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这个词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因为保密，是不见于报端的。即使当时的人们说起，也十分神秘。
今天的年轻人，更是少有所闻。2003年8月，“中国地下核工厂、世界第一人工洞解密”的消息，引起了世人的惊叹，勾起了人们揭开谜底的强烈欲望。
从重庆涪陵白涛镇，沿着乌江画廊在崇山峻岭之间驱车约半小时，绕过著名的仙女山、芙蓉洞，就是代号为816工程的建峰化工总厂。
这个三线建设中的重点项目是中国第二个核原料工业基地，当年由中央军委决定、周恩来亲自批准兴建。
一夜之间，荒芜的大山里涌来了两万多工程兵，在乌江边的尖子山上开凿了一个巨大的地下洞体。
从1969年到1984年，漫长的15年中，6万多“愚公”不断地挖山，挖出石方达151万方，可以筑成一米见方、1500公里长的石墙。
最后，工程总投资达到7.4亿元人民币，总建筑面积10.4万平方米，洞内建成大型洞18个，道路、导洞、支洞、隧道及竖井130多条，最大的一个放置核反应堆的洞跨度达31.2米，有十几层楼房高。
其实，8161程只是三线建设1100多个大中型项目中的一个缩影。就像这个隐秘的洞体一样，三线建设也是一个在神秘面纱笼罩之下的国家巨大建设战略部署。
从行政区域看，由中国大陆的国境线向内地收缩，划两个圈，形成三个带。
一线地区包括沿海和边疆省区，如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新疆、西藏、内蒙古、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
三线地区包括基本属于内地的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靠内地的一部分，共涉及13个省区。
西南、西北地区的川、贵、云和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各省份自己靠近内地的腹地俗称“小三线”。
如果从卫星上俯瞰，三线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山区腹地。
用今天的概念来说，它基本上是指不包括新疆、西藏和内蒙古在内的中国中西部。
在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
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攀枝花钢铁集团，酒泉钢铁集团，金川有色冶金基地，酒泉航天中心，西昌航天中心，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六盘水工业基地，渭北煤炭基地，成昆、襄渝、川黔、阳安、青藏（西格段）等铁路干线…
贵州、汉中航空工业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长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
以上这些代表性的企业和科研力量，后来都被称为西部的“脊柱”。
当时三线建设决策不仅凝聚了毛泽东等中国决策者应对复杂战略形势的思考和筹划，而且还和中国的历史、地理环境以及国家安全有着深层的关联。
中国古代几千年处在“陆权”时代，中原王朝遭受入侵的威胁大多来自西北部游牧民族。
在东部，浩瀚的大海形成可靠的天然屏障，十分安全。当世界进入“海权”时代，中国的安全格局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从1840年至1945年的105年中，中国遭受侵略的七次大规模战争，无一不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发端。
而我国最发达、富庶的经济区域和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又都集中在东部沿海柔软的腹部。国家没有可靠的战略后方。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实行军事包围，对新中国的威胁依然主要来自东南沿海。
由于当时对苏联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和接受苏联经济援助，实际上将苏联作为大后方，建设重心放在东北、华北地区。建设战略后方的问题并不紧迫。
1964年8月2日夜里，在北部湾，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
越南战争的战火燃到了中国的南部边界，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中国军民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毛泽东彻夜未眠，紧张地关注着战争的态势。6日清晨6点，他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这个行动指的是他的一个多年宿愿——骑马沿黄河考察，既有浪漫的诗情驱动，又有现实的经济目的，可惜就此中断。
8月17日、20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
这次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说：我们召集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开了会，会议决定：
（一）在国务院成立专案小组。建议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谢富治、杨成武、张际春、赵尔陆、程子华、谷牧、韩光、周荣鑫等十三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
（二）各个方面的防备措施，除作战部提的四条外，还应包括大专院校、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仓库、机关、事业单位等，以及城市、矿山的人防措施。各有关方面，都必须按照主席指示的“精心研究，逐步实施”的原则，尽快进行研究，并应注意以下几点：
（1）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
（2）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大城市的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年、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
（3）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个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的，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迁移的，也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迁移。
