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虎：我的父亲洪学智

两膺上将? 两获殊勋

父亲一生经历丰富传奇。他出生于1913年，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先后参加土地革命战争及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担任过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民主联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职务，对我军的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教育工作、装备工作，均有重要建树。

1955年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新中国第一次授衔仪式，我父亲等55位战功卓著的军队高级将领被授予上将军衔，周恩来总理为他颁发了授衔命令，这一年，父亲42岁，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参谋长。后来，我国实行军衔制度改革，国家取消了军衔制度。1988年7月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决定：对在1955年至1965年期间被授予军官军衔的人员，其军衔予以确认。同时，会议还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新的军衔制。

因此，父亲1955 年被授予的上将军衔被依法确认。整整33年之后，1988年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新中国第二次授衔仪式，17位当时军队各方面的负责人被授予上将军衔，父亲是位列第一的上将，军委主席邓小平为他颁发了授衔命令，这是他第二次被授予上将军衔。这一年，父亲75岁，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父亲曾对我讲过，这次授衔前他已经担任中顾委委员，准备退下来。后来，组织上决定让他继续留在中央军委参与领导工作，并授予其上将军衔。他曾向组织提出，可否参照当时军委主席和秘书长不授予军衔的做法，但未获批准。这样，他就成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位被两次授予上将军衔的军官。

父亲第二次授衔后，有人问他：“1955年你被授予上将军衔，时隔33年后，你又被授予上将军衔，这不是在上将位置上踏步不前吗？”父亲淡淡地说：“这主要是由中国特定的国情决定的，人的一生名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哪些贡献，干了哪些好事。”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言行影响了我们全家人。

1950年10月，父亲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前期协助彭德怀司令员指挥志愿军入朝作战，后期又兼任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员，领导指挥创建了“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为夺取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父亲先后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枚、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两枚，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这种同时荣获国内、国外最高等级勋章的情况，在我军也不多见。

父亲对自己“两获殊勋”看得很淡，很少谈及。他觉得所做的贡献都是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军人和领导干部应该做的，而且是在上级正确领导、战友紧密配合、群众大力支持下取得的，是集体的贡献，不是个人的功绩。何况，应该做的工作还有一些没有来得及做，做了的还有一些没有做好，工作中还有不少错误和缺点。他从来不满足已有的成就，总是不断探索和创新。这些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

我军现代后勤工作的开拓者

1950年，志愿军入朝作战后，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的父亲分管志愿军司令部、特种兵和后勤工作。当时志愿军没有自己独立的后勤配置，是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组织志愿军的后勤保障。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经历的第一次大规模现代化战争，又是出国作战，后勤保障面临重大考验。几次战役打下来，发现后勤保障跟不上，我们的士兵自带干粮、弹药，只能维持5至7天的战斗。美国强大的空军掌握了制空权，战争不仅限于两军前线接触，而且美军还深入到我军后方进行袭击、轰炸、空投，破坏我军的运输线。

同时，我军传统的供应方式也不适应了。过去国内作战，后勤保障是就近筹措、就地供应，给养被服取之于民，武器装备取之于敌。但这种后勤保障方式在朝鲜行不通，当地群众都离家跑散了，而且国内的货币在朝鲜不能使用，入朝人员首批就有4个军，急需补充冬装、粮食，给养被服很难取之于民。

当时，先期入朝作战的志愿军部队武器装备比较杂，朝鲜人民军主要使用苏式武器装备，缴获的武器装备与我军使用的不配套。同时，美军对我军缴获的装备采取集中轰炸破坏的办法，使其无法成批使用，导致武器装备也难取之于敌。因此，我军就需要在国内组织后方基地，生产或采购给养被服和武器装备，然后通过自己专门建立的运输网络供应到前方。

通过朝鲜战争，父亲逐步认识到现代战争后勤工作的重要性，他提出了“战斗化后勤的概念”。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父亲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彭总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在东北军区和朝鲜人民的支援下，依靠志愿军后勤战线18万官兵的共同努力，成功地完成了志愿军后勤的保障供给工作，有力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在战争中积累的一系列现代战争后勤保障经验，成为我军后勤工作的宝贵财富。父亲也因此成为我军现代战争后勤工作的探索者。

1954年，父亲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参谋长，1956年任总后勤部部长、党委书记。面对后勤工作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形势，他从国家和军队的实际出发，在理顺后勤体制、健全组织机构、完善标准制度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使我军后勤建设在正规化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他组织领导全军后勤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队后勤保障体系，被誉为我军正规化后勤工作的奠基人。

1980年，父亲再次出任总后勤部部长，他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后勤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后勤工作必须“适应现代战争要求，适应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要求”的指导思想。他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不断开创后勤工作新局面，有力地促进了我军后勤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被称作我军现代后勤工作的开拓者。

要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

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召开后，父亲因受彭德怀冤案的牵连，于第二年被下放到吉林省工作，时间长达18年。但他始终对党的事业充满信念，不悲观、不泄气，仍积极努力地为党工作。

