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难免遇到险境，面对危难毫无畏惧的英雄永远值得敬重。沈少星叔叔就是这样的英雄，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数次临危不惧，令我肃然起敬。
我第一次拜访沈少星叔叔是他91岁那年，为了听他讲述我英年早逝的父亲江涛的故事。那时与我父亲相识并健在的老战友已经为数不多了，沈叔叔是他们当中与我父亲相识最早的一位。他们有着相似的革命经历，同于1938年1月参加“西北青年救国会战时短期训练班（简称青训班）”，战争年代同在部队做情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同时调到军委情报部任职，抗美援朝时期同在朝鲜战场，回国后又都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学习毕业后，叔叔和我父亲就分开了，他历任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武官、总参情报部广州局局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正军职顾问，1987年离休。
2012年7月24日，我来到沈叔叔家楼下，打电话询问他住在几楼？沈叔叔执意下楼来迎接，令我非常感动。叔叔身材高大，有些耳背，下唇有明显的伤疤，但他的精神矍铄、思路敏捷、记忆力出奇的好。我想叔叔和我父亲分开已五十余年了，便问：“您还记不记我父亲江涛吗？”叔叔回答说：“太记得了！”接着讲述了我父亲的往事。我先后六次看望叔叔，听他讲我闻所未闻的故事。他时而语气庄重令我回味，时而幽默风趣使我开怀，就像是位久违了的老朋友一样。
国破家亡投身革命
沈少星1921年出生于河南郑州，祖籍是湖南长沙。他帅气的父亲是位医生，俊美的母亲是位教师，他的少年时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可是祸不单行，他7岁时父亲去世，13岁时母亲去世，接着兄妹中接连死了2人，剩下4个孩子孤苦伶仃。
“七七事变”爆发后，刚满16岁的沈少星一心想抗日救国，看到共产党、八路军好，毅然离开郑州奔赴西安寻找。1938年1月，他报名参加了共产党在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创办的“青训班”，2月担任了职工大队区队长，到西安招募学员。7月，他要求到太行敌后根据地抗日，任八路军129师先遣支队政治部、二大队政治处干事，在冀西与冀南发动群众、组织民兵、袭击日伪据点、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12月，他刚年满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河北磁县巡官宗具臣在家乡拉起一支号称千人的“磁县特别警备队”，他叫曾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的儿子宗书阁担任队长，日本人把这支队伍弄成了伪“皇协军”。1939年，沈少星在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项本立的领导下，参加了争取宗书阁率队伍在邢台县皇寺镇起义的工作。沈少星负责项本立与宗书阁之间的联系任务，他的坚定信念和聪明才智给项本立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宗书阁率部成功起义后，朱德、彭德怀致电表示祝贺，该部队被编为的八路军129师第32团，转战太行第四军分区同日伪军和顽军作战，在后来的解放战争、西南剿匪、抗美援朝中也屡建奇功。
负伤毁容坚持抗战
1940年，沈少星任新10旅30团政治处宣教干事，开赴晋东南抗击敌人，5月参加了白晋战役，8月参加了百团大战。10月20日，部队在武乡县墨镫乡的天凹、武家背一带阻击进犯黄崖洞的日军，沈少星在战斗中不幸负重伤。敌人的子弹从他的下颌骨穿过，上、下牙大部脱落，刻骨的疼痛、大量的流血使他昏迷过去。天黑战斗结束后，战友们打扫战场时有人碰到了沈少星，他才苏醒过来。但下颌的贯穿伤那里能说话？！沈少星只能拼命抓住那人的腿，这才被战友们救回来，这年他刚满19岁。
沈少星被送到后方医院救治，总算保住了一条命。下颌骨的贯穿伤和所剩无几的牙齿使沈少星不能咀嚼、难以饮食、无法说话。那时的医疗条件极差，一年多后他的下颌才慢慢愈合，原本十分英俊的面庞变得有些吓人。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沈少星才有机会到邯郸市镶了部分假牙，结束了五年缺牙的困境。全国解放后，他调到北京工作，在北大口腔医院做了整容手术，镶了满口的假牙。
在敌占区工作很忌讳显著的面目特征，组织上出于安全考虑，在沈少星伤愈后准备调他到延安去工作，但他坚持留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抗击日本侵略者。此时恰逢八路军前方总部成立情报处不久，情报处副处长项本立推荐沈少星到情报处工作。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942年2月，沈少星的军旅生涯开始从事我军的情报工作，在八路军前总情报处下属军分区任侦察参谋、派遣股长、分区情报处副处长等职。他在八路军太行军区第2军分区情报处任副处长，该处情报工作的重心位于太原、榆次、太谷一带。由于刘文华、张箴两位处长先后发生意外，沈少星是该处的实际负责人。
沈少星在太原、榆次、太谷三角地区的小常村建立了情报站，确立了联络点、隐蔽点、堡垒户，发展了一批情报员、联络员、交通员。他领导的太行2分区情报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立下了汗马功劳，仅在1942年下半年就获取、整理、上报日伪军综合情报资料18份。