（4）从明年起，不再新建大中水库。
（5）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
（6）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
报告将各项工作进行了分工，参加专案小组的各个部门负责人负责相应的工业、国防、农业、教育、铁道、城市等方面，提出具体方案，纳入明年计划和“三五”计划。
同时，恢复北京地下铁道建设筹备处，积极准备北京地下铁道的建设，并考虑上海、沈阳两市地下铁道的建设，通由铁道部负责。
8月30日，邓小平批示将报告印发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又发给各中央局、部委、省委执行。
10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95年计划纲要（草案）》。
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
提出的三线建设总目标是：“要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
成昆铁路全线修建桥梁991座，总长度相当于56座武汉长江大桥
三线建设的决策就是在这样紧张而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确定的，当然这个决策也颇为符合中国的地缘战略特点：
中国属于均衡型国土形状，东西南北外围至中心地区距离相差不大，可以明显地分出内外线、前后方。
从四个方位最顶端测量中国的中心点，大致在甘肃兰州至陕西西安之间的宝鸡。
西部由南至北是云贵高原、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帕米尔高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天山山脉、贺兰山脉等，海拔几千米以上，地势险峻，气候复杂，形成难以逾越的天然半月形屏障。
历史上曾经远征欧、亚、非的马其顿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至此而止，从未有任何一支外国军队能够从西部入侵中国内地。
陆地疆域中惟有北部内蒙古高原中部，相当开阔，大部为沙漠、草原，是一条易攻难守的通道，须后退到陕西秦岭、山西雁门关一带方有险要可守。
相对而言，东部沿海地势较为低缓，多为丘陵和平原，后退到太行山脉方有利据守。
于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确定将川、贵、云、陕、甘、宁、青和鄂、豫、湘西部作为三线战备后方。
两点指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和贵州六盘水煤炭基地；一线指连贯四川和云南的成昆铁路。
邓小平将其形象地比喻为“钟摆式摆动”，即以攀枝花为中心，向北和东形成一个扇面三角区域，攀枝花的钢材运往成都、重庆，六盘水的煤炭运往攀枝花，成都、重庆的机器运往攀枝花、六盘水。
1964年11月，邓小平率领李富春、薄一波等亲自赴两点一线考察。
一路上山高路险，不少地段公路修筑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半山腰，路面很窄，常常一侧是陡坡，另一边为万丈悬崖。公路急弯很多，但没有护栏，又是不平坦的泥土路。
几十辆汽车组成的长龙时而盘旋而上几乎接近山顶，时而蜿蜒而下直至谷底。一辆汽车在急转弯时飞出路面，幸好卡在两棵大树间，避免了一次坠入深渊的厄运。
成昆铁路途经四川西南和云南北部的崇山峻岭，70%的地段地势险恶，地质结构复杂，既有钢铁般坚硬的岩层，也有一炸即坍塌的松软泥石，素称“露天地质博物馆”。
干线跨越的大渡河、金沙江等河流两岸分布着高达几百米的悬崖峭壁，人都难以立足。
全线修建桥梁991座，总延长92.7公里，相当于56座武汉长江大桥；修凿隧道、明洞427座，总延长341公里。
桥梁和隧道相加的总长度，竟占全线总长度的39.4%。
这是世界铁路史上的一个奇迹。因地势险恶，全线有三分之一的车站找不到适宜建站的地方，只好建在桥梁上和隧道里。
承建的解放军铁道兵部队，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全长1100多公里的铁路沿线，共有1000多座烈士坟茔。
1984年12月8日，中国成昆铁路象牙雕刻艺术品与美国的阿波罗宇宙飞船带回的月球岩石、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模型，作为人类征服大自然和进入宇宙空间的三件礼物，被评为联合国特别奖，放置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大厦中。
三线建设之所以艰难，不仅是因为西部地区缺乏工业交通基础，也因为当时为了备战，刻意追求在恶劣的地理环境中选址的原则。
1964年7月1日，周恩来在接见越南国家计委副主任阮昆时说：工业布局问题，从战争观点看，要设想一、二、三线，不但要摆在平原，也要摆在丘陵地区、山区和后方。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在向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
当月，国家建委召开一、二线搬迁会议，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还要进洞。
虽然这些选址原则是基于当时特定的环境，但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却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不便。
如陕西汉中飞机工业基地，下属28个单位分散在两个地区、7个县的3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
其中一个企业被分散在6个自然村落中，有人开玩笑说“这是鸡窝边造飞机”，而且加工装配零部件需要用汽车往返几十甚至几百公里倒运。
还有的企业车间和住宅区相隔十几里山路，职工上下班极为不便。
贵州一个厂的车间建在远离交通干线的深山溶洞中，一到冬季，大雪封山，与世隔绝。
陕西新建的400多个三线项目，将近90%远离城市，分散在关中和陕南山区的48个县、450多个点上，多数是一厂一点，有的甚至是一厂数点，被群众称之为“羊拉屎”、“瓜蔓式”。“村落式”布局。
这些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日新月异的尖端科学技术行业，例如电子、航空工业，因为信息闭塞，不能掌握世界新技术潮流，造成技术改造落后。
还有的企业选址时没有考虑到本行业的特点，造成实验困难。
如川东一家潜艇厂建在长江三峡上游，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潜艇不能下水，入海试航要用驳船装载通过三峡急流险滩，运到几千公里之外的东部沿海，十分不便。
