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荣生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宋秉忠在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左权遗体从涉县移葬邯郸时，负责左权遗体的收殓与安放，他亲眼看到的左权将军将是怎样状况？
左权将军是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他的壮烈殉国，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国内外学者十分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随着中日韩封存多年的历史资料逐渐解冻，大量鲜为人知的事件真相也露出了真容。
十字岭上，左权将军被日军炮弹击中头部
我第一次走上十字岭，是在１９８４年春末。
当时，左权县召开党史座谈会，我作为参会代表，与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原八路军前方总部特务团团长欧致富和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原１２９师７６９团１营教导员王亚朴等来到了十字岭。
他们面对着巍峨的群山，向大家讲述了十字岭战役和左权将军殉国的来龙去脉。
１９４２年２月至５月，驻山西侵华日军第一军以歼灭八路军总部及１２９师首脑机关为主要目标，展开“第一、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在对太行山区发动的春季“扫荡”遭到失败后，又于５月８日下达“Ｃ号作战”命令，把摧毁八路军总部和主力１２９师作为攻击重点，要求“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将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等八路军领导人都列入“捕捉”名单。
日军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前往河北省伪省政府所在地保定，就近指挥作战；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由山西省省会太原赶到晋东南重镇潞安，坐镇前线指挥战斗。参加作战的日军第一军所属的３６师团、４１师团、６９师团及独立混成第１、３、４、８旅团等共计３万余兵力，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和“梳篦战术”的大扫荡。
日军对这次战役进行了精心部署，将作战计划分为４期。５月中旬，日军分多路从正太、同蒲、平汉等方向，攻向太行抗日根据地的中心———辽县、涉县一带。
太行区是华北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最集中的地区，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１２９师、《新华日报》社、冀南银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边区参议会、太行行署等都驻扎在这里。
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等首长，连日开会分析敌情，商讨行动方案。
５月２０日午夜时分，左权在战前会议上分析了敌我态势。他说：“面对日军重兵的多路合击，１２９师主力部队目前已转出外线，而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司令部、野战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军械部、军工部以及《新华日报》社等尚处在敌军的合击圈内。面对重兵压境的日军，合击圈内八路军能够应敌的兵力很少，只有为数不多的警卫部队，特务团已派出掩护侧翼，等待我们的将是极其残酷的战斗。”不过，左权提醒大家：“从局部看，我们处在敌军的包围之中；但从全局看，敌人是处在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包围中。”他对担负主要掩护任务的总部警卫连连长唐万成说：“你们连百分之八十是共产党员，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老红军，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次任务。告诉同志们：太行山压顶也决不要动摇！”
“太行山压顶也决不要动摇！”这是左权将军发出的作战动员口号。
５月２３日晚，八路军总部各部门奉命转移。
２４日凌晨，总部驻地辽县麻田村附近发现敌人，负责掩护撤退的总部警卫连扼守着村旁的虎头山、前阳坡、军寨等阵地，警卫连仅仅２００多人，顽强抵抗着２０００多日军的轮番进攻。
为保证八路军总部的安全转移，左权不顾周围炮弹不断爆炸掀起的气浪，站在虎头山后面的山头上沉着指挥战斗。当他看到附近山上还有群众没有脱离险境时，命令警卫连长唐万成从已经十分吃紧的兵力中抽出一部分吸引敌军，以便让群众转移。
