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共188万官兵，比美国现役军人总数还要多几十万人，全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消化、改造了。在此过程中，解放军派去一名指导员，就能彻底改造百十人的一个连，派去几百人工作团，就能彻底改造几万人的一个军或一个兵团。
长春起义的国民党第六十军成建制地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后，更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打出了骄人战绩，被毛泽东连连称赞。此后，更是被朱德称为“起义部队的一面旗帜”。
今天，库叔分享一篇文章，介绍国民党第六十军是如何变成共产党五十军的，在这背后，对于当下的我军建设，又有何意义。
文 | 高戈里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本文由作者根据其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摘编而成。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呈现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在抗战胜利后不久，主要有1945年10月高树勋率新八军邯郸起义，1946年1月郝鹏举率新编第六路军台儿庄起义，1946年5月潘朔端率第一八四师海城起义。
第二次高潮，在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的战略决战期间，主要包括吴化文整编第八十四师的济南起义，曾泽生第六十军的长春起义，何基沣、张克侠第五十九军和第七十七军共三个半师的贾汪起义，廖运周第一一○师双堆集战场起义，傅作义率北平20万守军接受和平改编。
第三次高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大江”风卷残云之后，部队成建制起义、投诚“风起云涌”。
起义，与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部队起义后，不是放下武器，而是“掉转枪口打老蒋”。因此，在接受起义之时，我军通常根据一贯的政策，承诺起义部队保留建制、保持武装、长官保留职权等。这就使得改造起义部队异常艰难，充满危险，因为多数起义官兵曾与我军兵戎相见，他们虽然追随长官战场倒戈，但思想尚未倒戈，而且继续持有武装。
我军在解放战争期间对国民党起义部队的改编，通常有成建制改编、合编、溶编三种方式。当年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曾经生动形象地将其分别比喻为：
*“水里放糖精”——向起义部队派入少量我军干部，将其成建制改编；
*“面包夹火腿”——我军建制部队与起义部队合编，比如在一个师的建制内编入我军两个团和起义部队一个团；
*“牛肉泡馍”——撤销起义部队建制后，其官兵溶编到我军老部队。
三种改编方式，以“水里放糖精”即成建制改编难度最大，也最为奇伟——对来自敌对营垒的官兵，派去一名指导员，仅凭一张嘴，就能改造百十人的一个连；派去几百人的工作团，就能改造几万人的一个军或一个兵团！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保留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百万大裁军时，有起义成分的野战军多数都是以合编或溶编方式吸收的，唯有第五十军，用难度最大的“水里放糖精”方式，圆满完成了成建制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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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
改造旧军队最根本的是思想改造，但需要“必要的可能的组织改造为思想改造开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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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17日午夜，反蒋起义的国民党第六十军撤出长春城，进驻九台地区，准备接受史称“九台整训”的成建制改编。次日，中央军委就改造第六十军工作发来电报指示：“改造是必须坚持的方针，但不应操之过急。”
显然，起义官兵的思想情绪亟需稳定，这是顺利推进日后改造工作的必要条件。
国民党部队起义之初，军心都不稳定，特别是受反动教育毒害多年且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军官。
第六十军起义后，最不稳定的是被裹胁起义的暂编第五十二师。该师由国民党交警部队和保安部队改编，师、团长官来自国民党嫡系部队，其前身多系地主的护院武装，成分比较复杂，有伪满时期的军官、警察、宪兵、特务，有收编的胡匪，还有一些因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而逃来的流亡地主，部队内部还有帮会和特务组织。这些人不仅政治立场与起义宗旨对立，旧习气也比较浓。
为此，中共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在派来围城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刘浩之后，又先后派来张冲、潘朔端、郑祖志、马逸飞、魏瑛等滇系起义将领，以及杨滨、宁坚等原滇军地下党员。同时，紧急调运来大量南方人喜欢吃的大米等食品，还调派文工团慰问演出。
组织调整首要一条，是要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东北军区派有改造该军第184师经验的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徐文烈担任军政委、有改造原东北军第111师经验的辽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王振乾担任军政治部主任。徐文烈随即坐镇东北军区，迅速向起义部队调来解放军干部410人，其中军职3人、师职11人、团职28人、营职26人、连职136人、排职206人，基本配齐了单职的政治工作干部，配备了部分后勤干部和少数机关干部。这其中，徐文烈熟悉的海城起义官兵在250人以上，且多安排在改造起义部队第一线担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等职务。
对起义部队的组织调整，主要是对军官的调整。调整方针是“审慎使用，积极团结教育，使之逐步发展成为人民军队的干部”。在此方针指导下，根据不同情况，对军官采取少数清洗、多数调学、部分留队等方法。
清洗工作，早在起义之初就开始了。
起义时先行扣押的军参谋长徐树民，暂编五十二师的师长李嵩和团长胡家驹、周曙初、谢绍贤等人，在起义后即被移交解放军。部队撤至九台后，各级国民党政工人员和谍报人员立即集中，有特务身份的，被送往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其余人员被送往齐齐哈尔东北军政大学，边组织学习边甄别考察。
