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篇文章是陶斯亮女士多年前的作品，应作者要求，现在本平台转发。她说：杨叔叔是我今天选择慈善公益的原始动力。他在我幼小心田播种下善的种子，渐渐长成参天大树，庇护了我一生一世。
杨顺清，男，苗族，贵州清镇人。1909年12月8日出生。1936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参加长征。1937年到达陕北，赴抗日战场，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1月，在太行山抗日战场受伤，成为一名革命伤残军人。1992年7月21日因病逝世，享年83岁。
有一个人我是永远也忘不了的。
当我还是一个邋遢的小姑娘时，他就像细雨润土一样，滋润着我幼小的心灵。如今，几十个春秋过去了，岁月的流水却未曾涤去我的怀念，也未曾冲淡我的感情。每当想起他时，总是肃然而起敬意。因为，正是他，作为我最初一段人生道路上的“渡船”，在惊涛骇浪中，载着我度过了童年时代的激流险滩。
正是他，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人，在那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代替了我的父母，用他那粗糙的手，抚育了我七年；用他那颗善良的心，温暖了我七年；用他那高尚的情操，陶冶了我七年；使我在漫天烽火，动荡不安的童年岁月里，虽受尽磨难却浑然不觉，只一味的享受着属于孩童的快乐，真的！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认为我的童年是幸福的。我引以为豪的是，那样早，我的心灵就在高贵情感的哺育下，萌发了它最初的嫩叶幼芽。
一个残废的老红军
杨顺清叔叔，是位老红军，与今天许多威名显赫的将军们一样，也经历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曾经当过战士、班长、排长。抗日战争时，在太行山，他的面颊和右腿负伤，成了残废军人，不得不离开战场，来到后方延安，先后担任过马夫、管理员、收发员等。以后，又被调来照顾我。
在此，我要郑重说明的是，杨叔叔——杨顺清同志，他始终是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而绝非世俗所谓的“保姆”。
那个年代，正是革命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革命队伍里的一切人，上至毛泽东，下至炊事员，都一律过着简朴的供给制生活。父母们进行着极为严酷的战斗和工作，哪里有可能去照顾孩子！孩子从呱呱落地的那天起，就由组织上承担起抚养责任了。因此在各种各样的革命分工中，就有了一项抚养革命后代的工作。这是当时特定革命环境所产生的特定事物。这里没有雇佣关系，没有金钱的概念，没有尊卑之分，除了对党负责以外，没有任何私人的义务。杨叔叔，就是当时从事这项工作的无数同志中的一个。
男“妈妈”
最慈祥的妈妈，也不过像杨叔叔这样。他从来没有对我板过一次面孔，没有厉声说过一句话。在人前，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是对我，却有着滔滔不绝的话。他常常会轻声细语地给我讲道理，话很普通，但却是作为一个农民和革命战士对人生最质朴也是最本质的看法。
一九四三年，正是顽固派严密封锁，边区军民面临严重饥荒的时候，为了我的营养，杨叔叔养鸡。有了鸡蛋就给我吃。还在房前空地上种了西红柿，那红红的、甜甜的西红柿就是我的水果。他每天起五更睡半夜，摇车纺线，然后拖着伤腿，来往六十里路，到雀儿沟给我换西瓜、枣和梨。有时，他还一瘸一拐的到市场上去揽担子挑（挑柴、木炭……）为的是换些零钱，来补贴家用。
