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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长期在方志敏烈士的家乡江西省弋阳县从事编史修志工作。有机会经常出入担任家乡县志、地方党史顾问的方志敏烈士的堂弟方志纯同志的家，自然与方老夫人朱旦华同志渐渐地熟悉起来。我随许多老同志也称她“朱大姐”，觉得自然亲切。
与朱大姐初次见面大概是在1988年春夏之际。那时，方老已从“中顾委”委员的位置上退下来，身体不算很好。我们跨进入院门后，看见朱大姐已立客厅门口迎候我们。她那年应该是七十岁高龄，黑黑的短头发还未见斑白，衣着朴素得体。从她亲自为我们引座、倒茶水来看，虽话语轻微细软，但行动自如，足见她精气神还不错。
此后多年，笔者又曾多次接触并专门采访朱大姐，渐渐对朱大姐的人生经历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朱旦华，原名姚秀霞，1911年12月生于浙江省慈溪县庄桥镇。由于父亲在上海谋生， 后举家迁到上海。不久，由于洋货充斥市场，朱父的土布店被挤垮了。朱旦华的母亲生有三女七男，朱旦华排行老二，全家生活自然是十分艰难。1925年，姚秀霞考上了上海名校务本女子中学。她读完了初中，只好进免缴学杂费的本校师范科。毕业后，以学校的优等生身份留校，在教务处供职。这样，她除了生活自立外，还可以将自己一半的薪金交给家里还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上海务本女中停办了。早就积极参与社会进步活动的姚秀霞，向上海中共地下党提出奔赴延安的要求。正如她回忆说，“我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非常向往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当时，有些父母阻拦自己的孩子去延安。我的父母也这样。我离家时，也是说服了泪水模糊的双亲，才奔赴延安的。”她在离开上海之前，还把一位好友从延安寄来的信，交给了地下党办的《解放周刊》。该刊以“陕北来信”为题发表出来以后，吸引了许多上海进步青年与文化人士奔赴延安。很快她在党组织的介绍下，改名朱家农（便于秘密联系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与两个男生结伴而行，辗转杭州、金华、南昌、武汉等地，克服重重困难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她与同伴们于8月底步行，至1937年冬才到达延安，很快便进入陕北公学学习。
1938年3月，朱家农在陕北公学毕业后，与 28名抗大、陕公毕业生一道，分配到新疆工作。就在去新疆途中，她才改名为朱旦华（据她本人讲述，取《诗经》“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之意）。
当时的新疆是军阀盛世才的势力范围。盛世才为得到苏联援助，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他在新疆实行“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同意在省会迪化市（今乌鲁木齐）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不公开挂牌），欢迎中共方面派干部去帮助他。
1938年7月，朱旦华被分配到省立迪化女子中学任教导主任。不久被推选为新疆省妇女协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秘书长，新疆省政务委员会委员。
朱旦华满怀激情来到女中，忘我地投入了工作。她制定了“诚毅团结、勤肃紧张、敏活健壮、精勇创造”的十六字校训，并亲自创作了《迪化女子中学校歌》歌词，号召“姐妹们，努力，努力，站到斗争的最前线。”作为新疆妇女协会的宣传部长，她组织学校师生业余歌咏队、话剧团，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上街宣传演出。她还组织编辑发行《妇声半月刊》、《新疆妇女》等刊物，宣传革命理论和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妇女解放；介绍苏联。朱旦华整日忙个不停，似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充分显示了一位投身革命潮流“朝气蓬勃、奋勇向前的新女性”的风采。
晚年的朱旦华曾笑着对一位采访者说：“我没有什么传奇，有人无非是讲我嫁了两个伟人的弟弟。我的第一个丈夫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弟弟。我的第二个丈夫方志纯，是方志敏烈士的弟弟。”