５月２５日上午，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北方局党校、新华社等的数千人马集结在涉县南艾铺、高家坡一线的山沟里，四周都是密集的枪炮声。
南艾铺一带山岭连绵起伏，地形复杂，左权命令警卫部队和刚刚赶到的１２９师３８５旅７６９团１营、３８５旅山炮连迅速占领南艾铺南面的几个山头，分西、南、北三面布防，控制绵延十多里的十字岭高地，阻击敌人，掩护转移。
这时，总部电台与冀西杨秀峰和１２９师师部取得联系，得知黎城方向敌人已渡过漳河，正由南向这一带急进；涉县一带的１２９师一部也与敌人遭遇，正在进行激战，日军已从东南方向包抄过来；西北方向敌人，在控制了太北区的制高点峻极关后，已进至上庄、下庄一带。附近的敌人也与我守卫部队接火，敌人万余人构成了对青塔、偏城、南艾铺地区的合围。
中午时分，一架日军的红头侦察机在头顶上低空盘旋着，然后掉头飞去。
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和杨立三等领导同志在一块洼地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大家认为：根据四周发现的敌情，统一行动目标太大，决定分路突围，各自为战。左权率司令部和北方局机关人员为一路，向西北突围；罗瑞卿率野战政治部直属队和北方局党校、《新华日报》社、朝鲜义勇军为二路，由政卫连掩护向东南突围；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率后勤部门为第三路，由后勤警卫大队掩护，向东北面突围。各路均由作战参谋带电台一部，随时联络。
左权提出要总部警卫连掩护彭德怀率先突围，彭总不同意，他说：“战事这样紧急，我怎么能离开大家先走。”
左权着急地说：“你的安危，事关重大，只要你安全突出重围，总部才能得救。”
彭德怀看着战友们，坐在马背上不动。左权急了，用强硬的口气命令唐万成：“连人带马，给我推！”
彭德怀被感动了，挥起马鞭，在警卫排的掩护下，向西北方向奔驰而去。
正当大家分头突围时，左权突然发现担文件箱的同志不见了，便立即对警卫员郭树堡说：“快回去找，一定要把文件箱找回来，那是重要的机密！”
郭树堡请求说：“参谋长，太危险了，我不能离开你，我的任务就是保卫首长的安全！”
左权不容分辩地说：“你熟悉情况，不要为我担心，相信你能完成任务。你回来后，朝北艾铺方向找总部，我在那儿等你。”
左权对身边的参谋人员和警卫人员说：“警卫员要保守警卫总部的机密，要保护电台，保护机要人员。”让他们立即分散到总部电台和机要人员中去。
这时，负责掩护彭德怀突围的警卫连长唐万成跑了回来，拉住左权说：“参谋长，快跟我走！”
左权惊诧地问：“唐万成，你怎么回来了，彭总呢？”
唐万成说：“彭总已经突破封锁线了，你快跟我走吧。”
左权大声说：“不行，我有我的任务。唐万成，你不要管我，快跟上彭总，千万不能出事。”
唐万成是１９３１年宁都起义时参加红军的老同志，作战经验十分丰富，当时左权是他所在的红１５军政委。多年来，他多次跟随左权，深知他在战场上从不顾及个人安危。但他是警卫连长，一定要保证左副参谋长安全转移。
左权发火了，他拔出左轮手枪，对着唐万成说：“唐万成，你要知道，如果彭总有个三长两短，我枪毙你！”
唐万成看到左权将军着急的神情，眼里含着泪，扭头追赶彭总去了。
日军发觉了八路军分路突围的意图，迅速收缩合围圈，６架敌机轮番投弹、扫射，一发发炮弹投向密集的人群。南艾铺附近的东阳坡上，已织成一张密集的火网。
面对危险处境，左权沉着指挥着大队人马的突围行动，尽全力招呼着每一个人。
午后２时，左权站在十字岭高坡上，用嘶哑的声音向已极度疲劳的人们高喊着：“同志们，不要隐蔽了，冲出山口就是胜利。大家不要慌，快往前冲啊！”
突然，一发炮弹在左权的附近爆炸，他迅速回过头来，冲着大家高喊一声：“快卧倒！”第２发炮弹带着嘶嘶的怪叫声又飞了过来，左权不幸中弹，他仰面倒了下去。
“左参谋长，左参谋长！”
跟在后面的北方局党校学员们不顾一切地呼喊着奔过来，发现左权的头部、胸部、腰部多处中弹。大家含着泪从左权将军身上取下左轮手枪，打开一个草黄色的背包，覆盖在左权将军的身上，然后将尸体藏在一块巨石旁边的灌木丛中。
敌人的围攻被粉碎了，可是八路军也付出惨重的代价。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中共中央北方局政权工作部秘书张衡宇、八路军总部军工部政委孙开楚、总后政治部部长谢翰文、朝鲜义勇军领导人石正、陈光华等一大批抗日将领和党政机关领导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新华日报》社牺牲的编辑记者就达４７人，中共北方局政策研究室１１人全部牺牲。
三天后，八路军总部、１２９师派人找到左权遗体，就地掩埋，并留有标记，以便日后重新安葬。
应当说明的是，上述情节和对话既不是电视剧的艺术再现，也不是我的随意杜撰，而是参加十字岭作战的唐万成、郭树堡、总部作战科科长王政柱、副科长何延一、总部女机要员罗剑及北方局党校学员亲自向我讲述的。
后来，我与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侄儿左谷修、左山等多次踏访十字岭，在左权将军殉国处和安葬处，分别献上了鲜花。
日本情报机关在邯郸召开“庆功会”
我最近一次踏访十字岭，是今年７月４日与北京大学韩国留学生的一次“历史探访”。
当年在十字岭上插着的那块“左权将军殉国处”的小木牌，已换成汉白玉标志碑，建起了左权将军纪念亭，曾经荒芜的群山，现在已是满目葱郁，美景尽收。
