小平同志：

我因病休养已近四年，最近医生已同意我可以逐步进入工作。现将我拟做的工作，特报告如下，请你和安子文部长、罗瑞卿总长二同志商决批准。一、拟将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特科）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汇编成册，以利于中组部和军委参考，同时也可以使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这事是很不简单的，需要时间，估计要一年左右，始能初步办到。二、工作方法：先收集，后集中，再分类编写。打算去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南昌、合肥、北京……等，借地方组织协助，比较易行。如同意待我行动时再报告批准。三、干部问题：先在中调部抽调陈养山、潘芳二同志随行，另在总参二部和三部各调一名不脱离职位的干部（秀才），担任编写、访问、档案等工作，此事如能由中组部、公安部再调一二名干部（知道过去地下斗争历史的），更欢迎。四、这一组织不超过10人。我正式开始工作，暂定1961年8月15日开始。

以上各项请审阅批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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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李克农为能继续工作感到由衷的高兴。1961年8月28日，李克农一行离开北京，开始了上海之行。10月28日，李克农返回北京。几十天的奔波，使他的身体元气大伤，剧烈的咳嗽伴随着严重的气喘，整夜难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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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李克农抱病参加了会议。他过去发作过几次心绞痛，不少人劝他不要再去开会，而李克农却仍然坚持要把会开完。可他的病体，已不再给他这样一次机会了。2月7日，李克农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2月9日晚21时，李克农永远停止了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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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逝世的第二天深夜，76岁高龄的董必武为李克农赋诗一首，以表哀悼之情：三十年前事已赊，知君才调擅中华。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天不慭遗兹一老，人如可赎岂千家。箕裘克绍芝兰秀，高举红旗障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