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和??智本社社长
来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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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6日，国会大选结果认证日，这场斗争达到了最疯狂的高潮。
国会被示威者“占领”，多州官邸被“攻陷”，华盛顿州宵禁，多名高官辞职，建制派议员要求罢免特朗普，三大社交媒体利用新闻权力对特朗普的个人账户采取限制措施。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斗争，不是一场简单的总统权力易主的冲突。这场发端于美国的冲突，本质上不是特朗普与拜登之间的冲突，不是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冲突，不是美国白人与黑人及少数裔之间的冲突，甚至不完全是美国人之间的冲突。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记者、社会学家及经济学家撰写了大量批判美国的书籍。他们揭露美国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资本家的纸醉金迷及“乡下人的悲歌”。
这场因金融危机触发的社会危机，拖而不决，最终在特朗普时代爆发。如今，白宫、国会大权更替，矛盾难以调和，斗争已然白热化。
从历史的纵深来看：18世纪是民主革命的斗争，19世纪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20世纪是国家之间的斗争（两次世界大战及民族国家独立运动），21世纪是反建制派势力的斗争。
这场斗争本质上是21世纪反建制派势力的超级斗争。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斗争”并不是指暴力、战争或者身份对立，而是利益冲突；同时，也不支持美国这个宪政民主国家的暴力冲突。
历史上，每一轮斗争，都是推翻不公平的旧秩序。民主革命终结了封建制度和独裁统治。欧美政治改革及福利政策缓解了对工人及底层民众的不公平待遇。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经济全球化及核平衡基本解除了国家之间的冲突。
苏联垮台后，大国之间的战争冲突基本消除，主要矛盾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美国，从老布什时代算起，美国两党建制派握手言和、谈笑风生、默契非凡，共同统治了美国三权加美联储26年。这是美国建制派专政时代。在全球，以民主党克林顿家族、共和党布什家族为核心的全球建制派，借助全球化势力（跨国公司、金融及科技巨头）及信用货币，制造了新的不公平的全球化秩序。他们一边以全球化之名确立牌坊，另一边制造国家矛盾噪音以混淆视听、加以掩饰。
这场斗争就是对糟糕的全球化旧秩序的反抗。我们看，如今这场斗争的两方：
一边是复杂的反特朗普势力，他们主要是两党建制派、跨国公司、金融巨头、科技巨头、传统媒体及三大社交媒体势力、城市精英、黑人及部分少数裔、最底层民众、新移民者及非法移民、凯恩斯主义者、高校知识分子。
另一边是特朗普七千多万支持者，他们主要是美国白人、基督徒、中产阶级、本土企业主、城市商业经营者及本土制造业工人。
反特朗普势力是全球化旧秩序的缔造者和受益者，可统称为“全球建制派势力”。他们中最核心的力量是金融、科技跨国巨头。近200名美国商界领袖发表联名信要求国会确认拜登当选。这些商业领袖包括贝莱德、黑石、德勤、KPMG、联合航空、万事达卡、辉瑞、高盛、微软等企业首席执行官。他们的真实身份不是美国的商界领袖，而是国际巨头。他们中还包括欧洲及海外市场的建制派，如德国的默克尔、法国的马克龙。
特朗普的支持者是这一不公平秩序的受害者，被称为“特朗普主义者”。他们中还包括海外市场的本土群体，只是大多数本土群体都未能清晰地意识到这种不公。
要揭露21世纪全球建制派势力并不容易。他们看起来非常成功、高贵、优雅、励志、正统，且富有涵养及令人羡慕；他们的事业看起来是全球先进技术、契约精神、自由市场及经济全球化的代表作。他们的行为看起来合理合法，合乎逻辑与道德。
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你很难找到可靠的证据证明建制派和华尔街如何勾结。他们是利用“合理规则”来构建不公平的优势。他们非常“巧妙”地利用了两大宪政漏洞：全球化秩序和信用货币及央行制度。当然，这两大漏洞也是他们设计的。
