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战争
红军西路军的失败，是我军历史上永远的痛。关于红军西路军成立的前因后果，以及失败的缘由，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这就不免给予了一些别有用心人士造谣中伤、挑拨离间的机会。
坊间流传最广的一则谣言，说是中央企图借马家军之手消灭西路军，以便在与张国焘的权力之争中打掉其与中央分庭抗礼的资本。不过，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其实只要完整地看一遍中央与西路军往来电报，就不难洞悉个中是非曲直。当然，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本文叙述的，只是西路军失败前后，毛主席他们都为营救西路军将士做了哪些具体的事情。
1936年12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处境日益艰难。但偏偏就在此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一派，极力主张武力解决，并且调集重兵直趋潼关，新的内战一触即发。党中央的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了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上。陕北红军主力，也应张学良、杨虎诚之邀南下关中，成为稳定局势的基石。
张学良亲自送蒋氏回南京后，遭其毁约扣押。东北军顿时群龙无首，内部分歧公开化，加上蒋介石从中分化瓦解，闹出了不小的乱子。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中共当时手头所能掌握的红军部队也只能就地应变。待到局势总算稳定下来，中央立即于1937年2月底成立援西军，下辖红4、红28、红31、红32军和1个陕北骑兵团，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
援西军的组成和领导人配置，中央是经过反复考虑，综合了各方面因素的。红4军、红31军是原红四方面军的基本部队，他们对西路军的人事安排、战斗作风和诸多习惯再熟悉不过。红28军和那个陕北骑兵团是新编成的陕北红军，虽不熟悉西路军的情况，但对西北的地理民情却远比原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这些“外来户”要熟悉得多。红32军系由原红一方面军的红9军团改编而成，在草原分裂后，该军曾长时间与红四方面军部队并肩战斗，说是有“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亦不为过。
因此，由这些部队去援救西路军，是非常合适的。但是，红军也不能倾巢而出，此时的陕北根据地仍不够巩固，得有坚强有力的部队留下来“镇场子”，因此得留下红1军团和红15军团，用以保卫红军硕果仅存的唯一根据地。
在将领人事安排方面，刘伯承实战经验极为丰富，有“军神”美誉。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仅曾有留学伏龙芝军事学院的经历，与西路军中一众留苏高级将领有共同语言，而且他也曾在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当过一阵子校长，与诸多西路军中高级将领熟识，对西路军诸将的作战风格，部队战斗作风及特长均有所了解。张浩作为共产国际派出中国的代表，其身份非常特殊。正是因为张浩一封电报，张国焘才灰溜溜地取消擅自成立的“伪中央”。因此由张浩作援西军政委，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
就在援西路宣告成立的当天，毛主席电告正在西安与各方接触的周恩来，直言西路军处境极为困难，为了保存更多的革命火种，要求周恩来找可靠渠道向马步芳疏通，说明只要他立即停止对西路军的围攻，中共愿意付给他20万元现款。在电报中，毛主席还和周恩来交了底：只要马步芳肯放西路军一条生路，即便他开出更高的价钱，中央就是砸锅卖钱也会满足他。
这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决定。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从来都是蒋军一方出钱、出枪、出药品，恳求红军高抬贵手，赎回他们将领的。但是，为了西路军将士，党中央和毛主席第一次低三下四地向凶残的敌人低头，特别还是对残杀西路军将士的死对头马步芳低头，这充分说明中央真没有拿西路军将士当“异已”看待。要知道毛主席这一生，何曾向人低过头。
实际上，当时中央的财政极为困难。众所周知，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从江西带出来的钱款早已用尽，部队都穷得揭不开锅了，这才有毛主席亲自给徐海东写信，要求借2000元应急的事。而当时相对富裕的红15军团，也不过只有7000元钱。深明大义的徐海东毅然拿出5000元上交中央，而且明言是“上交”，而不是“借”。这事让毛主席深受感动，记了徐海东一辈子的好。
后来，因为陕北太穷，养不起那么多部队，这才有1936年春，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之举。因为阎锡山邀中央军大举入晋，党中央在山西打开局面的计划未果，但好歹在山西筹集到了30万元现款，助陕北根据地度过了春荒。
