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内容源自黎洪同志5、60年代所留的文字资料、生前谈及，和有关文章、回忆整理。由于黎洪本人文革中于68年7月底失去自由，69年2月去世，文中所述，细节上不尽完善，许多战斗经历也已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湮灭，特此说明。
整理人：李海涛 黎江涛
我原名李鼎元，1918年正月初二出生于山西省黎城县西洼村，从小上学， 1933年考入长治乡村师范，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达则兼济天下，贫则独善其身”等观念，在思想深处形成了影响自己日常思维、处事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
三十年代的中国，地方割据、外族入侵。1935年12月9日，北平青年学生发起了波及全国的“12.9”学生运动，我和“乡师”的同学积极响应，走上街头，游行、演讲，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发动抵制日货。同时，因不满学校当局因循守旧的做法，迎来了史纪言、王中青、赵树理等（解放后曾分别担任山西省人大秘书长、副省长、中国作协理事），担任校长、教导主任等，从而引导学校形成了积极向上的新气象。1937年6月，师范毕业回到家乡黎城任教。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战开始，八路军115师宣传队在师直政治处主任王凤鸣、陈忠梅的带领下到黎城宣传抗战，乡师校长史纪言也来到黎城组建牺盟学生游击队。当时学校停课，我同县里众多返乡的青年学生一起参加游击队和宣传队的活动，捐款、捐物、查封商会，掀起了黎城抗战形势的一个高潮。
1937年11月随115师宣传队参加抗战离开了家乡。部队开往晋南，又先后介绍我们10多人到山西赵城子牧村八路军总部干部学校、临汾刘村驻学兵团学习，均因学员太多，学舍紧张，无法安置。后我们商量，决定回家乡参加救亡，路过临汾时恰逢“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招生，便即考入该校，1938年元月分到运城民大二分校。
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是第二战区为满足抗战第一线的需要而开办的，得到了文化界进步人士沈钧儒、潘汉年等人的支持，李公扑、江隆基、周巍峙、徐懋庸等著名人士和学者都在民大任教。仅第一期就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及南洋华侨5000多人。
1938年2月，日军进攻晋南，临汾、运城陷落，学校转入西部稷山、河津、大宁、永和等地山区，这时，我调入学校特务队，配发武器，一边学习，同时兼任学校行军时的警卫。
随着战场的延伸，沿南同蒲铁路，中日军队相持,呈胶着状态，4月，学校于吉县重新开课，当时开设的有唯物辩证法、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概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抗日军队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物产证券、按劳分配等课程。
1939年1月毕业后分配到第二战区警备司令部，后又调警卫总队，先后任宣传员、工作员。
忻州，太原战役后，部队损失奇重，对此，二战区参照十八集团军的经验，首先从警卫总队（中国陆军暂编第一军）六十六师开始，在部队中增设政工干部，以加强部队的思想工作，提高战斗力。1939年8月，调入六十六师，任六十七团一营指导员。
