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长期的劳累与缺乏睡眠，1967年2月2日，医生诊断周恩来患有心脏病。2月3日，工作人员和几位老帅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劝周恩来注意睡眠，保重身体。周恩来看到后，在上面签字答复：诚恳接受，要看实践。而在4月处理广交会的问题时，他又连续工作长达84小时未睡眠。周恩来终因过度疲劳、紧张与严重睡眠不足引发心绞痛与“频发室性早搏”。自此以后，周恩来每晚睡觉前开始吸氧，并每天服药4次。
1967年9月27日，周恩来应要求为国庆节两次试写“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八周年”，均因手发抖而未成功。1970年9月5日，因过度劳累导致心脏出现异常。此后，周恩来办公时均有医护人员守在门外以便随时抢救。这年10月19日与老朋友斯诺谈话时，周恩来在谈到自己的健康状况时说：“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败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因为睡的少，所以使我健康减弱了，近4年心脏有毛病，年纪已近73了。”
1972年5月12日，保健医生张佐良在为周恩来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发现了4个红细胞。5月18日，74岁的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
1973年1月13日，因膀胱癌突然出现血尿，接下来两个月病情持续恶化。直到3月10日，周恩来才到玉泉山做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此次检查，肿瘤直径只有0.5公分，呈绒毛状，很表浅。治疗效果非常显著，电灼术后数天，尿色就完全清澈透明。
第二次治疗的效果不理想，术后不久，肿瘤再次复发，并伴以大量血尿。自4月份起，周恩来病情日趋严重，膀胱内每天的出血量从几十毫升至200多毫升。周恩来的体质日渐虚弱，冠心病加重，面部轻微苍白，走路、洗漱等活动都会使呼吸与脉搏加快。1974年4月，周恩来在西花厅生平第一次接受输血，直到逝世，共输血89次。
1974年,周恩来的癌症继续恶化，病情越来越严重。由于肿瘤发展快，恶化、溃烂、出血量增多，膀胱里淤积了大量的血液并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内口，排尿严重困难。初时，凝结的血块较小，小便时稍微用力即可排出，后来血块大了不容易排出，排尿时异常痛苦。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告别了生活26年的西花厅,住进了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解放军305医院,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自6月1日住院,做了第一次手术,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
本文根据已经出版的几种读物，对周恩来做过的几次大手术，作一综合梳理。
第一次大手术
1967年，周恩来患心脏病后仍是日夜操劳，本来不太严重的心脏病日益加重，以至后来发作时要靠吸氧才能入睡。1972年又患了不治之症膀胱癌，由于一再延迟治疗，加上过度的操劳和不断的折磨，周恩来的病情愈加严重了。从1974年3月上旬起，周恩来每天便血达到100多毫升，确诊为癌症复发。
然而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周恩来根本不听医生的嘱咐，依然担负着连健康的人都难以承受的极为繁重的工作。他这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只有8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74年,周恩来的病情已相当严重，据有关记录统计，周恩来在1974年1月到5月的5个月里共计139天的实际工作量为：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有9天，14至18小时有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时以内。此外，从3月中旬到5月底的两个半月内，除日常工作外，周恩来共计参加中央各种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它会议和谈话57次。
“四人帮”的干预，是周恩来的病情一拖再拖而不能入院治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1974年5月，周恩来的病已经出现了更为糟糕的情况，检验结果：“发现脱落的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这说明肿瘤长大较快，癌组织坏死脱落，很可能是恶性肿瘤发生转移的信号。医疗组感到情况实在太严重，不能再拖了。
1974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医疗组的报告，决定对周恩来进行手术治疗。于是，周恩来告别了他工作、生活20多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住进了305医院。这个医院自建院以来，周恩来是住进来的第一位党中央高级领导人。当天，做了第一次大手术——膀胱癌切除手术。手术的效果比较满意，手术刀口愈合良好，血尿很快消失了，病情有所好转。