多年来，学术界和民间关于十字岭战役和左权将军殉国的传闻很多，集中有三点，一是敌我双方的情报战；二是日军两支挺进杀入队，即电视剧《亮剑》中的日军特工队；三是左权将军的牺牲与安葬。
１９４２年５月，日军对太行根据地的扫荡，主要由两部分兵力参加，一是驻山西省的第一军第３６师团等；二是驻河北省的华北方面军直辖部队，如驻扎邯郸的独立混成第１旅团等，他们都有独立的情报机构，在作战前向太行根据地派出了大量情报人员，主动深入到八路军总部及１２９师师部驻地附近搜索情报。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驻邯郸的日本特务机关在这次战役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邯郸是华北的南大门，赵国的都城，自古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７日，日本特务头子、日军第１４师团长土肥原率部占领邯郸，后日军独立混成第１旅团长期驻扎在这里，并在城内设立伪冀南道道尹公署，统管所属１０余县的行政事务，还先后建立了形形色色的特务机关和情报组织，主要的特务机构有：“特务机关长长官部”、“宪兵分遣队”、“邯郸特别工作队”、“云霞庄”等。“云霞庄”是日军在邯郸设立的秘密特务机关，其头目是日军驻石家庄“１４１７部队”派来的职业间谍，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特务组织。它以商业为掩护，自成体系地设立秘密情报点和联络站，触角伸向抗日根据地内地，进行收集八路军军事、政治情报和策反、投毒等活动，活动十分猖狂。
１９４２年５月太行山作战结束后，以邯郸“云霞庄”所辖之“祥林皮鞋店”为秘密联络站的特务朱殿林（原名郭子修）曾在石家庄吹嘘说：“八路军总部的情报是咱搞的……”
日本特务机关为此还在邯郸召开了庆功会。
这次战役对根据地震动很大，八路军和抗日政府集中力量对隐藏的日伪特务组织进行坚决打击，武安县公安局一举破获敌特组织———“日本军事情报武辽线”，该线从武安县营井起，经继城、沙洺、陈家坪、王庄、木作，到辽县大小南庄、新店一带，先后逮捕特务分子多人，并将主犯公开枪毙。
八路军总部驻地附近的打击力度更大，发动群众揭露出一批准备向总部首长投毒的暗藏特务，进行严厉镇压，这项“震慑”活动到１９４３年达到高潮。
向日军提供八路军总部情报、导致左权将军牺牲并得到日军特别奖赏的敌特人员朱殿林，抗日战争胜利后逃到石家庄等地，最终还是被抓捕归案，受到应有的惩罚。
左权将军殉国几十年后，日本出版了一部战争回忆文集《山西侵攻》，其中有一篇《装扮成八路军的益子挺身队》的日文资料引起广泛关注。内容是这样的１９４２年５月，日军第一军在太行山发动大规模扫荡，采取更为灵活的战法，力争一举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在这种要求之下，扫荡的主力日军第３６师团遂制定方案，以一部化装成八路军深入根据地展开特种作战，这就是“特别挺身杀入队”，即来自３６师团２２３联队的“益子挺身队”和２２４联队的“大川挺身队”。
早在５月３日，八路军就得到情报“日伪特务机关已将刺探到的总部和１２９师领导人的照片、履历资料汇集成册，下发‘挺身队’和特工人员。”这是八路军第一次注意到这支“穿八路军军装的日军”。刘伯承对此非常重视，要求各敌工站加紧收集相关情报。根据地内部对敌特也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
“益子挺身队”在５月２２日夜向武军寺八路军总部一机关发动奇袭，结果扑空。他们的行踪被民兵发现，八路军总部曾得到详细报告“发现一支来路不明的武装队伍，身着便衣，携带小型电台，约有一百人，后去向不明。”彭德怀、左权综合判断情报，随后决定总部开始转移。
作战中，八路军总部和１２９师频繁的电文被日军破译，左权牺牲的消息泄密，日军返回战场对左权将军遗体进行发掘并拍照以炫耀战果。八路军总部派人选择棺木，将左权将军遗体重新入殓安葬。
涉县莲花山：左权将军第二次安葬
战争是残酷的，左权将军的牺牲引起了抗日军民的愤怒，但也给根据地人们的心灵带来无尽的创伤。
为了稳定华北抗日军民的情绪，坚持华北抗战的胜利，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战五周年纪念宣言》和“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中共中央决定，在抗战五周年之际，隆重举行追悼阵亡将士大会。
７月７日，太行抗日军民在山西省辽县麻田村八路军总部举行大会，追悼在５月反扫荡作战中牺牲的左权、何云、张衡宇、石正、陈光华诸烈士，并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在太行山，在晋察冀，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都举行了纪念左权将军的活动，“为左权将军复仇”的口号，已化成抗日军民共同的誓言。
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１２９师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修建晋冀鲁豫抗日殉国烈士公墓，并派出专人对左权县至涉县一带的地理及民俗进行研究与勘察，最后选址在风景秀丽的涉县石门村莲花山。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０日，浓浓的阴云，浮游在涉县石门村的莲花山上。经过四个月的紧张施工，这个被称为“晋冀豫花园”和“左权公园”的地方，一座宏伟的烈士纪念建筑群拔地而起，主墓的前方，用汉字和新文字写着“左权将军墓”，主墓的两侧是何云、张衡宇、朝鲜义勇军领导人石正、陈光华等烈士的石墓以及范筑先、杨裕民两位抗日英雄的纪念塔。