因南方口音和面部疤痕难以隐蔽，沈少星白天从不出门，即使夜间活动也不能走大路，绕道走田边、山路、水渠旁，通常要多走不少冤枉路。即使十分谨慎，仍有数次与敌人遭遇。有一次在小常村口，十多个骑自行车的伪军老远看到沈少星，举着驳壳枪喊他站住。沈少星指着旁边的菜地冲着伪军喊：“想拿点地里菜吗？”趁敌人一犹豫，他扭头就往庄稼地里跑。敌人拼命地在后面追，他心里有底了：敌人不追，说明正在瞄准你射击；敌人边追边开枪就难打中了。沈少星跑过三个村子，跑了大约一个小时才把敌人甩掉，刚停下来就累得吐出一大口鲜血。
沈少星一生难忘抗战时牺牲的刘文华、赵亨德等战友。1942年6月30日,刘文华和沈少星从八路军总部情报处汇报工作后返回情报站途中不幸遭遇日军。这时刘文华因患盲肠炎导致腹膜炎，无药医治、腹疼难忍、生命垂危，只能躲进庄稼地的小窝棚。刘文华吃力地向沈少星交代工作,并口述遗嘱:“我现在忍受着有生以来最大的疼痛,倘若是在敌人的刑场上我一定忍受到最后一分钟。我相信党的三三制政策，我相信坐镇华北领导抗战的彭德怀同志。我的妻子我爱她,我倘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不脱离革命,就对得起我。呜呼痛哉!”沈少星眼含着热泪记录下来，刘文华用尽最后的力气在遗嘱上签字,把存有妻子龚澎相片和黑发的挎包交给沈少星。才华横溢的刘文华是留德归国的大学生，曾任朱德、彭德怀秘书，牺牲时年仅30岁。1952年在朝鲜板门店,时任志愿军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参谋处处长的沈少星首次见到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龚澎，含泪讲述了刘文华牺牲的过程，并一字不差地背诵了刘文华的遗嘱，龚澎悲痛得泪如雨下。
不惧危险身先士卒
1960年至1971年，沈少星任总参情报部广州局局长。那时我国仍处于西方敌对势力的全面封锁中，广州成为我面向世界以及台、港、澳的主要窗口，是获取政治、军事、经济情报的最前沿。沈少星常说：“我就是个参谋，首长的参谋。”作为单位的一把手，他从不以领导自居，身先士卒、任劳任怨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1965年夏季的一场台风把单位的电话线刮断了，为了保障通讯系统时时畅通，沈少星亲自带领着年轻战士查看线路。部队营区位于丘陵地带，竹林茂密、杂草丛生、毒虫密集，沈少星他们钻进竹林没过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突然一条毒蛇窜出来，在沈少星的腿上咬了一口。他的腿立刻红肿起来、动弹不得，战士背上他就往营区的医务室跑。医务室条件有限，仅有一名普通医生，处理不了这种危及生命的毒蛇咬伤。战士们赶紧又背着他赶到广州军区空军医院抢救，急救医生说：“太危险了！晚来一会儿就有生命危险了！”沈少星的爱人温家壁又急又气地说他：“你多大岁数了？什么事情都亲自管！”
面对生死泰然自若
1975年至1987年，沈少星调北京任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顾问。这个单位主要负责我国军事外交各项事宜，是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展现人民军队精神面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机构。
1982年7月30日上午9时，沈少星带领外国军事代表团结束了在上海的参观访问，乘专机返回北京，准备参加我军建军55周年的纪念活动。专机起飞20分钟后，随团的保卫干事郑延峰满脸杀气地冲进驾驶舱，锁死舱门，洒了汽油，左手举着打火机，右手用枪顶着飞行员头部，威逼飞机飞往台湾桃园机场。这便是动人心魄的“子爵号”劫机事件。
情况万分危急，稍有不慎便是机毁人亡。沈少星得知有人劫机行凶却临危不惧，叮嘱说：“一定要制伏歹徒，保证外宾安全，保护国家财产安全！”他为了行动敏捷、不露声响，脱掉皮鞋来到驾驶舱门外观察情况。为了稳住局面，他回到机舱依旧在外宾面前泰然自若、谈笑风生，外宾对发生在身边的危险全然不知。机长蓝丁寿与副驾驶张景海在驾驶舱与劫机者斗智斗勇，在外事局张邦栋等人的配合下，终于制服了劫机者，“子爵号”飞机转危为安，避免了一场恶性事故，此次立功人员受到了表彰。
与党同龄为国富强
在沈少星叔叔的支持下，我2013年完成了父亲的传记《奉献——江涛军旅生涯》，叔叔为此书撰写了文章《怀念老战友江涛同志》。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在整理相关资料后撰写了文章《八路军情报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此文介绍了1942年底，滕代远参谋长兼情报处长在辽县上麻田村主持召开了的“前总第一次情报工作会议”，这是八路军情报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这篇文章刊登在2017年第5期的《长治方志》上，此时参加这次会议的20多位情报前辈中，仅有沈少星叔叔是唯一的健在者。我托他的儿子沈创力把这本杂志送给叔叔，以表达我的敬意。已是96岁高龄的叔叔身体极为虚弱，仍仔细阅读了我的文章，并表示充分的肯定，令我感恩！
我曾对叔叔说：“您经历了那么多危难，真是太不易了！”叔叔摆摆手说：“我和咱们的党是同龄人，能活到现在是很幸运的。我经历的那点事，和英年早逝的战友们比算不了什么。”
2020年3月8日，99岁的沈少星叔叔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叔叔在我的心中永远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我耳边一直回荡着他的声音——建国70周年发表在《党建》杂志上的国庆寄语：“实现国家独立自强，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不懈奋斗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