我的母亲，当时在整风运动中被审查不准回家。这个所谓的家即由父亲、杨叔叔及我组成，实际上完全靠杨叔叔勤俭操持着。若不是他，我们生活之艰难，是不堪设想的。清贫的父母，当然拿不出什么来酬劳他，他也从不计较，似乎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儿童的判断，往往是最直观，也是最本质的。杨叔叔尽管目不识丁，却不妨碍他成为我人生的第一个启蒙者。是他，把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善良、诚实、宽容、同情心、信守诺言……第等这些品质灌输给了我。
延河畔送别
一九四五年初，父母奉命到湘赣粤一带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从西北到华南，几乎斜穿了整个中国，一条多么艰险的路程！在日寇占领区发展新根据地，又是多么艰巨的任务，很显然，无论如何是不能带我去的。母亲为了新的战斗和艰苦生活，行前做了绝育手术，这样，我就成了父母的独苗。
我至今还依稀记得延河畔送别的情景：阴霾的天空，低垂的云幕，刮着阵阵卷着黄沙的寒风。杨叔叔抱着我，伫立在路边。父亲一如既往地爽朗笑着，大声地与送别的同志们握别，最后才来到我的身边，紧紧握了下杨叔叔的手，说声：“老杨同志，要辛苦你了！”然后亲了我一下，就策马而去了。他走得是那样急急匆匆，甚至没有回头看我一眼。那情景真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味道。
妈妈毕竟是妈妈。她看到我那欲哭而又不敢哭的可怜的小样，禁不住流下泪来。她深沉地对杨叔叔说：“老杨同志，我们这次去，有可能牺牲，如果万一回不来了，这孩子就当做你的，你就把她带大吧！”杨叔叔挺直身板，一个立正，大声说道：“首长，你们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就这样，母亲也一步一回头地走了。从此宝塔山下，延河之畔，朝朝暮暮，人们见到形影不离的一老一少，那就是老杨头和他的亮亮。
千里寻父
南下部队行至河南，日本投降，父母奉命转战东北。一九四六年，不知哪位好心人以父亲名义发电报给中央组织部，请组织托人将我送至吉林省白城子（当时辽北省委所在地）。杨叔叔对组织上说：“孩子的父母临走前，把孩子交给了我，我要对亮亮负责到底，我不能离开她，我去送她！”
当时抗战的硝烟还没有散尽，内战的炮声又响了起来，我们于八月一号动身，刚来到延安机场，就碰到敌机狂轰乱炸，马惊得腾空嘶鸣，把我从箩筐里摔了出来。千里寻父的路，就这样开始了……
像绝大多数从延安出来的孩子一样，我的摇篮也是在毛驴背上的。我坐在箩筐里，摇啊摇，白天看云朵红霞，晚上看星斗月亮，茫茫的黄土高原啊，哪里是你的尽头？
杨叔叔对我照顾得分外仔细，每当夜间走山路时，他就用绳子把我捆在毛驴背上，亲自牵着缰绳在旁护卫着。有一次，坐大马车翻一座山，杨叔叔怕出事，宁可背着我步行。果不其然，那辆大车翻到山沟里去了，我们总算免于一死。就这样，杨叔叔背着我，吃力地迈动着他那条伤腿，跋山涉水，朝行暮宿，走过了一条条西北高原的羊肠小道，翻过了一座座荒凉的黄土山岗，穿过了一道道森严的敌人封锁线，终于来到了同蒲线上。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火车。
我们满以为这下子可以坐上火车直奔东北了，哪里知道，还要经历以后那么多的磨难呢！
那是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到处都是兵。我们好不容易挤进了一节闷罐兵车。里面挤得要命，黑乎乎的，分不出是白天还是夜间。我蜷缩在那儿，一个士兵的一条粗大的腿，重重地压在我的身上，压得我喘不过气起来，只得嘤嘤地哭泣起来。我第一次见杨叔叔发那么大火，他狠狠地推开那个大个子士兵，吼着嗓子大吵了一顿。车越来越挤，那些高大的士兵，对我来说简直是一座座大山，我被挤在夹缝中，都快窒息了。杨叔叔怕我被挤死，就抱着我，拼着九牛二虎之力，跳下了火车。这样，我们不得不放弃坐火车去东北的愿望，只好东碰西撞，走一程算一程了。
