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岁老师长文击将军与杨志“白金婚”70周年▲
今年7月12日是文击老师长结婚70周年！相守七十年，白金之婚，炮一师，常胜之师，不朽之师！
石岩（100岁）与王淑贤结婚70周年▲
抗美援朝时炮一师侦察科科长、炮25团副团长石岩老前辈，白金婚纪念日。炮一师，常胜之师，长寿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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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12日是老师长文击将军结婚70周年！8月23日是石岩老首长结婚70周年！两位百岁老战友，历经风雨，同一年迎得美满“白金婚”，这本身就是奇迹，全国很难找到第二对。
人物小传
文击，河北霸县人，1918年生，原名刘树堂。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炮兵师长、宣化炮兵学院训练部部长、副院长兼训练部部长，济南军区炮兵司令员，军委炮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总参谋部炮兵部部长（副大区职）、顾问等职。1964年晋升为炮兵少将。是至今10位健在开国将军之一。
6月28日，我在北京拜访了仰慕已久的百岁开国将军文击。他身材魁梧，声若铜钟，因为长期干炮兵，听力受到影响，但思维依然敏捷。6月底的北京，已经是炎热季节了，他不开空调，拿着扇子，一边扇风，一边和我说话，一派儒将风度。
我说，首长经历的事情太多了，特别是当炮一师师长，在朝鲜打得美军狼狈不堪。文击将军淡淡地说，那时打仗，步兵在第一线，我们炮兵就是配合步兵。望着首长，他战争年代战功赫赫，却如此谦逊和低调，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6月28日，作者访文击将军（右）。
????文击将军是河北霸县人，19岁参加八路军，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久经沙场，九死一生，至今心脏旁还留有一个炮弹片。1950年11月1日，他率部配合志愿军第39军，与美军“常胜师”骑一师、大韩民国李承晚的第一师对决于朝鲜平安北道云山郡，进行了志愿军入朝后与美军的首次较量。文击师长指挥有方，炮一师官兵英勇顽强，打得联合国军“美、李两个第一师”溃不成军。史称云山之战。此役，是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军队对不可一世的美军的第一战，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
战后，文击师长与一名被俘美军连长对话。美军连长说：“你们的士兵十分勇敢，炮火也很猛烈，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我看你们的大炮一定比我们多，白天打晚上也打，打得我们坐卧不安。”
文击师长笑着说：“我们的战士勇敢顽强是真的，但大炮可比你们少多了。不过我们却知道怎样让有限的炮兵发挥最大的威力，因此，你会觉得我们的炮火无处不在。”
文击与我军炮兵有不解之缘，一生为之奋斗。早在1945年2月中旬，他就被选调进入我军第一所炮校——延安炮兵学校学习，并任三个大队之一的第三大队政委。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他又去越南，作为炮兵顾问指导越军炮兵建设。将军一生仅去过这两个国家，都是为保家卫国和邻国安全而战。之后，他先后走上炮兵院校和炮兵机关的领导岗位，呕心沥血，励精图治，为我军炮兵部队建设付出了毕生精力。1982年总参炮兵部成立，时任副总长张震（后任军委副主席）高度评价:文击同志是非常聪明、工作能力很强的我军高级领导干部。1988年，文击将军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依然关心国家和军队建设。2002年，原总参副总长吴铨叙看望他，彼此做了长时间交流。吴铨叙副总长十分感慨，称赞他还像在职干部。
文击身为我军高级将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1984年，他到宣化炮兵学院检查工作，学院一位在“文革”中曾参与迫害他的干部诚惶诚恐，担心被秋后算账。文击托人转告：不必有顾虑，认识改正错误就行了。此人感动得痛哭流涕。文击将军生活简朴，一生两袖清风。他时常牵挂和关心母校宣化一中的建设与发展，关心灾区人民的生活和建设，每当一些地方发生灾害，他都倾囊相助，先后为母校和灾区捐款数十万元。一位在文击将军麾下工作多年的正军职领导干部专门撰文，评价文击将军：是有文化的开国将军、炮兵部队难得的才子；勤勉敬业，大家都有跟不上的感觉；酷爱学习勤于思考，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对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极严，不循私情。
读书，成为文击将军晚年生活的“功课”。摄于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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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击将军晚年四世同堂，尽享天伦之乐。夫人杨志，1946年参加革命，1949年毕业于大连“关东医学院”，1950年与文击相识并结为伉俪，先后在东北人民解放军特种兵团卫生部、宣化炮兵学院，军委炮兵门诊部工作，一生救死扶伤，接生婴儿无数，功德无量。一双儿女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外孙出国留学，孙女矢志国防。四个曾外孙辈受太老爷爷的影响，从小养成了爱学习爱运动的习惯。文击还经常督促在身边的曾外孙孙晟文每日练字，以此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今年7月12日，是文击将军和夫人“白金婚”纪念日。70年来，两位老人相濡以沫，恩爱有加。因为晚年耳背，文击将军常以书面语和夫人交流。今年4月份，他住院体检。医院因疫情管控严格，不允许陪护。夫人不在身边，这是近几十年住院唯一的一次。文击将军寝食难安。一日晚，他无法入睡，第二天一早，写一条子抒发思念：“老兄（平时对夫人的称呼）：我想你，你有什么办法见面没有？”和夫人的难舍难分之情跃然纸上。
两位革命老人告诉我，他们十分感谢党组织的关怀，感谢身边工作人员的悉心照顾，使得他们晚年无忧，幸福开心。
文击老师长和炮一师战友在朝鲜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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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击将军的“全家福”，摄于198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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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外孙遵太爷爷叮嘱，每日练字。
