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有着文人性格和学养的陆定一，毕生从事宣传工作。他最后的一篇文字，是1991年3月发表于《人民日报》的《陆定一文集 自序》。这一年是中共建党七十周年。文章洋洋洒洒万余言，陆定一为此耗时三个月。文章写毕，他送请薄一波审阅。薄一波阅毕感叹：“这是一篇最简练的党史啊。”
虽是文集之“自序”，陆定一却几乎未谈文集内容，也没有言说一己之事，全文所云几乎全是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和中共七十年来历史，观点不乏独到，情感不乏真切。85岁的陆定一在回顾了中共走过的曲折历程之后说：“共产党是这样的一个党，它是正确的，所以是光荣的和伟大的。它会犯错误，但是它总是能把错误改正过来。革命中是如此，建设中也会是如此。过去是如此，希望将来也是如此。”
自? 序
中国革命，这是一个大试验。试验成功了。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林则徐抗英，依靠的是当时的皇上——道光皇帝。结果是道光动摇了，林则徐失败了，自己被充军到新疆的伊犁。
太平天国输入“基督教”，并企图依靠农民来推翻清皇朝。到了南京之后，内部发生分裂。太平天国灭亡。
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变法维新，依靠的是光绪皇帝和“公车上书”。后来被西太后一举摧毁了。
孙中山，主张三民主义，依靠华侨，会盟，有组织和无组织的知识分子，和分化小军阀。他推翻了清皇朝，完成了辛亥革命。但因为军事力量不如袁世凯，所以把总统让给了袁世凯，然后再来革北洋军阀的命。“革命尚未成功”。
中国共产党，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依靠工人农民，坚持斗争二十八年，革命成功了。所以这是一次成功的试验。近百年来所有的试验中，只有这一个成功了。
五四运动以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成立之后，党员到工人中去工作。先是为工人服务，取得了工人的信任。当时，工人阶级的人数不过三百万。工人是破了产的农民，在乡下不能生存，到城市找工作谋生。所以工人是被人看不起的。为什么共产党看得起工人？因为马列主义的教导。马列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最革命的阶级。
接着是两次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安源矿工的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失败了。安源罢工胜利了。这是两次经济罢工。安源罢工是刘少奇同志领导的。我曾问过刘少奇同志，安源罢工是怎样胜利的？刘少奇同志说，要事先告诉干部和党员：革命的目的是夺取政权。在没有取得政权以前，工人是不能得到完全解放的。所以，罢工中所提出的条件，只能是有限的。谈判的结果，也一定是有限的。只要达到增加工资和承认工人俱乐部，就宣布罢工胜利，结束罢工。
接着，是两次政治罢工，这就是“五卅”上海罢工和省港罢工。这是政治罢工，因为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
再接着，是三次暴动。一，上海工人暴动，成立了上海市人民政府；二，南昌暴动，这是军队的暴动，主力为两个军、一个团；三，广州暴动，主力为一个团，打出了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的旗子。这三次暴动，是城市暴动，都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直到全国解放，再没有城市暴动了。
中国共产党没有退让，而是转到发动农民，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的道路。当时，除了共产党以外，没有一个党派敢于这样做。
这个历史性的转变，就是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所以这样做，又是根据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这就是：一，贫农是半无产阶级，是工人阶级最亲密的战友；二，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土地革命；三，工农联盟的政权，可以保障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革命从以城市为中心转到以乡村为中心。这在以往是没有前例的。法国的巴黎公社和俄国的十月革命，都是首都的暴动。只要在首都夺取了政权，就是全国革命的胜利，否则，就是失败。而中国革命却不是这样，城市革命处于低潮时，可以到乡村去，继续革命，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方法夺取全国政权。
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以来，在中国历史上，有二百多次。许多都失败了。朱元璋的农民革命，是唯一胜利的。但胜利之后，朱元璋的明朝，变成了大地主的政权。
一系列的问题放在党的面前。从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有四次党内斗争。
一、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陈独秀是根本反对到农村去，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打倒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八七”会议的决议，就是针对他的。
二、反对瞿秋白盲动主义的斗争。瞿秋白自己承认了错误。
三、反对李立三“全国暴动”的斗争。李立三也自己承认了错误。