对一些不愿意留队的军官，网开一面，准其离队。对暂编五十二师，网开得更大，愿走的，如果交出武器，还奖励东北流通券。政策一宣布，仅其第一团就走了约三分之一的军官。
解放军干部到齐后，先宣布取缔一切反动组织和封建组织，同时以精简整编形式取消军、师两级八大处，在全军团以上单位重新编组司令部和后勤部，建立政治机关，配备连以上各级政治工作干部，掌握部队，组织供给，协调军政和军民关系。各级政治工作干部深入基层，思想摸底，争取并培养积极分子，开展正式整训前的思想动员和临时教育。
对特务、奸细、胡匪、警察、宪兵、逃亡地主等的清洗，在暂编五十二师第一团四连发生叛变事件后，加速进行了。此外，还资遣回乡了一部分老弱病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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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抽调多数军官、部分军士和士兵计2490人，分批送东北军政大学学习，200余名眷属亦随之同往。
留队的军官多数是云南人，有地下党的重点交友对象或党员发展对象，有被解放军释放回来表现较好的军官，有思想比较进步或军阀作风较少的军官。对留队军官，再区别情况采取“夹带”“搬家”等不同方法，将一部分不会妨碍部队改造的军官留在原单位，通过解放军干部具体“传帮带”，边工作边随队改造；对一部分封建依附关系紧密或军阀作风较重的军官，调动其工作岗位，让其在新单位随队参加学习和改造。
组织调整基本完成后，1949年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命令，将曾泽生率领起义的原国民党第六十军及所辖三个师成建制地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及步兵第一四八师、第一四九师、第一五○师，任命：曾泽生任军长，徐文烈任军政委，叶长庚任副军长，王振乾任军政治部主任；白肇学任步兵第一四八师师长，陈一震任师政委，邓应斌任副师长；陇耀任步兵第一四九师师长，李桂林任师政委，任孝宗任副师长；李佐任步兵第一五○师师长，李树民任副师长，李冠元任师政治部主任；耿万福任军后勤部部长，刘峰任军后勤部政委。
左起：白肇学、徐文烈、曾泽生、陇耀、军宣传部长刘惠之、李佐（摄于194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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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血大控诉”
1949年1月26日，改编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在吉林九台召开了全军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军政委徐文烈作了题为《部队教育方针和教育计划大纲》的报告，对部队政治整训的方针、原则、内容、步骤、方法、政策，作了详尽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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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大纲》仓促成文，却蕴涵着博大精深的思想资源。
其中，明确提出了国民党士兵的“人权保障”和“启蒙教育”问题。与否定中国革命启蒙作用的“知识精英”不同，我军实施启蒙教育的主要内容，不是艰深繁冗的学理，而是“战士本身及其家庭所曾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被压迫剥削的痛苦事实”这一“生动的现实的活教材”。
具体来看，属于改造性质的经典教育内容及方法步骤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步是倒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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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整训的内容极为丰富，但对起义官兵来说，最刻骨铭心的是“泪血大控诉”——据资料记载和起义官兵的回忆，士兵在旧社会、旧军队所受的压迫骇人听闻：
第一八二师五四四团某军官在战场上抓住逃兵，当场用铁丝穿进逃兵的锁骨，再把他绑到大树上；
暂编二十一师第二团的一个步兵连的连长抓住逃兵后，下令全连每一个士兵用匕首在逃兵身上剜一块肉下来；
暂编五十二师第一迫击炮连连长抓住逃兵后，用4颗大钉子将逃兵钉在大树上，令其活活痛死；
还有将逃兵身上的肉切碎煮熟，然后强迫士兵分食。
控诉开始后，登台者没有不哭的，轻者掩面而泣，重者嚎啕大哭。常常是台上一个人哽咽难言撕心裂肺地恸哭，台下是连成一片令人窒息的抽噎。第四四四团参加诉苦的1147名官兵，有989人哭了，占86.2%，其中哭病了的78人，占6.8%。
其实，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一些连队布置了“为什么要有民主”等比较抽象的讨论题，士兵们不是费解就是没兴趣。后来，在上级首长的启发下，把讨论题换成“在旧军队你最寒心最痛恨的事情是什么”“上级打骂我们是不是为我们好”等具体的问题后，士兵们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
控诉运动部署得相当周密。据军政治部主任王振乾回忆：为了有的放矢抓好部队的思想教育，先对三个师各一个连开展了摸底调查，为指导全局工作提供了依据。各连指导员在控诉运动开始前，先深入班、排，找士兵逐个谈心，从中发现并挑选控诉典型，做好工作后，逐级向上推荐。
控诉运动通常先以团或营为单位召开控诉大会，进行“典型引路”，造成浩大声势和浓烈气氛，再转入以连为单位的普遍控诉。控诉大会的会场布置得都十分庄严肃穆。当年第四四二团一营教导员刘进昌回忆：控诉大会召开之前，团政委王锡令把他带到三营的会场：“你看看人家，会场布置得像灵堂！”
控诉那段时间，东北军区还抽调了几支文工团天天给部队演戏，《白毛女》《血泪仇》《王家大院》三出歌剧反复演。每一次演出，台下都要汇集一片呜呜咽咽的哭泣声。
那个时候，所演的戏太贴近生活了，特别是反映国民党抓壮丁的《血泪仇》，看入戏的人真不少，怒不可遏的官兵甚至失去了控制，有的当场举枪要打死舞台上的“坏蛋”，有的冲向戏台要替喜儿或王东才报仇。
《血泪仇》剧照——时任第四四四团团长赵国璋摄。
起义士兵徐树礼、李开国说：为了安全起见，后来看戏，一律由干部将子弹收起来，再逐一验枪，干部、骨干分散在队列里，以便及时制止入了戏、情绪失控的士兵误伤演员。
不少亲历者都记得，每次看完戏，都有几位士兵哭得几天吃不下去饭。遇到这种情况，指导员便亲自打饭送到床前。指导员不劝还好些，一劝，有些士兵反而哭得更厉害：“在旧军队，当官的不把我们当人看。参加了解放军，共产党干部把我们当亲人。可我，过去还打解放军，骂共产党……”