这是一位睿智慈祥的百岁老人。
他既是黄埔生，又是老八路。
他是我军最早的炮校教官之一，也是优秀的炮兵高级军事指挥员。
他指挥炮兵歼敌无数，屡建奇功。
他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他是新中国的开国功臣，也是我军正规化建设的实践者。
他是开国上校，原炮7师参谋长石岩。
在90高龄时，石岩出版了一本书：《永不褪色的记忆》。
在写作过程中，老人既没写提纲，也没打草稿，凭着超强的记忆力，一气呵成。这部回忆录，还原了他投身革命、浴血战斗、敢打必胜的光荣历史，再现了一名革命军人的英雄本色，同时也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亲爱的各位美友，现在，让我们向这位身经百战、久经考验的革命老前辈、百岁老英雄致敬！
同时，请各位跟着本美篇，走近石岩，走进烽火岁月，听石岩讲那段可歌可泣的辉煌历史吧。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旧址）
我幼年时在家念过私塾，中学毕业后进入武昌育杰高中一年级学习。此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上海失守，九江、武汉吃紧，全国掀起抗日高潮。在中华民族危难之时，作为16岁的热血青年，我毅然投笔从戎，报考军校，抗日救国。1937年冬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训练步兵单兵动作和战术。1938年夏转入炮兵学校学习炮兵专业。经过二年的军校训练，基本掌握了步兵和炮兵的专业技能，完成了从学生到军人的转变。（编者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是一所在国共合作中成立，在共产党的熏陶和教育下成长，由共产党领导的分校，为我党建军、抗日培养了大量人才。）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员宿舍）
在军校我接触到许多进步同学，阅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通俗经济学讲话》、《政治经济学》等，对哲学和社会发展规律有了初步了解。又看了《共产党宣言》、《论持久战》。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苏联的“十月革命”，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当代最理想和美好的社会，将来社会发展方向必然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在本队结识了郑新潮和谢映东，他们也在看进步书籍，我们互相谈得来。
在这些进步思想启蒙下，我和一大批进步同学约定毕业后一起去延安，因为那里是中国的希望！
1940年5月，我离开炮校从贵州都匀出发，经贵阳前往四川。一路上很难走，没有汽车就背着包袱步行，有时爬上货车坐一程。经过长途跋涉到达重庆，经杜弘如介绍见到了东北救亡总会的于毅夫（于毅夫在东北解放后任吉林省委书记）和闫宝航（当时闫宝航在重庆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为党做情报工作，建国后在外交部工作），接上了去延安的关系。
从重庆经成都去延安的路上检查非常严，国民党害怕青年人去延安。为了掩护身份，我和王若林扮成一对夫妻，陈夷和杨维哲扮成一对夫妻。路上宪兵检查很严，旅馆里也查，车上也查，越接近西安检查越严。在车上我认识了同路的麦新（他是《大刀进行曲》的作者）我俩谈得来。到达西安后，在“八办”我见到了董老（董必武），董老说延安很苦，问我怕不怕？我表示延安是真正的抗日中心，是中国的希望，不怕苦。从西安到延安的路上经过国民党军的重重关卡和阻扰，最后终于达到了延安。
从贵州都匀到延安，这一路上整整走了六个月。
住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之后，已经进入冬季，天气很冷，我们没有棉衣，结果两个人发了一件白羊皮大衣（没有皮大衣面子的白羊皮），把上半截有袖子的给了别人，下半截给了我。我就自己剪成两个袖子和上衣缝起来，过了一个冬天。
后来，没有毛衣，把羊毛用线捶子捻成毛线，由女同志教我，自己打了一件白色毛衣。
在招待所我写了一份自传，交给了组织。有一次去延河边，遇见了谢映东和郑新潮，他们来的早，在抗大东干队学习了一期毕业后，东干队（队长是张学思）去晋察冀军区，他俩未去，住在总政招待所。还见到了由都匀炮校来的同学沈毅敏，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原先我们不认识，是郑新潮在延安介绍认识的。
（陕北公学）
来到延安后，去哪里学习呢？我考虑不学军事了，不愿去抗大。因在黄埔军校和炮校就是学军事，费了好大力气才离开那里，到延安来是追求真理和学习政治的，来参加革命的。组织征求意见时，我提出上述意见。组织上就分配我去陕北公学学习。
到陕北公学后，我被分配在社会科学部二班。当时校长是罗迈（李维汉），他到学校来讲过几次话。学习课程有尹达（马列学院来的）教的中国通史，柯柏年教的近代世界革命运动史，何定华教的中国近代革命史，还有政治经济学，哲学等课程。这些课程对我来说很重要，很新鲜，武装头脑。
当时学习很积极，记笔记，没有纸就买了油光纸，纸张很困难，字写的很小。没有课堂，就在窑洞前面小平场上，坐在板凳上听课。当时同班同学有魏坚（后在北京空军司令部工作）、王玉（后在外交部礼宾司当司长）、章波（毕业后去延安鲁艺，后来当了导演），还有闫宝航的儿子等。
（八路军战士）
吃的是小米饭，没有专职炊事员，各班轮流做全校的饭。伙房很大，分工有挑水的、劈柴的、做饭的和做菜的。烧的柴，因延安附近的树都砍光了，得到30里以外去砍。我没去砍，是别人砍下来，我去背过。走的路不是平原，是断绝地上下很深的沟，往返六、七十里，背的木柴休息时放不下来，就靠着沟背休息。
粮食是自己用毛驴驮回来的，我去驮过。走一天，第二天驮回来。
做饭是很大的锅，做好打出来放在木槽里，拿到伙房外面大家吃。有的用铁桶（半个煤油桶）打饭，提到山上班里吃。做菜很简单，烧一大锅水，把土豆切成块，有时是萝卜切成块，放在水里煮熟后放上盐，最后用铁瓢把豆油烧开放在菜汤里。每个班打半桶，主要是汤，油和土豆都很少，但是吃起来却很好吃。饭有时不够吃，用铁皮缸子盛饭，用小勺子，比筷子方便，还可以喝汤。过年过节时改善，能吃上肉。因平时油水少，猛一吃上大肉，稍不注意，有的就跑肚。冬天天冷不能洗澡，夏天就在延河里洗澡和游泳。
在陕北公学期间还听过两个报告，一个是陶铸作的报告，他讲在南京监狱里如何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另一个是晥南事变突围出来的干部，讲晥南事变的详细经过。
1941年9月陕公毕业后，分配我到延安东关抗大三分校。不久三分校改为军事学院，院长朱德，教育长郭化若，政治部主任黄志勇。
炮兵团从前方回延安了，教导营来军事学院为炮兵大队，大队长宋承志、政委张英。编为7、8、9三个中队。还有上干队（主要是高干）、俄文大队（大队长常乾坤，后任空军副司令，1955年授中将军衔）、工兵大队、参训队。炮兵科主任是沈毅（原炮兵团总教），我为炮兵科助理员。
后来，郑新潮、谢映东也调来。郑新潮在大队部，谢映东也来炮兵科任助理员。开始训练后，我教炮兵射击课。
炮兵科除沈毅外，以后又来了王子玉教员。我当时还自学了俄文，在俄文大队旁听，认识了俄文大队教员刘丰（曾任武汉军区政委），还有王连（朝鲜人）。不懂时请教他们，还发给我俄文讲义。