1998年，我调到吉林省工作，中组部找我谈过话之后，父亲才知道。我去见他时，他说：要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不图名、不图利。父亲要我关注吉林的几件事情：

第一，他担心1936年修建的丰满水库大坝的安全，这个水库修建时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加之年代久远，可能会垮坝。丰满水库是顶在吉林人民头上的一个“大水盆”，一旦出问题，后果不堪设想。父亲反复交代我一定要注意大坝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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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他关心吉林的粮食发展，作为全国的粮食供应基地，吉林应该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保障全国粮食的供应。2002年，父亲生前最后一次到吉林考察，叮嘱我说：“我在吉林工作了18年，对吉林很有感情。你要多为吉林做点实事、好事，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父亲对四平市的感情很深，“四战”四平，他三次都参与了，有一次还担任前线总指挥。抗战胜利后，他从苏北带过去的很多新四军老战士都牺牲在四平，让他念念不忘。生前他一直关注着四平烈士陵园的维修和四平战役纪念馆新馆的建设。我去吉林前，父亲叮嘱我要把四平烈士陵园维修好、把四平战役纪念馆新馆建起来。我去了以后，四平烈士陵园比较早地维修好了，但四平战役纪念馆因为财政困难就耽误了。

2004年，父亲生病住在301医院。当时我担任吉林省省长，有一次到北京出差，和省政府秘书长马俊清一起去医院看望他。马俊清同志曾担任过四平市委书记，我们一走进病房，父亲就说：“马书记，你是个好人，你在四平任书记的时候，把四平烈士陵园给修好了。”接着话锋一转，又说：“洪虎，你担任吉林省省长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把四平战役纪念馆建成，你这个省长是怎么当的？”还是马俊清给我打了圆场。又过了几天，时任省委副书记的全哲洙也到医院看望我父亲。父亲跟全哲洙讲：“全书记，前几天我跟洪虎说的建设四平战役纪念馆新馆的话，不是对我儿子说的，是对吉林省省长说的。”后来全哲洙跟我转达了，我就知道父亲非常在意这件事。2005年，在吉林省政府的努力下，四平战役纪念馆新馆终于建成。

1946年，四平保卫战后，陶铸同志曾送给父亲一条毛毯，父母亲始终把它带在身边。1968年我结婚时，他们把这条珍贵的毛毯作为礼物送给了我们。后来，我们把这条毛毯赠送给四平战役纪念馆收藏了。

你们的路要自己走

父亲对我们子女的影响，一直都是身教重于言传。这种教育是日积月累的，而不是一两次谈话就能完成的，如春雨润物细无声。

上学时我们都住在学校，星期天才回家，对父亲接触也不是特别多。但他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比如吃饭时不能有剩饭，饭菜掉到桌子上他都会捡起来吃掉。有一天《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反映北京大学在校学生的生活，有的来自贫困农村的学生，因为家境贫困，很少参加学校里组织的其它活动。父亲听到后就和子女商量，由父母和我的兄弟姐妹出钱，资助北京大学挑选出的来自革命老区的8名贫困学生，直到他们大学毕业。但这件事情办了以后，我父亲不让宣传，也拒绝采访。

1960年，父亲被下放吉林前，曾召集全家人谈话。父亲对我们说：“人这一生很漫长，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的。你们要学会辩证地看待人生的起落。现在你们处于上学这个很重要的阶段，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好好学习，既要学习知识，也要学会做人，学会独立生活，将来能够自立。”当天晚上，他又把我叫到书房，和我谈了很久。他要求我不要对他的事情评头论足，他说：“你要相信，我从来没有、也不会做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的事情。我工作虽有变动，从军队转到地方，但还有工作岗位，还可以继续为革命做贡献。”当时自己还太年轻，很多事情并不明白，但父亲的平静和镇定让我感觉到他内心的强大。

父亲有一个习惯，就是好开家庭会议。他常利用这个机会教育子女，统一认识。开会的时候，人聚齐了，他就让大家围绕某个问题进行讨论，他最后发表看法。有一次他过生日，我们全家聚在一起。他特意叮嘱说：“如今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了，形势开放了，各种思潮也跟着进来了，你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能做有损党、有损人民的事，决不能有损我们这个光荣的革命家庭。”改革开放以后，新旧经济体制转换，有的干部子女下海经商发不义之财，有的干部子女倒卖手上计划内的指标获取非法利益，社会上反响很大。他就告诫我们：“一定要按规矩办事，要走正道，不要走歪门邪道。你们不要指望我为你们的发展搭桥铺路，你们的路要自己走。”

2006年11月20日，父亲在度过和母亲结婚70周年纪念日之后走了，但他一直活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眼里，对于母亲来说他是最好的丈夫，对于子女来说他是最好的父亲。来源：《党建》杂志2020年第2期? 原标题为：《春雨润物细无声——深切怀念我的父亲洪学智》? 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