我们走啊，走啊！总算来到了华北重镇张家口，可是又赶上我军撤退，气氛十分紧张。我们搭上了一辆载货卡车，杨叔叔坐在车尾，双腿吊在外面，用他的背来为我挡风御寒。当汽车开过大桥时，他回头看我，只见我站在他背后，两眼泪汪汪的，原来车装得太满了，就连我这么个小不点的人儿，都没有个空隙可以坐下去。杨叔叔心疼了，毫不犹豫地抱着我跳下车来。这时已是深夜，无处投宿，杨叔叔就将行李铺在田野上，让我睡下，他守着我直到天亮。第二天我就病了，一连几天发着高烧，滴水不进，整天讲着呓语，是得了肺炎。那时正是撤退的紧张关头，天天敌机来狂轰乱炸，杨叔叔急死了，他几乎绝望了，握着我滚烫的小手，泪流满面地说：“亮亮，见不到妈妈了，怎么办呢？”
在他日日夜夜的护理和照料下，我的病终于慢慢好了起来。这时天已经冷了，转眼就要进入严寒的冬季。杨叔叔见我大病初愈，体质虚弱，再也经受不了严冬的侵袭和路途的颠簸，就决定到崔家庄过冬（那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借居在老乡家里，生活非常艰苦。联系不上组织, 就断了生活来源, 杨叔叔就到市集上当脚力, 也会到一些大户门口乞讨。但是杨叔叔一点没有委屈我, 他总是千方百计的给我换点细粮吃，甚至不惜讨钱，让我到饭馆去吃顿好的。每逢这时，他总是笑眯眯地坐在一旁看着我吃，而他自己一直吃粗粮和咸菜。他还买了棉花和布，用一双战士的粗手，一针一线地为我做了棉衣棉裤。虽然不太好看，但是穿上去是多么温暖啊！
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又开始了新的艰苦行程。这时解放战争已经全面打响，根本无法穿过敌占区直接进东北，只能绕道而行。我们从河北经绥远来到山东，从烟台坐船到大连。我还记得那条悬挂在船弦边的摇摇晃晃的绳梯，杨叔叔用背带把我捆在背上，吃力的攀登上去。我第一次见到了海，在杨叔叔背上看到了那无边无际的滔滔大海。从大连又漂流过海到朝鲜，然后坐了五天的火车，经图门江再次折回中国境内，又穿过辽宁和黑龙江，终于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当时的辽北省省会白城子。这时已是一九四七年初夏了，我们这一老一少，在战火纷飞的路上整整颠沛流离了一年之久。
我们从延安出来时，除了一张组织介绍信，分文未带。我们是一面行路，一面筹款。无论走到哪里，人们只要一听是一个远离父母的革命后代，不管认识不认识我的父母，都会热情地给予帮助和照顾。否则，在那样的战乱年月，一个残废人，领着一个五岁的小女孩，举目无亲，身无分文，要穿过七个省份，行程上万里，如果没有党的关怀，没有革命同志的照应，没有人民的帮助，我们早就抛骨荒郊了。
回到父亲身边
我终于回到了父亲的身边。我至今还记得初见爸爸时的情景：哨兵进去通报后不久，就见从大院深处跑出一群人，为首的是一个中等个穿军装的人，瘦削的面颊，络腮胡子，两道浓黑的眉毛，一双锐利的眼睛。我一见他就不由得害怕起来。当他兴冲冲的一把抱起我时，虽然满脸是欢笑，却把我吓得哭了起来。杨叔叔激动得声音都颤抖了，他说：“亮亮，这就是你爸爸啊！”爸爸热烈地握住杨叔叔的双手，“感谢你！老杨同志，你辛苦了！我们一直打听不到你们的消息，还以为你们早已不在人世了呢！”这时，旁边一个高个子叔叔（高鹏司令员）笑着说：“我也是乘这列火车刚回来的，我看到了你们，但是我哪里会想到这是陶铸同志的小女儿呢？我还以为是逃难的呢！”说得大家都笑了，我们这才意识到，我们蓬头垢面，肮脏不堪，虽然已是初夏，还穿着棉衣，破破烂烂的，确实跟叫花子一般。
当爸爸抱着我，往院里走时，我一直频频回头，在人群中寻找我那亲爱的杨叔叔。只见从不流泪的杨叔叔，此刻正用手掌揉擦着眼睛，泪水从粗黑的指缝间流下，那滴滴的泪水啊……我越发哭得伤心起来。我当时很生这个胡子巴扎人的气，我认为他把我从杨叔叔身边“夺”走了。进到屋里，见墙上挂着一张我的相片，原来爸爸妈妈以为我已不在人世，特地放大了两张我的相片，一人一张，以作纪念。
