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征战一生,9次负伤,余秋里用左臂换回了他的命

他19岁参加红军,20岁入党,44岁授中将军衔。他征战一生,出生入死,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和平建设时期,参加了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和长征,曾9次负伤。新中国成立后,任福建军区副司令员兼第十兵团副司令员、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防空部队副司令员兼华北及首都防空司令员。抗美援朝后期兼任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和安东防空区司令员,后任军委防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副司令员。在国土防空作战中,他多谋善断,精心指挥,多次取得击落敌U-2高空侦察机的重大战果。他是一位身经百战,智勇双全,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级军事指挥员。他就是开国中将成钧。

开国中将成钧(1911年6月19日-1988年8月6日)

成钧,原名成本鑫,1911年6月19日出生于湖北省石首县横堤垸粟田湖一个贫农家庭。幼年丧母,家境贫寒,只断断续续读过两年私塾。辍学后,很小就以帮人放牛放马为生。1927年,参加石首农民起义,次年参加反帝大同盟。

成钧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侦察员、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等职。1935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发展壮大和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建立了卓越的功绩。

余秋里的左臂换回了成钧的一条命

很多人说,战友情是最感人的友情,尤其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革命战友,更让人由衷敬佩。

1957年,毛主席接见成均中将(左二)。

建国后,成钧曾多次跟家人说:“我这条命啊,可多亏了秋里同志,要不然早就没命了!”他口中所说的秋里同志,就是同为开国中将的独臂将军余秋里。他们俩有一段让人敬佩的生死经历。

1930年6月,成钧参加了红军。到了1935年夏天,他已是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八团团长。红十八团是红二军团的“拳头”部队,团政委是余秋里。

1935年12月,贺龙指挥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成钧和余秋里率领的红十八团,一路上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死打苦拼,左冲右突。

到达陕北的红2方面军一部(后左七为成均)

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进至贵州境内的石阡县城附近,即将进入乌蒙山。贵州军阀王家烈在此构筑了一道坚固的封锁线,一个榴弹炮营扼守在乌蒙山的咽喉要道上。能不能越过王家烈的榴弹炮营,关乎红二、六军团的生死存亡。

成钧说:“华山一条路,打掉炮楼子。”

“要得!”贺龙转身对成钧说,“由你开道!今天夜里,你就去把这几个乌龟壳给我敲开!”

成钧受领了命令。当夜,成钧与政委余秋里带领红十八团两个营,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石阡城东的4座大炮楼下。当战士们进入位置后,成钧一声令下:“打!”此时,老天爷似乎也在助威,电闪雷鸣,伴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机枪的扫射声,响彻山谷。王家烈的封锁线就这样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红二、六军团顺利进入乌蒙山,占据了主动位置。尾追贺龙部的国民党中央军万耀煌纵队,一时晕了头,火急火燎地跟进了乌蒙山。贺龙来了一个“回马枪”,布下一个“口袋”阵,让万耀煌纵队的士兵往里钻。

红十八团的任务是扎“口袋”。众所周知,负责扎“口袋”的部队风险大,如果扎不牢,反而会被“吃掉”。因此,扎“口袋”的部队都是能打硬仗的部队。万耀煌看到自己的纵队中计了,立即下令后撤。可哪里还来得及,成钧揪紧了“口袋”口。他从隐蔽部跳出来,站在高坡上,大声呼喊着指挥部队歼灭万耀煌纵队。

成钧的举动引起了万耀煌纵队士兵的注意。溃退中的机枪手,移动了枪口,对准了成钧。说时迟,那时快,团政委余秋里凭着经验,大喊一声“危险”,并迅速伸出左臂一把将成钧钩回隐蔽部。在这生死攸关的一瞬间,子弹打穿了余秋里的左臂,露出了骨头和筋腱。余秋里的左臂当即垂落下来,血流不止。

安然脱险的成钧扶起血染征衣的搭档,哽咽着呼喊余秋里的名字。

余秋里因失血过多,疼得一时开不了口。简单包扎后,他对成钧说:“我不要紧,你一个人好好指挥吧!” 之后,成钧指挥红十八团,把万耀煌纵队的两个团扎在“口袋”里“吃掉”了。后来,由于缺医少药,余秋里负伤的左臂,伤口严重感染,不得不断臂保身。也因此,余秋里成了“独臂将军”。