在革命战争年代，许多革命者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全身心地投入到火热的战斗和工作之中，很少有人刻意去考虑个人的婚恋问题。朱旦华也是这样。她在工作上有使不完的劲，根本没想过“找对象”的事。有一天，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任职为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找朱旦华谈话，开始以长者的口气关切询问，“你的年纪不小了，也该成家了吧”，接着又开导说，“女同志找对象，主要是政治上可靠”。邓发说着说着就向她介绍起毛泽民来。当时毛泽民在新疆化名周彬，任新疆财政厅代厅长。邓发特别强调说：“周厅长身体不好，还没日没夜地忙于工作。从斗争形势和党的工作考虑，周厅长身边很需要一位可靠的助手。”
朱旦华知道周彬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是与邓发、陈潭秋一起为中共中央派到新疆来的三位领导干部。她也多次听过他的报告，知道他是理财专家，很能干，对他很尊敬。但朱旦华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婚姻大事，自然会多考虑一些问题……
◆1938年毛泽民(右一)和钱希均(右二)在兰州八办。
朱旦华从邓发的口中了解到，毛泽民原来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由延安赴苏联治病的，1938年2月路经迪化时留在了新疆。毛泽东后来说，这是应盛世才的要求和他自己批准的。最后邓发针对朱旦华提出的疑虑说：“毛泽民和钱希钧同志是经组织批准分手的。他俩由于两人性格差距大，感情破裂，早已经不在一起了。”
在那个特殊年代和特定环境，很多同志没有条件和时间自由恋爱，组织上也就必须关心干部的婚姻问题。党的组织部门和相关干部“做媒”，使很多有情人终成眷属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尤其是邓发作为中央派在新疆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出面谈话，其分量可想而知。朱旦华接受了这份感情。
1939年，就在毛泽民去苏联治病临行前，邓发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安排便宴为他送行，特地将朱旦华也请来。席间，邓发热情地宣布：“今天的宴请，既是为周彬饯行，也是为周彬与朱旦华办的订婚酒。”邓发幽默话语惹得一阵哄笑，弄得朱旦华怪不好意思的。
1940年5月，治病回来的毛泽民与朱旦华在新疆省政府的大礼堂举行了简朴的婚礼。闻讯前来参加贺喜的人却不少，他们以茶水招待，没有花公家一分钱。迪化女中的歌咏队前来唱了贺喜赞歌：“贺新郎，贺新娘，你俩在同一条战线；为民族的生存，拼搏向前；为大众的解放，奋勇争先……”新房设在财政厅一间简陋的房室，所有陈设只是他俩的简单行李：毛泽民只有一个旧皮箱和一个旧藤条包。里面装的除了几件旧衣服、一双旧毡筒和一顶旧皮帽外，就是一堆书本；朱旦华只有一个从延安带来的背包和一台手摇缝纫机。
次年，他俩的儿子降生了。毛泽民满怀欣喜，给儿子取名远新，按毛氏族谱中“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的“远”字辈谍序，又含生于遥远的新疆的意思。
平静而温馨的日子是那么地短暂。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派要员对盛世才进行拉拢。面临着急剧变化的形势，一直显得摇摆的盛世才认为苏联大势已去，变脸投靠了蒋介石。次年夏季盛世才制造事端，诬称“共产党阴谋暴动”。1942年9月17日，找借口逮捕了陈潭秋、毛泽民、林路基等中共在新疆工作的百余名同志，以及杜重远等爱国人士。接着，又把来新疆工作的所有共产党人及其家眷全部关押。朱旦华自然首当其冲，于是她就只好带着才两岁的毛远新坐牢。
身陷囹圄的毛泽民在黑狱中受尽了酷刑折磨，仍拒绝在伪造的供词上签名。感到无奈的盛世才，为了向蒋介石邀功，在 1943年9月27日，将毛泽民与陈潭秋、林路基三人残忍秘密地绞杀了。? ? ? ? ? ?
被关押在第四监狱的朱旦华等女眷们带着孩子一直坚持斗争，对外面的各类消息一概不知。当时狱中党组织由张子意负责，朱旦华被指定为女牢党的负责人。张子意提出了“百子一条心”的口号，把大家团结起来，坚持斗争。朱旦华组织女牢难友学习，以“百子一条心，争取集体无罪释放回延安”，作为狱中斗争目标，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开展秘密活动。其间，她写了许多鼓舞斗争士气的诗歌，在狱中传诵传阅。
直到1945年2月，朱旦华等人才从男牢得知毛泽民他们已经牺牲这一噩耗。这像晴天劈雷， 把朱旦华和陈潭秋的夫人王韵雪、林基路的夫人陈文瑛（陈茵素）击昏了，把女牢的同志都震懵了。在悲愤中，朱旦华朗诵了自己为死难的丈夫而作的长诗……
中共中央对新疆被捕的同志极为关怀，并多方设法营救。历经多次艰难曲折的谈判之后，终于在1946年6月10日，中共方面被关押的131人（包括孩童），被新任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先生宣布“无罪释放”。7月11日，朱旦华等回到了党中央身边。“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的斗争誓言和愿望终于实现。?
