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在红军长征中的重大贡献

震古烁今的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开始，到1936年10月胜利结束，历时整整两年。

在党和红军的高层领导人中，只有朱德经历了长征的全过程。从一方面军突围转移，到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再到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最后在西北实现三大主力的大会师，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始终站在红军队伍的前头，指挥并鼓舞着全军将士。

他为红军战胜千难万险、克服种种危机，胜利完成战略转移，并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限于篇幅只概述其贡献的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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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是红军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战略转移。战略转移开始时，主要领导权仍掌握在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手里。

但是，有关红军的行动部署以及作战命令，大多是由朱德以中革军委主席或红军总司令的名义下达的，也有少数文电是由他和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联署的。

这种情况表明，当时朱德虽然被排除在最高决策层之外，但号令三军还离不开用他的名义。

长征开始时，中央红军仍处于“左”倾军事错误的统治之下。

正是这种“左”倾军事错误，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但长征开始后，它已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变为转移中的逃跑主义。

毛泽东曾形象地批评这种转移，就好像“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

朱德在长征初期对“左”倾军事错误采取了抵制和反对的态度，他对红军摆脱“左”倾军事错误、重新确立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不赞成“大搬家式”的转移并予以纠正。

朱德曾针对长征初期的问题指出：“长征就像搬家一样，什么都搬起来走，结果太累赘，很吃亏。补充来的新兵没有来得及训练就搞到团里、营里去。没有带过兵的人，就会搞空头计划。他们不知道没有训练过的新兵，不跟着老兵怎么能走？结果，就让新兵去搬运东西、保护东西，……连印刷机、兵工厂机器都搬出去。结果，一个直属队就有一万多，所以，需要的掩护部队也就多了。因此，部队动起来很慢。”

事实正如朱德所指出的，长征出发时，红军的主力兵团一、八军团和三、九军团分别行进在中央纵队的左、右两翼，而由五军团殿后，这样，战斗部队完全被庞大的机关和后勤队伍所拖累，无法进行机动灵活的战斗，整个部队只能被动挨打。

这种情况，在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锁线时，由于红军同“南天王”陈济棠达成了“借道”协议，没有遭到严重阻击，问题不那么突出；等到过第三道封锁线时，由于行动缓慢，已经十分被动，到第四道封锁线过湘江时，就发生了空前激烈的战斗，红军损失惨重。

鉴于这个教训，过了湘江之后，朱德立即和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在12月4日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并要求检查携带的物资，不必要的立刻抛弃或毁坏，使部队能够轻装前进。

康克清回忆说：“红军的严重失利，使大家认识到‘左’倾领导者一意孤行造成的损失，到处议论纷纷。他们这时不得不同意朱老总提出的‘丢掉坛坛罐罐’。朱老总召集各部队领导干部，作了轻装行军的动员和布置。我们司令部迅速行动，我清出一大包东西，有蚊帐、鸭绒被和非急需的衣物，叫潘开文拿去送给当地老乡。”

二是反对“左”倾领导者错误的进军方向，在通道会议上首先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突破国民党军的围攻，到湘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因此，出发时把转移称为“西征”，而不是后来所说的“长征”。

红军过了湘江之后，国民党军已了解了红军的意图，在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的道路上，布下相当于红军兵力五六倍的兵力，张开口袋等候红军钻入。

在这个关系到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

12月12日，军委在通道紧急召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针，在朱德和周恩来推动下，会议破例请毛泽东参加（毛泽东回忆说“这一回他们才请我去参加会议”）。

李德在会上不顾敌情的变化，仍然主张按原定计划行动。毛泽东发言指出，“如果按原定路线前进，就会遇上蒋介石所埋伏好了的二十万军队，一路上大山也多，我军就有被消灭的危险”，提出改变路线，挥师向西，尔后进入贵州。

朱德第一个站出来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多年后，毛泽东还记起：“我这么一说，朱德首先表示同意，接着，周恩来、王稼祥也表示了赞成。”

