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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藏南和印度兵打仗
庹文汉（后排左），生于1943年7月，河北北京中学高二参军，战时服役于藏字419部队155团1营3连。1983年转业回京。
程志明（后排中），生于1944年12月，北京五中高三毕业参军，战时服役于藏字419部队154团60迫击炮连。1978年转业回京。
李兴亚（后排右），生于1942年12月，北京三十五中高二参军，战时服役于11师警装连，后随11师转战新疆、兰州军区。1987年转业回京。
章其坤（前排左），生于1943年10月，北京三十七中（现名二龙路中学）高三毕业参军，战时服役于11师33团8连，1970年转业回京。
杨战勇（前排中），生于1943年2月，北京三十五中高二参军，战时服役于11师32团直属82迫击炮连。1972年转业回京。
霍文武（前排右），生于1942年3月，北京五中高三毕业参军，战时服役于11师32团直属82迫击炮连。1976年转业回京。
1962年7月10日，是河北北京中学高二学生庹文汉19周岁的生日，就在这一天，他接到了入伍录取通知书。北京同批入伍新兵共有100名，来自东城西城十几所中学，大部分是高三应届生，也有个别高二学生。他们响应西藏军区号召，准备到西南边境学习外语，参加边防斗争。
古稀之年，回忆起入伍时的心情，庹文汉和他的战友们用四个字概括：“一腔热血”。“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好儿女志在四方’，尽管对西藏的情况一无所知，大家都争着去那个神秘的地方。”
69岁的程志明记得，那年七月正在紧张复习准备考大学，“西藏招兵通知一下来，全班90%的同学都报了名”。经过体检、政审筛选，100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应征入伍，18岁的程志明感到无上光荣。
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当时恰好在北京，接见了百名学生兵，鼓励大家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将来大有作为。年轻的小伙子们踌躇满志，并没有想到自己将扎根边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更不会料到将在雪域高原参加一场真刀真枪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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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还没摸 棺材已备好
1962年7月13日，在亲友们的欢送仪式中，列车满载学生兵离开北京，大约16日到达兰州。在兰州训练军姿军容队列，学习藏族民族政策和传统后，8月17日继续坐火车西行。到甘肃红柳园，改乘“大道奇”（美国生产的道奇牌军用卡车）。刚上路的时候，同学们坐在卡车里志气昂扬，攀上唐古拉山口，情势急转，强烈的高原反应袭来，有人休克，口吐白沫。“饿了想吃，见饭就饱”。刚从北京五中毕业的霍文武，自昆仑山口至当雄，几天时间一口东西都没吃。现年70岁的他身材瘦高，老战友们笑他饿得到现在还这么瘦。
1962年9月4日，经过两个月辗转，学兵们终于抵达拉萨。那是下午四点左右，布达拉宫沐浴在金色的夕阳中，壮丽辉煌，看到这样的景色，旅途劳苦瞬间蒸发，“大家一起振臂高呼！从此我们将翻开自己人生新的一页！”
▲李兴亚展示当年我军缴获的印军军用大毛巾
到拉萨一个月，他们并没有像在北京招兵时说的那样学习军事外语，而是参加政治学习，进行形势教育和队列训练。边境越来越紧张，印军建立入侵据点，袭击我军哨所。10月，印军越过克节朗河，打死我军干部战士多名，群情激愤，新兵都写了请战书。百名学生兵在当时的西藏军区是稀有的高学历人才，军区领导决定让他们到实战中锻炼。
“在我们的意识里，我们还是学生，是去学外语的，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将要扮演什么角色，并没有心理准备。”程志明说。