12月份日寇发动进攻，战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团政治主任贺××（1979年获特赦）却每月贪污100多元办公费及吃空名额。作为一个政工干部，满怀一腔报国热情，对这种腐败作风深恶痛绝。为此，与其发生严重冲突，随后调三十九团一营任指导员。
1940年元月，部队进至孝义、开府、凤尾一线，与退守汾阳的日军第十八混成旅团对峙，这时三十九团一营又编为六十七团一营。
同月三营九连在永和县抓获了年仅19岁的牺盟洪赵特委妇委宣传部长，党组组长高首先，因其未暴露中共党员的政治身份，故将其留在了六十七团政治处。在随后的几个月中，通过行军及工作中的接触，（她经常下连队教唱抗日歌曲）相互之间增进了了解，基于对旧军队中的腐败作风的不满及实现抗日报国的初衷，决定前往延安。
1940年4月，申请探亲批准后，前往石楼师部留守处，办理了两年来的薪饷（当时每月22元，平时存在师部）及探亲路费共300多元，又赶往约好的碰头地点与高首先及李守贤（同为警卫总队调去的六十七团三营指导员）汇合，一起直奔永和黄河边黑蒿渠村（高首先曾在该地区活动）。后因黄河刚刚开冻且晋西事变后渡口已封船停渡，便又雇了了三个水手，乘羊皮筏子（六个羊皮筒，充气后用木棍连起来，相当于救生筏的样子，当地老乡叫“洪筒”）于夜间飘渡黄河，当时黄河开河（化冻）没几天，河水冰凉刺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漂渡，终于到达了对岸，取出装在羊皮筒中的衣服穿上，虽说浑身冻得直打哆嗦，但心里十分的高兴，终于脱离了腐败的旧军队，到达了安全地带。随后经水手指点，摸黑走了七、八里山路，到达了延川保安大队河防队驻地，当时保安大队长正好在河防队，我们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后，第三天即随同他一起前往延川，经延川保安大队介绍，到达延安保安司令部。
为纪念顺利渡过黄河洪水，开始新的征程，我和李守贤分别改名为黎洪和余健。
到延安后，开始研究我和余健去陕北公学，高首先去女大，后因高首先的组织关系在山西，又经中央组织部，三人一起分到晋绥。
1940年6月，我们到达晋绥兴县蔡家崖晋西北区党委驻地，高首先留区党委，我和余健介绍到新军总指挥部，几天后，分配到新军二纵队（11月即改为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当时敌工科有科长段世楷，张軾棠，余健，和我共4人。（余健40年12月在汾阳中庄战斗中牺牲，张軾棠43年在汾阳被俘后遭敌杀害）。后部队即由临县开往交城县白叶沟窑儿上居住，不久，参加了由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张一清（46年牺牲）负责的民运、敌工干部短期训练班，训练班结束后，即全部参加百团大战，深入到汾阳边山敌占区做发动群众的工作（组织破路、割电线），同时经常以三到四人的战斗小组的形式，在夜间，利用冷枪袭扰敌据点及扫荡我根据地的日军——袭击夜间点篝火露营的日军。冬季反扫荡结束后，为解决部队生活困难，部队各机关大都组织由边山向根据地背粮，以及砍木材等工作，我和政治部宣教科文印组长徐庸道差不多每次都去，有时谈一些家庭以及学校时期的情况，也对我进行一些党的基础知识教育，在这个过程中，我向组织上提出了入党的要求，1941年4月初由科长段士楷、组织科干事张振林介绍入党。入党后没几天，即调外勤，到清太徐（清源县、太原县、徐沟县，即现太原市小店区、清徐县、晋源区）敌工站，并化名常有。
到清太徐地区后，在地方党政组织的协调下，由边山向平川敌占区发展，在太原北格、清徐孟封等地打开了局面，顺利地站稳了脚跟。
1942年7月底接到通知，回分区汇报工作，随后，首长指示留机关学习一个时期再出去。