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的建议。会后，朱德命令各军团、纵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并对行动做出部署。

中央红军突然折入贵州，一下子就把十几万国民党军甩在湘西，赢得了主动。

在进入贵州后的黎平会议上，在乌江南岸的猴场会议上，由于“左”倾领导者仍然坚持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都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在争论中朱德都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在黎平会议上，朱德还提议恢复刘伯承的红军总参谋长职务。刘伯承从1932年10月开始任红军总参谋长，曾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大捷。

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批评李德的霸道作风，便被降职到第五军团任参谋长。

朱德深知刘伯承的军事指挥才能，早在护国战争时刘就以智勇双全而闻名于川滇黔军界。

现在红军西进贵州、四川，正需要有在这一地带作战经验的将领，因此，朱德提议把刘伯承调回红军总部任总参谋长，得到中革军委的批准。

这以后，刘伯承总是率红军先遣部队走在大军前头，斩关夺隘，为全军开辟胜利道路。

三是在遵义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提出改变错误的领导。

在具有重要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上，朱德在王稼祥、张闻天之后发言，以切身体会揭露“左”倾军事领导者在第五次反“围剿”和战略转移中的错误。

毛泽东曾回忆说：“当时朱德就说，李德在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中，命令红军打阵地战，其结果是丢掉了苏区，牺牲了很多人，最后，我们还是撤离了江西苏区。而西征开始的军事策略也是错误的，害怕接敌，仓皇逃跑，以致损失惨重，这也是中央的责任。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下去了。”

朱德在会上发言的大意，还可以见证于当时给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的回忆：“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从这些回忆中可以看出，朱德的发言，不仅仅是揭发批判“左”倾军事错误，而且是要求从组织上改变“左”倾错误领导。

这是他对遵义会议做出撤消“左”倾错误领导的重大决策的一大贡献。

笔者想指出，过去在有关遵义会议研究和宣传上，对朱德的这一贡献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和肯定。

朱德在遵义会议上的态度和发言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这是由于：

1、他在军事上的地位非同寻常。他的军事资历在党内比较起来是最深的，有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有巨大的威望，因此才由他担任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的职务；

2、他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屡建战功，曾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同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3、他在第五次反“围剿”时一直在第一线，对博古、李德军事上的瞎指挥有着直接的充分的了解，因此，他的发言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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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是他在长征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过去对此已多有回忆、研究和宣传，本文不想赘述。只想概要讲几点过去注意不够或强调不够的问题。

这里，先引用一份珍贵的史料。1937年6月19日，陈云在新疆通过西路军部分干部了解了长征中一、四方面军分离的情况后，给王明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中说：

……必须提到朱德同志的作用。朱德同志真是一个我们党的红军伟大的领袖，他不管在一、四军分裂初时，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在领导者影响之下，如何地当众污辱他，仍以诚恳的光明正大的态度来应付这些事情，……他始终是谆谆地以全党、红军团结一致，去劝导同志影响同志，他一天到晚地在部队的下层去教育军队，进行政治解释，进行作战教训，以他这样的经验之多，以及团结全党的劝导，四军的军队干部竟没有一个不拥护朱德同志的，就是以前当面辱骂他的，后来也变成了对朱德同志最尊敬的人。但是朱德同志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和事佬”（他在问题闹僵时总会设法转圜），他对于党的中央是非常尊敬的，他坚决反对组织第二中央，坚决反对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他说：“我是革命军人，军人反党我是不干的！”

他一方面公然坚持这些原则立场，同时却尽量与四军党政军领导者不分裂，以便取得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的可能。如果他要分裂的话，他就不能在以后一时期争取四军与中央红军再会合了。