后来我和谢映东调炮兵大队部当助教。之后又来了王金栋，是上海大学生，当数学教员，还有马良俊。我主要教9队（观测队）的射击课。
（鲁迅艺术学院）
这期间麦新来过我这里几次，我也去过鲁艺他那里几次。他在鲁艺当教员。武汉大学的同学在延安成立了武大同学会，有杨作材（延安开七大的中央大礼堂是杨作材设计的）、胡萍、黎军、杨维哲、王若林、荘湘。我不是武大的，是东湖中学的，但每次都通知我参加，主要是过去都很熟。另外，延安还成立了黄埔同学会，我也去开过会，有一次徐向前还讲了话。
在延安生活上艰苦些，但精神上很愉快。感觉不到苦，感觉有前途，有希望，每天都在学习，增加新的知识，有信心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革命能够胜利。
延安政治空气很浓，经常能听到报告和讲话。我听过毛主席、朱德、叶剑英、陈云、杨尚昆、邓发、吴玉章、谢觉哉、徐特立、林彪的讲话。其中叶剑英的报告次数最多，他经常在八路军大礼堂作形势报告、苏德战争战况、其他军事形势、政治形势报告。再就是朱老总报告次数也不少，他是军事学院院长，经常来讲话。朱老总作报告时还解答学员提出的问题，如有人提出没有烟抽，朱老总回答很实际，他说：“你们自己种一点烟叶就行了”，很有意思。
当时延安文化生活也很活跃。星期天在青年文化沟有讲座，陈荒煤、古元、萧军、萧三和夫人（苏联人），由他们讲话和作报告，自由参加。还有京剧院（院长张经武）、业余剧团（团长丁玲）、联政宣传队（队长欧阳山尊），还有其他剧团，经常能看到话剧，京剧、歌剧、秧歌剧演出。
原来话剧主要演外国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讲话后，改变了，演中国的。就有了王大化和李波演的兄妹开荒，劳军和夫妻认字等新的节目。每周六晚上有舞会，参加人员不少。我参加过青年文化沟舞会，参加过总部门口的桃园舞会，参加过中央党校门前的室内舞会。舞会没有乐队，用留声机，没有电灯，点气灯，没有地板，是沙土地，但气氛很活跃欢畅。
（延安文艺座谈会）
每次开大会，都很热闹，各学校各机关都参加，人很多。有拉拉队，互相拉歌，都是青年人，朝气蓬勃，大家兴高采烈，民主生活很活跃。
有一次选举边区参议员，延安南部地区选一人，由军事学院、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学院、日本工农学校，各出一名候选人。
在军事学院院内开大会选举，候选人有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鲁艺院长周杨，军事学院教育长郭化若，日本工农学校是日本人森建。
首先是徐特立上台竞选，他说他参加同盟会就革命，他是毛主席的老师，把他革命历史讲了讲，叫大家选他，能代表大家。
随后周杨上台竞选，他发挥鲁艺优势，音乐系编了周杨歌子，大家选举选谁呀，要选就选周杨呀，还画了很多周杨的画像，到处贴。周杨上台讲他很早就和鲁迅一起搞新文化运动，叫大家选他。
最后日本人森建上台，他不会讲中国话 ，由两个人替他讲，说他是日本人，是反战同盟的，能代表日本的反战力量，叫大家选举他意义很大，并且也拿着他的画像上台。
郭化若未上台竞选，但后来正式选举时，因大会地点在军事学院，全院人员都能参加，人数最多，结果选票也最多，最后郭化若当选了。
（延安整风）
1942年11月经张英、宋承志、于达康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年我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康生做动员 。原来在国民党通讯学校毕业的李祥厚被抓，用大车送去延安了，郑新潮在延安也被送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了。教导营和各队又进行动员，各班开会要求交待，重点是国民党地区来的，空气很紧张。
（延安大生产）
经过1943、1944年的大生产，延安的生活有很大改善。每顿饭好几个菜，各队有一个小组专门研究改善伙食。当时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二斤粮、二斤菜、六钱盐、六钱油，每月三斤肉。衣服有单衣和棉衣，都是新的，真正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44年冬，我被分配到延安炮校。
延安炮兵学校是八路军在艰苦岁月中，根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要求筹建的第一所炮兵学校。延安炮校是八路军炮兵的摇篮，为新中国建立和以后的炮兵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在6队任二区队长，负责教射击和炮操。
当时只有两门“一三式”山炮，另两门是木制的。第一门为基准炮，我按4门炮下达口令，学员按口令操作，实际效果一点不受影响。
（1945年4月中旬，毛主席接见延安炮校的教员和干部）
1945年9月23日，延安炮校遵中央军委命令，分三个梯队从南泥湾出发开赴东北。我们六队随二大队徒步行军，经延安到绥德后，又进行了第二次轻装东渡黄河向北直奔怀来。
东北的归属对国共两党至关重要。共产党先后往东北派了10万部队、2万干部和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员。国民党先后向东北运来7个正规军，其中包括号称“五大主力”中的两个，新一军和新六军。
为加快速度我们改乘火车前进。原来承德市和铁路线是被日军占领的，现在由苏蒙联军军管，车站无人管理，许多设施遭到破坏。我们找到了车站的调度和火车司机，给他们讲明了运兵的需要，临时编组了两列用闷罐车组成的军列，乘车直奔沈阳。
我们二大队乘第二列车，当时列车的每两节车箱之间用气管连接气轧。但管子不够，仅有一半车箱能使用气刹，另一半怎么办？就用人来搬手刹。下坡时就一半气刹，一半手刹。头几站下坡时坡小还管用，一到下坡就喊搬刹，，一搬手刹就减速。可是过了朝阳以西的叶柏寿一直是下坡路，车速越来越快，一下口令搬刹，刹不住，不能减速，越来越快，沿线的电线杆子都连成一条线，好象是乘了世界上最快的火车了。这时，火车司机害怕担责任，一急之下，跳下火车跑了。
事态十分严重，情况十分紧急。正在火车车头押车的炮校干部马海亭，原本是平汉路火车司机出身，便勇敢地接替了司机的岗位。但他想了很多办法，还是没能让下坡越来越快的火车速度减慢。他就一直拉着火车的汽笛一路长鸣。
幸好前方有一个小火车站，站长听见火车一路长鸣的叫声，知道火车出了故障停不下来了，马上命令扳道工把路轨扳到一个停车岔道上。但火车冲到前方还是翻了几节车厢，我们乘坐的车厢也翻倒在一边。岔道上的铁轨向上翻起，机车撞成了两节，汽笛还在吼叫，像受了伤的野兽。马海亭被当场撞昏，火车头前面的几个扒车的老百姓被撞死。幸好炮校的同志们有准备，只有一个同学在车厢门处被撞死，其他几个受了点轻伤。
第二天我们一看，如果不扳到停车岔道上，顺铁路向左拐，前方正好是一个山沟，很深。要是整个列车冲进山沟，后果不堪设想，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这列火车不行了，就又设法另找车箱和机车。车头没有煤和水，大队长邵明银（老红军）带头向机车运煤、运水。因刚刚乘过世界上最快的火车并翻了车，所以乘上这列车后，大家心有余悸，听到火车爬坡加力的声音，知道一会又要下坡了，担心刹不住车，提心吊担。还好，一路顺利抵达沈阳北郊马三家子车站。
1946年3月，延安炮校官兵乘火车到达牡丹江，学校改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学校（1948年10月18日，学校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朱瑞炮兵学校）。
