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叫王政柱，湖北麻城人，1915年10月15日生，原名王正柱。1930年10月参加红军，193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总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兼中共中央书记处枣园作战室主任、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副参谋长。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后兼西海岸指挥所参谋长）、海军青岛基地司令员，海军副参谋长兼红四方面军战史办副主任，海军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海军后勤部部长，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顾问 。1955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父亲生前珍藏着一张照片，照片的主人公就是跟随父亲工作5年、原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参谋高瑞欣烈士。父亲不止一次给我们讲了他的故事，虽然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耳熟能详。
从军委作战局到西野司令部
高瑞欣，1927年生于河北省安国市石佛镇一个农民家庭，1941年考入冀中军区下属的抗属中学，1943年入延安抗大学习，1944年入党，1946年2月，奉调中央军委作战局（一局）。1945年6月，父亲任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11月初，兼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枣园作战室主任。军委作战局是我军核心指挥机关，也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在延安军委作战局和抗日前线八路军总部作战科工作过的同志，大多数都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后担任各级作战部门负责人，有些担任军兵种、大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以上职务。抗日战争胜利后，原军委作战局长伍修权带领部分人员赴东北，还有一些同志被调到其他解放区，作战局人员缺编。1946年2月，高瑞欣和他的20多位抗大同学被调到军委作战局见习和帮助工作。高瑞欣中学毕业，当时属高学历，被分配到作战处，在枣园作战室值过班。他聪明能干、勤奋好学、工作认真负责。
6月8日，内战日趋紧张，为提高指挥效率，作战局进行精简整编，把原来的4处7科缩编成2科2组，其中作战科（一科）二组组长为成普（后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兼办公室主任），是高瑞欣的直接领导。为了让高瑞欣等新同志全面掌握参谋业务，学会收集整理资料和绘制地图，父亲安排他们轮流到时事材料组和测绘文印组帮助工作。1947年3月16日，西北野战兵团（简称西野，后改为西北野战军和第一野战军）成立，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19日，我军撤离延安。20日，西野指挥机关正式成立，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司令部由张文舟率领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和父亲率领的中央军委作战局部分人员共同组成，张文舟任参谋长，父亲任副参谋长，成普、高瑞欣等随同父亲一起加入西野司令部。随后的三年中，西野在彭、习首长率领下，完成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和解放大西北的重任，高瑞欣一直跟随父亲在彭总身边工作，逐渐成长为得力的作战参谋。
舍家抗美援朝
1950年10月4日，中央派专机到西安，接彭总去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父亲到机场送行，彭总告诉父亲去北京估计是研究经济建设问题，一周后可回兰州。他随行的秘书张养吾也过来与父亲道别，张养吾是北平民国大学毕业生，建国后，彭德怀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为经济建设工作转型和研究西北民族问题，特选调张养吾做秘书。