我到达白城子的时候，妈妈正在前方，所以当时没见到她。这天晚上，爸爸、杨叔叔和我。三人摆开了“龙门阵”。杨叔叔光是咧着嘴憨笑。“老杨头千里送亮亮”的故事，还是由我叙述给爸爸听的。爸爸一面听，一面用感激的眼光看着默默不语的杨叔叔。最后，他笑道：“亮亮，你这么小就出过国了，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有你走过的地方多呢！”第二天，爸爸逢人就得意地说：“昨天晚上，我跟我女儿聊了六个小时。”人们听了都暗自好笑；这个陶政委，跟一个六岁的小孩子，哪来那么多的话说？
相薄里，至今我一直珍藏一幅照片，是初到白城子时，我跟杨叔叔的合影。我们俩都穿着黑色的新制服，新理的头发，整齐而又带点土气。他端端正正的坐着，我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俩人还手拉着手，全部神态和表情，还没有脱掉一年来流浪生活所遗留的惊悸。
回到爸爸身边后不久，爸爸就患了“急性风湿性”关节炎，全身关节肿得很厉害，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加上他过去在监狱中得的“肺结核”复发，整天咳血不止。见此情景，杨叔叔不忍离去，他继续留了下来。
我们组成了一个奇特的家庭，这个家没有妈妈，却由一个小老头来行使主妇的全部义务；他上要照顾重病的爸爸，下要抚养幼小的我，他成为我们这个家真正的支柱和核心。
两岁到九岁，是一个孩子最依恋父母的年龄，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父母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概念，看不到也摸不着，而杨叔叔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夏天他是一把为我遮阳的大伞，冬天他是一盆给我温暖的炭火。
离别——重逢
由于战争的关系，我不得不多次转学，哈尔滨、沈阳、北京、天津、武汉，每换一处，杨叔叔就跟到我的所在地去照顾我。他白天送我上学，晚上又接我回家；上课时他站到窗口看我读书；游戏时他就站在操场边，抽着烟袋锅，笑眯眯地望着我玩耍。无论他还是我，都无法设想会有分离的一天。
1950年，我已九岁了，杨叔叔也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有一天，爸爸对杨叔叔说：“老杨啊，你已经把亮亮带大了。过去几次想变动一下你的工作，你都不依，这次确实要考虑一下你的安排了。陈鲁固同志要去贵州，你跟他一块回老家看看吧！若还有家，那再好不过，若已经没有家了，你年纪这么大了，就再成个家吧！”
杨叔叔就要离开我了。那几天我哭得跟泪人似的，杨叔叔也是三餐不思。临走他还把仅有的一点积蓄赠给了我（爸爸让我用这笔钱买了公债）。爸爸脱下全身唯一值钱的手表赠给了杨叔叔。
杨叔叔回贵州后，又找了个老伴，安了个小家，有了两个儿子。他先后担任过指导员，公园管理员，幼儿园管理员，交际处管理员……总之，哪儿需要就去哪儿，从来不计较名利得失。
1964年，我因病由上海回广州休养，爸爸说：“很久没有见到老杨了，趁你这次养病，把他接来团聚一次吧！”我高兴极了，亲自到车站去接，并且安排他住进当时最高级的珠江宾馆。妈妈责备我：“为什么不接到家里来住，难道他不比家里人还亲吗？”于是我陪同妈妈，又把杨叔叔接回家来。爸爸迎上去紧握着他的双手，说：“老杨啊，你还是老样子，保持了革命本色！”
爸爸让我们去合影留念。照相馆的摄影师问道：“你们什么关系？”“父女俩！”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觉得唯有这句话，才能最准确的表达我与杨叔叔的关系。
杨叔叔来了!