朱旦华回延安后被分配到中央妇委会工作，与领导她的老同志帅孟奇同住一室。与朱旦华一样，杨之华（丈夫瞿秋白1935年牺牲）也曾带着女儿瞿独伊在新疆坐牢，同分配在中央妇委会工作。
转眼三年过去了，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1949年春成立全国妇联，朱旦华任干部科科长。这时，中央正在组织和动员大批干部南下。时任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兼中央卫戍司令部参谋长的方志纯，在南下前夕来看望朱旦华，并想邀她一同去江西，可朱旦华却以自己打算带着远新回上海工作而婉拒。这个“动向”立即被敏感而热情的帅孟奇发觉了，她要以此“大做文章”……
朱旦华与方志纯早在新疆就认识。大家都知道，他俩后来都被盛世才关押囚牢，一同坚持狱中斗争，结下深厚革命友情。方志纯原妻娄曼文在狱中生下女儿，朱旦华组织狱中难友对她母女悉心照料。可在出狱后，极度虚弱的娄曼文又患上不治之症。不久她撒手而去，留下嗷嗷待哺的一儿一女。
帅孟奇把她的发现立刻在妇委会传播，与杨之华等几位大姐策划当红娘。帅孟奇干脆单刀直入对朱旦华说：“我们妇联有好几个寡妇，其他人年纪大了，你还年轻，应带头打破封建。早点与方志纯成个家。”杨之华、康克清也忙着在朱旦华、方志纯之间两头撮合。杨之华亲自讲她和瞿秋白再婚（瞿的前妻王剑虹于1924年7月病逝）的旷世爱情故事；蔡畅在一旁也极力开导。接着，她们又去劝说方志纯。
6月1日，正是农历端午节。朱旦华按照大姐们的“导演”，打电话给方志纯要他快来，声称妇联的几位大姐要找他。待方志纯急冲冲地来到朱旦华跟前，立刻被妇联同志簇拥着，将他带到事先布置好的场所，只见一个斗大的“双喜”突然出现在眼前，蔡畅、邓颖超、帅孟奇、康克清、杨之华……妇联的同志几乎都来了，她们一个个都伸出手来，祝贺方志纯：“欢迎你，新郎官。”
方志纯被这突如其来的“甜蜜袭击”弄蒙了头，傻了眼，连忙说自己还没来得及向组织打结婚报告哩！谁知众人争着说：我们已经替你打过“口头报告”了。朱旦华和方志纯的婚礼就在这群女革命家的祝福声中举行。帅孟奇是介绍人，邓颖超是证婚人。
6月中旬，方志纯率六七十名干部一起去江西，途经上海。方志纯和朱旦华等先去拜访了上海市市长陈毅同志，接着朱旦华领着丈夫去看望阔别12年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朱旦华与家人见面，悲喜交加。她与母亲抱头痛哭。母亲满以为她会留在上海工作，可朱旦华说：“我还要去江西。”?
