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外交部的故事 | 与毛主席“九九批示”有关的真事（二）

根据毛主席的“九九批示”，外交部下达了“勤俭办外交”的精神，并有一些具体的规定。驻外使馆的门厅处要挂毛主席的画像，内部摆设不得有“封资修”的东西。

（什么是“封资修”的摆设？谁说得清楚？）

于是就简化成毛主席的画像、语录之类的“红色”内容。弄得使馆不像个代表国家的驻外机构，具有强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色彩。

中国驻法国使馆的例子就很有代表性。先介绍一下背景：

?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是第一个同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

1964年，中法正式建交，国民党当局驻法国大使馆按照国际法，就应该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了，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合法接收国民党政权的驻法使馆。

国民党的外交人员十分狡猾，中法一建交，就把其使馆改成国民党政权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代表团的住所了。当时台湾当局还是联合国的合法成员，常任理事国，拒不交出原使馆。

这个事拖了好几年，黄镇大使到任后，花了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精力交涉此事，进展不大。

? 1967年1月17日，黄镇大使和夫人朱霖参加戴高乐总统和夫人在爱丽舍宫举行的新年国宴。

直到1967年夏天，由法国总统戴高乐亲自出面解决，勒令国民党当局的外交人员交出该处房产，此事才得以解决。

这时候，中国驻外各使馆的外交人员已经基本都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去了，黄镇为了解决馆址接收的相关事宜，一直在法国盯着。1967年7月黄镇才启程回国，黄镇大使的夫人朱霖已于3月份启程回国了。

?70年代，法国巴黎市中心塞纳河边景象

要接收的使馆位于巴黎第八区乔治五世街11号。此址是在巴黎的市中心，连接香榭丽舍大街和塞纳河上的阿尔马桥。这栋四层楼房的建筑原来是法国糖业大王勒伯第的宅第。

19世纪时，这条街上的住户都是达官贵人，其中有大财主，也有王子、侯爵等贵族人士。这栋房子是当时中国国民政府驻法国大使于1936年花了500万法郎买下的。

法国于1935年夏，将原来的中国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在此之前，顾维钧于1932年出任驻法国公使。那时，西方国家看不起中国，认为中国国力太弱，不配平等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因此只设立公使馆。

? 70年代，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与法国友人合影

法国之所以把中国公使馆升级，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国情所致：30年代蒋介石在江西围剿红军，且中国国内军阀混战连年不断。中国从德国买了不少武器装备，法国看着眼红，也想往中国卖军火，于是为拉拢中国，便把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利益决定国家的外交政策”，这是一条泛国际的铁律。

黄镇接收了国民党政权驻法国使馆，大胜，紧接着就回国挨批斗去了，手下看摊儿的留守人员就去收拾新接收的使馆。

新使馆里一片狼藉，国民党外交官撤走时留下垃圾无数。这也正常，怎么能指望这帮孙子给你打扫干净，收拾整齐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代表呢？死敌呀！

留守人员收拾使馆时，要遵循毛主席的“九九批示”和外交部“勤俭办外交”的精神，使馆内部装饰摆设要遵循革命化的规定。

在使馆内，最大的房间要属金厅这个地方了。这是接待来宾客人最主要的地方，从厅的尽头有一转弯儿楼梯转上楼，沿着楼梯的墙壁上镶嵌着8幅油画，大的有茶几大，小的有两张A4纸般大，都是出于名家大师之手，其市场价值无人能知。

这种画作内容是袒胸露背的法国贵妇，与中国使馆装饰的风格和要求格格不入。之所以台湾的外交官没有拿走，是因为画是镶嵌在私宅的墙壁上，不为外界知晓，也不是随手可以摘下来带走的东西。此外，画作是属于原来房屋的一部分，不可以动，否则会有法律上的麻烦。再加上国民党的外交官们也不懂这些艺术品的市场价值，它们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保存下来了。

留守人员决定将画作处理掉。有人出主意说，看看能不能卖了，还能回收几个钱，给国家省点儿。于是找来了房地产公司的agent，以3000法郎的价钱成交，前提是要按中国使馆的要求把楼梯墙壁修理好。

房地产公司找了文物艺术品专家来看过之后，派来了一帮人，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把这8幅画从墙壁上给起下来。修补墙的时候，咱们的工作人员在旁边盯着检查，怕法国人安装窃听设备。

几个月之后，巴黎的报纸刊登了一条艺术品拍卖的消息，从中国使馆起下来的8幅画，拍了100多万法郎（具体的数额不清楚，有意者可以查一下当年的法国报纸）。

这些画作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已是二战之后的和平年代，艺术品市场的价格翻着翻地往上涨并不出奇， 只是便宜了艺术品经纪人了。

遗憾的是，只有接收使馆的几个人看到过原作，没有人可以说得清楚，也没有留存下来照片，这件事真是历史的遗憾。话又说回来，这事搁现在是个事儿，在那个年代还真不是什么事儿，留着倒是麻烦。