我们先看全球化秩序。这轮全球化秩序是全球建制派主导的，包括国际贸易秩序、金融秩序、人口迁移制度等等。因为全球化秩序超出了国家的宪政范畴，加上信息不对称和刻意制造的噪音，他们可以“合法地”制造不公平的全球化制度。
我所说的不公平，并不是国与国之间不公平，而是阶级不公平，即全球建制派势力与本土企业、工人、消费者、中产阶级及民众之间的不公平。所以，这是本土势力与国际规则制定者（不是真正的全球化势力）之间的斗争。
一是建制派利用国家制度限制人口流动，却帮助资本在海外市场建立行政垄断格局。
很多人误以为，本地工人和消费者的悲剧是全球化竞争的结果，是大势所趋。其实恰恰相反，这些悲剧是反全球化、反自由市场的结果。理解这一点，只需要掌握一个理论，那就是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也就是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理论。如果资本、人口、技术等要素是全球自由流通的，那么各国的要素价格会趋于均等化。虽然不可能价格完全一致，但也不可能维持长久的巨大差距。
现在的问题是，资本可以全球流通，但人口却被国家制度限制。例如，海外市场的汽车工人不能到美国就业，美国失业的汽车工人不能到海外就业。这就人为创造了投资洼地。理论上，国际投资大举进入，海外市场的工人工资也会上涨。
但是，汽车巨头、建制派与海外势力建立了行政垄断格局，其它资本无法进入。这样美国汽车整体搬迁到海外市场，本土企业和工人遭受致命打击。而海外市场的劳动者却持续低工资、低收入，消费者购买价高质次的汽车，本土企业难以成长。
他们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但并不维护世界贸易的公平性。关税保护、财政补贴、土地优惠、信贷优惠、金融准入门槛、资本流通限制、互联网限制、人口要素流动限制等等，这些不公平的规则为跨国公司、科技巨头、金融巨头创造了极佳的垄断环境。很多人误以为，这些贸易及准入壁垒引发了国与国之间的不公平，其实最大的不公平是全球范围内的阶级不公平。建制派和跨国公司坐拥垄断暴利，本土民众深受其害。
二是建制派长期维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巨大差额，引发输入性资产价格膨胀，助推跨国公司、金融、富人的资产暴涨，削弱本土企业、工人及中产阶级的财富。
国际市场的长期垄断格局，导致巨额的贸易逆差或顺差，引发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严重失衡，扭曲了全球经济，也扭曲了本土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
海外市场在垄断的保护下长期贸易顺差，巨额外汇占款发行海量的货币，引发国内资产主要是房地产价格暴涨。海外市场的外汇通过购买美国的金融资产，推高美国的金融资产价格。这相当于膨胀了富人的财富，掠夺了中产的财富，同时还酝酿了巨大金融风险。
三是建制派用高福利、低通胀收买底层民众的选票，高福利、低通胀引发的税收、资产价格及债务风险转嫁给本土中产阶级，却任由跨国公司、富人在全球范围内合法避税。
高福利、低通胀是安抚穷人的良药。建制派聪明地利用了这两点收买底层民众的选票，却让本土企业及中产来买单。本土企业的所得税跑不了，工人的工薪税跑不了，建制派却降低资本利得税，跨国巨头在海外享受“避税天堂”。
“美国对跨国企业征收的实际税率大幅下降，到2012年仅为官方最高税率的一半多一点。谷歌和苹果假称巨额利润来源于部分在爱尔兰的员工，这些利润仅以0.005%的税率征税。【1】”跨国公司在巴拿马、维尔京群岛避税，为什么在这些公司上班的工人不能享受避税政策？
你可以看出，这是建制派组合拳的一部分。建制派让跨国公司在海外享受垄断暴利，让本国底层民众享受高福利，然后由本土中产买单。上下得力，中产被掏空。如果说19世纪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那么21世纪就是世界中产阶级的斗争。
这里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制度和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全球化的过程是国家主权不断对外让渡的过程，是国家制度不断弱化的过程。但是，建制派掌握了国家权力，不愿意看到经济全球化削弱手中的权力，他们建立了反自由、反全球化的秩序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最近三十年，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建制派另一个统治力量是信用货币及央行制度。