以上这段话，是长征结束后不久，陈云在新疆向曾喋血祁连山的西路军幸存的指战员做调查时得到的情况和看法，应该说，这个叙述没有受后来历史影响的痕迹，是很有史料价值的。

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既讲原则，又讲策略，这种策略也是一种斗争艺术，它要求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宽广的襟怀，要求从大局出发，从长远的根本利益出发，在一定条件下采取妥协和忍耐，等待时机，因势利导，创造条件促成转化。

朱德在党中央同张国焘斗争的关键时刻，提出暂时采取“过渡性”的办法。

张国焘在自立第二中央后，朱德一再“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

对张国焘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总司令的地位和份量，张国焘是惦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

但是，张国焘一意孤行。1935年12月5日，他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彭德怀、毛泽东等，宣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以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党中央从党和红军团结的大局出发，对张国焘这种公然分裂的反党行为一开始没有采取断然措施，而是通过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林育英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做张国焘的工作。

林育英几次从陕北致电张国焘，规劝他说：“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党可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并说：“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甚至提出一种解决办法：“国际对中国党的组织问题本来有如下的意见：因为中国土地之广大，交通之不便，政治经济的不统一与发展之不平衡，特别是中国革命在各地的爆发等原因，中共中央势难全部顾及，因此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州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方法”。

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也致电张国焘：“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另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而张国焘不听规劝，继续坚持分裂党的立场，他1月20日致电林育英，狂妄地要求在陕北的中共中央“自动取消中央名义”，并提出“党内争论请国际解决”。

鉴于张国焘顽固地坚持分裂的错误立场，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明确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

在这种矛盾激化了的情况下，朱德苦思焦虑，提出了一种避免彻底分裂的办法。

1月23日，他致电张闻天，说：现值革命新的高涨，党内急需谋统一，为避免对外不一致，“提议，暂时此处以南方局、兄处以北方局名义行使职权，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职务，统一领导。”

这是朱德在草地分离后给中央单独发出的第二封电报。电报要求中央对张国焘的分裂暂时做出妥协，给张留下一个转圜的余地，这也是代表四方面军中主张张国焘放弃第二“中央”同时“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的同志提出的“过渡性的办法”。

朱德的提议正好符合陕北中央的想法。第二天，即1月24日，林育英即致电张国焘、朱德，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兄处可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同日，张闻天致电朱德，说：党内统一一致，才有利于中国革命，“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张国焘“既愿放弃第二党组织，则他事更好商量”，提出“兄处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

朱德的提议和中央的表态立即起了作用。张国焘的态度开始有所变化。他本来对自立“中央”就觉得理亏，加之朱德等人的反对，以及部队南下失利已成定局，特别是看到共产国际对他自立的“中央”不予承认，现在找到了一个“直属国际代表团”台阶下，便就势同意了林育英的意见。

1月27日，张国焘致电林育英、张闻天，表示“原则上完全同意”瓦窑堡会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党中央此时最好能在白区，但不知条件允许否？此时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这句话反映张已承认党中央的存在，不敢再以“中央”自居。

这样，张国焘就没有公开打出他自立的“中央”的旗帜，并且在红二、六军团到甘孜同四方面军会师的前夕，即6月6日，在红军总部机关活动分子大会上宣布取消他的“党中央”。

到了9月下旬，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前夕，在他不想会师、想率部过洮河西进的图谋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不得不致电中央：“请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

这是张国焘经过“下台阶”后第一次正式承认接受党中央的领导。

这个过程，说明朱德在矛盾激化的时刻为避免彻底分裂而提出的“暂时”办法，和党中央同意采纳这个办法，是具有政治远见的。

正是这种政治智慧才决定采取暂时妥协的斗争策略，而达到维护长远的根本利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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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写道：长征“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

红军历时两年的长征，不仅要在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血战中求得生存，还要在极其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饥寒交迫境况下求得生存，其艰难困苦的程度，在中外战争史上以及人类迁徙史上都是罕见的。