每每控诉大会或演戏进入高潮，指导员就领着大家呼起了口号，那声音，完全是怒吼，震耳欲聋。
第四四四团指战员看《血泪仇》——时任第四四四团团长赵国璋摄。
第二步是算细账。
诉苦运动是一步一步展开的，“倒苦水”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算细账”。结合驻地附近的土地改革运动，先算“剥削账”。
由于中国幅员广阔，小农经济又相对封闭，各地计量单位多种多样，地主剥削方法五花八门，所以，从史料上看，当年改造起义部队政治整训时的“算细账”很难做到非常科学、准确，但其大方向却不容置疑，因为即便按照国民党政府的法规，旧中国的地租剥削率也是很惊人的。
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的《租佃暂行条例》十九条规定，缴租“最高限度不得超过当年正产物收获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并禁止包租、预租和押金。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地主阶级的血肉联系，该条例自始至终都是一纸空文。
地主的地租是多少？士兵多是农家子弟，一问都知道，少则对半开，收获的粮食农民自己留一半，另一半交租；多数是四六开，农民留四成，六成交租；剥削最重时三七开，农民只能留三成，七成归地主。高利贷就更不用说了。
政治工作干部不失时机地教唱秦寄萍创作的革命歌曲《谁养活谁》：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
没有咱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
耕种锄割全是咱们下力干，
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
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大家瞧一瞧，
没有咱劳动，棉花不会结成桃，
纺线织布没有咱们做不了，
新衣裤，大棉袄，全是咱们血汗造。
地主不劳动，新衣穿成套。
……
士兵越唱越爱唱，越唱越响亮。
算完“经济账”，再算“政治账”：看看周围的屯子，地主、富农占多大比例？不超过10%。劳动人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只要穷人团结起来，地主老财没有打不倒的。再看国民党军队，士兵有几个不受压迫？一旦懂得了革命道理，谁不愿争取翻身解放？共产党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一定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第三步是“挖苦根”。
云南的地主剥削人，东北的老财也剥削人，为什么？是万恶的阶级压迫制度。而维护阶级压迫制度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就是劳动人民的“苦根”。
说起来似乎不可思议，这些道理在控诉运动之前，翻来覆去不知讲了多少遍，但听进去的人不多，听进去的话也不多。控诉之后就不一样了，共产党的话句句都说在心坎里，越听越愿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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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还家运动
第四步，是思想还家运动。
开展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是控诉运动之后的思想还家运动。
所谓“思想还家”，是指多数起义官兵虽然来自劳动人民家庭，但由于参加了旧军队，受反动思想和封建道德的长期毒害，不仅参加过反共反人民的战争，其中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军官，还不同程度地干过欺辱老百姓、虐杀战俘、压迫残杀士兵、吃空贪污、走私贩毒等坏事，并沾染了吃喝嫖赌的恶习。起义，只是形式上回归人民阵营，要真正从思想上回归人民阵营，就必须与旧我、与旧军队彻底决裂。
在改造起义军官的主战场——东北军政大学，要求每位学员都写一份自传，交代自己的全部历史，尤其是在反共内战期间做过哪些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必须一件不落写上去，与旧我决裂，与旧军队决裂，要求每位学员在猛烈批判旧军队封建道德的基础上，毫不留情地揭发他人在旧军队的一切罪恶，包括自己曾效忠过的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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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还家运动的政策相当明确：在思想领域，不管是谁，历史上的罪恶，以往的丑事陋习，必须从思想认识上做彻底清算，而在此基础上，不管有多大历史罪恶，只要自己主动坦白了，就不再追究。
但仍有少数起义学员过不了关。
“思想还家运动”的“关”，通常是这样设置的：本人的反省自传写好后，先提交班务会初评；初评通过了，交连部审批；若初评没通过，本人需针对存在的问题重新反省，再提交班务会复评；若复评还没通过，那么，领导就要出面到尉官连队和士兵连队请来一二十名知根知底的老部下帮助你反省，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你彻底坦白，低头认罪。
不论是初评、复评，还是请老部下来帮助反省，通常都在宿舍里，大家盘腿坐在通铺上与当事人围成一圈。发言提倡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在长春时，你曾枪毙过一名企图向解放军投诚的士兵。起义前，你还做过突围和死守的准备，可你却说自昆明军分校毕业后，你曾想去陕北投八路，这不合情理，是伪造历史，掩饰自己的反动思想！”
“你在军官训练大队曾宣扬‘只有实行希特勒、墨索里尼式的法西斯主义，中国才能强盛，帝国主义才不敢欺负我们’。这种反动思想你批判得还不够！”
“身为一营之长，对手下官兵滥杀无辜，你有无可推卸的责任！李同学，你应该知道，抵赖自己的罪恶，绝没有好下场！”
“邓同学，刚进军政大学时你说：‘共产党都是些农民。农民能治理天下？’这种歧视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思想，你为什么不清算？”
“你还有两条黑枪，没登记上册，藏在我的武器库里，你怎么不说？起义后再这样做就不对了嘛！至于解放军会不会清查收缴是另外一回事，你自己应该主动交代嘛！”
个别往日趾高气扬威风凛凛的上校、少将长官甚至被批斗得“嚎啕大哭”。
在九台的起义部队中也搞“思想还家运动”，但名称不同，叫“阶级自觉运动”。
在“阶级自觉运动”中，各级政治工作干部不仅鼓励起义官兵大胆揭发旧军队的坏人坏事，还引导每一位官兵反省自己在旧军队的所作所为。由于多数士兵是文盲，阶级自觉运动主要以讨论的方式进行。
运动之初，相当一部分人满不在乎。
第四四五团一营某战士起义前，曾借站岗机会诬陷一位老百姓是“八路便衣”，然后图财害命。他在反省酝酿阶段却说：“这事不怪我，怨旧社会。在旧军队，许多坏事都是当官的叫我干的。”?