对铸币权的争夺，由来已久。美国立国后，大陆会议在战争时期发行的纸币已经一文不值，各州发行的各种货币极为混乱，债券市场濒临崩盘。1787年召开费城制宪会议的经济动因是挽救债务危机。最后，宪法赋予了联邦政府铸币权。美国宪法第一条第8款明确规定：“铸造货币，调节其价值，并厘定外币价值”。此后，铸币权的争夺依然非常激烈。早期美国中央银行两立两废，之后长期没有中央银行。1913年美联储成立后结束了自由银行时代。
弗里德曼说，美联储滥发货币是违宪的。但是宪法及联邦储备法对美联储铸币权的约束并不明确。因为当时实行金本位，美元发行受到了黄金的硬约束，铸币权的威胁没有那么严重。五十年代之前，美联储还一直隶属于美国财政部。
但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变成了信用货币，失去了黄金的硬约束。货币扩张没有了实质性的约束，铸币权成为了比征税权更为严重的威胁。到了格林斯潘时代，铸币权逐渐成为了全球建制派的政治工具。建制派背后的支持者是信用货币时代快速成长的华尔街投资银行。
1999年，克林顿和格林斯潘推动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出台，开启了美国金融混业时代。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内阁中，超过一半的官员来自华尔街。其中，财长鲁宾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一个月后便成为了花旗银行联合总裁，年薪为1500万美元和150万股票。
在小布什时代，他任命凯恩斯主义者伯南克为美联储主席，任命前高盛总裁保尔森为财长。金融危机爆发时，这两位“大救星”用纳税人的钱拯救大银行、金融巨头、跨国公司及金融市场。
以前，受金本位的约束，美国两党不可能无限度地搞福利主义。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民主党的约翰逊总统推行“大社会”福利政策，结果推高了通胀，引发了70年代的滞胀危机。选民很自然就抛弃了民主党，也否定了这种做法。经历了这场滞胀危机，选民理性地支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里根改革，沃尔克守住货币闸门，经济得以复苏。
但是，到格林斯潘时代，全球建制派利用信用货币改变了游戏规则。2008年金融危机时，伯南克主导美联储下水直接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和房地产债券。这样，美元与国债、证券就高度绑定，互为兜底。建制派与华尔街、跨国公司形成根本性的制度性的利益联盟。
现在我们看建制派背后的金主是谁：2016年华尔街券商与投行向希拉里的捐款高达8800万美元，特朗普只有2080万美元，相差四倍。2020年，这个差距进一步扩大。截止到9月份，华尔街给拜登的募捐高达5110万美元，向特朗普只捐了1050万美元，相差五倍。小布什领导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也将钱投给了拜登。
我们与第一部分的全球化秩序结合起来，建制派利用信用货币和全球化秩序这两个宪政漏洞制造了严重的全球性危害：
一、金融危机：货币扩张和福利主义引发债务危机和资产价格泡沫危机。
建制派一手扩张货币推高华尔街、金融巨头和科技巨头的资产价格，另一手用福利政策收买底层选民，最终引发金融危机。
“汽车之城”底特律为什么走向破产？七十年代，石油危机爆发，日本汽车冲击底特律。这属于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的结果。但是，底特律的末路根本上是由全球建制派主导的不公平的全球化秩序和福利主义决定的。
1967年，民主党掀起的平权运动达到高潮，底特律爆发了大暴乱。这是底特律由盛而衰的标志事件。事件后，出现了“白人大逃亡”，人口快速流失。底特律市内人口从1950年的180万人骤降到2012年的70万人。
1973年，黑人科尔曼·扬当选市长。他大量裁撤白人警察，吸纳黑人进入警局。同时，给黑人大量的福利，黑人闻风而来。当年拿吃政府福利的人不到3万，到了1986年增加到27万。这位黑人市长，深得黑人心，持续连任，干了20年的市长。
但是，黑人福利来源于白人、富人及企业的税收，这加剧了白人及企业逃离。金融危机后，这座城市终于坐吃山空。底特律破产时，这座城市82%的人口是黑人，市长依然是一位黑人。