朱德在困境中特别能忍耐和特别有办法，以艰苦卓绝的表率作用带领红军战胜了难以想像的困难。

长征时，朱德已年近五旬，是红军高层领导中年龄最大的。但他为着节省出几名强壮士兵去充实作战部队，在行军中既不要担架，也不要文件挑子，只要了两匹马，一匹骑乘，一匹驮行李和文件，供他骑乘的那匹马又常常留在司令部队伍后头,为收容伤病员用。

当时和朱德一起行军的红军总部参谋吕黎平回忆说：“行军途中，朱德同志经常不骑马，腰插一支小手枪，同司令部的同志一道徒步行军。他沿路谈笑风生，摆四川‘龙门阵’，以分散干部战士们的精力，减轻大家的疲劳。”

朱德长征，比同他一起出发的红一方面军战友多走了一年时间，多走了一万多里路；他三次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还翻过比夹金山又高出两千多米的党岭山，和红军战士们一起创造了在严冬时节越过大雪山的奇迹；他还三次走过荒无人烟、遍布陷潭的草地，这是长征中最令人毛骨耸然的一段路。

但朱德在长征结束后却回忆说：“当过草地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是极困难了。我还认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红的花，黄的花，都很好看，几十里都是。还有大的森林与树木。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弯弯曲曲的，斜斜的一条带子一样往极远处拐了去……牛羊群在草地里无拘束地自由上下，也是极有趣的。也许因为自己带着乐观性吧。”

在长征中，红军曾几度经历环境恶劣、粮秣无济、饥寒交迫的日子。每当这时，朱德总是想方设法使部队生存下来并走出困境。

1935年夏，红一方面军从懋功一带北上进入雪山连亘的藏族区域，粮秣得不到接济，大军几乎绝粮断炊。在那样情况下，朱德组织、发动各部队满山遍野采摘野菜充饥。

成仿吾回忆说：“朱总司令最善于找野菜，他先组织一个‘野菜调查小组’，亲自带领着小组到山上或原野，找出一些认识的、可以吃的野菜，挖出带回来，分类洗干净，煮着吃。然后他又动员大家去找，把大家吃过的野菜都挖来，这样经过大家的努力，最后竟找到了几十种可吃的野菜，解决了不小的问题。”

在一些沟谷地带，7月的青稞麦已勉强可以割来吃了。由于部队已近绝粮，红军总部不得不命令各部队进行10天割麦，筹备粮秣，同时派人去四处寻找藏民回家，按当地粮价付款。

“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一齐动手，参加割麦的运动”，朱德“不仅同战斗员一样割麦和打麦子，并且割下以后从一二十里远的地方挑五六十斤回来”。

1936年早春，朱德和红四方面军为了等待红二、六军团北上会师，在平均海拔3000米高的康北高原上渡过了极其艰难的4个月。

几万人的大军口粮无继，在朱德的带动下，基本上是靠野菜和临时找到一点牛羊肉充饥。

朱德亲自领导了一个野菜委员会，其中包括老农和医生，由他带队，从漫山遍野的野草中，找出20多种可食的野菜，编了个《吃野菜须知》的小册子下发到各连队，并要求各连队组织野菜组、捕鱼组、打猎组，千方百计同饥饿做斗争。

同时，他还号召部队自己动手，买羊毛，捻毛线，织毛线衣、毛背心、毛袜子、毛手套，千方百计同严寒做斗争。

“他每次参加总部机关开会，总要谈捻毛线，织毛衣，并推荐一些织得好的毛织品，让大家传看学习，表扬那些织得好、织得快的同志”。他自己还身体力行，带头捻毛线，织线衣。

朱德以艰苦卓绝的表率作用，对红军在极其恶劣自然环境里求得生存所作的贡献，早已得到世人的肯定。

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从纯粹军事战略和技术上处理一支大军撤退来说，中国没有见到过任何可以与朱德统率长征的杰出领导相比的情况，……他部下的军队在西藏（应为川西北——引者注）的冰天雪地之中，经受了整整一个严冬的围困和艰难，……而仍能保持万众一心，这必须归因于纯属领导人物的个人魅力，还有那鼓舞部下具有为一个事业英勇牺牲的忠贞不贰精神的罕见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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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首先是军事斗争，战胜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但同时，也采取统一战线政策，以减少阻力和牺牲。