这种苗头刚出现，各级政治机关马上组织政工干部发动群众采取措施把苗头压了下去。办法还是诉苦——在旧社会，你的家人，包括你的母亲、姐妹是怎么受苦的？在旧军队，你自己又是如何给人民群众带来灾难的？这不是忘本是什么？所做的坏事全推给旧社会、旧军队行吗？自己就一点责任没有吗？
各营、连均推荐了认识好的典型登台示范发言，然后，每个连队成立由起义官兵民主选举产生的讲评组，逐一讲评每个人在运动中的认识、态度和决心，以及揭露、反省问题是否彻底等等。
这样一对比，没人敢笑了。
第四四三团三连某班长在旧军队时就军阀作风严重，学习改造中曾不满大家对自己的批判，骂共产党，甚至扬言要上吊。在诉苦运动中，他想起自己被地主逼死的姐姐，感慨道：“我现在才真正认识了共产党！”
第四四四团九连某战士坦白强奸民女等罪恶时，狠狠打了自己四个耳光，放声大哭。该团直属连某战士坦白抢劫、强奸等罪恶时痛哭流涕，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保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据阶级自觉运动中的坦白情况统计，有1550人交代了起义后违反群众纪律及地方政府法令的行为；有402人坦白了在旧社会的政治身份，其中特务81人、宪兵15人、警察44人、便衣侦探26人、胡匪129人、乡保长49人、汉奸17人、叛徒22人、乡保丁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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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源泉
对起义部队的改造之所以能够脱胎换骨，根本原因在于，改编后的解放军第五十军在建军伊始，就将毛泽东建军思想深深植入全体指战员的头脑之中，将古田会议确立的我军政治工作制度在各部、分队牢固建立。
“破”是前提，“立”是根本。
那个年代，由于全党全军上上下下深入实际走群众路线蔚然成风，九台整训的具体教育内容在整训中不断丰富，远远超出了“三个运动”和“三个教育”的范围，而且，在控诉运动发动之初，党领导全体指战员当家作主的政治工作制度，就已经开始建立。
以下，简介其中的五项经典教育：
一是建立士兵委员会制度。
对人民军队的民主传统，起义官兵十分生疏。时任第四四二团一营政治教导员的刘进昌记得，开展民主运动之初，一些起义军官很不以为然，副营长刘连科就大大咧咧地告诉刘进昌：“民主？哦，我们团原来的团长也讲民主。”
刘进昌一听，好生奇怪：国民党嫡系部队、地方部队和保安团我都待过，别说实行民主，就是挂在嘴边提一句都没有，不乱打滥杀士兵就不错了。
出于尊重对方，刘进昌请教：“你们那个团长是怎样实行民主的？”
刘连科出生于贵州山区一个苗族土司家庭，耳濡目染的是专制统治方式，他十分认真地说：“打仗前，团长把连以上军官找去，让大家都谈谈这个仗该怎么打。”
“然后呢？”刘进昌追问。
“唉！每次都闹得乱哄哄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再后来呢？”
“团长把桌子一拍：你们都是放屁！老子说……”
“就这个民主？”
“是啊！难道这还不算民主？”刘连科大惑不解起来。
这类笑话不多见，但折射出来的思想状态，却很有代表性。
在改造起义部队的初期，对于部分旧军官的抵触情绪及对立言论，我军没有简单地压制。第一四八师四四二团三营教导员王世臣记得，当时师政委陈一震曾说：你们不要给旧军官压力，要允许他们暂时不检讨、不认罪，允许他们思想转变有个过程，但不准他们压制民主，不准压制士兵控诉旧军队。群众发动起来了，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时任第一四八师四四三团八连指导员的浦绍林记得，建立士兵委员会很费了一番唇舌。你要打消士兵的顾虑，因为士兵当奴隶惯了。你还得打消军官的猜疑，告诉他们，成立士兵委员会不是和军官作对，解放军所有连队都要成立这个组织。这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中建立的，是人民军队性质决定的。
经过充分的思想动员和酝酿，按指导员的要求，全连官兵先就士兵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提名，再组织差额选举。那时，连队士兵没几人识字，选票只好用黄豆代替。在全连军人大会上，候选人一律背向全连官兵坐在一排板凳上，每人背后放一个空碗，指导员端来一小盆黄豆，按应选人数发给每个官兵相应数量的黄豆作选票，选举人依次从候选人身后经过时，想选举谁，就在谁背后的碗里丢上一颗黄豆。投票完毕，再由监票人当众数黄豆，得黄豆多的当选。
士兵委员会成立后，先实行经济民主，由经济委员协助干部管理连队的伙食，监督收支，定期检查，每月公布账目，结余下来的“伙食尾子”分给大家。指导员介绍说，这是毛主席、朱总司令二十多年前在井冈山上订的规矩。
第一次领到“伙食尾子”，钱不多，但士兵们很激动，一个劲地说：“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就是好！”
军官也感慨：“就凭这一件事，国民党军队也该败给八路！”
在经济民主中发挥作用的士兵委员会，在政治民主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整个控诉运动的摸底、发动工作，指导员都得到了士兵委员会的有力配合。各级召开的控诉大会一律由士兵委员会或士兵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主持。从前见了当官的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士兵，如今理直气壮地主持控诉旧军队的军人大会。变化，如同地覆天翻。
这最大的变化，是士兵有了“言论自由”。第四四三团迫击炮连士兵任成说：“我五十多岁了，当了三十多年兵，想不到今天也能说心里话了！”