再次与杨叔叔重逢，则是十四年之后了，刚刚经历了苦难的文革，父亲早在十年前含冤而亡，劫后余生母亲变的与胡同大妈无异，而我也成为了两个孩子的妈妈。
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一天，1978年十月的一个普通工作日，我正在医院查房，突然接到妈妈的电话，话筒里传来妈妈激动的声音：“你杨叔叔来了！”“杨叔叔？！”我惊叫起来。哦，杨叔叔，他来了！我立即告假，火速赶回家里。
当我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推着自行车迈进家门时，迎面走来一个矮矮瘦瘦的小老头。我低低叫了声：“杨叔叔！”便哽咽得再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我拉着他的手，兴奋地端详着。距离最后一次相见，十四年过去了。如今的杨叔叔，已经很老很老了，蜷缩着的身躯，比我还矮了半头；脸上密密的皱纹，就像老瓜皮；牙几乎全部脱落了；干瘪的嘴角抖动着，微微地绽出笑意。唯有那双眼睛，虽然已经呈现出老年人的浑浊，却依然闪烁着我所熟悉的朴实而善良的神采。可能是由于进京瞻仰主席遗容吧，他特地穿上了一身新的、显得过于肥大的中山装；在胸前端端正正地别着一枚塑料名签，闪着“贵州代表团”几个金字。就在我打量他的时候，他也在用目光寻问着我。我知道他要问的都是些什么，但是家庭变化之大，十几年的曲折经历，岂能用几句话说得清！我只是默默地看着他。
也就这次，胡耀邦还专门请他去家里吃饭，这不仅仅由于父亲与耀邦叔叔是亲密战友，是延安时的邻居，更由于在我儿时千里寻父的路上，耀邦叔叔是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恩人。耀邦很感叹敬重杨叔叔的忠心义胆，文革前每次去花溪，总会探望他。在当了总书记后，胡耀邦1984年“在贵州省干部大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我昨天见到一位老红军，他是1935年参加红军的，1945年用个筐筐背陶铸同志的小孩，从延安背到哈尔滨（其实是白城子）。确实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你说把小孩从延安背到哈尔滨去，还不疲劳？那是大大的疲劳呀！”
轮到我照顾杨叔叔
1985年春，杨叔叔携老伴再次来京探亲，不料在火车上就开始肚子痛，他说是吃坏了东西，不碍大事。到晚上见他腹痛愈发严重，于是强行拉他去空军总院急诊。外科欧阳主任疑为“急性阑尾炎”，听说我与病人情同父女的关系后，他连夜请了301医院的外科主任来亲自操刀。对外科最简单的“阑尾切除术”，两位主任花了挺长时间。术后他们告我，杨叔叔患的是“急性化脓性阑尾炎”，阑尾已肿胀发黑，再耽误一会儿就会穿孔，如果并发腹膜炎，那就危及杨叔叔生命了，我听后惊出一身冷汗。
天亮后杨叔叔转入了病房。我小时候杨叔叔一次又一次将我从死神手中夺回来，现在轮到我来照顾他了。幸亏我那时还是空总医生，每天一得空就跑去外科病房照顾杨叔叔。他住了月余医院，出院后又在我家养了三个月。
母亲在她的自传里这样写道：“以前都是老杨照顾亮亮，这一次像是命运有情有意的安排，在老杨晚年时让亮亮也尽心尽意照顾了他一次。亮亮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无论老杨住院还是在家休养，都天天侍奉在侧，端水喂药，嘘寒问暖，买这买那。一停下来又陪杨叔叔说话，一老一少仍像四十年前那么亲热。老杨病好之后，我们全家陪着他又游览了北京城的一些风景名胜。这次亮亮对杨叔叔的感情有点儿像女儿对父亲。亮亮一直为陶铸病重和临终时未能在旁守护而抱恨自责，这次她把对父亲的负疚之心化作了一颗炽热的爱心，加倍地奉献给了在战火中保护她，如同父亲那样从小抚养教育她，亲她疼她的杨叔叔。”