1950年11月初，志愿军司令部（简称志司）给一野司令部发来一封电报，要求野司为彭德怀选调一名军事秘书。原来，张养吾随彭总入朝后，由于不懂军事，提出换秘书。一野参谋长阎揆要立即找父亲商量，两人一拍即合，确定人选为高瑞欣。高瑞欣除政治可靠，业务能力強外，与彭总对脾气、合得来。彭总脾气火爆，批评人从不讲情面，遇到彭总发火，父亲就给作战科长郝汀打电话把高瑞欣叫来。原来高瑞欣是彭总的象棋棋友，棋术在彭总之上，彭总一下棋就把其他事忘了，火也消下去了。
彭总下棋和打仗一样认真，从不服输，越输越下。彭总下棋时故意用激将法激高瑞欣说：“小高，你棋术真高，就是个子不高，”高瑞欣回答：“你彭总个子比我也高不了多少。”父亲事先嘱咐高瑞欣要让彭总赢一盘，还不能让彭总看出来让棋。谁知，经彭总一激，高瑞欣早把让棋的事给忘了，两个人一边下棋，一边打嘴仗，高瑞欣在彭总面前毫无拘束，有话直说，彭总非常喜欢。野司电告志司后，立即得到回复：同意高瑞欣赴朝。高瑞欣抗美援朝心切，接到命令后非常兴奋，准备立即出发。鉴于高瑞欣的爱人李翠英即将分娩，父亲与阎参谋长研究后，把高瑞欣叫到办公室通知他：彭总身边有杨凤安秘书，你可以等孩子生下后再赴朝。高瑞欣对父亲说：首长不在彭总身边，杨凤安兼任志司办公室副主任，彭总没有专职秘书，我必须立刻到任。父亲一直对彭总的安全不放心，就同意了高瑞欣的请求，叮嘱他赴朝后一定把彭总照顾好。高瑞欣拿出自已的照片送给父亲，作为临别留念。可没有想到，这竟成为永别。
血凝大榆洞
1950年11月17日，高瑞欣赶到朝鲜大榆洞金矿志司报到。成普后来向父亲报告了当时的情况：成普安排高瑞欣与志司翻译兼机要秘书、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一起分管彭总的秘书工作，让毛岸英带着高瑞欣熟悉情况，两个人形影不离，一起工作和值班，共同协助彭总谋划即将发动的第二次战役。
1950年11月25日上午11时，大榆洞外彭德怀办公室（兼作战室）遭4架美机空袭，投下近百枚凝固汽油弹，办公室内的4个人中，成普被烧伤，与参谋徐亩元跑出，屋内的毛岸英和正在凝视墻上敌我情况图、默记敌我军番号的高瑞欣未能冲出，被火海吞噬壮烈牺牲。
1950年11月30日，一野与西北军区刚合并，就收到志司发来的电报，告知高瑞欣牺牲的情况：“高瑞欣同志在解放大西北战争中是有贡献的，希望军区向其亲属予以慰问。”张宗逊副司令员、甘泗淇副政委把阎揆要参谋长和父亲叫来商议，由于李翠英已临近产期，决定暂时保密，待适当时机再告知。高瑞欣牺牲17天后，他们的女儿高彦坤出生。
1950年12月，彭总电告中央军委，点名调父亲入朝。
1951年2月，中央军委任命父亲为志愿军副参谋长。为了抗美援朝，父母决定把一岁的女儿留在兰州，交由从小喂养她的俄罗斯奶妈继续抚养。与女儿分别前，父亲特地请人拍摄了第一张全家福。
3月15日，军委派飞机到兰州把父亲接到北京受命，当晚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到北京饭店约见父亲，宣读了军委命令。我有幸与母亲、弟弟一起随父亲飞赴北京，被送进八一小学住校。
遵照军委首长指示，父亲在北京呆了近一个月，与总部、军兵种协调好抗美援朝战争各项有关事宜。4月15日晨，父亲从丹东过鸭绿江入朝，18日到达成川郡空寺洞志愿军司令部后，即投入接近尾声的第四次战役，并着手准备发动第五次战役。彭总一见面就对父亲说：“如果在西安机场知道去北京是研究抗美援朝，我就把你一起叫上飞机了。”彭总告诉父亲，朝鲜战争完全不同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要难打得多，他要父亲认真研究美军，找出对手破绽。父亲发现，分别半年的彭总有两个明显变化：一是脾气好了很多，很少发火；二是格外注意安全。彭总打仗习惯到前沿阵地观察地形和指挥作战，从不考虑个人安危，曾多次发生险情。入朝后，父亲分管司令部和直属队，彭总交给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做好安全工作，杜绝不必要的伤亡，命令父亲尽快制订出有效的防空措施，完善司令部工作制度，对机关和直属队进行纪律整顿。为此，除成普外，父亲先后找作战处处长丁甘如、办公室副主任杨凤安等人了解毛岸英牺牲的情况。
遭空袭后，负责现场清理工作的管理处副处长张仲三汇报说，1000多度的燃烧弹把毛岸英和高瑞欣烧焦，从灰烬中清出两人的遗骸，最后是根据手表残骸判断出毛岸英的遗体（当时办公室只有毛岸英有手表）。父亲听后既非常震惊，又无比愤怒，美帝国主义是多么野蛮凶残，更加认识到防空和安全工作不能有半点闪失和丝毫漏洞。尽管矿井和坑道内黑暗潮湿，不少指战员患上多种疾病，新制定的防空措施规定必须在坑道内办公，对进出坑道严格管理，进行灯火管制，做好伪装防护，使敌机找不到攻击目标；建立防空哨，从发现敌机报警、捕捉空降特务到反空降作战都做了周密部署与安排。7月，父亲任志愿军直属党委保密委员会主任，12月，任志愿军党委保密委员会副主任，制定出更为严格的保密制度和安全工作规定，使敌人成为瞎子和聋子。