士兵的“言论自由”是有制度保障的。各连队士兵委员会全部建立后，再以师为单位召开士兵代表大会，隆重庆祝广大士兵群众的翻身解放。
以士兵委员会为标志的基层民主制度建立后，其“低成本高效率”的监督机制，极大地促进了干部队伍密切联系群众的自觉性。
浦绍林记得，鄂西战役的行军途中，新战士小崔是平脚板，长途行军翻山越岭脚板痛得钻心，几乎天天掉队。一次在深山里行军，小崔又掉队了，先是班长接过他的枪，继而是副班长扛上了他的背包，再后来米袋子落到了浦绍林肩上。小崔还是走不动，特别是过河，脚一浸到冷水里就抽筋。没办法，只好背他过河。终于，当浦绍林把小崔背过一条小河后，他开始耍赖：“指导员，我实在走不动了，不走了！”
心急如焚的浦绍林忍无可忍，上前两步，飞起一脚踢在小崔的屁股上……
这事在连队传开后，严于律己的浦绍林在鄂西战役结束后的休整期间，就自己的“残余军阀作风”问题，主动在全连军人大会上作了一次深刻的检讨。
各班讨论时，对指导员的检讨产生了截然对立的两种意见。
“干部打人是军阀作风，应该受到批评。”持有这种意见的主要是新补入的翻身农民，但在连队战士中占少数。
起义士兵听了很反感，一群云南老兵嗓门吼得老高：狗屁军阀作风！军阀作风你见过？指导员剥削谁了？压迫谁了？当官的帮当兵的背东西，背当兵的过河，有这样的军阀吗？打人？该打！我说打轻了。那天指导员打他是为他好。
在大山里行军掉队后，被土匪剥光衣服弄死在路边的，我们又不是没见过。他身上的东西全让别人帮他背走了，道理也讲够了，难道让他一人在河边坐到天黑？或者让指导员陪着不走？
浦绍林制止了起义士兵的反驳，明确支持了对自己的批评，这不仅仅是高姿态，重要的是，他要维护自己呕心沥血向起义官兵灌输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
那个年代战士给干部提意见，也是很尖锐的面对面。第一四九师四四五团炮连副连长杨宗仁回忆，鄂西战役的一天，本连驮炮的马摔下了山，杨宗仁见到下山找炮的战士就问：“炮摔坏没有？”炊事班长听到这话就当场提了意见：“怎么不问人摔坏没有？说明你的立场还没转变！”杨宗仁后来感慨：“这是我一辈子的教训。”
被浦绍林、杨宗仁们视为政治生命的“群众反映”，曾是那个年代共产党队伍用以评价干部、约束领导，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流行词语。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也是中国共产党扭转乾坤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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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觉悟
二是开展尊干爱兵运动。
尊干爱兵运动，又称内部团结教育。
对于控诉运动中士兵群众可能出现的过火行为，军党委部署政治整训之初，即明确提出：“耐心说服干部要团结士兵，士兵要团结干部，干部有错误和罪行的要诚恳热情反省自己，做到对人民负责，对自己负责，对共产党负责。党的政策是，挽救和改造干部，使之成为革命的好干部。因此，要保护干部，引导士兵把仇恨记在军阀制度的账上，不搞个人报复，不侮辱别人人格。个别矛盾一时不易解决的，把干部调开原位，实行回避政策。”
既要控诉封建军阀制度的黑暗，又要避免官兵矛盾激化，军党委的规定似乎是个两难选择。指导员浦绍林在床上辗转反侧，终于琢磨出一个主意：用新旧社会、新旧军队对比的方法贯穿整个控诉运动始终，运动一开始，就把士兵群众的仇恨引导到旧制度上去。毕竟，当初带着士兵回归人民阵营的是军官。
与浦绍林搭档的连长张经武生性开朗、豪放，由于在延吉解放团受过教育，起义前后表现都比较好。听到浦绍林的想法，张经武一拍大腿：“好，我带头先控诉！”
在士兵委员会主持的控诉大会上，张经武的控诉表现了起义军官向旧制度反戈一击的思想转变轨迹：“有人说我军阀作风不多，那是不了解我张经武。被八路俘虏前，我打过士兵，我的长官也打过我。旧军队讲究的就是这一套，让你身不由己。上军校时，军校教官不但打我们这些学员，还公开灌输‘兵是打出来的，不打不成兵’。在座的有几人愿意套上这身二尺五的黄皮？还不是出于无奈，被抓来，被逼来，被骗来的？来了又怎样？一不能升官，二不能发财，依然是当牛作马的命，鬼晓得哪天会丢到荒郊野岭喂野狗，有啥干头？
当官就不同了，官越大油水越多。部队是长官的家当，长官是说一不二的一家之主，握住了枪杆子，不愁捞不到银毫子。官兵之间根本想不到一块，带兵只有靠打、靠杀，不听话的兵不打，交给你的队伍，你吼得住，带得了？开小差的兵你不杀一两个镇一镇，都跑光了，你拿啥向长官交代？丢了乌纱帽不说，你也得挨打，甚至被杀。旧军队士兵是牛马，军官也不能算个人！排长、连长是营长、团长的狗腿子，营长、团长是师长、军长的狗腿子，师长、军长是卢汉、龙云、蒋介石的狗腿子！
解放军就不靠打人、杀人带兵，也不靠赏钱带兵。你看指导员，做事从不考虑为自己捞一把，衣食住行和士兵一个样，你不服不行！为啥？共产党反对谋一己私利，主张为劳苦大众谋幸福。官兵目标一致了，谁敢搞压迫？谁敢在士兵鼻子底下贪污？像士兵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开展的这些工作，在旧军队，借你一百个胆子，你也不敢动一丝念头！”
就在这时，师政委陈一震悄悄来到会场，听完张经武发言，就地召开了座谈会，收集了官兵们的思想反映。几天后，陈一震主持了全师政治工作会议，及时总结推广了浦绍林连的经验：
控诉运动是整个政治整训的重心，是启发士兵阶级觉悟的突破口。单纯为控诉而控诉，容易煽起狭隘的个人复仇情绪，这不是我们的目的，也不符合军党委要求。浦绍林连按上级要求将新旧社会、新旧军队的对比贯穿控诉运动始终，很好！通过对比讲出的道理，战士最容易懂。通过对比激发出来的仇恨，也最有利于汇集到旧制度上去。而一旦明白了旧制度是穷人、士兵的苦根所在，也就解决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这个根本问题……