最后的告别
1989年元月，湖南祁阳县为陶铸举行八十诞辰纪念暨铜像落成典礼，我和母亲应邀前往参加。会后我转道去贵阳看望杨叔叔。
到贵阳次日我便即刻去医院探望杨叔叔。我知道他自从85年做过阑尾切除术后，身体便一天不如一天，除了老病冠心病外，又得了食道裂孔疝，无法正常进食。他知道我要来医院，一早便穿戴整齐，端坐在沙发上等候。父女俩又见面了，心中既高兴又伤感。高兴自不待说，伤感的是杨叔叔是那样的苍老和虚弱，以至于他要拼足力气与我讲话。尽管这样，杨叔叔执意要在他家请我吃顿饭。
隔日，我去医院接上了杨叔叔一起回家。由于杨叔叔是参加过的长征的老红军，当地政府特地为他修了一栋二层小楼，房间布置的不错，有沙发和地毯。除老伴外，儿子儿媳及孙女一起同住，三代同堂，其乐融融。家宴非常丰盛，满满一桌好菜，杨叔叔自己吃不了什么东西，却仍像小时候一样，慈祥的望着我吃。
到了告别时分，我难免有点沉重和难过，因为我明白这很可能是此生与杨叔叔的最后一面，彼此都心照不宣，但谁也不愿流露出来。我望着在寒风中伫立着的杨叔叔瘦小单薄的身躯，心里默默地说“永别了！恩人！”
杨叔叔生命力非常顽强，他在病床坚持了三年， 直到1992年7月21号去世，活到了83岁的高龄。
恩重如山
大约2009年，我听说杨叔叔的家乡贵州清镇准备将杨叔叔的墓由花溪迁回故乡。此时杨叔叔已成为清镇的一张红色名片，深受当地群众崇敬。我听说此情况后，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自费立一块感恩碑，了我此生心愿，也为后代永远讲诉杨叔叔的感人事迹。
2010年10月14日是杨叔叔的迁墓仪式。很不巧我左膝关节内侧韧带急性拉伤，疼的寸步难移。但为了生命中这一庄严时刻，我还是拄着拐杖千里迢迢来到了贵州小城清镇。
杨叔叔的新墓坐落在一块田野的小山坡上，是当地通用的圆型墓，很气派。虽然地方狭促，来的人却很多，周边山野站的满满的。新墓的左前方有块一人多高的碑，被红绸子盖住。当我揭掉红绸时全场掌声雷动，“恩重如山”四个红色的大字赫然显露，碑的另一面则刻着四个大字“平凡圣人”。这两组字饱含了我对杨叔叔的深厚情感和由衷评价。
一个人的价值，绝不是他的地位所能决定的。有时一个小人物能够影响历史的一瞬间，有时一个死去的无名者比活着的英雄有更伟大的贡献。默默无闻，并非无所作为。就像空气那样，无所不在，无人不需，却又是无人能见，无人介意。然而对人的生命来说，空气不比黄金更贵重么？杨叔叔的一生，仅从他的外表和职务而言，的确毫无惊人之处，在任何场合，他都不会为人们所注意；但是他却是一个真正的人，纯粹的人，高尚的人！是我一生中遇到的过的最好的人，他那宽厚博大的胸怀，将永远温暖着我，激励着我。
如今回眸经历的一切，百感交集。自觉无论做人做事还是家庭，我都还算是成功的。这归功于杨叔叔和我的父母。父母赋予了我坚定的信念，一生都有所追求。杨叔叔则教会我与人相处的准则， 就是“人和”。我觉得我这个人其实是杨叔叔塑造的。2岁到9岁，是一个人心智开启的阶段，杨叔叔就是我这个阶段的启明星，他为我奠定了做人做事最初的价值观。杨叔叔这个贫苦农民出生的普通红军战士，将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温良恭俭让， 潜移默化地给了我。正是由于杨叔叔的精神浸润，几十年来我的心始终是柔软的，始终坚持了善良和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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