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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在晋东南漳河两岸广阔的土地上，曾活跃过一支英雄的民兵武装队伍——辽县游击队（后正式改名为辽县民兵独立营），这支队伍的领导人就是左奎元同志。“左奎元”这三个字，当时在辽县、武乡一带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革命一生为人民
左奎元（1915-1978），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寺坪村人。幼时入本村开办的拳房学习武术，练就一身过硬武功。他生性刚直，爱打抱不平，保护贫弱乡亲。1936年在石楼、永和一带教习武术，适逢红军东征，接受进步思想。翌年返乡，在庙会上率拳房的师兄弟们仗义执言，痛打横行霸道勒索乡民的3名稽查队巡警，被当局以“共匪”通缉，险遭杀害。
七七事变后，左奎元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村锄奸员、农救会主席。1938年夏，左奎元调任中共辽县六区区委书记。次年8月，在中共辽县第一次党员代表会上当选为县委委员。同年12月，带领群众将国民党阎锡山部在辽县破坏抗日搞摩擦的“精建会”、“视察团”等顽固派组织赶出根据地。接着，带领十几个村的3000余群众游行请愿，向驻拐儿镇的国民党河北民军控诉其部队不打日军、专搞摩擦、骚扰百姓等劣迹，包围国民党辽县党部。经过谈判，迫使不得人心的河北民军撤出县境。1941年后，任辽县独立营营长，积极参加反“扫荡”斗争，掩护群众生产，动员青壮年参军支前，配合主力作战。左奎元在根据地组织群众和民兵建立区、村联防网，创造用手榴弹传递敌出动情报的三种方法，让周围村庄和部队得以及时掌握日军动向和兵力大小，迅即组织转移或阻击，避免被动应敌，争取主动对敌，有效地减轻了根据地人员和财物的损失，多次受到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的表扬。
1945年，独立营编入八路军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左奎元任四营营长。8月，与兄弟部队配合，在河南安阳县的北流寺战斗中歼俘日军教导队近百人。该部由第四营扩建为“左权团”，左奎元任团长，率部参加了上党战役。之后，“左权团”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七旅二十一团，随刘邓大军转战南北。在山东成武、单县两次战斗中，左奎元率部担任主攻，全歼守敌。挺进大别山后，环境恶劣，左奎元率部队与敌人长期周旋。于张家店全歼国民党第八十八师六十二旅的战斗中，俘敌700余人。后进军大西南，任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分校总队长，为部队培养输送青年干部数百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左奎元一直在云南工作，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区司令员、师长，昆明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等职。1978年8月27日，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终年63岁。
掩护群众威望高
左奎元在抗战时期的传奇经历，令开国少将、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欧致富同志印象深刻，抗战时期，欧致富同志曾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他回忆道，在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一次战斗中。左奎元率领辽县游击队配合警卫团行动，作战勇敢，机智灵活。记得当时他二十七、八岁，高个子、黑脸膛、身体粗壮、性格豪爽。然而一双常爱沉思的眼睛，又说明了他思想的成熟。通过和他长时间的接触，大家感到他是个很好的同志，难得的人才。
当时，辽县游击队划归八路军总部警卫团指挥，每次反扫荡，左奎元总是说：“让我们县支队打头阵吧！”抢着担负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而欧致富团长也总是爽快地答应他，因为欧团长信赖他，他也确实每次都能胜利地完成任务。一次，辽县城的敌人奔袭驻在武军寺的八路军总部，情况非常紧急，左奎元率领队伍在隘口前面的山梁迎击和牵制敌人，争取时间掩护总部转移。面对强敌，他毫不畏惧，沉着指挥游击队，同超于自己几倍的敌人整整鏖战了几个小时，当敌人攻势越来越猛时，他果断地下令让队伍撤出阵地，大胆地猛插进敌后，咬住敌人的尾巴，配合警卫团有效地打击了敌人。有一次，扫荡的敌人妄想围歼辽县县委，左奎元率领辽县游击队孤军深入，巧妙地在东黄漳设伏打击敌人，英勇地掩护了县委安全转移，受到了表扬。
除了打仗，左奎元还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颇有口才，善于发动和宣传群众、展开工作。动员地方青年参军，在当时残酷的战争年代里，是件比较艰苦细致的工作，主要有两部分原因：一是日军所到之处实行残忍的“三光”政策，村村寨寨女的多，男的少，老人小孩多，青壮年少，因而劳动力更少，参军有后顾之忧；二是有些群众乡土观念较重，担心参加了正规部队会离乡背井。由于这些原因，给当时八路军的征兵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针对这些实际问题,左奎元同志不怕麻烦，跑东村串西村，上上下下，大会小会，反复进行动员、做工作。他还亲自寻找个别青年聊家常，促膝谈心，从个人谈到家庭，从家庭谈到国家，谈到当前的抗日战争，然后讲清如何摆正个人、家庭和国家民族的关系，讲清先有国后有家的道理。启发到一定火候，他会突然把话锋一转，用起激将法来：“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俺们五大三粗、血气方刚的青年，不扛枪上战场去杀敌人，谁去？能忍心让家中年迈的父老大娘去？让俺们的小弟弟、小妹妹去？让照看孩子的大嫂大婶、怀抱娃娃的媳妇们去？”几句话，就把青年人的心拨得火燎似的，浑身热血沸腾，痛痛快快、高高兴兴地非要报名参加八路军不可。在左奎元的积极努力下，辽县每次征兵工作都进行地很顺利。