八月底日寇扫荡，按照部署，分区机关大部人员分散游击，我随同敌工科长段世楷及夏舟、刘禄一起转移至离石县大东沟一带。9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住在山上一个小村庄里，村里只有一户群众，草房两处，我们占一处西房。晚间的敌情是敌人在信义，距这里有20余里，大东沟离大川有5里多路，故思想认为敌人当夜不可能到大东沟，大约是夜间3点多，听有人小声说：“敌人来了”，这时房内同志大家都起来向室外跑去，我亦跑出来沿小路向沟里跑，但心里又想着敌人不可能来，可能是我们的基干队，遂向东房及前后探望，因白天下了一天雨，雾气很大，七、八米外就看不清楚，犹豫间即被几个敌人扑倒，打斗中，其他同志顺利冲出包围、隐入树丛中脱险，我则被敌控制，扭至房内，用绳子捆绑起来，敌人问：你们有多少人？都到哪里去了？我看敌人只有四、五个人，也不是太多，就说：有七、八个，在后边山上树林里，敌人又问：有什么武器？我知道科长段士楷有一支八音，但告诉敌人有步枪、机枪、掷弹筒。这样敌人也很紧张，不到5分钟即带着顺路向大川返去，这时看清敌人总共有20多名的样子。到大川后，与离石等各路扫荡之敌汇合，并继续向我根据地内地推进（进犯）。
第二天上午8点左右，被敌人带到交城县横尖村河滩审问，由于当时没有带枪（回分区后送去检修），又穿的便服，便自称是侦察员，叫王有才，其它主要问分区司令部的去向等，皮带打、皮鞋踢，就这样问了七、八次，有半个多小时，我只说不知道，保护了部队的机密。敌人出发，仍旧捆绑起来带着走一直到晚间宿营于离东县鸦儿崖（沟）（现应该隶属交城）。后来敌人要去扫荡三分区,便把我扣押在方山县敌峪口据点内，10多天后敌人返回，又押到离石县，再送汾阳，登记姓名、职务、什么时候被俘、什么时候送来等。四、五天后各路扫荡之敌将俘我人员集中，其中八分区被俘的有刘雪涛、刘宜、张二小、韩栓马、吴进财以及我六人，连同其他分区的共30多人，被一起用火车押送至“太原工程队（战俘营）”。
“太原工程队”位于太原城内东北角，是日本占领军在山西最大的一处战俘营，有关资料显示，抗战期间在“工程队”被杀害及转送东北，日本做苦工失踪的近十万人左右。
到“工程队”第三天起，即由日本人押着在小东门外正东4华里远南边山梁上及城外等处挖土沟、做苦工。白天做工，经常有人挨打，每顿饭是二两多的一个馒头，晚上睡在席棚里，不能一个人离开，解手也要二人以上。在这样饥饿、寒冷、高强度劳动的恶略环境下，我和八分区被俘的刘雪涛等一些难友便开始酝酿，利用外出做工时组织暴动越狱，并于劳动休息趁日寇不在跟前时，分析、组织人员，观察周围环境、地形及日本看守人员的情况。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分析，看来有30多人比较坚决，有20多人可以组织，但仍未敢公开提出，只是进一步的了解分析、组织力量、等待时机。先后几次，均由于做工地点变化，未能实施。不料，就在我们焦急寻找机会期间，日寇把我们一部分人押往北门外飞机场割草，飞机场周围有铁丝网、瞭望塔，看守更为严密，增加了实施暴动的难度，也增加了我们焦虑、紧迫的心情。
转眼到了11月份，太原的天气已经很冷，难友们穿的还是被俘时的单衣，晚上冻的睡不着，爬起来拿砖头往地铺上一砸，嘎巴、嘎巴，都是吸饱了血的臭虫跳蚤。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意识到，再耗下去，不累死、打死，也要冻饿而死，心情都十分着急，决定寻找机会，尽快实施暴动。10多天后，又调往东北城墙角对面山沟去打窑洞。几天后，早晨出工时，我和刘雪涛个子高，排在队伍后边，分配窑洞时，刘宜、张二小也跑到后边，还有一个翼城俘来的穿长袍子的，我们五人由一个日寇押着从这个山沟向另一个山沟送，这时大家意识到是个机会，互相示意后，我假意鞋里进了石子整理鞋子，有意识拖后，利用在山沟口拐弯时后边工地的观测死角将押送的日本兵打昏，大伙很快向西逃去，很快，身后响起了枪声，工地的战俘见机便也四散逃开，随即，我跳进铁路护路沟，沿护路沟向北，后翻过铁路，上了马路，跑向北门外。这时马路上推车的、挑担的已有不少卖菜、做生意的行人，纷纷提醒：把胸前的牌牌摘了，这时才想起把写有“工程队”及编号的胸牌撕掉，然后经城西渡过汾河向南，向敌工站活动有一定基础的清太徐地区靠拢。当时太原及周边一带都是日寇控制的核心地区，途中路经小店时就遭到日伪军盘查，我说自己是外乡人，在山里帮工放羊，前一段遭遇雷雨，羊群被劈死了大半，自己又得了伤寒，现在只得回家去，日伪军听说得过伤寒，又见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遂没有过多盘问，仅要我赶快离开，得以又闯过一关。