（1947年石岩在吉林）
1947年5月，我在炮2团参加“三下江南”战斗之后，被任命为3营营长。我带3营回宁安搜集火炮，在镜泊湖捞出1门完好的野炮。
我营根据“三下江南”的作战经验进行训练，特别是瞄准训练。在烟雾中标定射，在行进中迅速占领阵地展开射击，主要训练打的准、夜间训练紧急集合动作快。
1947年冬到1948年3月的冬季攻势，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城拔寨，连续作战，6战6捷。我营和炮2团的1、2营都参加了战斗。
第一仗，炮2团配属二纵攻打彰武，敌守军一个师。拂晓炮火准备，我们5个炮兵营向城墙东南角先试射，接着效力射。爆烟看不清目标，我们改用标定射，5个营同时打，几千发炮弹像炒黄豆一样，爆烟升起几百米高。打开口子，炮火延伸，步兵发起攻击，攻入城内，很快战斗就结束了，全歼守敌。
第二仗，炮2团配属八纵攻打新立屯，敌守军一个师。打外围时，我营配属八纵24师打火车站。上午，我去24师见丁盛师长和韦政委研究打法。第二天拂晓炮火准备，破坏和消灭车站前面的火力点，然后步兵发起攻击。
车站右边有一个二层小楼，两侧各有一个机枪火力点，我用两门炮射击，把小楼打垮，机枪哑了。接着左边水塔上有一个火力点，我用一门炮把它打哑，从远处山（老母猪山）上有敌炮火向我进攻部队射击，我立即指挥我营炮火向敌炮阵地压制射击，敌炮也哑了。我步兵迅速占领车站，进行总攻准备。
夜间，敌人害怕我军进攻力量和炮火威力，敌师长带着少数人弃城逃跑，大部分当了我军俘虏，新立屯解放。
丁盛师长给我营送了一面锦旗“弹弹命中”。
第三仗，炮2团配属四纵打辽阳，敌守军也是一个师。战斗准备时，我把城墙上敌火力点和前沿火力点编号分给各连。拂晓炮火准备，先破坏射击。敌城墙上和前沿碉堡、地堡逐个被摧毁，接着对城墙进行开口急袭射击。之后，步兵冲锋进入纵深战斗。我随突击团长和师作战科长一起冲入市内巷战，突然从十字路口地堡射出一梭子弹，团长腿部中弹痛的受不了，我马上握着他的手安慰，担架把他抬走继续战斗。由于我营及时用炮火支援步兵，中午战斗结束，辽阳解放。
第四仗，炮2团配属四纵攻打鞍山。总攻前，我在炮兵指挥所，从山头俯视鞍山全境看的很清楚。市内神社山有敌人工事，还有车炮在市内活动。指挥所内除邱创成、匡裕民外，还有科长、参谋，原炮兵团老红军贺清仁也在。拂晓总攻开始，炮火准备主要是打神社山的工事和城边前沿工事，之后步兵攻击。战斗持续了一整天，黄昏攻下神社山，进入市区战斗。我和王岳石政委及副营长董允中摸黒搜索行进时，附近打来手榴弹，弹片打伤董允中的左手，简单包扎后我们继续前进。到了鞍钢天亮了，楼内到处是敌人尸体，很快战斗结束，鞍山解放。
第五仗，炮2团配属一纵攻打四平。1948年3月12日，我军再次攻打四平。这次有了充足的炮弹，有了步炮协同的经验。我的观察所和阵地在三道林子高地，对市内一目了然。总攻前一天，我和文击团长到1师师长江拥辉指挥所受领任务。一纵司令员李天佑，政委万毅来了，江拥辉汇报后，李天佑讲话。要求进攻部队迫近作业挖交通沟，用少数步兵直接摸到敌前沿，兵力部署讲得也很具体。
我们把敌目标编了号，炮火准备时逐一摧毁。下午步兵进入市内战斗，我营支援步兵1团进入市内战斗。我和杜团长在小广场边的建筑里指挥炮火打敌据点，消灭之后，我们把建筑物的墙打通前进，继续战斗。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收复了四平，全歼守敌71军两万多人。
第六仗，炮2团配属二纵、六纵攻打吉林市。我营参加打外围战斗。打哈达湾时，主要打化工厂生产区。六纵炮兵主任李雨山到我观察所。攻击前李自群（原延安军事学院炮兵大队九队队长，到东北后在坦克大队）带来三辆坦克。攻击发起后，我营对敌压制射击掩护步兵进攻，三辆坦克也投入战斗，天黑时占领了哈达湾。
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集中了优势兵力，围攻锦州及其外围的部队达到五个纵队加一个师。为了阻击从葫芦岛方向的援锦之敌，四纵配置在锦州西南塔山一线。为阻击从沈阳方向的援锦之敌，东野派出了11个师在彰武、新立屯以东待命。
辽沈战役首先扫清锦州的外围屏障——义县。1948年10月1日清晨，我军先用榴弹炮施行炮火急袭。整整一个半小时，一阵猛轰，把义县的一丈多厚的城墙打开了一个近40米的大缺口，基本肃清了缺口附近的火力点，然后延伸射击，破坏敌纵深工事，掩护步兵冲进城去。
战斗进行非常顺利，到下午3点40分，我军便占领义县县城，全歼敌20师一万余人，活捉师长王世高。
但谁也没料到，义县之战，我军炮兵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指挥员朱瑞司令，他去看突破口时踩响地雷，这一噩耗大家非常难过。朱瑞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也是炮兵学校的校长。
义县收复后，炮2团继续向锦州前进。10月9日，我营配合步兵攻占帽儿山。帽儿山是锦州西北的一个孤立的山包，山上四周筑有碉堡、交通沟和火力点。我带领全营选择炮阵地，给各连分配射击任务，17时炮火准备，命中敌碉堡和火力点，步兵发起进攻，很快占领了帽儿山（帽儿山在总攻锦州时，是林彪的指挥所，可以俯视锦州整个战场）。
10月11日，我营配属七纵20师攻打罕王殿。罕王殿是横在锦州南面由西向东的一座大山，攻打锦州必先拿下罕王殿。罕王殿筑有完整的防御工事。拂晓，我营炮火准备，摧毁敌工事和火力点，打开突破口，步兵发起攻击。我营炮火在步兵前面延伸射击，步兵向东进攻时，我营炮火向东转移，经过一整天战斗，占领了罕王殿，扫清了锦州外围。
罕王殿山拿下后，锦州南面全部是平地，炮阵地只能在平地向下挖工事。步兵在平地挖交通沟，一直挖到敌前沿，整个南面平地布满了交通沟。
负责南面攻城的是七纵和九纵，由七纵司令员邓华统一指挥。我们在准备进攻锦州期间，听到南面塔山的炮声，那是四纵在塔山阻击国民党从南面增援之敌，敌军用舰炮射击的炮声。四纵打的很顽强很艰苦。我们必须在一周之内攻下锦州。
总攻开始前，我军两个纵队的步兵和炮兵都已进入锦州南面的大片开阔地交通沟和炮阵地，暴露在敌军面前。敌人用火炮向开阔地射击，总攻时间没到，我们只能挨打，大家急的要命。邓华司令有经验，他派小部队在我们左测发起佯攻，机关枪、迫击炮猛烈打起来，步兵发起进攻，敌人的炮火被吸引过去，我们这边两个纵队的大部队平静下来，减少了损失。
上午10时总攻开始，我们立即对敌主要方向的突破口城墙和地堡，工事，堑壕进行破坏射击， 炮火齐发，大地颤抖，硝烟弥漫，火光冲天，那炮火之猛烈，弹着点之密集，射击时间之长，是我军炮兵前所未有的。
11时，我南北两个突击集团在炮火和坦克支援下，对敌发起冲击，很快突破敌军防线，冲入锦州市区。我们的火炮也进入市区，支援步兵巷战。步兵在炮火和坦克支援下突入旧城，15日晚6时锦州守敌第六兵团10.8万余人全部被我军消灭，敌兵团司令卢浚泉被我军俘获，敌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化装修表的逃亡。我军夺取锦州，仅用了31小时。
10月17日长春守敌起义，长春解放。盘踞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全军覆灭的命运已成定局。然而蒋介石并不死心，他下令已出沈阳的廖耀湘兵团的五个军共11个师的特种部队，继续向南推进，企图重新夺回锦州，又下令东北残存的所有国民党军向关内总撤退。
我们攻下锦州没有休息，立即向黒山、大虎山方向急行军，准备参加战斗。沿途看见凡经过激战的地方都横七竖八地躺着敌军尸体，被丢弃的大炮和车辆等武器装备散落在各处，夜间能看见远处仍在燃烧的火光。