有人说，三线建设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了一场错误的建设；
也有人说，三线建设投资效益低下，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还有人说，当时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作出了过高的估计，三线建设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
《易经》中说：“上九，潜龙勿用。”大意是：当环境不适应的时候，龙只能被困在水潭里不能行动。
当改革开放来临、全国都在展翅腾飞时，许多三线企事业单位却成了徒有尖牙利爪和飞天翅膀的蛟龙，深深陷在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因动弹不得而痛苦地呻吟着。
1984年11月，国务院三线办公室（1983年12月成立，90年代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公室，21世纪初至今为国防科工委三线协调中心，设在成都）在成都召开会议，确定第一批调整121个单位，其中关停9个，迁建和部分迁建49个，迁并48个，全部转产15个。
到2005年，国家共规划安排调整项目 201项，三线建设调改工作全部顺利完成。
一些对原料依赖性强的加工企业搬到产粮、产棉区和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的中小城市如孝感、咸阳、宝鸡、沙市附近；
一些生产家用电器、日用消费品、自行车、摩托车、汽车、拖拉机等机械、电子产品的企业，搬到人口较为稠密、有广阔消费市场、也有加工协作工业的中等城市，如襄樊、汉中、德阳、绵阳、天水附近；
还有一部分技术密集的现代化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搬到武汉、郑州、成都、重庆、西安、兰州、长沙等科研教育集中、信息交流频繁的省会大城市附近。
经过以“军转民”为中心的调整改造、发挥效益的再创业阶段，大部分三线企业实现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凤凰涅槃。
它们许多已经成为重要的民用企业，如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变为生产“神龙”轿车系列的东风汽车集团，重庆兵器工业基地变成占世界产量第一的“嘉陵”摩托车集团；
有些已经面向国际市场，如西昌导弹基地变为卫星城，用长征系列火箭为世界多个国家发射了卫星。
基于这样的现实，我们对三线的功过似应该有了初步的评判。
总的讲，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长远，那么三线建设对中国西部工业发展所起的“加速器”作用或许会更明显些。
由于历史的原因，新中国成立时，东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差别十分显著。
1952年，西部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国比例的9.61%，通过“一五”计划进行了大规模建设，但其发展速度仍然大大落后于东部。
1963年，西部云、贵、川、陕、甘、宁、青七省区的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10.5%；到三线建设进行了一年后的1965年，已经提高到11.92%，其中重工业由9.56%上升到13.50%。
经过全面三线建设，到1978年，西部工业总产值已占全国13.26%，重工业占14.76%。
三线建设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堪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西部建设战略。
用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观点来考察，三线建设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产力布局从沿海到内地的一次战略性的大转移和大调整。
西部某些偏远乡村至今尚未有电、公路、自来水、学校等，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生活水平与东部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发达地区已经相差50年。
如果没有三线建设时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没有大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投入，更多的西部地区至今还会是一片荒芜的贫瘠之地，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会更大，这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国家在20世纪末期进行西部大开发、解决东西部经济差距的战略任务将会更艰巨。
反过来看，改革以来，若没有三线建设形成的西部经济实力，没有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及原材料等方面的支撑，东部沿海地区也难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毋庸讳言，三线企业搬迁以后，不少原来的遗址也陷于封闭和荒废之中。
如何利用这笔丰富的工业遗产，是需要我们思考和挖掘的。
例如1984年2月停建的 816工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转型为以生产化肥为主的化工厂，但世界第一大人工洞却只作为物资公司的仓库，是大材小用。
有学者考察后认为，816洞位于旅游资源富积地带，是乌江画廊的一个重要景点，可与周围著名的仙女山、芙蓉洞和黔江地区民俗风情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旅游景观。
游客可以沿乌江而上，体会充满神秘、神奇、神圣的世界第一人工洞。更何况，816洞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国防教育题材，人们可以从中体验到我们前辈那种宝贵的艰苦创业精神。
三线企业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工业标本，已经成为历史。
来源《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6期《中国国家地理》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集体主义农村）：三线建设：离我们最近的工业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