他们还有个特点，就是军官带头控诉。这几天，我到各团转了一下。士兵群众发动起来后，旧军队官兵之间的矛盾暴露无遗。面对士兵的控诉，有的军官担心士兵报私仇，吓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军官因此不辞而别，开了小差。师通信连连长就吓跑了。个别军官甚至产生了抵触情绪，四四四团的一位连长在连队的武器被统一收存之后，经常藏着一把刀子，随时准备以命相拼。
上述情况的出现，提醒我们注意，控诉运动不仅是为了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也是为了教育、团结军官，转变他们的阶级立场。实践证明，动员军官带头控诉军阀制度，既有利于教育军官，又可以使他们变被动为主动，化解矛盾，士兵还是通情达理的。
浦绍林连的经验很快得到推广，各团相继召开“团结大会”，示范典型，而后以连为单位吃“一条心饭”。新型官兵关系随之建立。
陈一震（左）、浦绍林（右）在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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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入党
三是开展人民军队爱人民运动。
起义部队开展“拥政爱民运动”，是从开展“彻底清查赔偿运动”开始的。
鉴于部队改造之前纪律较差，给驻地群众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政治整训后期，军政治部发起一个全军性的“彻底清查赔偿运动”，对部队改造前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政治上赔礼道歉，经济上按价赔偿。这次运动，全军共赔偿东北流通券约6亿元（旧币，下同）。此外，地方政府还以公粮抵补形式赔偿，折合约7亿元。因为“没赔够”，第五十军南下参战前，各师及军供给部将剩余物资统一交地方政府，再次抵补了群众的损失。
与此同时，还开展了人民军队爱人民运动。
起义士兵徐树礼记得，每个连队的士兵委员会都内设了“民运工作组”，每天都要检查驻地的群众工作，收集好人好事，然后代表士兵委员会在全连讲评。大家为老百姓做好事真积极呀，抢着干，抢不到活儿干的还有意见。驻地的老乡家里什么时候都看不到半缸水，街道、院子始终干干净净。
仅据1949年3月23日至4月15日23天的统计，3个师的官兵为群众扫院子7万余次，担水13万余担，起粪600余次，铡草3000余次，扒炕30余铺，修房7处，打场200余次，推磨40余次，劈柴100余次，喂马1700余次，做豆腐10余次，挖厕所200余次，拉锯15次，理发300余人，淘粪9500余担，运粮20余次，搓苞米90余次，淘井2次。此外，还为群众做纺车、编席子、种牛痘、治病、干杂活等等。
第四四五团六连驻地有一位姓田的老乡患了重病，士兵委员会立刻出面号召全连指战员每人每天节省半斤粮。一周后，士兵代表为这位老乡送去了400斤高粱米。后来六连换防，群众主动套大车为他们送行，全村男女老少全聚在村头，分手时，六连指战员和老百姓都洒下了依依不舍的泪水。
起义官兵都说，这辈子，第一次感受到这么好的军民关系。
起义士兵徐树礼记得，起义前，他所在团曾两次进驻九台，其中一次执行“扫荡”任务，所在连还到金沙乡抢过老百姓的粮食。起义后部队刚进驻九台，一些官兵依旧耀武扬威，但这种态度随着一个个运动逐步展开，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恐惧——怕赶集时被受害的老百姓认出来，挨打。起义官兵挨打的事始终没发生。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怕群众时，群众不敢惹他们；他们怕群众时，群众已经爱上了他们。
部队南下时，九台县的县委书记在欢送大会上，留下了天壤之别的对比评价：“你们刚来时，群众怕你们，恨你们，盼你们快点离开。现在，我们爱你们，亲你们，真舍不得你们走哇！”
第四四二团八连排长杨金荣说：“过去，我怕实行民主后不好管理，现在我看到，实行民主后反而好管了，不用说，大家也能自觉遵守纪律。”
从军阀制度下的“强迫纪律”，到人民军队的“自觉纪律”，是脱胎换骨，是质的飞跃。
四是战争观念教育。
战争观念教育的思想基础，奠定于控诉运动，特别是“挖苦根”教育中——万恶的阶级压迫制度和维护阶级压迫制度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就是劳动人民的“苦根”。广大起义官兵，只有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铲除剥削制度，才能真正获得解放。
所以，“战争观念教育一开始，很快就出现了求战的热潮”。
虽然，“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但政治整训进行到这一步，思想政治工作所针对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敌对思想”，而是人民内部的“落后思想”问题了。据所属某团的统计，在请战过程中，“动机纯正，真正有强烈战争观念的”约占55%～60%；“盲目附和下决心的”占10%；“被迫下假决心”有机会可能开小差的约占10%……
由于切实掌握了部队的思想动态，各连队依靠党组织发动群众，加强了思想工作的针对性，战争观念教育整体进展非常顺利。