我们到村里宿营时老百姓讲，国民党军来时还像个样子，又是汽车又是大炮耀武扬威的，结果一打就丢盔解甲溃不成军。就这样，廖耀湘兵团10万人马，被我军在彰武、新立屯以东待命打援的11个师和攻打锦州的部队包围在黒山、大虎山、新民等地的120平方公里地带，经过两天一夜的战斗全部歼灭，活捉了兵团司令廖耀湘、军长李涛、白风武、郑庭笈等。在敌人丢弃的大炮中有155口径的榴弹炮，大都完整如新，这些缴获的大炮都给了炮27团。
1948年11月23日，我东北野战军主力73万余人及随军民工15万人，千余门火炮，40余辆坦克装甲车，3000余辆汽车，8000余辆大车，10万余匹战马，兵分三路，浩浩荡荡沿北宁线经兴城，绥中，跨过山海关直捣华北，逼近北平。
1949年初，中央军委命令原东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原第一到第十二纵队改称第38至49军，原炮兵纵队改称特种兵，包括炮兵、工兵和装甲兵，肖华任司令员，钟赤兵任政委，邱创成任副政委，匡裕民任副司令员。
炮兵也成立了炮1师和炮2师。炮1师师长彭景文、副师长王珩、文击、政委张英、政治部主任林千，辖炮25、26、27团。炮1团改称炮25团，炮2团改称炮26团，炮3团改称炮27团。炮2师师长沙克、副师长宋承志，辖炮28、29、30团。
炮26团干部也进行了调整。团长赵庆丰、政委张芳、副团长甄秉信、参谋长由我担任、主任方文。
（刘亚楼）
天津战役由四野参谋长刘亚楼直接指挥。兵力部署在东南西三面，主力由东西两面进攻，在市中心金汤桥会师。
首先攻打天津外围，我带炮26团3营配合1个步兵团攻打敌军占领的一个高地。拂晓后，我炮火对敌高地火力点和所有工事进行破坏射击。进行急促射击后，步兵发起进攻，炮火延伸射击。经过一上午的战斗，敌外围据点被我军占领。
这次总攻我团又配属八纵24师，从天津东面民权门进攻。师长丁盛把他师的炮兵营归我团指挥，编成炮兵群，打开突破口支援135师攻击。
敌人将民权门前后左右的房子全拆了夷为平地，城外挖了很宽的护城河。民权门的集团工事纵深有1000-2000米，横宽也有1000-2000米，由钢骨水泥碉堡组成。碉堡之间还有地堡、交通沟和铁丝网及障碍物。护城河里还有暗堡。
我们对敌民权门工事进行了反复侦察并画了图，把所有目标编了号。我和赵庆丰团长在交通沟里对敌前沿侦察时，敌人打来枪榴弹，炸开的手榴弹木柄掉在赵庆丰脖子旁边，我们在沟里没炸着。
? ? ? ? ? ? ? （黄永胜）
总攻前一天晚上，135师召开作战会议，45军军长黄永胜、炮兵副司令匡裕民也来了。开会时匡裕民见我低着头，问我是不是压力大，我说没有。我正在考虑如何把民权门的集团工事打掉，为步兵扫清障碍。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点整，我军对天津守敌发起总攻。
炮火准备准时开始，首先进行破坏射击。我炮兵对敌工事进行逐个破坏，把敌碉堡、地堡等各种火力点和障碍物全部摧毁。
这次我们集中了比攻打锦州更多的火炮和弹药。一开始就把天津外围第一线所有工事用炮火覆盖，炮弹的呼啸声爆炸声震耳欲聋，敌军阵地一片火海。
与此同时，在护城河上架桥和排雷的工兵部队、坦克装甲部队和主攻部队的各路突击队一起迅速向前运动。破坏射击进行了1小时57分，敌津塘防区副司令兼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吹嘘的“固若金汤”的天津城防，被我军炮火打了个天翻地覆。
接着我们又用3分钟的急袭射击，掩护步兵发起冲锋。突击部队进入突破口，坦克也从民权门冲进去，战斗十分激烈。
中午，突击部队攻入市内向纵深发展。经过激烈巷战，15日下午3时，全歼天津守敌10个师13万余人，天津的敌警备司令陈长捷被我军生擒。
天津战斗结束后，我团受到四野林、罗、刘、谭、陶的通令嘉奖。
（丁盛）
135师师长丁盛给我团送来一大卡车的美国午餐肉罐头，连车和司机都送给了我们，我们把罐头分给各连。
北平的傅作义原来还在观望，看到我军仅用29个小时就解放了天津，迫使傅作义丢掉幻想，立即举行和谈，率部25万余人接受和平改编。
北平的一切，包括帝王宫殿，皇家园林，老字号商铺，四合院，民宅等等，全部完好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北平和平解放后，参加平津战役的部队团以上干部在北平参观三天。我们先后参观了颐和园、北海公园、天坛、中山公园、故宫、王府井、前门大街、西单和过街牌楼，还观看了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和程砚秋的“打渔杀家”。
1949年4月，四野派炮1师26团、27团和炮2师3个营（基本上是四野所有大口径火炮）去参加华北野战军解放太原战役。
太原战役由彭德怀司令员指挥，我军有三个兵团。十八兵团从东面主攻，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员、罗瑞卿政委）由南面进攻，二十兵团（杨成武司令员）由北面进攻。
我团编为第五炮群支援步兵打外围据点，20日向洛马、双塔寺和仓库区发起进攻。首先对敌据点的碉堡和火力点破坏射击逐个摧毁，同时步兵在敌据点下面挖的坑道里埋的炸药也点了火，只听到爆炸的闷响声和地面的颤抖，接着我炮兵猛烈的急袭射击，步兵发起进攻，逐个把敌外围三个据点全部占领，此时只剩下孤伶伶的太原城。
4月24日拂晓总攻太原城。我炮群对敌火力点和城墙试射，不一会烟雾升起来，城墙全是烟什么也看不见。突击师副师长让我停止射击，他要派工兵爆破城墙，我马上打电话给炮27团作战股长齐重阁，让他用标定射打，并让炮群各连都用标定射打，很快城墙被打开了30米宽口子，步兵发起冲击。
我跟着步兵从城墙口子进去，在口子上看了一看，我步兵无人伤亡。在整个攻城中，我兵力和炮火占绝对优势，把敌炮火压制住了。攻入城内经过一上午战斗，太原解放。
太原战役结束后，我写了篇《太原战役中第五炮群是怎样进行统一射击的》文章，登在特种兵杂志上。华北日报为此还发表了一篇社论：《取消了敌人炮兵的发言权》。
1949年9月我团接到命令，立即向衡阳、宝庆方向前进，参加衡宝战役。
一开始我军1个师被敌军5个师包围，之后我军大部队把敌军这5个师反包围。我军里面的部队向外打，外面的部队向里打，最后把敌军全部消灭。这也是我军在湖南与白宗禧打的最后一仗，消灭了他的主力。随后，广州、桂林、南宁相继解放。
1950年初我被调到炮1师任侦察科长。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7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13兵团38军、39军、40军、42军和部分炮兵、工程兵组成东北边防军，开赴指定集结地待命。
9月15日，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大规模入侵朝鲜北方，战火从“三八线”烧向鸭绿江。党中央应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政府和金日成同志的请求，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出兵朝鲜。
入朝前炮司组织炮1师和炮2师侦察科长去朝鲜侦察，炮1师由我带侦察参谋、联络员（朝鲜族当翻译）、警卫员各1人，穿便装乘吉普车，从丹东过鸭绿江桥到新义州，去东线温井等地，去南线龟城、顺川、春川等地，与郡委员长（县长）接头，了解当地粮草供应、风俗民情，查看道路和掩蔽情况。回来后向匡司令、邱政委作汇报。炮兵根据汇报，作出行军计划。
我参加了抗美援朝五次战役。
第一次战役：1950年11月1日，炮1师配属39军116师对云山之敌发起攻击。文击师长带我去116师鹰峰指挥所，汪洋师长向各团下达作战命令。黄昏部队发起攻击，炮兵进行火力支援，夜间继续战斗，打得很激烈，第二天美军骑1师8团在飞机、坦克的支援下，拚命突围，骑1师5团前来增援。11月3日晚战斗结束。在39军英勇围歼下，歼灭敌骑1师大部，共毙伤俘敌2000余人(其中美军1800人)，并击落美军F84喷气战斗机4架。这是志愿军入朝首战得胜，沉重打击了美军王牌骑1师的气焰，大大增强了志愿军的士气。