余秋里将军

1943年春,左起:罗占云、赵启民、成钧在延安合影。

采取“导弹游击战”保卫要地防空安全

1952年2月,任福建军区副司令员兼第十兵团副司令员的成钧,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3月29日,调任军委防空部队副司令员,兼首都防空司令员。

1955年,成钧和苏联顾问马林诺夫。

从陆军到空军,成钧立即到北京赴任。此时军委防空部队司令部才成立1年多时间,成钧分工负责防空部队的作战和战备工作。他针对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协同空军和各大军区组织防空部队担负国土防空任务,保卫要地防空安全。

空军副司令成钧(二排左四)与高炮二师领导合影

1962年2月23日,台湾的“U-2”飞机,沿桃园机场以北的海面,经福建马祖上空,进入中国大陆,沿南昌、九江、武汉、郑州,一直向北延伸。这是“U-2”飞机第一次出现在大陆上空。成钧对此记忆犹新:“U-2”飞机进大陆是刺探中国核计划,而我们的武器是“看得见的打不响,打得响的够不着,够得着的挪不动”,根本没有办法对付“U-2”飞机。因此,“U-2”飞机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骄横得很!

当天晚上,分管防空作战的成钧喝下两杯闷酒,回忆起毛泽东要造原子弹的话。那时还在朝鲜战场上,美国总统杜鲁门口出狂言:“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一直在考虑之中。”就这么一句话,整个朝鲜前线部队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下,进入了打坑道、深挖洞的高潮之中。毛泽东说:“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还要有原子弹。”中国要造原子弹了,“U-2”飞机又来搞侦察破坏活动。打“U-2”飞机有什么好办法呢!突然,一个天才的想法出现了——“导弹游击战”。

此前,中国的防空曾有过一段安全期。1958年10月7日12时许,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王英钦驾“RB-57D”飞机在北京东面侦察时,被解放军的地空导弹部队击落。自此,国民党空军对中国大陆的高空侦察间断了长达三年零三个月;直到国民党空军拥有“U-2”飞机后,才又恢复了对大陆腹地纵深的侦察,但从不窥视北京。防卫首都的几个导弹营,空拥锐利武器而无用武之地。

成钧与刘亚楼在被击毁的飞机残骸现场

“导弹游击战”得到贺龙的批准。1962年6月27日,地空导弹第二营撤出北京。1962年9月9日,地空导弹二营在南昌第一次打下了“U-2”飞机。

成钧指挥中国第一颗空爆原子弹成功试爆

“导弹游击战”的战果颇丰,保证了原子弹的研究得以顺利进行。1964年10月,原子弹研制成功。毛泽东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于是,在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大西北的罗布泊靶场爆响,响声震撼了全世界。

原子弹一响,“U-2”飞机又来了。“U-2”飞机要到大西北侦察核基地。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成钧说:“他们要破坏我们搞原子弹,必然要加紧对我核基地侦察。我们要严阵以待,决不能让他们得逞!”

还是采取“导弹游击战”,打下了几架“U-2”飞机。1965年1月10日,成钧还到击落“U-2”飞机的现场,听取了汇报。这下,“U-2”飞机老实多了,不敢轻举妄动了。

“U-2”飞机不敢轻举妄动,还有一个原因:美、英、苏科学家预测,中国的原子弹只不过是个核装置,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原子弹,要由核装置到提供作战使用,起码还要5至10年时间。显然,外国的科学家给他们的政府传递了一条错误的信息,同时也低估了中国科学家的能力,低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能力。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成钧已接受了新的任务,负责训练空军飞行员携原子弹空爆。1965年5月14日,成钧坐镇指挥了中国第一颗空爆原子弹的试爆,十分成功,原子弹爆炸时距靶心只有40米。从此,中国人民手中拥有了自卫的核武器。

“文革”入狱终平反

“文革”爆发后,成钧也难逃此劫。1967年1月,成钧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同年10月,成钧被戴上手铐,蒙上眼睛,投进了秦城监狱,入狱长达5年之久。

1973年,在周恩来等人的直接关怀下,成钧得以彻底平反,复任空军副司令员。他先后当选为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2年,他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8年8月6日,成钧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1989年10月25日,成钧将军的骨灰由夫人周月茜等人护送回家乡湖北石首市,石首市委、市政府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将骨灰安葬在城区马鞍山革命烈士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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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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