没有时间留给他们做准备。10月中旬的晚上，部队已经向前线开进了，学生兵打散分配到各个连队，一片漆黑中，匆匆登上路过拉萨西郊的运兵车。来不及告诉北京家人自己上了前线，在战场三个月更不可能写信，两军对阵，部队的行动都是严格保密的。直到登上运兵车的一刻，百名学生兵只在照相留念时端了一回枪当作道具，压根儿没学过射击。
部队开到麻麻转运站，眼前的景象让新兵目瞪口呆：空棺材码得像小山一样，那是为可能阵亡的将士准备的。“我头发嗡地一下就炸起来了，这些棺材有没有我的？难说啊??”当年19岁的杨战勇忘不了那种视觉冲击。
克节朗地区位于中印边界东段的西端，“麦克马洪线”以北。1962年10月，克节朗河南岸是印军，北岸是我军阵地。麻麻逼近阵地，没有公路，车辆开不过去，所有炮弹靠人和骡马往山坡上运，一个来回要六小时。庹文汉说：“印军根本想不到，在没有路的情况下，我们能趟过林间泥溏把120迫击炮硬是抬上阵地。120迫击炮仅一个底座就几百斤重，一发炮弹47斤，战士的肩膀都压破了，血肉模糊，衬衫甚至长在了肉里，开刀手术才脱得下来。如果120迫击炮没抬上去，只有82迫击炮，威力就大大减弱了。”
在海拔4000米的地方，新兵爬坡都胸闷气短，但谁也不愿当怂包，坚持跟着老兵扛大炮上山。最让他们震撼的是支前藏民，负重能力惊人。“藏族男人上一次山，肩上背两发120炮弹，脖子上挂两发82炮弹，手上还能再提两发60炮弹；藏族女人也能一次背两袋50斤的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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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击克节朗像“打兔子”
10月19日夜，两个120迫击炮连（12门）和两个82迫击炮连全部在山上就位，主攻步兵陆续潜下山坡，埋伏在克节朗河北岸，紧临水边。沿河遍布茂密的原始森林，古树参天，利于掩护。庹文汉被分到藏字419部队1营3连，给排长当通讯员，扛着排长的56式半自动步枪和200发子弹紧跟其后。“那么大的部队，鸦雀无声”。相隔仅十几米处就是印军第7旅大营，一举一动尽收眼底。狭窄而湍急的河水奔流不息，印军丝毫没有感受到，急风骤雨正在对岸蓄势待发。
▲李兴亚留存的印军弹药箱（左）中印
边境自卫反击战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勋章（右）
20日早上7时30分，克节朗黎明静悄悄，印军炊事员刚刚起床生火，一张小饼子还没烙完，突然间，河北岸众炮齐发，战役打响了！20岁的霍文武作为11师32团团直82炮连新兵，负责给炮弹安装引信和药包，刚刚接受一点基本训练就参加实战，难免紧张。“部队提出的要求是9分钟超常规发射90发炮弹，必须放完，我们出了问题，装三次都发不出去，倒出来一看炮弹装反了。当时特别害怕，万一倒出来没弄好爆炸了，两个班的战友都得炸没了。后来人家传了笑话：‘82炮，瞎胡闹，打不出，往外倒’。”
新兵们迅速掌握要领，向印军阵地猛烈发炮。原定连续发炮40分钟，只发了20分钟就不得不停止。睡梦中的印军惊醒，从碉堡出来四散而逃，“印度兵跑得漫山遍野，有的提着裤子，有的披着衣服，也不知是哪个战士等不及了，噌地一下跳起来冲过河追击，一个起来整个大部队哗地一下全冲出去了。山上的炮兵不知道啊，炮还没停啊，不能炸到咱们自己人。当时又没有电话，信号弹在原始森林中也打不出去，赶紧派人找到空旷地，连发三颗信号弹，炮击这才停止。”
一说起追歼印军，老兵们兴致勃勃。当时解放军有的持56式半自动步枪，略优于印军的英式步枪，大部分解放军持53式步骑枪。在兵力、战机方面，中方都占绝对优势，士气大振。“那些印度兵只顾着跑，我们干脆看哪里有印度兵就往哪里打，就跟打兔子一样，开始还分着班啊、战斗小组啊，后来全打乱了。有的战士都打到别的连队负责的区域了，最后总结战功时得把战果给人家所在连队记回去。”
克节朗战役原计划打3天，毕竟对手是印军王牌师的王牌旅，有不少是二战老兵，在北非打过隆美尔。没想到一天就解决战斗，歼敌近2000人。旅长达尔维被生擒后很不服气：“胡子兵竟被娃娃兵打败了！”他还说中国军队打仗“不正规”，“在我们睡觉时就打，而且还从背后打”。他指的是解放军一个连从侧面迂回到印方后面炸碉堡。“他们那个碉堡修得也真差劲”，庹文汉说，“只正面有枪眼，背面没有，让咱们一个班就给炸掉27个碉堡。”这个班后来被授予集体一等功，并被国防部授予“阳廷安”班荣誉称号。