第二次战役：炮1师仍配属116师作战。待敌进入预定战场后，1950年11月25日黄昏，116师发起反击，打一阵后，敌人向后撤，我们就追击，美军机械化部队跑得很快。担任迂回任务的38军113师昼夜兼程，巧妙地避开敌军拦阻，以14小时行进70公里的速度，于11月28日赶到三所里，切断敌军后撤退路。志愿军对美8军形成三面包围后，在价川、军隅里地区展开围歼美8军的作战。战斗结束后，我在现场看到山下公路两侧全是敌军尸体，有白人、黒人，遍地都是炮车、坦克、汽车。
第二次战役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运动战打得最漂亮的一仗，共歼敌3.6万人（其中美军2.4万人），把美军从鸭绿江打回三八线，12月5日收复平壤。
第二次战役后，我在夜间侦察时，看见路边有一辆吉普车和拖斗我停下车查看。车上有一个美国佬尸体，我和侦察参谋把尸体推下去，把这台吉普车开了回来。到师部一检查还是一台新车，后来这台车给文击师长坐了。
想起来很有意思，在朝鲜战场，我们打的是美国鬼子，可是我们的武器装备全是美国的，吉普车、报话机、卡宾枪，连睡觉的毛毯，垫的气褥子，做饭用的气炉子，装东西用的帆布口袋，下雨时的雨衣，休息时打的扑克，吃的罐头全是美国人造的。
第三次战役：这次战役是向三八线发起攻击。当时炮42团归炮1师指挥，文击师长命我去42团。42团的任务是支援步兵过临津江，突破三八线，为步兵打开突破口。
在进攻前一天夜间，炮42团火炮进入阵地，阵地在临津江北岸，离南岸敌人阵地很近。目标看的很清楚。我们对敌火力点、工事、障碍物进行标定。
1950年12月31日黄昏，我们开始炮火准备，很快把对岸敌火力点、工事、障碍物全部摧毁，随后步兵发起冲击，迅速突破三八线阵地，向纵深发展，我团也过了三八线，这时的敌人对志愿军已是闻风丧胆。
1951年1月1日我军最远已深入纵深15公里，1月4日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解放汉城。1月18日敌军全部撤至三七线附近，为防止敌军在我侧后登陆，我军停止追击，结束了三次战役。这次战役推进80-100公里，歼敌1.9万人。
第四次战役：第三次战役结束后，美军开始全面反攻，试图将我军压回三八线。为此，志愿军不顾兵员和粮弹未得到补充，就转入防御作战。在汉江南北血战43天，胜利完成了作战任务。
1951年2月17日起全线转入运动防御，组成两个防御地带，每个防御地带配置两个军，争取用两个月时间掩护战略预备队入朝和改善后方运输，储备作战物资。
我是第四次战役运动防御时，调炮25团任副团长的。我团配属42军125师防御作战，任务是以火力支援步兵阻止敌人进攻。
有一次敌人大规模进攻，师长下达了作战命令。此时步兵经过三个战役的连续作战，兵员未得到补充，缺员很大，剩下的都是骨干，准备将来新兵补充后当班长、排长、连长使用。我们炮兵的弹药也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求各营长把阵地上的人员疏散隐蔽，留下主要炮手在火炮上射击，不要怕损失，也不要舍不得炮弹，一定要支援步兵守住阵地。
步兵副师长在我指挥所看到这些后，叫他的警卫员把仅有的菠萝罐头打开请我吃。
这次战斗打的很激烈，我团炮兵不顾敌机和敌炮的轰炸，尽全力支援步兵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守住了阵地。之后又经过几天防守，到3月14日完成了预定作战任务，我团随42军撤离休整。
这次战役从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共85天。毙伤俘敌7.8万人，敌人每天前进不到1.5公里，我军则争取时间掩护了战略预备队的开进和物资的运输与储备。
第五次战役：我团配属27军81师作战。1951年4月22日黄昏，我军发起第一阶段攻击，炮火准备后，步兵发起冲击，随之炮火转移到步兵前面，向敌纵深发展。步兵较顺利占领山头，向敌纵深挺进，我团也随之跟进。4月25日，步兵前进到抱川以北、以东地区奉命撤退休整，我团也北撤休整。
第二阶段我团仍配属81师在麟蹄西南向敌进攻。
5月15日我团占领阵地后，我带警卫员方庆民侦察进攻路线。刚过小河沟，突然敌打来一发炮弹，落在我后面。我知道是山上敌人发现了我们，立即带着警卫员向左侧横的方向快跑，我知道第一发炮弹打远了，第二发会减距离，用距离夹叉，不能直的跑。我向左侧跑进小树林跳进沟里，果然敌炮用距离夹叉后，又用方向夹叉向树林打来，我们在沟里只听到炮弹炸裂声和破片飞声。敌人看不到我的具体位置，打了几发炮弹就停止了，天黒之后我们返回。
5月16日黄昏，我军发起攻击，很快占领敌阵地向纵深发展。部队进展很快，至5月21日由于连续作战，所带粮弹已尽，只得停止进攻。
5月25日文击师长电令我团立即经九万里、华川向北撤。这次北撤，我团除损失一门火炮外，人员全部撤回。由于我团的火炮和马匹经过五次战役损失很多，所剩火炮和马匹补充给炮45团，我团于7月随炮1师回国进行苏式武器改装。
1951年7月我们从朝鲜回国，主要任务是换装苏联的火炮。师部驻长春，我团驻四平。不久，苏联的122榴弹炮、汽车、工程车和弹药等运来了。我们立即选择炮场、车场，对炮手和汽车驾驶员进行训练。我团设置了弹药库，拉上铁丝网，布置警戒，还修建了枪管射击场。文击师长带苏联顾问来我团检查接装情况，观看了干部的射击和炮手的操炮训练，检查了枪管射击场、驾驶员训练场、炮场和弹药库的警戒之后很满意。
11月初，我去沈阳高级炮校参加部队改装训练班集训。由苏联专家讲课，比较正规，有连射击和炮兵营、炮兵群射击指挥，有条令、正规口令，以及进攻和防御时如何部署火力支援步兵等战术。集训结束后，辽阳的炮兵营房盖好了，炮1师移防辽阳，我25团也进驻辽阳。回到团里，我召集全团干部集训，按高级炮校苏联顾问所教的改装训练内容，组织部队训练，准备二次出国作战。
（陈锡联）
我正在组织部队改装训练时，接到军委炮兵司令部通知，调我去北京参加全军炮兵训练大纲审查。
这次军委炮兵司令部从炮1师调我，从炮2师调一个作战科长和一个副团长，我们都在朝鲜战场与美军作过战，了解美军情况。
陈锡联司令员亲自主持苏军《训练大纲》的审查。《大纲》很厚，陈司令让我们逐条逐句发表意见进行审定。
《训练大纲》审定工作结束之后，我被调到军委炮兵司令部。过去，我一直在部队行军打仗，现在让我坐办公室很不习惯。
军委炮兵司令部成立了军训处，杨发静任处长。我任预备炮兵科长，主管军委直属炮兵师。李泮池任部队炮兵科长，主管步兵军、师属炮兵。南京军区炮兵司令陈锐庭任军委炮司参谋长。军委炮司原参谋长贾陶任高级炮校校长。张啟信从南京炮司调来任通讯处长。马辛任侦察处长。徐昭任作战处长。孙式性任军务处长。廖政武任校管处长，吴植楷任科长。殷洪任高炮处长。
军委炮兵司令部人员到位了，开始组织全军炮兵部队的正规化训练。军委预备炮兵由总参直接调动，训练计划由军委炮司预备炮兵科统一安排。
南京军区炮司开训练工作会议，我和杜常青前去参加了解情况，当时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周纯麟，政委刘春，副司令叶超。叶超还前往住处看望我们。
1952年4月我参加军委组织的去朝鲜的抗美援朝见学团。总参作战部长张震，炮司参谋长贾陶参加。我们由贾陶带队，同张震一起经丹东赴朝。这次赴朝与我第一次入朝形势不一样了，从丹东到新义州后，看到我军的高射炮和探照灯。整个战线在三八线附近处于比较稳定对峙状态。
炮兵都改装了，炮47团是苏式152加榴炮，11师是苏式火箭炮，苏式坦克也入朝了，还有31、33防坦克炮师。苏式高射炮师也入朝了，有85高和37高。