故事到这儿还没完。

金厅大门的内侧门楣是法国女人半裸的石像，也不符合中国使馆的布置要求，留守人员干脆就给砸了。

（作者：鸣谢张海河提供金厅的照片）

现在金厅门楣上的像是后配的，经手人是李XX叔叔。黄镇回法国任大使期间，多次让李叔叔去配一个门楣，李叔叔配了一个回来装上，但效果很不好，不是样儿。黄镇是懂艺术的人，要求再重新配一个。李叔叔跑了好多地方也没有配到。

李叔叔从黄镇在印尼使馆时就跟着，黄镇转法国任大使，也带着李叔叔作为可靠得力的办事人员。

1973年，黄镇调美国，任联络处主任，曾涛继任。两人交接时，黄镇向曾涛推荐李叔叔，意思是身边必须有一个忠诚可靠、懂当地各种事情的能干的人在身边。

? 1974年，法国总统德斯坦出席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国庆招待会时和曾涛大使的夫人朱黎青握手

此时李叔叔已调欧洲其他使馆（好像是阿尔巴尼亚）工作。曾涛觉得有理，就向外交部干部司提出调李叔叔再到驻法使馆工作。黄镇、曾涛这样的副部级大使在外交部说话是有分量的，不久李叔叔再回法国使馆工作。

? 1975年5月，邓小平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会见法国总统德斯坦

这一次回法国工作，李叔叔跑了不少地方，终于完成任务，找了一个还不错的门楣装上了，把那个替代品给换下来了。现在金厅的门楣是曾涛任大使时安装上去的。

201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去李叔叔家，闲聊时李叔叔给我讲述的。李叔叔是1950年初来外交部工作的，那年只有18岁。他是作为何英的警卫员护送首长来北京外交部报到的，来了以后就留下了。后来何英到印尼任驻雅加达的总领事，李叔叔也跟着去了。

1950年初，外交部从军队调来一批干部。除了第一批的将军大使，还调了一批师团级的干部出任参赞一秘的职务。这些军队干部都是拖家带口的全家行动，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警卫员护送。像耿飚、袁仲贤这样的军队高级干部，除了警卫员，还自带吉普车和司机。

这一批警卫人员至少二三十个，作为工勤人员留在外交部了。这些警卫司机都是从部队来的小青年，都是首长身边的人，又一起接受培训，在一起特别亲，抱团儿，在外交部早期形成了一股特殊的人脉关系。我把他们称为“警卫帮”（没任何贬低的意思）。

这一批人有些跟着原来的首长出国到使馆工作，有些留在部里。李叔叔告诉我，我爸调来外交部时也带来一个警卫员，叫什么什么，李叔叔也认识，很熟。本人没记住人名。

通过李叔叔的讲述，我们这些二代子弟才知道外交部有这么一批人存在，也许在外交部的历史记载中看不到他们的名字，在外交场合交往的场面找不到他们的照片，但他们是实实在在为外交事业的建设出过大力的。

为此，我们这些后人应该记住他们，对他们的尊敬是发自心底的。在此，特别鸣谢李叔叔，祝您身体健康！

“九九批示”对驻外使馆的影响是全面的。其他使馆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前外交部长黄华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1967年他在驻阿联大使任上，也是根据“九九批示”的精神，执行外交部的规定，搞使馆布置的“革命化”。

中国驻阿联使馆的院子里有大大小小的石像几十个，中国使馆搬进来之前就有了。这些石像是反映阿拉伯民间特色的，有些带有一点宗教色彩。路人经过可以看到这些石像，也算是开罗的一个特色街景。

使馆里的造反派积极行动，把这些石像统统推倒给埋了。

“九九批示”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是一个小小的涟漪，对外交部来说却是一道伤及筋骨的深深刀痕。它的影响之大、持续之长只有外交部的人能感觉到。

? 1982年外交部首场发布会，中间宣读声明者是钱其琛

就拿着装来说吧，80年代大部分时间还是以中国特色的中山装为主。外交场合完全西装革履是90年代后的事情。有意者可看看80年代后期中国报纸上刊登的接见外宾的照片。看看我说得对不对？

还有一件事，可以看到中国外交人员被弄得心里阴影的存在。

? 1979年，章文晋（中）陪同邓小平首次访美

1983年，章文晋接替柴泽民任驻美国大使。中国驻美国使馆在黄镇时期买了一处官邸，一直以来作为接待宴请的地方使用，大使未曾入住过。章文晋夫妇到任后打算入住此处，于是使馆的人自己打扫收拾一番。

官邸的大厅里挂着一副毛主席的水墨肖像。章文晋夫人张颖后来写道：“不拿下来这幅画，难以布置整个客厅。商议此事时大家都沉默良久，不敢轻易表态，怕犯错误。”这里明显可以看到历史的阴影仍然存在。

有人提出要大使来做决定，后来还是张颖做主给摘了。事情不大，但借此可以看到，处处谨慎小心的中国外交官们，处理起自己身边的事还是心有余悸的。

驻外使馆、领事馆内部的布置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慢慢地剔除了“文革”的影响，恢复正常。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