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兵败后也跟着士兵跑到山上密林，躲了一两天，实在饿得不行，下山找吃的，撞上整整一个连的解放军，被逮个正着。庹文汉随部队在克节朗停留一夜，搜山抓捕残部，第二天下午离开时恰好遇上被俘的达尔维。“一看穿的衣服就是大官，后面跟着勤务兵，头上还替他顶着睡套。印度军队里等级制度很鲜明。”
克节朗战役结束后，遵照总参电示，11师32团和419部队于10月21日下午18时，分4路向邱散谋、龙布、吉米塘、水帮桥地区追击。后遵照总参指示“相机攻占达旺”。11师32团的杨战勇回忆：“突然接到命令，轻装跑步前进，除了武器弹药所有东西全扔了。没日没夜急行军几十里，追到达旺，敌人已经跑了，但仍缴获了两架苏制直升机。这时候又渴又饿的劲儿就上来了。背包早都扔了，断粮了，路边的野果、印军扔下的罐头，捡什么就吃什么吧！”
印军有土豆罐头、西红柿罐头等等，中方部队平常吃的是人背马驼的生熟干粮，很少见到这种高级军用食品，吃罐头闹了很多笑话。两个四川兵捡了罐头放在火上烤，想加热后再吃，烤好了拿刀一戳，巨大的空气压力使罐头爆炸飞起来，打得眼角直流血，气得他们一脚把罐头踢走。那时最想找到菠萝罐头和炼乳罐头，不过大多数铁盒扎开都是令人失望的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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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5夜强行军250公里跨越5座山
中国军队收复达旺后，中国政府建议和平谈判解决边境问题，而印度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大举增兵，沿达旺至邦迪拉仅有的一条简易公路，在西山口、德让宗和邦迪拉呈一字长蛇阵分段布防。刘伯承提出“打头、切尾、斩腰、击背、剖腹”的战术，将印军分割成数段歼灭。为阻止印军向南溃逃，插入敌后切断邦迪拉和德让宗之间的公路进行围歼是成败关键。克节朗战役11师主力没有参加，全师求战心切，经历过红军长征的师长余致泉主动请缨承担迂回任务。
在当地藏民的指点下，11师选择了一条由北向南直插德让宗和邦迪拉之间的小道——贝利小道。1913年，英国情报军官贝利上尉，为划定“麦克马洪线”，伪装成探险家勘察地形时发现了这条路。
11月10日傍晚，11师以33团为前卫出发。没有空投，没有车辆，武器物资全靠人背马驮。每个战士身上有干粮熟粮、枪、子弹、TNT炸药块、炮弹等等，人均负重60斤以上，机炮分队人均负重80斤。章其坤身上除了武器装备还有一个藏式风箱，用来生火，他咬牙告诉自己，绝不能掉队，否则影响全班做饭。
这是一条行军难度不亚于红军长征的崎岖路，有些地段只能单人攀着岩缝勉力通过。“马不会走山路，出发没多久，不是摔向万丈深渊，就是被炮弹压垮累死。”李兴亚所在的11师师部警装连一晚上就摔死9匹马。“损失一头牲口，炮身、炮架、炮弹都得人来背。”
藏民的支援令将士十分感动。李兴亚回忆道：“我们警装连押运的物资由一支一千多人的藏族支前民工队负责，多亏西藏老百姓，他们一人能背一两百斤，负担比我们重多了，自己又累又饿，也坚决不肯吃背上的粮食。”
“开始老百姓对我们也没信心，娃娃兵能打败印度人吗？一看我们抓了那么多俘虏，对解放军可崇拜了，说我们大老远跑到西藏不容易，总是要求把战士身上的粮给他们背，还想帮我们背枪呢。那当然不能给。”
▲1962 年，解放军抓获印度俘虏
行军至卡拉，尽管是11月，正午气温如同盛夏。“‘麦克马洪线’划得真绝，南边全是四季如春的好地方。”老兵们忿忿不平地说。出发时，白雪皑皑寒风刺骨，战士还穿着棉衣，睡觉盖皮大衣，两人头朝相反方向躺着，互相抱着脚。“还管什么臭不臭的，冻得啊！”急行军几昼夜，棉衣外面的布都刮烂了，露出棉花，上面挂满树枝树叶，“一个个都像绵羊似的。那么热的天，也不能把棉衣扔了，没别的衣服穿。裤子也早就破了，屁股都要露出来了，后来部队指示，可以穿缴获的印度兵裤子穿，或者用印度衬衫包住屁股。”
烈日暴晒下，嗓子渴得冒烟，偏偏整整12小时，一点水找不到。“我们在山脊上行军，听见两边山谷里水声哗哗地响，但就是够不着，还大量出汗。”终于发现树林中几个马蹄踩出的坑里面有水。“能是什么水啊，估计就是马尿，大家还互相谦让呢，最后我真的喝了几口坑里的马尿。”李兴亚说。
“渴，饿，困，你说哪个好受？”庹文汉问。“哪个都不好受。但是我感觉，困是最难受的。”强行军途中只能稍作休息，不可能睡完整觉。
“连走路都能睡着，闭着眼杵着棍子往前走。”杨战勇说，“有天早上，我一看包里两块炸药和吃饭的胶木碗都碎了，这一宿行军，迷迷糊糊摔了多少跟头，我根本就不知道。”