二、社会危机：货币扩张和福利主义导致贫富差距分化和中产阶级被掏空。
联邦储备法确实赋予了美联储救市的权力。但是，《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是这样规定的：向“任何个人、合伙企业或机构发放贷款”。如果美联储只拯救大企业和金融巨头，联邦政府只拯救底层民众，那么中产阶级、本土中小企业会受到更严重的伤害。
过去几十年，欧美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极为缓慢，全球中产阶级的负债率大幅度攀升。我们知道有一个“大象曲线”【2】。这个曲线反映了1988年到2008年不同收入阶层人的实际收入变化。结果显示，这20年处于75%到85%的中等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增长最低，实际收入累积所得接近于零。他们多数是欧美国家的中产阶级。而富人收入增长最多，他们多数来自全球性富豪及贫穷的亚洲国家中上阶层；其次收入增长较大是中下阶层的人群。
2008年金融危机后情况更糟糕，富豪阶层的财富因救市推高的资产价格上涨而增加，一些中产阶级在危机中破产，多数中产因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上涨而债务大幅增加。
如今，全球主要国家都以国家信用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其中以日本最甚。日本股市最大的两位投资者是谁？一个是日本央行，持有的股票投资组合市值超过45万亿日元；一个是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持有的市值超过了44万亿日元。这就是通过金融国有化、透支国家信用、制造债务风险的方式，为金融巨头、跨国公司及富豪阶层的财富兜底。最终的买单者只能是本土企业及中产。
我们知道，中产阶级是现代人类经济进步的伟大成就，也是全球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但是，建制派的努力正在消灭中产阶级，社会愈加不稳定。这次斗争可以说是本土中产对全球建制派势力的斗争。
三是宪政危机：货币扩张和福利主义破坏了竞争公平和民主政体。
建制派利用了这个宪政漏洞大搞福利政策，建造一辆公共便车，吸纳更多的底层民众、食利阶层、非法移民、黑人及少数裔加入其中，从而赢得越来越多的选票。如果民主党建制派给予2000多万非法移民合法身份，继续用福利政策鼓励黑人和少数裔生育，这对宪政民主的破坏是难以想象的。建制派的做法相当于用纳税人的钱，扩张公共债务，为自己购买选票。
建制派的货币扩张和福利政策即便引发金融危机，选民们依然支持他们，甚至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症：经济越糟糕，生活越艰难，越依赖福利政策，越支持建制派。这是为什么？
货币及债务扩张引发的灾难几乎是毁灭性的，波及到所有人，没有任何人可以幸免。这时，人们就不得不支持政府救市，不支持货币扩张的总统候选人也不可能当选。2020年美股暴跌，特朗普也无底线救市。所以，信用货币这个宪政漏洞制造了一个漩涡，可以说是泥沙俱下。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建制派、华尔街、跨国公司和福利主义者。
建制派相当于利用信用货币挟持了选民，利用福利政策收买了选民，这就威胁到了民主宪政。在美国，一旦威胁到宪政民主，很可能引发宪政危机，这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我在下一部分会分析。
四是全球危机：货币扩张和福利主义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社会阶级固化。
这需要与上一部分的全球化旧秩序相结合。这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而是全球建制派共同行动的结果。只是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建制派利用美元将这种模式推广到了全球。
它的逻辑是这样的：建制派扩张美元，向全球出口“美元”，华尔街、跨国公司、科技巨头用廉价的美元在海外市场投资，制造了巨额的资本顺差；海外市场则吸收美元制造商品，向美国出口商品，制造了巨额的贸易顺差。这就形成了全球化经济失衡。更糟糕的还在后面：海外市场以巨额外汇大量发行本币，这样海外本币与美元高度捆绑，共同推高全球资产价格。