当晚，到了化章堡关系户曹永安家，随后，经贾家寨到北格，在地下党员马甦处整理、休整后，再经由洛阳村返回了军分区。
回到分区后，汇报了几个月来的被俘、暴动逃出的经过。经过审查，又回到清太徐地区，继续坚持敌工站的工作。
在敌占区险恶的环境下，几年来，紧紧依靠革命群众，坚持斗争。在一些最危险、困难的时候，就隐藏在古墓、煤窑或瓜庵里，坚持工作。几年里，配合和参加了东蒲、东草寨、孙家寨、北格……等几十次对敌作战，多次遇险，几次负伤，并遭日伪政权悬赏通缉。
根据党对敌后敌工工作的要求，以及“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几年里（到1945年初），先后在敌警备队、据点中发展了一些关系，同包括大队长、中队长及下层一些官兵建立了联系，程度不同地为我们提供一些情报，弹药及禁运物资。在参加一些军事行动时，消极应对，其中某队长率部参加一次行动时，入驻某村庄，打算占用一处院落，不想院内已有我方人员，从而发生冲突，该队长及时下令退出，没有给我方造成损失，不过随后领导认为该人不可靠，通知不让再与其联系，后来该队长被我抓获，审讯中提出曾经与我敌工站人员的交往，我均客观的给以证实。
到后期反攻，攻克一些敌据点时，敌工站所发展的关系作为内应均发挥了作用。其中，攻打某据点时，利用有些人晚上不想站岗（例如有事、打麻将等），就会花钱找人替岗，当时就是这样控制了据点内的几个值班哨位，策应我主攻部队，一枪未发，顺利攻克该据点。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七日，在敌工站内线配合下，约定了袭击时间及暗号，我一支队三连在马乐情参谋长带领下，一举攻克北格据点，俘虏伪军七十余人，缴获步枪数十支、手枪三支、轻机枪一挺、子弹一千二百余发，还有其他望远镜、电话机、战刀等战利品。
当时，在组织对敌伪军工作中，也策划实施一些对汉奸、叛徒、特务的惩处行动。其中有一次我和另一位同志在抓捕一个汉奸返回时，天已大亮，便隐蔽在一处坟地里，上午8点多钟，东边大路上一队日伪军经过，在我们正关注敌人的动向时，不防该汉奸在后边站了起来，由于他穿的是绸子衣服，太阳照上去反光，十分显眼，即刻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并向我们逼近，至此只好放弃了这次行动，向西撤退。经过二十多里地的的缠斗，肩胛下中枪负伤，直到渡过汾河，方才甩脱敌人，此时我体力也已到了极限，扑倒在河滩草丛里，呼呼的喘气，胸口一热，哇、哇的几口血就吐了上来。
1945年3月23日，攻克北格据点不几天，我和八地委城工部的江波住在洛阳村，第二天拂晓，日军包围了村庄，听到狗叫声，发现情况不对，我们立即上房，沿房顶向村外转移，转移中被一个便衣发现，即刻大喊“八路，八路”，同时盒子枪也扫了过来，我们一边还击一边突围，转移到另一关系户家中，这时我发现左脚已中枪，鞋子里灌满了血，我俩把身上的棉袍脱掉（便于行动），把所带的笔记、文件投到火炕炉子里，我找了根布条把脚缠了缠，这中间江波冲出了大门，很快就与敌遭遇并与围过来的日军展开了枪战，街上啪啪的枪声，“八路、八路”的叫喊，大门已被堵死，危急中房东帮着我从后墙翻出，来到村边一个场院中，院中已有3个准备干活的老乡，靠墙有很大一堆秫秸垛，这时我左脚已无法走路，遂沿墙边钻入藏到了秫秸垛里，调了个头，把枪准备好，以防被发现后做最后的应对。不久后，敌人搜查过来，问那几个老乡：“有没有看到一个八路？”