◆1951年，朱旦华、方志纯与孩子毛远新、方玲之、方荣欣的合影。
方志纯南下时，还接受了中央组织部布置的一项特殊任务：从天津接贺子珍、贺怡姐妹一道南下。贺子珍原拟任浙江省妇联主任（后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怡担任江西省吉安地委组织部部长。三妯娌就这样巧合地走到了一起，共同奔向新的战场。
朱旦华带着远新随方志纯一起于6月到江西南昌，她先后任江西省妇联副主任、主任；方志纯先后任江西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长，省政协主席，夫妻俩相濡以沫，廉洁奉公几十年，直至1993年7月31日方志纯去世。
朱旦华说，她在上海读书刚投身革命时曾发誓一辈子不结婚，担心结婚成家后就会变成被家庭所羁绊的庸碌妇女。可她怎么会想到命运如此折腾，她这一生居然有两次婚缘，而且两次都是与一心干革命的男人结婚，两个丈夫竟都是伟人的兄弟。在她家的客厅中，多年挂着1942年毛泽民和朱旦华抱着儿子远新的合影。每当自己怀念毛泽民的时候，方志纯与她一起怀念。方志纯去世后，她家客厅增加了一幅方志纯的遗像。当朱旦华也已进入暮年时，较多时光陪伴她的是她与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
众所周知，在北京毛泽东身边读书长大的毛远新，在“文革”后期担任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参与了“四人帮”的一系列阴谋活动，粉碎“四人帮”后被隔离审查。历史是不容选择的。朱旦华一直很坦然地向人们谈及，毛泽东和她母子间的交往和情感——
早在1951年10月，全国妇联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妇女儿童工作会议，江西省妇联主任危秀英派朱旦华去北京开会。毛远新知道了也吵着要去。9月底，朱旦华顺便把毛远新带到了北京。康克清见到毛远新非常高兴，热情地说：“你开会带着孩子不方便，我把他送到主席那里去。”于是毛远新就由康克清带进了中南海。此时，毛泽东还没有从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噩耗中走出来，心情沉痛，整日看不见笑容。毛远新去了以后，与李敏、李讷两个姐姐打打闹闹，嬉笑不停，玩得很开心。这情景，常使毛泽东受到些许感染和宽慰。
会议结束，朱旦华去见毛主席。她说，远新这孩子想回北京念书。毛主席说：“在我这里会培养成温室里的花朵，跟着你妈妈可以经风雨，见世面。”
谁知毛远新立即回话：“我住在学校，又不住这里，怎么会是温室里的花朵呢？” 毛主席一听，笑了，感到孩子说的也有道理，同意了远新留在北京读书的要求。
“朱旦华双膝跪在了毛主席的面前，并连磕了三个头。朱旦华双眼含着泪花说：‘主席，我就把远新交给您抚养了’。‘好！远新我来抚养，你放心走吧。’……朱旦华站起身来，又向毛主席深深地鞠了一躬。这是她告别的礼节，下跪是托交毛远新的礼，然后她忍着难舍难分的心情，将身子转了过去。朱旦华改嫁走了，她的背影消失在菊香书院大门口南侧走廊里，她头也没有回一下地走了……”
朱旦华很气愤地对人们说：这完全是违背史实的凭空捏造，毛主席不是封建家长，他对自己的亲属向来民主平等，毛家亲属之间根本不需要跪着磕头。很显然，作者出于猎奇媚俗，不惜丑化当事人朱旦华，既违背历史事实，也有损于毛主席的形象。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朱旦华特地向采访记者讲述有关“毛泽东与我母子俩” 的真实故事，发表署名文章，以自己亲身经历澄清当时某些媒体围绕着伟人“家事”传播的所谓“是是非非”。
朱旦华告诉我们，毛主席对毛远新的学习成长要求很严格，绝不允许搞特殊。远新小学毕业，考入北京101中学。1960年高中毕业由于成绩优秀，学校原打算保送他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深造。他自己也希望去哈军工。远新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伯伯，可主席听了却摇摇头说:“不参加考试靠保送上大学，那不算本事。”远新问主席，哪个学校难考，主席说：“恐怕还是北大、清华比较难。”结果，远新靠自己努力，考取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远新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拿给主席看，主席才赞许地说：“这还差不多！”远新在清华只读了一个学期，后来在征得主席同意后，才转学到自己最钟情的哈军工……
在与朱旦华的交谈中，我感悟了老人对“过去”的理解：所有历史都应该是过去的真实再现。人们回望历史时，应该充满虔诚和敬畏，而不能去随意涂抹它。
前两年，网友转发了一篇《一次火灾引发的心灵震颤》给我看，内容说的是某装修工违章作业，电焊火花引起偶然的火灾，事故殃及了朱旦华的住宅。幸亏失火当时朱老住在医院。火灾后，一位参与帮忙替朱老住宅维修的刘某，这样写道：