霍文武所在的82炮连，有名战友实在太困，“刚打几分钟盹，一听说出发，起来就走，把身上背的6发82炮弹忘了。走出很远才发现，立刻返回去找，过了一天才追上大部队，在敌占区这是很危险的。”
“当人在那种极限状态下，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掉队，掉队被印度兵发现就是死。根本想不到‘为了祖国’、‘为了事业’这些崇高的目标，也许别人想到了，但我没有。”回忆当时的心态，程志明坦诚地说。
11月16日，32团抵达德让宗南侧切断了通往邦迪拉的公路，而33团和31团2营继续前进，直逼邦迪拉，11月17日23时提前1小时到达指定位置，完成围歼印军48旅的战斗部署。至此，11师历经7天5夜，连续强行军250公里，翻越4000至5000米高山5座，跨峻岭7个，过桥19座，修桥13座，架桥1座，涉冰河1条，深入敌后180公里。
印方也曾担心中国军队会从这里迂回，但并没有给予重视，只派小股部队阻击，他们认为，当年贝利一行仅有三五人，已是九死一生，大队人马插翅难越，完全没想到插入贝利小道的是11师整整两个团。切断公路后，不明真相的印军甚至还在往邦迪拉空投食物，此时11师背的粮食已在迂回途中吃完，全靠印军直升机“给养”。章其坤印象最深的是蟒油罐头，热沸后浇在米饭上拌盐，虽然没有菜，在战时也是难忘的美味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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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军不是豆腐渣
11师摧营拔寨扫清障碍，庹文汉、程志明所在的419部队也踏上贝利小道，与11师、55师密切配合，围攻“西山口”，全歼印军3个旅，击毙准将旅长豪尔·辛格。西山口海拔高度为4300米，印军认为雄踞天险，可以坚守6个月。这是五个战场中最艰苦的战场，担任主攻的55师从兰州军区到达战区就投入战斗，有一名“滚雷英雄”用自己身体为战友开路。130师师长说过，印军不是豆腐渣，他们是有很强的战斗力的。
11师在邦迪拉战场全歼了印军第48旅。这也是没有武器优势的战场，三营营长李少白牺牲，三个步兵连连级指挥员负伤超过50%，可见战斗激烈程度。在三营的13个学生兵3人负伤。
11月20日中午，在进攻时，章其坤所在的11师8连紧随7连突击队，沿山梁下的骡马道前进，突然遭到印军加农炮的轰击。“我们在通过这第一道封锁线时就见到已经有十多名战士倒在地上，老班长大喊一声‘不要停！后面有卫生员！”下了小路转入原始森林向山顶前进时，又遭到印军迫击炮构成的第二道封锁线的拦截，再往上是印军居高临下的阻击：机枪连续扫射和轻机枪点射。“在丛林中前进不久，各班和战斗小组就出现了编制失散的问题，但枪声就是命令，大家就近组合各自为战努力向上冲击。在接近主峰时机炮连赶到，82炮弹猛烈地砸向敌人工事，两个连队顺势冲上主峰，基本全歼印军第一锡克轻步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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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山“捡”俘虏
印军应敌有个特点，一受到攻击就迅速四散而逃，钻进深山密林，伺机袭扰，因此解放军一个重要任务是“搜山”。搜山时敌在暗处，我在明处，随时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险。一名四川学生兵“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经历，在新兵中堪称传奇。他正在密林中搜寻，突然一个印度兵从树后窜出来，两人刺刀“啪”地一下对上了。双方都瞪大眼珠盯着对方，架着刺刀转圈，谁也不敢有一丝松懈，谁也不敢先出刀。老兵们绘声绘色讲起这个同龄人的故事：“四川这小子挺有文化，可能电影小说看得多，僵持间冷不丁一声大喝，抓起帽子就往印度兵脸上摔，印度兵躲闪的刹那，四川兵一个箭步上去就把刺刀插进去了，正好插在肋骨间，怎么也拔不出来。56式步枪是宽刺刀，血槽浅，按理说扎进去以后拧一下就能拔出来。可是他是新兵第一次拼刺刀啊，害怕啊，一个劲儿地往后拽刺刀，印度兵双手握着插进身体的刺刀被拖着走，啊啊啊地叫。这四川兵大喊：‘班长班长！我刺刀拔不出来了！’班长是老兵，跑过来把刺刀一拧一拔，拿脚一踹，印度兵这才倒地死亡。就这一下拼刺刀，让四川学生兵得了二等功。”