朱德由于他的身份、在军界的资历和影响，在军事统战工作中发挥了特殊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为红军开辟长征道路做出了贡献。这里仅举几例：

例一：红军长征出发前夕，朱德和周恩来根据党的统战策略，利用蒋介石和广东地方实力派的矛盾，派代表同国民党南路军总指挥陈济棠部秘密谈判。

朱德致信陈济棠，说：“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信中提出双方停止作战行动、恢复贸易、代购军火等五项建议。

10月5日，朱德、周恩来派出时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的潘健行（潘汉年）和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二人为谈判代表，持朱德给陈济棠的第七师师长黄延桢的一封短信出发去筠门岭谈判。双方代表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达成五项协议，其中第五项是：“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

中央红军开始突围时，根据“互相借道”的协议，红军总部派人通知陈济棠，陈即令所部让出一条宽40里的通道。

所以，中央红军较顺利地通过了第一、第二道封锁线，使蒋介石惨淡经营了一年多的四面合围、把红军消灭在赣南的图谋化为泡影。

例二：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直指大渡河。

这时，蒋介石由贵阳飞抵昆明，急令“追剿军”薛岳、周浑元部及滇军向金沙江追击，又令川军杨森、刘文辉扼守大渡河沿岸等地，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

四川军阀杨森与朱德早年是同学，北伐战争时期又是经朱德做工作易帜转向国民革命军的。

他想保存实力，又与朱德有这一层关系，于是，便授意其部下、驻荥经的川军第五旅旅长杨汉忠派人向红军总司令朱德送来信函，提出互不侵犯的要求，并告知部队番号和联络信号。

朱德复信说：“汉忠师长吾侄勋鉴：来函悉，吾侄深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殊堪嘉许，已按来意饬敝部先头与贵军切取联系，专复并颂勋绥！”杨令所部为红军让路，使红军得以迅速抵达大渡河，并抢渡成功。

例三：1935年12月15日，朱德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发出致川军各级将领公开信，号召川军与红军在三项条件下订立军事协定，共同反蒋抗日。

这三项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二）立即允许人民群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三）立即武装民众，作抗日救国军的后备队。这封信发出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川军对南下部队的进攻。

例四：1936年8月，朱德率红军二次北上，走出草地，指向甘南。

为减少部队行动阻力并争取共同抗日，他曾于8月7日致信四川军阀刘湘，说：“德等率领抗日红军大举北上，实行团结一切抗日反蒋力量，收复东北失地。先生西陲重石，爱国有素，倘能与红军联盟抗日，共同奠定救国之初基，则国事幸甚，否则亦须建立爱国友谊关系，互不侵犯以保国防实力，勿为蒋贼离间，自相残杀。”

8月17日，又致信驻甘南的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王均及下属曾万钟、唐淮源等，信中说：“兄等与弟十余年患难交好，均在同一革命战线共同奋斗，虽中途分离，实亦时势迫成，当能共谅处。兹亡国大祸临头之今日，必能化除成见，共襄义举，共以救国为重，吴越同舟尚知共济，同室操戈徒招日寇窃笑。弟素知兄等救国有心，当不以斯言为河汉也。如其不幸，彼此发生冲突，不仅徒伤国防实力，于民族国家前途亦大不利，倘能彼此密派代表共同协商则更妥当。抑或兄等迫于环境与职守关系，亦何妨坚守各城壁垒，使我军得以寻其空隙通过，达我直接抗日之目的。我军当亦退避三舍或假作周旋，以为兄等地步也。想兄等必有同情，专此再达。”