1949年6月8日，第五十军在九台召开了南下誓师大会。14日起，分批乘火车前往河南商丘地区集结。为加强第五十军的战斗力量，南下前后，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为部队补充了大批的有生力量：3月上旬，将由1948年2月营口起义的国民党暂编五十八师改编的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师，改称步兵第一六七师，编入第五十军建制，师长王家善、师政委张梓桢。5月，从辽北学院、长春青年干校、东影训练班招收青年知识分子600人到部队，将长春地区5400名翻身农民补入部队。6月初，由牡丹江解放军官教导团分配来原国民党第九十三军467名初、中级云南籍军官，其中校官11名。三个月后，东北军政大学第十一期第五团毕业，575名学员分回第五十军工作，其余毕业学员分配到第四野战军其他军。
8月，第五十军从河南商丘出发，于9月开进到湖北当阳地区集结待命。为适应作战需要，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步兵第一五○师，其所属按营、连建制，分别拨补第一四八师和第一四九师；将第一六七师改为第一五○师，任命王家善为师长、李冠元为师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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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入党
五是拥党运动。
在起义部队发展新党员最初是秘密进行的，一个一个发展，只与指导员保持单线联系。等到每个连队发展到三五个党员以后，团政治处举办新党员训练班，对外称政治训练班，成批地培训新党员和积极分子。
那个年月入党是很神圣的，相当一部分起义官兵不是不愿意入党，而是顾虑自己条件不达标，没资格入党。
作为第一批新党员的第一四八师四四四团一营机枪连战士徐树礼，是在“阶级自觉运动”中入党的。他记得，自己是在指导员汪斗南一步步启发下，才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的。邓团长残杀逃兵、活埋战俘、毒打士兵的事情，最初，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是罪恶，以为这是扛枪打仗吃皇粮的规矩。听了指导员汪斗南上课才懂得，人应该平等，士兵也是人，士兵的权利也应得到保障。
觉悟了的徐树礼成为政治整训的积极分子。一天，指导员找他谈话，开口就问：“你愿不愿入党？”
“那当然了！”徐树礼的话刚出口，马上又把脑袋摇了起来：“不行，不行，不行！我哪够格呀？起义前，我参加过部队的抢粮行动。在长春市郊搞战术训练时，当官的把我们带到一块瓜田后，我和大家一样摘吃了老百姓的西瓜！”
指导员汪斗南微微一笑，问道：“那你说，共产党员应该是个什么样？”
“就像那位被活埋的八路，死到临头也不暴露党的秘密，土埋过头顶，还在下面使劲拱！”徐树礼斩钉截铁地回答。虽然，徐树礼对这位“八路”战士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姓名，但他认定这人就是共产党员，就是自己的人生楷模。
据第四四四团团长赵国璋日记记载，1949年5月23日该团批准17名起义官兵首批加入中国共产党。
到政治整训后期，党的各级组织已经自上而下全部建立，连有小组（整训结束不久，支部开始建在连上），营设支部，团设党委，整个起义部队完全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1949年6月，第五十军在九台誓师南下，前往河南商丘。
在商丘集结期间，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纪念日，部队开展了一次拥党运动。先学党章，让官兵们明确什么样的人才能入党。然后告诉大家，经过政治整训，各连队秘密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现在上级党委要求各连队将党员全部公开，在公开之前请大家评议一下本连队谁够党员条件？
评议由士兵委员会主持，公布党员名单是让大家都看看，党组织发展的党员和全连指战员心目中的党员是不是一个样？
评议之前，党员那个紧张呀：要是评不上，多丢脸！
浦绍林连评议结果，全连140人，有40人被提名，21名党员全在其中，内有一半多的党员得了满票。得票多的都是那些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工作积极，团结同志，遵守纪律的党员。党员名单和评议结果在全连军人大会上一并公布，21名党员除浦绍林外，全部登台戴上大红花。
台下掌声一片，台上泪花闪闪。党员们激动呀：跟着共产党干，不但不挨打受骂，反而给这么高的荣誉，受这么多人尊敬！
也有个别党员得票比较少。有的连队对得票少的党员暂不公布，不是指导员不愿公布，是战士党员不干：公布这种党员给党抹黑！什么时候不被群众戳脊梁骨了，什么时候公布！
浦绍林连得票少的党员也公布了。公布后，得票少的党员羞得满脸通红，从此换了个样子。
各级党组织公开后，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全军党员在改造之初仅有651名，拥党运动前发展到1297名，占全军总人数的6%，到鄂西战役前党员占全军总人数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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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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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第五十军进军鄂西，初战告捷，受到第4野战军两次通令嘉奖。11月，第五十军转隶第二野战军进军四川，12月参加合围胡宗南集团的成都战役。
成都战役后，第五十军接受了改造蒋介石嫡系陈克非第二十兵团和范绍增袍哥武装“国防部挺进军”的任务。