这一天，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部、１２９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太行区各界人士及民众五千余人，在新落成的晋冀鲁豫抗日殉国烈士公墓前结成一个巨大的方阵，隆重举行“左权将军及诸烈士公葬典礼”。墓上矗立着左权将军的巨幅画像。
公葬典礼由八路军新任副参谋长滕代远主持，宣读《祭文》：
“……无论在艰苦危难的战斗中，或者在谈笑游戏的场所，只要有八路军生活的地方，就会有他的影子，２０年来他总是生活在我们之中，直到敌人抢走了他的生命的时候，他的身影还是活在每个同志的心头。而眼前的画像，不是依然那样年轻，那样勇敢，那样坚忍不拔，那样纯朴可亲吗？然而染了血色的太行山石，却做了这笔血债的证人了，———一堆黄土埋葬了烈士的遗骸，一盘素肴捧献出公祭者满腔的仇恨和决心。”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给左权将军墓盖上墓石，中共北方局代表李大章、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邢肇棠、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代表李一清、１２９师代表刘伯承、邓小平、群众团体代表齐华和朝鲜义勇军代表崔昌益，给墓穴掩上黄土。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在墓前讲话，他说：“给烈士们行礼并没有完事，今后还要做三件事情：第一是报仇，第二是报仇，第三还是报仇！”当他讲到“准备好迎接秋季反扫荡，多打敌人，多杀敌人”时，他大声地向台下问道：“准备好了没有？”台下如爆裂开的雷声一齐回答：“准备好了……”
这时，太行山的群峰也在发出愤怒的回声“好了，好了，好了……”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代表各界在墓前发誓：“我们和左参谋长在的时候一样，在朱彭总副司令的领导之下，坚持斗争到底，中韩两大民族更加亲密地携起手来，打倒共同的敌人！”“这座公墓，不但供我们留念，而且要我们追随着先烈的遗志，在他的周围结成一座坚强的战斗堡垒。”
杨秀峰主席在讲话中还提议：“发动全边区县级以上的机关团体，到烈士公墓自由选栽一种木本花或果树，把她装扮成更美丽的万人仰慕万世留芳的公园。”他动情地说：“左权将军和诸先烈的英雄事业，会永远活在未来的自由儿女们的心中的，行将到来的民主共和国的公民，可以怀着追念的心，在我们栽种的树下游憩。”
后记：
２００４年，在纪念邓小平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涉县县委、县政府对晋冀鲁豫抗日殉国烈士公墓进行修缮。背依莲花山，面朝清漳河，这座占地１４．５万平方米的纪念建筑群，如今已满山花果，翠绿成荫，成为太行山最美丽的地方。
沿着赤岸、莲花山、麻田、南艾铺、十字岭，如能开辟一条红色旅游线路，如果我们能将涉县左权将军墓及朝鲜义勇军烈士纪念馆开辟成国际性的文化交流基地，那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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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权将军（1905—1942）湖南醴陵人，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一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1930年春回国后，到中央苏区任红军军官学校一分校教育长、红军新12军军长、红15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红1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5月，任红1军团代军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1942年5月25日在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
左权将军长期参预我军许多重要战役的指挥和建军工作的领导，撰写有《论坚持华北抗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论我军的后勤建设》、《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军事论文40余篇，被誉为“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是中共中央军委确定的36位军事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