老乡答：“没看见”，后敌人围着秫秸垛看了看，拿刺刀捅了捅，没能发现我，便到其他地方去了。天大亮后，几个老乡也离开了，场院里没什么动静，敌人走了没有？江波怎么样？也不知道村里的情况，焦急中直到天黑，村长才带了几个人过来招呼说：“常有，常有，怎么样？出来吧！敌人走了”。这时我的脚肿的已动不了啦，遂答道：“帮帮忙，我动不了啦”。随后老乡们帮着把我拉出来，这后来我才知道，江波在突围中，被围在一个小房子里，身中数枪不幸牺牲，后来日本人在村里搜查、骚扰了一天，到傍晚，在村中关帝庙前广场召开大会说：“今天，在村里发现了两个八路，一个被打死了，一个把枪跑丢了，……”。其实，当时我们在敌占区都是配备两把（手）枪，一大一小，小枪保护大枪，敌人所说的是江波所用的两把。
在几年的敌工工作中，经常以商人、农民、敌方人员等不同的身份（装束）同一些敌伪人员及一些形形色色的社会人员接触。由于地面广阔，自行车是当时常用的代步工具，有时会在一些人家将车子寄存一段时间，大多关系户都很支持，但也有一次，几天后后去取车时，却被告知说自行车搞丢了，事后即有人悄悄告说:“某某把你的车子卖了，轮子卖到那个修车铺、大架卖给某某，……。”像这样一类讨小便宜的情况总是个别的，一般会根据情况应对，有些也就不再追究了。
整个抗战时期分区财政紧张，敌工站干部，营级每月小米120斤，连级90几斤，敌工经费（特需费）有限。1943年，随着工作的展开，形势转入相持阶段，当时我任敌工站站长，负责敌工站的日常工作，为补偿敌工经费的不足，缓解经费的紧张，利用白天相对宽裕的时间，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庄，租种土地，开展生产，也便于掩护工作，当年种糜子2亩，收获不到4石；高粱2亩，收获3石；另外还有谷子一石和半亩山药蛋。1944年，在洛阳村租种庙地5亩，收获玉米6石。另外，从事一些运销，买卖粮食等，利用收益为敌工站11位同志解决了部分服装、毛巾、袜子、肥皂等。由于敌工工作的性质，敌工站除同分区敌工科和县委联系外，下面各有分工，横向没事不联系，这些播种、除草、收割工作都是自己单独进行，收支也自己掌握（清太徐敌工站财务由另一敌工干部郭中础负责），除用于工作外，几年来结余的20元大洋，12两大烟土（便于携带、保存，政策许可），47年“三查”时全部上交分区。
日本投降后，经工程队转送抚顺做苦工返回的吴进财（工程队组织暴动的参与者）证明，恢复了我的组织关系（党籍）。
1945年底，为表彰我在清太徐敌工站的工作业绩，荣获晋绥军区颁发的“工作模范”荣誉称号和奖章。
1946年我调任八军分区俘虏队指导员、队长（中间与冯克同志互换岗位）。给俘虏上课、学习，编写板报，组织开荒，种菜，养猪，开办合作社等。由于上级没有这方面的任务，所以各种收益均单位支配，使得俘虏队的伙食，干部战士的生活待遇，日用品供给均好于其他单位，敌占区的战友回分区都愿意去俘虏队，去了有酒喝，还能抽到白区纸烟。
为了配合解放战争的进展，各根据地从抗战初期自发的有人出人、有钱出钱，42年的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到1946年，即陆续开始了土改运动。1947年秋天，高层认为，土改运动力度不够，犯了“右”的错误， “最基本的原因是党内不纯”之故。所谓“党内不纯”，是指党内、八路军内混进来许多出身于地主、富农的干部。要把土改运动与党内整风结合起来，组织上也需要采取一些办法作为保证，以支持人民战争一直到胜利。从而在部队中展开了“查阶级、查思想、查历史”的三查运动。我在运动中受到审查，一些敌占区抗战时的关系户这时尚未土改，也指为阶级路线不清；审查被俘经过，对被俘时化名王有才及工作中与一些同志的不同意见，则指为上山为“王”，军阀作风，下山“常有”，贪生怕死；敌占区工作时的一些应酬、来往，指为好吃喝，生活腐化，按每天1斤酒计算，在敌占区6年，仅喝酒一项即认定贪污四、伍千万（西农钞）。注1