1950年2月，第五十军奉命回师湖北后，将范绍增部散编到第一四八师各连队。第二十兵团进驻湖北天门县后，对其政治整训随即轻车熟路展开。1950年5月，整编后的陈克非兵团被授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一六七师。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年9月，刚由5.8万余人精简整编至3.3万余人的第五十军接到军委命令，紧急收拢分散在湖北、河南等地执行水利、生产、剿匪、营房建设等任务的部队，乘火车仓促北上，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其间，所属第一六七师番号撤销，其指战员被分别编入第一四八、第一四九、第一五○师。
第五十军抵达东北后，最初计划当年不参战，准备成建制地改为炮兵。由于战场形势急剧变化，先期到达的部队刚把现有装备交上去，10月24日22时，军政委徐文烈接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的电话，命令第五十军马上恢复原装备，乘已派来的火车向中朝边境紧急开进。随后几日，第五十军全部渡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
1951年1月3日晚，在第三次战役中，第五十军一四九师两个步兵营在汉城北面的佛弥地，截歼了英军第二十九旅皇家来复枪第五十七团一部和第八骑兵（坦克）团直属中队全部（即1951年2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的“皇家重坦克营”），用爆破筒、炸药包和手榴弹炸毁敌坦克和装甲车27辆、汽车3辆，缴获坦克4辆、装甲车3辆、汽车18辆、榴弹炮2门，毙、伤敌200余人，俘少校柯尼斯以下官兵227人。
那一夜，爆破筒和炸药包用光了，就用手榴弹，“揭盖盖”的吼声在谷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战后，英军战史将葬送二战名将蒙哥马利麾下劲旅的这道谷地，称之为“死谷”。
被我军炸毁的英二十九旅坦克。图源：《战斗在朝鲜》（第五十军政治部1955年编印）
我军看押部分英二十九旅俘虏。图源：《战斗在朝鲜》（第五十军政治部1955年编印）
1月4日凌晨，第五十军四四二团副团长陈屏率所部第一营急行军70华里，率先攻入汉城，经一小时激战，共毙伤敌50余人，俘虏美军1人、南朝鲜军2人，缴获火箭筒1具、自动步枪14支，击毁通信车1辆，占领了汉城，控制了汉江大桥。
消息传回国内，北京天安门广场祝捷群众彻夜狂欢。
第五十军一部在汉城独立门搜索前进。图源：《战斗在朝鲜》（第五十军政治部1955年编印）
第五十军一部在南朝鲜国会议事堂前与朝鲜人民军联欢。图源：《战斗在朝鲜》（第五十军政治部1955年编印）
在1951年1月25日开始的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中，按照彭总“西顶东放”的部署，第五十军与第三十八军一一二师并肩，在世界一流军事强国美军重兵集结的西线，阻击敌主要进攻集团，以艰难的“汉江五十昼夜阻击战”，为我军主力在完成战役准备的基础上于中线实施横城反击战，赢得了宝贵时间，圆满完成了预定的作战任务。
第五十军在第一次入朝作战期间，涌现出一大批英雄集体，所辖3个师9个团中，有1个师4个团受到志愿军总部的通报表彰，第四四七团经志愿军总部批准被授予“白云山团”称号，第四四三团四连、第四四四团四连、第四四五团八连、第四四七团三连、第四四八团四连、第四五○团七连分别荣获“能攻能守第四连”“修理山连”“英勇顽强连”“浮里岛连”“东鹤山连”“战斗英雄连”称号。此外，还涌现出一大批战斗功臣。
战后，高度评价第五十军战绩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告诉曾泽生军长：“有我彭德怀在，五十军不但不会编散，而且优先换新装备！”
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当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曾说到第五十军：“没想到一支起义部队抗美援朝打得这么好！”毛泽东在两次接见曾泽生军长时，也给予第五十军以很高的评价。
1952年12月，毛泽东就朝鲜西海岸防御部署指示志愿军“要有四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后，第五十军和第三十八军再次奉命并肩布防。
1964年，当叶剑英元帅准备前往第五十军视察“大比武”时，朱德委员长特意叮嘱：“五十军是起义部队的一面旗帜，一定要把这支部队建设好！”
可以说，解放战争期间，我党对百万国民党起义投诚官兵的消化改造，不仅开创了世界战争史上空前绝后的战争奇观、历史奇观和人文奇观，也为我军现在的发展留下了深刻启发。
虽然，我军历史上改造旧军队的具体方法，有些现在已经不适用了，但古田会议确立的基本建军原则没有过时，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没有过时，我军的光荣传统没有过时，其精髓中的精髓，是毛泽东同志1928年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强调的“两靠”——“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战无不胜的真谛，作为我们“制度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由新一代人民子弟兵继承。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国民党军队“泪血大控诉”：铁丝穿锁骨、剜肉、随便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