在黄崖洞保卫战前夕，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从辽县、襄垣、武乡、故城等县游击队民兵中，抽调以党团员为主的武装骨干五百人，及时组成了警卫团三营，后来成为守卫黄崖洞兵工厂的中坚力量，而这五百人当中，其中辽县的就有二百多人。黄崖洞保卫战后不久，又从辽县、武乡两县补充了三百名新兵，其中辽县占一半以上。日本投降前，总部为组成南下支队，从卫团抽调了一部分骨干，辽县、武乡、襄垣各地又及时动员了五、六百青年补充进警卫团，而且辽县的独立营也被完整编入其中。这些，都有左奎元的一份功劳。
据欧致富将军回忆，左奎元在武、辽一带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享有极高的威信，处处受到当地农民群众的尊敬和拥护。用“天下谁人不识君”这句话来形容他在武、辽一带的影响，一点也不过分。假如一个初来到辽县的同志，问起辽县民兵独立营在哪里，本地的老熟人倒不一定能答上来，但如果改问：“左奎元的队伍在哪里”，连七、八岁的儿童也知道得清清楚楚，马上会指点给你看，或给你领路。就是说，“左奎元”已经成了辽县地方革命武装的代名词，已经深入民心，无人不晓。但即使这样，他本人以及他的队伍的行踪，也从来没有被敌人发现过，没有出过任何危险。因为他和他的队伍根植在老百姓之中，经常和群众打成一片，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睡在一起，而群众是最好的保护伞，最保险的隐蔽所。有时敌人来扫荡，他或者他的队伍可以随时混在老百姓里面，任由敌人逐个询问和捜查，都会一点事也没有，平安无恙。他也往往利用群众的掩护与敌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掩护群众，因而威信也就越来越高。平时，民兵独立营分散在千亩川、桐峪、松树坪、麻田等处活动，但只要一听到枪炮响，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自动赶到预定地点集合好，听候命令。这一点，与左奎元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和极高的威望有很大关系。
“情报专家”获称赞
善于猎取敌人情报，也是左奎元同志的一大特点。他经常化装成打柴的、做短工的，或者小商小贩、占卦算命的先生等等，孤身出入于敌人层层封锁线，深入敌后，摸清敌人活动规律。为了力求情报的准确无误，他曾不止一次地冒险打进敌人内部，探看虚实。他还利用我军的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威力，向一些较有觉悟的伪军人员积极宣传抗日道理，晓以大义，争取他们为我军暗中传送情报。由于得来的情报既快捷又准确，在这方面他也成了知名人物，被很多同志戏称为“情报专家”，“消息灵通人士”，还有些同志则誉他为“出色的秘密交通员”。确实，在长期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反扫荡斗争中，左奎元同志的情报工作是干得相当漂亮的，他曾多次使八路军总部和革命群众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和伤亡，又多次使扫荡的敌人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
谈到左奎元善于搞情报的工作，还有一件有趣的事，那时，敌人每次出来扫荡，警卫团都是通过他来通风报信的。由于当时通讯联络技术落后，交通不便，全靠两条腿走路送信，所以有时情况来不及通知，往往使部队吃了亏。针对这种情况，左奎元发明了用手榴弹来传送信号：三个手榴弹炸响，表明敌人大扫荡倾巢出城；两个炸响表明中等规模扫荡或小股敌人；一个表明敌人在城外附近抢东西。这个通风报信办法很好，既快又方便，又准确。正是他用这个办法，使欧团长正在举行婚礼的“宴席”上得知了敌人来扫荡黄崖洞工厂的消息，立即布置好兵力，严阵以待，狠狠地打击了进犯的敌人。当时正在参加婚礼的左权参谋长听说了左奎元同志的“发明创造”后，风趣地背后夸奖他说：“真不愧是我们左家的好后代！”
欧致富将军曾回忆说：“在1942年5月的一次反扫荡中，左奎元出了一个小小的差错。一股全由日军人员组成的侦察挺进支队，偷偷越过我军警戒线，深入到上下交漳口南面高上腹地，被我警卫团赶跑了，而左奎元率领民兵独立营在前沿阵地担任警戒却没有发现。事后，他像个孩子似的痛哭流涕地说：‘欧团长，我没有完成好任务，处分我吧！’我半批评半安慰他说：‘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改正就好了。’通过这件事，我从另一面强烈地感觉到左奎元同志的又一个可贵的优点——勇于承认错误，勇敢承担责任。多么好的一位同志啊！”
“我是在1945年初奉命南下时和左奎元分手告别的。解放后，听说他在昆明军区任后勤部副部长，彼此一直没有见过面。大概是1969年或1970年，他因病来广州治疗，我曾去看望过他。不久即病逝。”对于左奎元同志的去世，欧致富将军说：“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悼念之情。”（本文作者赵国庆系原陆军十二军政治部宣传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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