“走进老人的家中，眼前的景象令我们惊讶得目瞪口呆：除了一台新的平板电视机（据说是她儿子的一位朋友刚刚送给老人的98岁生日礼物），再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沙发、桌椅、橱柜都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东西，早已破旧不堪，加上烟熏水浇，即使扔在马路上都不会有人捡回去；窗帘是由薄到半透明的最便宜的的确良蓝布拼轧起来的，上面居然还有不少手缝的补丁……
人们从挂在客厅墙上，已经被浓烟薰得黑糊糊的两幅照片，印证了主人身份：一幅是毛泽民烈士和朱老抱着两岁儿子的合影，一幅是江西省原省长方志纯同志的遗像。”
我告诉朋友，就是这个客厅，火灾发生前十年我多次踏进这里。刘某描绘的这一切我十分熟悉。不过，这位朋友还遗漏了，或许已被大火烧成灰烬了——那墙上还应该悬挂有没用玻璃镜框镶嵌的两幅书法作品：一幅是反映青年方志敏志趣的名联：“心有三爱? 奇书骏马佳山水；园栽四物 青松翠柏洁梅兰”；另一幅是方志敏狱中名作《清贫》全文。我记得很清楚，那次朱老把我们迎进客厅，趁我们在等候还在卫生间方老的片刻，她指着墙上的《清贫》文字说，“你们县委干部经常组织学习方志敏《清贫》吗？”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问话，我们一时有点语塞，为打破尴尬，我连忙告诉她，说我们县委机关每人都有《方志敏文集》，领导要求我们学习的。朱老似乎并不在意我怎么回答，没等我们说完，竟指着墙上的字说，“你们听听，当年方志敏是怎么说的……”，接着就自个儿诵读起来：“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
朱老读完了这一段，又与我们交谈起来。她关切地询问我们县委是否做到勤俭节约办事？是否也存在报纸上经常批评的吃喝风？老人直言要求我们应该抵制“吃喝浪费”、“不为民办事”的坏风气，话语中流露出一位老共产党人的忧心忡忡，对当时有所泛滥奢靡、铺张浪费等脱离群众的坏作风的气愤。
我们每次与朱老接触和交流，都在正式采访方老的空隙时间，但朱老仍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有次朱老在闲谈中告诉我们：“文革”后期，方志纯获补发遭批斗期间停发的几万元工资，朱老支持方老将这笔钱款全都捐献给家乡弋阳县用于水库修建了。她说，烈士的家乡还很穷困，这笔钱能用在“刀口”上，我们乐意开心……
方志纯是追随方志敏闹革命而从家乡走出来的，于1925年入党。他继承了堂兄《清贫》所述的真正共产党人的作风：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朱老常转述方老说过的话：“革命的胜利是那么多战友们牺牲的身体垫起来的，我们活下来的革命者没有丝毫享受、奢侈的权利。”
的确，1993年方志纯去世时，二老全家的积蓄只不过四万元人民币。
进入新世纪后，江西省委为了照顾老干部，修建了一片副省级以上老干部别墅群。朱旦华只要拿出很少一部分钱，就可买下一套价值不菲且不断升值的房屋完全产权。不料朱旦华婉拒。有关人员劝朱老，说这套房子可以作为遗产给子女，劝导她“还是买下来好”。朱老回答：我参加革命时，连自己的命都交给党和人民了，根本没有想过自己还要什么财产。至于说给子女留下遗产，毛泽民烈士为革命事业不惜献出生命的精神，方志纯同志一心为人民利益奋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精神，就是留给子女最好的遗产。
朱旦华态度慎重而坚决。她于2005年10月15日写给江西省政协并转省委一封信，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她在信中说：“趁我现在头脑还清楚，正式向领导表明：我不要买新房子，请组织上把这个指标留给那些比我更需要的老同志吧……
我1937年只身从上海去延安参加革命，在将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坐过敌人的监牢，也被下放劳改过。但我从不后悔，只觉得自己为党为人民所作的贡献太少。我已90多岁了，我想在现在住的房子继续住下去。我死后，房子交公……这是我认真思考后作的决定。也算是我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遗嘱吧。”
五年后，2010年5月29日，朱旦华在南昌逝世，享年99岁。丧事简朴而隆重。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习近平、李克强、李鹏、朱镕基等以不同形式，对朱旦华的逝世表示哀悼，对其亲属表示慰问。再次表明中共中央对“优秀共产党员、杰出共产主义战士朱旦华同志的一生”给予了充分肯定。
如今，朱旦华这份遗嘱，让我和许多朋友一样，仍然感到心灵震颤。回顾20多年前聆听朱大姐诵读《清贫》以及相关话语的情景，更深刻体会她晚年的情感世界。革命战士的本色，使她始终是那么坚守平淡而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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