这种全球性的经济扭曲对欧美本土的制造业、工人及中产构成打击，同时在海外制造了巨大的债务风险和社会不公。
这场斗争引发的骚乱与流血让很多人感到震惊。可以明确的是，这届政府的权力交接一定会实现，只是这场斗争不会因此结束。
美国建立了宪政民主后，历史上很多冲突都通过民主与法律来解决。19世纪的工人运动和20世纪的种族平权运动所引发的社会危机，最终都被选票化解。所以，宪政民主国家不支持暴力斗争，特朗普主义者不应该诉诸暴力。即便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同情者也不希望看到暴力。
暴力意味着宪政民主的失败，也意味着不合作博弈。美国也曾经历过一次宪政危机，那就是南北战争。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宪政的唯一一次失败，同时也引发了灾难性后果。
这场斗争最终会被民主宪政化解，还是会引发宪政危机？
合作博弈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合作预期收益大于不合作；二是公平的博弈制度，这里我们理解为宪政民主。这两个条件，任何一个被破坏，都可能引发暴力走势。
主要是西进运动破坏了公平的博弈规则。1805年杰斐逊总统从法国买下路易斯安那后开启了西进运动。此后半个世纪，美国的版图扩大到了西岸。杰斐逊一个伟大的贡献就是在西部设立新州，地位与初创13州一样，将宪政民主制度及私有财产制度带到西部。但是，他这么做也打破了美国的政治平衡。
西部几乎都是农业州，代表种植园利益的杰斐逊派通过西进运动大大增加了他们在国会两院的投票权。最初他们计划在西部设立10个州。后来，门罗担心国家分裂建议设立3到5个。门罗的担心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现实。
这里存在一个宪政漏洞。杰斐逊派将民主和私有产权带到西部，也把奴隶制带到了西部。这个漏洞就是当时的民主没有普及到奴隶身上。这事在制宪会议上就有过争论，当时的汉密尔顿派要求废奴，认为那是美国的耻辱。后来，杰斐逊向国会提交过一个法案，禁止在西部州实行奴隶制。但很可惜的是，这个法案以一票之差被否决。
西部变成了蓄奴州，控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通，激励了种植园经济，打击了北方工业经济。这样，西部州变成了杰斐逊派的势力。所以在南北战争前，美国的政治一直被杰斐逊派控制，北方工业经济一直没有突破。1857年经济危机激化了矛盾，最终演变为宪政危机。
如今，这场斗争有个不好的趋势，那就是合作博弈的其中一个条件正在遭到破坏，即宪政民主制度正在被建制派破坏。这增加了暴力的预期。这种预期来自这次大选，其中关键的是选票舞弊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原本联邦最高法院是最高仲裁者，是宪政的守护者。但是，大法官最开始就没有维护选举的公平性。2020年，金斯伯格法官去世后，特朗普任命了一位新法官，民主党在国会上阻挠任命。阻扰的目的是拖延时间。因为这时特朗普正将宾州的邮寄选票问题提交到联邦最高法院。因为缺少一位法官，最高法院表决是4：4，决定发回到宾州去裁决。
这个决定是非常糟糕的。这激励了各州自行决定大选规则。这时，最应该出面维护大选公平规则的是国会。这是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力。宪法规定大选规则交由州议会决定，但国会有权力修改州的规则。这是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汉密尔顿提出来的。他预料到强大的派别（政党）可能通过控制州的选举规则来影响总统人选。但是，国会两院被建制派控制，他们选择不作为。2020年大选的问题如当年汉密尔顿所料。
过去几十年，两党建制派达成了默契，对各州的竞选规则不深究。但是，这次大选的规则变量是邮寄选票，邮寄选票的大规模增加足以改变选举结果。宾州上一届大选邮寄选票只有4万多，这一次是200多万。相比站点投票，邮寄选票是更容易作弊的一种投票方式。共和党控制的州基本上都取消邮寄选票或采取有限制的邮寄选票。民主党控制的州和一些摇摆州基本都采取邮寄选票，民主党向选民寄送了大规模的选票。
联邦最高法院和国会错过了维护公平选举的机会。各州投票后，特朗普不承认拜登胜选，一口咬定宾州、佐治亚等州存在大量舞弊。这时，最高法院与国会两院本可以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却任由事态发酵。接着，德州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诉讼请求，说几个摇摆州大选程序违宪。