1951年9月20日，为兼顾东西海岸作战指挥，志愿军司令部移到平壤东北更为安全的桧仓（从大榆洞到桧仓，志愿军司令部先后转移6次）。直到停战前，再无发生美机空袭轰炸造成我总部人员伤亡的情况，毛岸英和高瑞欣烈士用生命的代价，换回了司令部战友们的安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彭总始终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高度重视敌人，避敌之长、攻其之短，该进就进、该退就退。最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无计可施，不得不停战求和。
用烈士的精神教育后人
1953年11月，为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父亲奉调从朝鲜回国，为写出志愿军司令部工作总结，同时到北京医院治疗严重的胆结石病，在王府井帅府园招待所住了半年。父亲整理相册时，在高瑞欣照片左侧题写：“与毛岸英同志一起牺牲的作战参谋高瑞欣同志，好青年，好参谋。”表达了对高瑞欣参谋的怀念。
父亲曾多次在“五四青年节”给直属队青年讲传统，内容主要是左权将军和抗美援朝的英雄事迹。父亲在一次报告会上说：“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岸英告别了新婚的爱人，高瑞欣辞别了即将分娩的妻子，他们在朝鲜牺牲时，分别只有28岁和23岁，他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骄傲，是全中国青年学习的楷模。”父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出，任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即参加编写志愿军后勤工作经验总结，参加编审志愿军政治工作经验总结，这些宝贵的经验总结对于今天我军的建设，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除正确的战略战术外，发挥政治工作优势和建立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是志愿军克敌制胜的两大法宝。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使志愿军出现无数黄继光、邱少云式的英雄，以英烈为榜样的志愿军指战员舍身忘死、前赴后继，打得美军至今仍有后怕，不敢轻举妄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父亲与志愿军司令部的同事们多次聚会。当时社会上对毛岸英牺牲流传各种说法，如“煮鸡蛋”之说等，父亲听到后十分生气，认为这是对烈士的大不敬。在一次活动中，有记者就毛岸英牺牲采访父亲，父亲回答说：虽然我不在现场，但我对当事人进行过调查，我可以肯定地说，毛岸英和高瑞欣去作战室不是为了煮鸡蛋，他们是为了打美国鬼子，在作战室研究第二次战役，做战前准备工作。成普同志后来告诉父亲，由于历史原因，高瑞欣的女儿一直没有拿到志愿军政治部颁发的烈士证书，因此未能享受烈士子女待遇。父亲说，必须把烈士证交给高瑞欣的女儿。为此，他曾出面请民政部有关单位督办此事。1997年，高瑞欣的弟弟亲自把烈士证书交给了年近50岁的侄女，父亲知道后十分欣慰，他对我说：要经常想一想左权参谋长的女儿左太北，想一想高瑞欣参谋的女儿，与她们相比，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和不知足的地方吗？父亲是要我们后代牢记先烈，珍惜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953年7月28日，朝鲜停战的第二天，我和弟弟从丹东过鸭绿江入朝探望父母，被接到志愿军西海岸指挥所司令部所在地，清川江畔价川以南的泉洞。一路上，没有看见一处完整建筑和一座桥梁，由于前一天美军大轰炸，只见一群群朝鲜难民向中国边境逃亡，朝鲜战争的残酷景象让我至今记忆犹新。走入矿井，住进坑道，才知道抗美援朝多么艰难。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70周年日子里，我翻阅父亲在抗美援朝时期的日记和笔记，重读父亲撰写的《临危受命的“彭大将军”》《抗美援朝战争中司令部工作的几点体会》等回忆文章，翻看父亲珍藏的老照片，使我非常想念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父亲和母亲；更加缅怀彭德怀元帅；更加怀念毛岸英、高瑞欣和十多万志愿军烈士们，他们中的大多数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用鲜血和生命换来朝鲜半岛长达67年的和平。今天，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加坚不可摧，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定会使来犯之敌落得比当年在朝鲜更为悲惨的下场！
（本文作者王延系开国少将王政柱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