第一次手术后的康复情况虽然较为顺利，但医疗组的专家对此并不太乐观，心里很不踏实。因为自从1973年3月在玉泉山做第一次电灼术以来的14个月里，已经复发3次了，特别是1974年3月第二次电灼术后，不到一个月，肿瘤复发，血尿更加厉害。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开过、中央人事安排确定后，周恩来完成了一件大事，心里感到踏实了。他告诉医生，现在我可以安心治疗了。2月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近3个月来的病势及治疗情况，表示待下一步检查后，“不论有无病变，仍继续住院疗养”。2月4日，按中共中央政治局四人小组批准的治疗方案，再次对周恩来做膀胱镜检查，医务人员对发现的癌细胞做了电烧处理。
四人小组经过研究，同意报毛泽东批准后在近期内再次手术。3月20日凌晨，在病房的周恩来支撑病体，写出一份长达700字的报告，向住在南方的毛泽东详细说明了几年来的病情发展、变化的过程。
3月26日，经毛泽东批准施行住院以来的第三次大手术。在实行结肠肿瘤治疗手术前，周恩来与秘书一起清理住院以来未批的积案。秘书离去前祝愿总理手术顺利。周恩来坦然回答:不一定，有两种可能。手术中，发现右侧结肠癌与多发性息肉。切开肠腔后，见到3个（3厘米，1.5厘米，0.5厘米）向肠腔内凸起的癌瘤，大的呈菜花状。
从1975年6月以后,周恩来拖着重病之躯，继续同病魔、同邪恶势力进行着最后的搏斗，继续顽强地工作着。1975年6月9日，周恩来抱病出席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当贺龙子女劝说周恩来保重身体时，周恩来回答：“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全场一片悲泣之声。不过，周恩来对自己的病情看得比较坦然。9月7日会见外宾时，在回答客人的提问并介绍自己的病情时坦然说到：“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1975年8月，周恩来住院已一年多了，病情并不见好转。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以吴阶平为首的医疗组按惯例为周恩来做临床检查，吴阶平用手触摸到了周恩来下腹部的肿块，约有鸡蛋大小，比较硬，推断可能膀胱内已经长满了肿瘤，并已扩散转移了。几天后，检验报告出来，已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因“鳞癌”的恶性程度高，很快扩散到盆腔内临近器官、腹腔内脏，并转移到全身内脏器官。
9月20日，实施第四次大手术治疗，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在医院守候。手术前，吴阶平向中央领导人报告，周恩来的膀胱癌已到了晚期，癌的性质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已成为恶性程度很高的“鳞癌”，不可能再进行手术切除治疗，经医疗组研究，确定只做内科保守治疗。周恩来也清楚，实施这次手术的后果很难预测。
1975年11月，周恩来以极大毅力与病痛作斗争。12月中下旬，病势危重，靠鼻饲、输液、输血等维系生命，时常进入昏睡状态。在病痛中，周恩来同守在身边的邓颖超低声吟唱《国际歌》。病重期间,周恩来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死后要他们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希望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当知道自己的病已不能再挽救时，周恩来一再叮嘱邓颖超：一定遵守过去的约定，死后不要保留骨灰，要将骨灰全部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丧事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在此之前，周恩来还向邓颖超表示他心里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
1976年1月1日，周恩来生命垂危，长时间处于昏睡状态。周恩来已经到了“油干灯草尽”的地步。几日来，又出现了“麻痹性肠梗阻”症状。尽管周恩来已有两个多月没有进食，并且连水也不喝，胃肠道早已空虚，但肠道内仍有自身分泌的一些液体，留下的少许残渣，及细菌发酵和肿瘤细胞产生的毒素等，使得“肠麻痹”，即肠管不会蠕动，残渣排不出去，肠腔内存有的大量气体使肚子明显鼓了起来，疼痛难耐。
1月5日，专家组做了最后一次的努力，为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治疗手术——结肠造瘘术。就是在左下腹部开个口子，解决大便不通问题，将肠道里的“残渣余孽”尽量清除出去。
1月7日，周恩来再度进入昏迷状态，医生以输氧、鼻饲等方法延续周恩来的生命。晚11时已处于弥留之际，微睁双眼辨认出面前的吴阶平等，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生前说的最后的话。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病逝于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终年78岁。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军旅警营）：解密：不为人知 周恩来晚年五次大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