▲被俘的印军伤病人员
受到中国边防部队的宽大待遇
“印度兵逃到山上以后，头两天还抵抗，对我们开枪；第三天就眯着了，你不发现他他不打你；等到了第四、五天，他们饿得不行，自己就会下山。”一天晚上，庹文汉和战友正在聊天，见五个印度兵过来投降。“这五个印度兵被我们追了好几天，他们一点火做饭，我们循着烟就追过去。用印度语喊了两句话让他们举着手过来，一搜身，掏出的全是从老百姓地里掰的干玉米，他们不敢点火没法吃啊，饿的不行了只好出来。”
在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下，大批印军因为忍不住寒冷和饥饿投降，甚至有印度兵饿急了冲到解放军的炉灶下手抓米饭，有人发现中方对待俘虏不错，回山上叫战友一起下来。公路边到处是饥寒交迫的印度兵，连同他们抛弃的坦克、汽车、枪炮、各种装备，坐以待“俘”。
李兴亚所在的11师，在迂回敌后的道路上人困马乏，看到奄奄一息的印度兵，遵循人道主义原则又不能不“捡”。有一次李兴亚和班长一起架着一个印度俘虏赶路，“那个俘虏一米八的大个儿，腿冻伤了走不了，我个子矮，他整个身体重量全压在我身上。当时我们已经急行军几昼夜，粮食和水严重短缺，还得供给俘虏吃喝。我又困又渴又冷，自己身体已经到极限，怎么也想不通，我是来打仗的，还得背着他！我实在受不了了，跟班长说：‘班长你摔一跤转过去，我把他捅死算了！背他干什么！’班长说：‘你别有这个想法，咱们连长指导员都是国民党俘虏过来的，对俘虏待遇要求极严，谁杀俘虏拿脑袋换！’没办法还得背。”谈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李兴亚和战友们开怀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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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没时间考虑怕不怕
1962年11月21日，中国军队逼近传统习惯边界线。就在这时，中央宣布停火。李兴亚说：“战士都想不通啊，正在兴头上不让打了，有的战士都哭了。”
从12月初开始，中国军队主动后撤，直到1963年3月撤回到1959年11月的实际控制线本侧20公里内。撤退时将重伤病战俘交给印度红十字会，并将缴获的装备武器维修擦拭后归还印方。章其坤记得，离开传统习惯线的鹰巢山口那天，“排长带领全排战士向祖国的大好河山郑重地敬礼，我们向祖国的领空和领土宣誓，我们一定会重回这里，树立界碑建立永久性哨所保卫她不再受外敌的侵略！”50年后，在回忆文章中，章其坤写道：“一生的等待没有重回藏南，再战印顽，成为终身的遗憾！”
▲1962年11月
我西藏地方边防部队遵照我国政府指示
把在反击战中缴获的印度侵略军的大批武器
擦拭一新，准备交还给印方
1963年春节前夕，11师和419部队陆续回到营地。大年夜，在珠峰脚下洁净的喇嘛庙里，刚刚走过贝利小道的章其坤和战友们躺在缴获的印制毛毯上，盖着皮大衣，感觉就像躺在席梦思、沙发床一样。
从1962年10月18日登上运兵车开往前线，到1963年1月24日农历春节回到营地，将近100天。“战场上100天，对于我们这100个人，是难得的锻炼。”庹文汉说：“你要问怕不怕？当时没考虑怕不怕。在战场上你越怕死，越死得快，因为你一怕动作就迟缓。下了战场才开始后怕。要是有人说：‘班长，咱把那罐头打开吧，说不定明天谁就吃不上了’。凡是说类似这种话的人，不是牺牲就是负伤。他肯定在心里把‘死’想得太多。”
程志明说：“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我们吃了从前想象不到的苦，如果不去参军，就和同学们一起考大学了。现在我已经将近70岁，回头看看，当时确实后悔一阵子，但如果没去西藏，我会后悔一辈子。”程志明永远记得在贝利小道翻山越岭的感觉，“远远看着前面一个山头，以为翻过山就好了，爬一夜翻过去，又是一座山。从那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我都觉得没有过不去的难关。我们这些战友常说的话是：大家都是提着脑袋过来的，还怕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