此外，从1936年1月到年底“西安事变”爆发，中央总计从张学良那里得到赠款、借款约16万块大洋，25万元法币。考虑到陕北红军每天都要钱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条件。到1937年2月底，张学良已身陷囹圄，东北军业已分裂，失去了从外界借款条件的中央，全部积存家底可能也就是20万元左右了。
接到毛主席电报，周恩来动用了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找到了马步青的老师马德涵，并成功说服这位开明人士亲赴河西去见马步青。不过，马德涵老先生赶到河西时，西路军已经失败了。此时，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紧赶慢赶，也只赶到了甘肃镇原、平凉一带。鉴于形势的转变，援西军若再西进，非但于事无补，而且恐将引发新的内战，因此这支部队只得停止前进，开始想办法寻找、营救西路军失散及被俘人员。
从4月3日起，中央派出好几批人与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顾祝同、马步芳等人交涉，要求他们停止对西路军李先念支队的追击。与此同时，毛主席还派陈云和滕代远与主政新疆的盛世才交涉，要求他接纳正奔向新疆的李先念支队。此外，陈云等人还筹集给养物资，运往新疆与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助李先念他们脱离困境。
据统计，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约1.2至1.3万人。凶残的马步芳对待西路军战俘极为凶残。他所控制的《青海日报》于1937年4月6日公开刊文称：因为“不易感化”，已处决红军战俘中的军参谋长、师政治部主任及团长、营长共17人。实际上，马步芳残杀的红军战俘远不止这些，而且手段极其残忍。有将红军高级将领绑在土炮炮口实施“炮决”的，有砍头、挖眼、分尸、活埋的。为数不少的妇女独立团被俘女兵命运更是凄惨，她们遭到了马步芳、马步青所部有组织的集体轮奸。
党中央闻讯，忧心如焚。为营救西路军战俘，周恩来再次托人给马步芳带话，除了前述许诺的巨款外，还提出如他肯释放红军战俘，中共方面愿意给他一些军火以作酬谢。但骄横的马步芳却一口回绝了。
马步芳这条路没走通，党中央并未放弃，继续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揭露青宁“二马”对红军战俘的暴行，用社会舆论逼迫马步芳、马步青在残害战俘方面有所收敛。为此，周恩来于当年5月份亲自去做青海省主席马麟的工作，并争取到派人探望被关在蒋军拱星墩感化院的近2000名红军战俘的机会，告诉他们不要放弃，党中央正在尽一切努力营救他们。
1937年7月，这批红军战俘被押到西安，准备转运至武汉服苦役时，只剩约1300人左右。其他人或被残杀，或被折腾至死，或在押解途中寻机逃跑。周恩来闻讯，立即指派专人和国民党方面交涉，并将这列为正在进行中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国共谈判内容之一。几经周折，终于成功解救出这些红军指战员，让他们得以顺利归队。
10月上旬，又有1000名红军战俘被充作壮丁押赴西安，准备强行编入国民党军。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闻讯，立即与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交涉了整整一个星期，终于要回了这批被俘指战员，将他们安全送到了延安。
1938年5月中旬，马步芳又将近2000余名红军战俘送往西安。这一次，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在当地截住了他们，几经交涉，终于迫使蒋军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让步，将这些人转交给八路军接收。
除了上述三批，共计4300余红军西路军战俘被成功营救，从1937年9月至1938年8月，八路军驻西安、驻兰州两个办事处还先后寻访，收容了800人左右的红军西路军离散人员。刘伯承所率领的援西路军在奉命转兵之前，也曾派出人员寻访、收容西路军离散人员，并在平凉四十里铺帮助押解途中的数百名西路军战俘成功脱逃，重新回到革命阵营。
算下来，中央通过各种途径，先后解救了近6000名西路军将士，接近西路军所有被俘将士的一半左右。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乃至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人民屡立功勋，得以在1955年拜将封帅，还有不少高级干部因转至地方工作而与军衔无缘，但他们照样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为新中国、为人民奉献了一辈子。
综上所述，“借刀杀人”、“消灭异已”这些罔顾客观事实，强行泼往党中央及毛主席身上的脏水，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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