由于当时对运动不理解，思想抵触，拒不认错，1948年2月，遭开除党籍，军籍的处分。离开分区政治部时，和我爱人（46年经分区批准随军，在家属队）每人只背了一套被子，身上所有衣服口袋均被用剪刀剪开（防止夹带其它物品），别的只有一条围巾，当时天气很冷，负责执行的敌工科副科长说：这是你的个人物品，可以带走。1948年10月，“三查”纠偏，撤销了处分，恢复原营级。调华北独五旅，参加解放太原的战斗。
太原解放后，部队西进，解放大西北，一些战士及基层干部不愿离开家乡，出现了私自离队和逃跑现象，由于都是当地人，动员和抓捕工作相当困难和危险，这时我调任晋中归队团营长，负责清太地区归队工作，在随后押送赴甘肃归队的过程中及时发现和制止了集体逃跑的事件，顺利完成了任务。
1955年审干，沈阳军区就我的被俘问题作出了正式结论，结论中问题摘要部分为：“该同志一九四二年九月在山西清太敌工站工作时曾被俘，关押在太原敌工程队内。本人在被关押期间与同押在一起的刘雪涛等十余人先后四次组织暴动，终于第四次暴动后逃出”。结论为：“其被俘问题已于一九四五年由所在组织甄别清楚，被俘后表现政治坚定，经暴动逃出，无变节行为”。
1957年荣获04423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23822号三级解放勋章各一枚。
自1949年离开清太徐，参加解放大西北，抗美援朝，1957年转业到地方，日常工作缠身，再未能有机会回吻这片留下自己深深记忆的热土。一些牺牲的战友，多年来没有家人的讯息,江波同志，1938年年仅16岁即投笔从戎，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来到延安，抗大毕业后于1940年11月分配到太原，任太原县青年抗日救国会（简称“青救会”）主席，当时，他曾拿给我看登有其父亲照片的报纸，其家庭条件较好、有一定社会地位。1943年12月，八地委在交城县驻地进行整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开展“抢救运动”清理日特、阎特、国特，江波遭到冲击，后甄别平反，分配到八地委城工部。我在清太徐敌工站期间，工作上互相配合，来往密切，这次听说我到了洛阳村，特意赶来看我，不想遭遇不幸，年仅23岁。（笔者这几年清明节曾几次前往太原双塔烈士陵园祭拜江波烈士，每次站在烈士厅02—04号江波烈士灵位前鞠躬、默哀，不由自主的总是泪流满面。据陵园资料科科长讲，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人来祭奠江波烈士。）
二十多年过去了，回顾当年在清太徐地区残酷、紧张的战斗生活，英勇牺牲的战友，冒着生命危险提供掩护和帮助的群众，心中总有一些感慨。现仅以以上文字，怀念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那激情澎湃的岁月，纪念作出无私奉献和牺牲的战友和清太徐人民。
愿我们的民族兴旺发达、繁荣昌盛，前程更美好！
2021年1月 整理
注1：西北农民银行是抗战时期晋绥根据地建立的地方性银行。也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之一。各时期西农币与白洋及人民币的比价见下:
1940年~1945年农币与白洋的比价：
5:1 13:1 40:1 120:1 170:1 170:1
1948年发行之人民币与西农币比价为：
1元（人民币）/2000元（西农币）
1941年~1945年每石粮折合白洋、西农币（元／石）
| 1941 | 1942 | 1943 | 1944 | 1945 | ||
| 白洋 | 0.88 | 1.5 | 3.53 | 2.88 | 7.77 | |
| 西农币 | 11.44 | 752.8 | 423.60 | 489.60 | 1320.9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