这次入朝，各炮兵师我们都去了，名义上是见学，实际上带有检查工作性质，贾陶参谋长去各师听汇报。我们去炮2师，他们都构筑了工事，有会议室。师长张九德介绍情况，敌我双方对峙，有时互相炮战，有目标就打，步兵有动作就支援。
（板门店）
当时板门店已开始谈判，不能对板门店炮击。有的炮连为了防止误击板门店，在炮身旁边钉个杆子，使炮身转不过去，这样就打不到板门店。
火箭炮师我们也去了。火箭炮火力很猛，一开炮目标区域顿时连空气都燃烧了，打完马上换阵地，防止敌人报复。
（常香玉在演唱）
我军的坑道在战场上很起作用，有一次我去一个炮兵营，敌机发现了又是扫射又是投弹，我马上进入营部坑道安然无恙。
板门店在开城，贾陶参谋长带我们去开城，白天开车敌机未干扰。开城出产高丽参，人工种植很多，我们每人都买了一些。
朝鲜村子里男人很少，主要是妇女干活。虽然是战争状态，但在我军和敌军的中间地带，在炮弹弹道下面的稻田里，朝鲜妇女还种地，地没有荒。
当时在三八线正面，敌我处于对峙状态，为了防敌在我侧后登陆，我军在西海岸成立了西海指，准备抗敌登陆作战。西海指司令员邓华，有38、39、40、50军，还有朝鲜人民军。
我们去西海指待了几天，看了看西海岸防御阵地。山很高非常陡， 山下面全是海，加上部署了防御部队，敌人想登陆不可能成功。这次入朝，三个月后我们就回国了。
1953年，调我到沈阳军区炮兵司令部任训练科长。当时沈阳军区炮兵司令匡裕民、政委刘何、副司令宋承志、政治部主任鐘辉。
到沈阳炮司工作后，感觉与军委炮司不一样，离部队更近了，工作更具体些。当时作战科长王一勤，侦察科长鲍傲，通讯科长李嘉齐，管理科长薛风，高炮处长王汀。
当时沈阳军区是全国驻军最多的。步兵有九个军，38、39、40、50、64、16、23、46军（有一个军的番号记不住了）。
炮兵有七个师。军区炮兵训练由宋承志副司令负责，具体工作由我们训练科主管。我们每年春季召开训练工作会议，各炮兵师长，各军、师炮兵主任，各炮兵团长参加，总结上年训练工作，部署当年训练任务，讲解如何对照《训练大纲》组织训练等。检查工作也很多，每年除炮司组织训练检查，我们还随军区检查。如检查炮10师军政工作，当时炮10师师长葛海洲，政委张午，参谋长甄秉信，政治部主任潘滔光。
我们训练科经常下部队，检查营连训练进度，不仅看炮手操作，还对干部进行射击考核当场打分，对推动部队训练很起作用。
我们在普兰店炮32团组织教练员准备作业示范，营长陈文明具体操作，张午政委到场观看示范作业。之后，我们把32团的做法在全区炮兵部队推广。
我当时感觉训练科工作任务多，人员不够，向宋承志副司令提议充实训练科，并把32团的陈文明营长、31团的姚文玉、11师的张富国都调来了。
当时沈阳军区炮兵司令部有苏联顾问。第一任顾问谢乔夫，上校军衔，我调来后不久他回国了。第二任顾问尼基金，少将军衔，54岁资格很老，参加过西班牙马德里保卫战，人很好，作风很好，平易近人，主要同我打交道负责训练，并同我一起去部队检查工作。我有难处就找他，他和我什么都讲。
有一次，军区要讲原子条件下的炮兵作战，把我难住了，于是我找尼基金顾问。他想办法找了一本原子条件下的条令给我，我就根据条令去讲。讲课时台下坐了不少首长，司令员邓华也在听，休息时邓华和其他同志还研究。后来，军区空军司令部也找我去讲了一课。
军区集训我们也去参加。有一次进行步兵师进攻首长司令部演习，由军区调来的王良太（原38军副军长）负责组织，由汪洋当演习师长（当时任39军副军长，后为沈阳军区副司令）。演习前先上课，步兵师进攻的动作由汪洋讲，讲的非常细，从师到团、营、连及单兵动作，讲的很好。王良太讲演习方法及注意事项。集训两周时间，我和鲍傲、李嘉齐都参加了。
正式演习时，实地现场很逼真，弹着点用炸药爆破显示，通过集训，学习到不少东西，对步兵师合同作战有深刻印象。
?（汤山炮校）
有一次演习步炮协同实弹射击，军事学院炮兵系参加，空军也参加了，在南京汤山进行。开始时，炮兵射击很猛烈，一直到纵深。实弹射击最后一个目标空军参加，进行了投弹，命中目标，很猛烈。空军师师长刘善本亲自指挥。演习结束后，开总结会时，陈毅总结讲话。
1954年10月，在南京军事学院进行战役法集训。集训后进行集团军进攻首长司令部演习，规模相当大，参加人员很多。各大军区首长、军长、各军区炮兵首长都参加了，宋承志带我去参加。开始时，每天上课讲战役法。分开讲，集团军首长和司令部动作，各兵种动作，各军动作。上了十多天，课讲的很详细。
集训后，到山东维坊进行集团军演习。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唐亮当演习集团军司令，从维坊一直进攻到青岛，用了7天时间。
这次演习规模大，人员多，后勤保障很好。沿途全部住帐棚，不住老百姓房子，伙食非常好，警戒也很好，彭德怀参加了，三杨也到了（杨勇、杨德志、杨成武），全军首长都参加了。还有一个苏军代表团，全部是将军，住在一列火车上，每天乘吉普车到演习场所。
（刘伯承）
整个演习由刘伯承亲自主持。我们每天看集团军司令如何战役部暑、战役指挥、下达命令和情况处置。每天一个进展，我们跟随前进。
有一天路过一块耕地，刘伯承亲自站在道口，维护群众纪律，不准走田地，要绕着过去。这个纪律只有他维持才听，因为都是军区司令、军长。11月份天已经很冷了，刘伯承穿件黒皮大衣，站在那里很长时间。最后演习到青岛结束，刘伯承作总结讲话。
演习之后，我们又到海军见学3天。用2天时间参观海军基地和各种舰艇，舰长、艇长作介绍并进入潜艇内部参观，还看了鱼雷快艇、护卫舰、驱逐舰等。白天在海上见学一天，我们在军舰上看舰队队形变换、鱼雷快艇放烟幕、发射鱼雷、潜艇入水、出水，飞机打舰艇、投放鱼雷等。
1955年苏军撤出大连，全军军以上领导机关到大连苏军见学三天，宋承志和我参加。
我们到金县苏联近卫军第五军军部观看部队队列动作，队形变换等操作表演，很整齐。还看了苏军的营房和生活条件，士兵的行李很简单，仅一条毯子没有被子，行动时只带毯子和武器弹药、士兵晚上睡觉虽然只有一条毯子，但室内温度很高。洗澡时交脏衣服，领干净衣服，衣服都是集体洗。吃饭也很简单，面包、酸黄瓜和鱼。每个团都有军乐队，团值班每天交班时有仪式还奏乐。
我们到夏家河子参观了苏军机械化师的战备、坦克和自行火炮。战备很好，坦克加满了油、防冻液，并保持一定温度，弹药都准备好，各级值班很全，一声令下全师可立即出动作战。苏军还介绍了全师的组织编制，带我们参观各种武器装备。
我们还到旅顺进行了参观，苏军集团军司令部在旅顺，司令员是上将，年龄很大，参谋长是少将，很年轻。
苏军在大连的驻军陆军很少，只有近卫第五军和岛上几个机炮师。因旅大离苏联远，是个独立的战略区，所以苏军的海、空军较多，司令员很有资历有经验。
在旅顺参观时，苏军在营房招待我们吃了一顿，军官家属都出来招待服务，吃的是苏式西餐，每桌都有酸黄瓜。晚上在旅顺苏军大俱乐部看太平洋舰队文工队演出，很隆重，集团军司令和参谋长都出席坐在包厢里。最后，我们参观了苏军的防御工事和指挥所，并观看了苏军在原子条件下陆海空防御实兵演习，放了一棵模拟原子弹，用炸药显示蘑菇云。
见学活动结束后，军委炮兵把炮兵干部留下专门参观苏军炮兵一天，由邱政委主持。苏军在营城子进行各种火炮实弹射击，很猛烈。其中31CM火箭炮实弹射击时，因口径大发射密集，把目标区域的山都烧着了。这种火箭炮发射架是铁条笼，把炮弹放在笼子里发射，火炮口径大，火力猛，但射程近，所以接装时没有留下，其他各种炮都留下了。
我们还观看了苏军对海上目标射击，船拖靶，打的很准。
苏军回国时，沈阳军区炮司把苏军集团军炮兵司令留下，1955年夏天在旅顺办了一期半个多月短训班。由各炮兵师、团首长，各军、师炮兵主任，宋承志和我参加，宋承志主持。
苏军集团军炮兵司令沃罗沃金和一个助手负责教学。沃罗沃金是中将，46岁。苏联卫国战争时，他是防坦克炮连连长，金星英雄。每天八小时，射击和战术全部课程由他一个人教。讲连射击时，他先讲射击方法，接着做示范，然后到枪管射击场射击，由他考核和打分，之后进行讲评。营群射击指挥也是一样，这样学的很扎实。沃罗沃金的精力充沛惊人，宋承志跟我说，想把他留下来当顾问，结果未成。