王均所部原为滇军，其主要将领与朱德曾是云南讲武堂同学，信件对红军减少敌对力量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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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胜利，是以红军三大主力实现在西北大会师为标志的。红军三大主力能够在西北会师，不仅要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使以四方面军为主体的南下部队重新北上，还必须使在1936年初仍转战在湘黔边的红二、六军团（即后来的红二方面军）也经过长征实现北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朱德坚决争取了红二、六军团到甘孜会师，并促成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才有了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的会师。这是朱德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当时的情况是，一、四方面军分离后，通讯密码留在红军总部，党中央无法同红二、六军团电报联络。

而朱德和张国焘则以红军总部名义同二、六军团保持着联系，经常通报情况，予以指导。朱、张虽然是连名致电，却各有各的想法，张国焘是想把二、六军团拉过去，壮大他的力量；朱德是想在二、六军团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尽可能给他们以帮助，保护好这支红军力量。

四方面军南下失利后，于1936年二三月从天全、芦山等地转移到康北的甘孜一带，本来准备稍加休整即行北上，这时，得知红二、六军团转战到黔滇交界的资孔山区，打算在南北盘江间建立新的根据地。

3月23日，朱德和张国焘致电红二、六军团，要求他们同四方面军会合北进。

电文说；“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之前设法渡过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果你们决定后我们即布置接应你们”。

红二、六军团接电后，放弃了建立新根据地的打算，开始为实现会师而北上。

朱德和张国焘连署电报要红二、六军团前来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而实际上各有自己的算计。

朱德后来同原二方面军同志谈起过这次决策的经过，说：“我想二方面军过江对我们（指朱德、刘伯承等——笔者）就气壮了，所以就想你们早点过来好”。

“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了”，“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

但是，就在朱德为红二、六军团决定与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而感到欣慰之际，出乎意料的是，4月1日，接到林育英从陕北来电，说：“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又说：“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机会”。

这份电报，曾使四方面军一些指挥员迷惑不解，不知该怎么办。徐向前回忆说：“多亏朱总司令决心不变，坚持四方面军仍在现地休整训练，待与二、六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

为了实现红军的两大主力共同北上，朱德苦心孤脂，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一是坚持要四方面军暂时留在康北地区等待并接应红二、六军团。

康北地区条件异常恶劣，四方面军原来不打算在这一带久留，只想在筹集必要的粮物后即刻北上。

这时，为了策应红二、六军团北上会合再共同北进，四方面军根据朱德的意见改变原来计划，决定在这一地区停留下来。这个重大决策，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二是取得陕北党中央对红军两大主力共同北上的理解和同意。

直到5月20日，才接到林育英等从陕北来电，表示“对于兄等及二、四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并表示：“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采用协商方式”。

不久，中央对红一方面军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作出部署，这更促使张国焘下定北上的决心。

三是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率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后，及时向他们澄清张国焘及其追随者散布的对党中央的诬蔑，说明张国焘搞分裂的实情，使这些同志坚定地站在拥护党中央的立场上，一致克服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他同任弼时、贺龙背后商量，如何想办法去会合中央，如何将部队分开行动，防止被张国焘控制；他给贺龙出主意，向张国焘“要人要东西，把三十二军（原红九军团）带过来了”。

他还建议要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以加强总部制约张国焘的力量；要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既摆脱了张国焘的控制，又可以从外面对张国焘起制约作用，以保证顺利北上。

四是做好二、四方面军的团结工作和共同北上的准备工作。

在康北高原等待红二、六军团的几个月，朱德带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抓紧做北上准备工作，不仅解决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御寒装备，还为将要到来的二、六军团战友们准备慰劳品，缝织了两万多件羊毛衣裤，还准备了其它北上行军物品。

在过草地时，朱德特别指示走在前面的部队要照顾在后面跟进的二方面军部队，并带头节省把食物尽可能留给后面的部队用。

长征胜利结束后，1937年3月，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二队学员题词：“要学习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对朱德在红军长征中所表现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革命品质和杰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作者：吴殿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