这是避免暴力冲突的最后一道屏障。但是，最高法院驳回了德州的请求。最高法院可能担心在这个关键时刻介入大选，涉嫌违背三权分立原则。但其实，最高法院的决定是缺乏勇气与智慧的。大选程序问题是不能掩饰的，最高法院应该受理，假如调查的结果是这几个州违宪，可判决这几个州的投票无效，然后让州议会决出各自的选举人票。这完全符合美国宪法的。
错过了这次机会，暴力冲突似乎不可避免。而真正激化矛盾的是共和党刚刚丢了参议院。这对特朗普主义者来说是致命的。他们的预期越来越强烈：民主被操控，选票无法解决问题。如此不合作博弈的倾向越来越强，最终暴力冲突在国会爆发。
共和党丢了参议院后，民主党相当于控制了两院。他们同时赢得了白宫和国会，三权分立中的两权，只剩下一个最高法院。目前，最高法院九大法官中，共和党任命的法官占多数的六个。但是，民主党计划扩大最高法院的法官名额，这样有机会夺回对最高法院的控制权。宪法没有规定最高法院的法官人数，民主党如果这么做是否违宪还很难说。
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最高法院不敢站出来维护宪法，民主党就想办法改变最高法院。如果民主党如愿以偿，这样三权分立就变成了民主党专政——控制三权。这就违背了当年宪法的设计原则。
在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代表们试图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府。但是，他们又担心全国性的政府权力太大，虽然这个政府是民主政府。当时的开国者与欧洲的学者一样都对民主保持警惕。但是，他们否定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只能摸索民主制。他们的观念是，对民主政治加以限制，而不是鼓励【3】。这是当时立宪的共识。他们经过几个月博弈与争斗，最后形成了三权分立和两院国会来限制全国性的民主政府。这就是宪政民主，以宪法约束的民主政府。但是，民主党如今控制了两院和两权，并可能挑战第三权。
历史上，执政党短期同时控制白宫和两院的情况也存在。两年后的中期选举，共和党还有机会竞争两院。但是，这次大选打击了特朗普主义者对选票的信任。他们认为，如果邮寄选票不改，共和党可能永远无法获得大选的胜利。民主党还有一个计划是，破坏选举人团制度，采取符合民主党利益的普选制度。要知道，选举人团制度是宪法限制民主暴政的重要机制。这对宪政民主构成了威胁。
最令特朗普主义者绝望的是，建制派利用了宪政中的两个漏洞：全球化秩序和信用货币，尤其是信用货币。建制派利用信用货币的宪政漏洞的方式，与当年的奴隶制如出一辙。
当年，杰斐逊派通过奴隶制将西部新州沦为农业州，半个世纪间吸纳了与东部十三州几乎同等规模的新移民。这些新移民多数成为了他们的票仓。如今，建制派通过信用货币扩张福利，将少数裔、新移民者装入自己的票仓。所以，如果这两个制度不堵上，非合作博弈的预期就会越强烈，宪政危机将很难避免。
还有一个方向值得关注，美国可能会出现第三大党。目前的问题是美国两党长期垄断三权、两党建制派达成默契的结果。共和党内部的建制派麦康奈尔、布什家族都不支持特朗普，一些共和党高官已经辞职；民主党内部的进步派与建制派矛盾更加尖锐。两党中的反建制派力量可能促成第三大党。
如果第三大党出现，将对美国政治体制构成挑战。因为任何一位候选人都很难获得270张选举人团票。这样，总统人选只能由国会决出。如果不修改总统竞选规则，美国可能会出现像欧洲一样的联合政府。第三大党有助于美国社会达成政治平衡，有利于避免宪政危机。
21世纪这场反建制派势力的斗争，它最早发端于美国。这印证了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观察：“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4】”
参考文献：
【1】美国真相，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机械工业出版社；
【2】全球不平等，布兰科·米兰诺维奇，中信出版集团；
【3】美国文明的兴起，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商务印书馆；
【4】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商务印书馆。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正商阅读）：美国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