1955年11月，沈阳军区炮兵政治部主任钟辉找我谈话，调我去炮7师20团当团长。我的前任训练科长陈超，调部队时去炮8师当参谋长了，作战科长王一勤调部队也任师参谋长了，而我去部队当团长，当时有些想法。但还是接受了，并且在部队努力工作。
1988年钟辉（原沈阳军区炮兵政治部主任、后驻苏大使馆武官、军委炮兵副司令）来大连八二疗养院疗养。他专门把我找去，握着手对我说，当时他不知道有一条极左路线，对我的工作分配是不适当的。
1955年11月15日我去炮20团上任，团政委李拔山、副团长任广旺、参谋长艾华、政治处主任周水萍、副参谋长顾其昌、后勤主任陈洪波。
对20团的军事训练，我抓得很紧。对连长的射击指挥，我亲自上课和考核；群射击指挥也亲自上课并经常带头练习；对连教练也经常到野外训练和演习。当时学苏军正规化训练，对军人姿态和礼节也很严。
（1955年授衔时合影，前排左二：石岩 ，左三：谢皓 ，左五：沈阳军区炮兵宋承志司令员）
1955年开始实行军衔制，冬天在大连军人俱乐部由宋承志授予我中校军衔和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各一枚。
当时授衔很严格，不是红军不能授予将军，未参加抗战的不能授予校官。炮7师团职干部全部授少校，只有我和后勤部长谢浩授中校。同时发了新式军装，有常服、礼服，还举行了宴会并集体合影留念。
炮7师3个团每年都要进行连教练实弹射击考核，20团每年都名列全师第一，群营实弹射击指挥成绩也如此。春季在军区炮兵开训练工作会议，考核时我的成绩也很好。这个成绩不奇怪，是应该的，因我在军委炮司、军区炮司一直搞炮兵训练工作，经常考核别人。
1956年5月，我参加宁波渡海实弹射击演习。是军委炮司和当地驻军组织的炮兵隔海射击，各种目标事先设定好，有的工事里放了活羊，对目标实弹射击打完后，我们乘登陆艇到目标区域察看射击效果。这次演习，对炮兵支援步兵渡海作战很有用处。
1958年，我带领炮20团配属113师参加38军实兵演习，全团人员和装备乘火车赴吉林山城镇113师驻地。此次113步兵师进攻演习，师长刘海清（老红军，后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师炮兵主任丁纪元（原延安炮校6队学员，后任38军副军长），军炮兵主任林少农。由左副军长导演、出情况，师长受领任务后，进行战斗部署，下达作战命令。各步兵团发起攻击，炮兵用炮火支援，打开突破口后，步兵向纵深攻击，炮兵随即变换阵地及时支援。演习动作很紧张，很逼真。
我在炮20团经常带部队到大和尚山进行夜间行军训练，并到七顶山野外训练，对三十里堡附近地形很熟悉。每年实弹射击去营城子靶场，对附近山头和各个村子也很熟悉。在三十里堡时，正赶上大跃进和大炼钢铁，我们参加了附近的修水库劳动，还参观大炼钢铁的小高炉，并到公社吃食堂，不要钱吃大饼子，喝汤菜。
1959年11月，我到炮7师任参谋长。我在20团干了5年，对干部、战士很熟悉、有感情，离开时还很留恋。20团长由师副参谋长宗鑫尧接任。
炮7师是战备值班师，我管军事训练工作。师长甄秉信、政委谢采贤，政治部主任熊超，副主任孙康。
我到任后受领任务，去沈阳开挖沈盘运河。沈阳军区共去五个师，步兵116师、炮7师、炮10师、炮11师、炮31师，由116师师长王扶之统一指挥。炮10师由邓忠国带队，炮7师由我和熊超带队，3个团都参加 了。
挖河时间为1960年4月一个月时间，四月一日正式开挖。5个师，每个师挖一段，在平坦耕地里向下挖。四月份地里完全上冻，得一块一块把冻土挖出来，不好挖。5个师并肩作业，每天公布进度，我师也不甘落后，千方百计改进作业方法加快进度。沈阳军区、辽宁省和沈阳市都很重视运河工程，沈阳市派来了评剧团名演员韩少云、肖俊亭、肖玲妹等下部队慰问演出。沈阳军区也派来杂技团深入部队慰问演出。
整个运河快完工时，辽宁省委书记黄火青、沈阳市委书记焦若愚、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都来驻地慰问，并查看运河完成情况。四月底，一个完整的运河交工。沈阳市委在沈阳宾馆宴请了各师干部，部队于五月返回大连。
我主管战备、训练、司令部和直属队工作。对于训练工作，每年制订年度训练计划，根据计划组织实施。春季在营房里进行基础训练，下半年进行野外训练。到营城子黄龙尾、前后革镇堡、双台沟、西小磨子、大小陀子一带野营。每年都去野营和实弹射击。所以这一带地形非常熟悉，一闭上眼睛都在脑子里，甚至连距离多远都知道。
每年我差不多有半年多时间在野外，在山头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每年对各团都要进行连教练，去野外训练和实弹射击。
师对每个连都进行实弹射击和战术考核，每个连1.5昼夜，从头一天中午开始进入情况，到第二天下午一两点钟实弹射击完毕。结束时对每个连的射击和战术都要评分，全师的连教练训练和实弹射击搞完，需要2-3个月时间。接着进行营教练、战术和实弹射击考核，每次也是1.5昼夜。最后进行群战术实弹射击考核，都由我亲自带司令部人员组织实施。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身体真好，真过硬。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下大雪，都在山顶上露天，仅穿着雨衣，冬天下大雪仅穿着棉大衣，而且昼夜在山上，吃野餐并且不得病，我任参谋长期间年年如此。
1962年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肖良清政委去参加，回来后向师常委传达。师职干部又去沈阳军区，集中传达学习。主要是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经验教训。
师常委会根据军委和军区要求，多次开会，对干部稍微有点社会关系问题的，都进行了离队处理。有些很好的干部，是部队的尖子，并且经过抗美援朝战争考验，如作战科的参谋冯传中、侦察科科长、20团的作训股长汪岳等，还有其他团的干部都处理转业了。研究时，常委都感觉太可惜了。
1962年我的军衔由中校晋升为上校，陈祖邦政委由上校晋升为大校。
1963年夏，我到宣化炮兵学院学习。离开7师时，给我作了一个鉴定，作的挺好，让我把鉴定交给炮院。
到宣化炮院后，我和各炮兵师的三十多人编为一个班，并且成立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
学院的干部我都很熟悉，文击是副院长，廖政武、穆兆然在训练部任副部长，原沈阳炮司办公室主任王民和赵金波（原沈阳炮政组织科长）、原炮2团3营副营长王趣东、原26团团长赵庆丰都在炮院工作，还有黄志朋等。
九月初开课，有射击课，在枪管射击场进行射击，讲解很正规；江西的五次反围剿也讲的很完整；三大战役的伟大决战讲的很系统；特别是战术课很好，在战术理论方面有提高；时事政策课也讲的很好。总之，当时学习很有兴趣，学到不少新知识。
1965年底，沈阳军区炮兵司令吴子杰找我谈话，确定我转业到地方工作，原因是社会关系问题（我五叔在美国）。我接受了组织的安排，感觉自己年富力强，到地方还能干一阵子，当年我45岁。
转业到地方工作，我先后任大连市仪表公司党委书记，大连市煤气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大连市城建局副局长兼煤气公司党委书记，大连市公用局副局长，大连市建材局党组书记、局长等职。1983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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