四、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这个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全党全军达四年之久。王明宗派主义依靠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而上台。他们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以此来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凡是马恩列斯说过的话，必须遵循，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执行”。他们的建党路线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杀害了很多苏区的创建者。他们的军事路线是不顾敌强我弱这个形势，反对运动战：进攻时要打大城市，结果是无功而返；防御时，要打阵地战，“不失一寸土地”。分配土地时，他们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在统一战线工作上，他们反对上层统一战线，主张只能与下层进行统一战线，说什么“中间势力是比公开的敌人更危险的敌人”。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坐看发动“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被蒋军消灭。最后，红军被迫去长征。
每一次错误路线的统治，都使党的力量受到损失。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使党员由五万人减为一万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党员由三十万人减为三万人，红军亦由三十万人减为三万人。
反对王明路线，比起反对其他错误路线来更为困难。因为（一）他们有共产国际的米夫作为靠山，而在当时，中国党对共产国际有迷信，以为共产国际的任何决定都是正确的。共产国际相信王明宗派，那么王明宗派也一定是正确的。（二）他们言必称马列，在马列主义词句的掩护下干错误的事情。当时，中国党还没有这种理论水平，不能分别马列主义的词句中哪些是适合中国情况的，哪些是不适合中国情况的，所以就受到他们的欺蒙。（三）他们亦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地主资产阶级，主张土地革命的。所以就很难看出有什么路线的分歧。
这里，我要讲讲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是我的老师。因为是他第一个告诉我，在党内有斗争。他是党内反对陈独秀、彭述之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先锋。在知道自己犯了盲动主义错误的时候，他立即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他当了中国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反对王明在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里的胡作非为，因此同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米夫有意见分歧。
王明宗派主义的形成，是一九三〇年初，在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校党支部局召集学校学生三百人，都是党团员，开了十天大会，讨论支部局的工作报告。拥护支部局的报告的人被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十天大会后，学校实行清党，把反对支部局的人，加上各种罪名开除党籍团籍学籍，或者流放西伯利亚。罪名之中，有“江浙同乡会”、“工人反对派”、“第二条路线派”等等。学校也关门了。
一九三〇年六七月，代表团回国。回国的原因，是共产国际要中国共产党“改变代表团的成份”。六届中央三中全会，反对李立三路线，李立三同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多次作了自我批评。这时，王明和他的一伙人起来反对三中全会。米夫秘密来到上海，要中共中央召开四中全会。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否定了三中全会。三中全会说，李立三路线是左倾的错误。四中全会却说，李立三是右倾而不是左倾，因此，三中全会是“调和路线”。三中全会的领导人是瞿秋白，因此，瞿秋白是“调和路线的负责人”，应当撤职。王明应当做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的时候，出席者争吵不休，最后，由米夫提出名单，当即要求表决，不许讨论。这样，王明就上台了，从此开始王明路线统治全党的时期。不久，我亦以“调和路线”的罪名，被撤销团中央宣传部长和团中央委员的职务。
我想，瞿秋白同志至少同我一样，从那时起就知道，我们同王明之间有分歧，而且是路线的分歧。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客观事实迫得你不能不承认。但是，我们当时讲不出王明路线是怎样的东西，讲出来也不能取信于全党。理由三条，上文已经说过。
瞿秋白同志被捕，是在红军长征出发之后。他被关在福建长汀监牢里。国民党陈果夫派人去劝降，被他拒绝了。临刑之时，他唱《国际歌》。从容就义，慷慨赴死，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气概。
我在延安当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时候，看见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上发表了这个文件。我当时认为，这个文件情绪消沉，恐怕是国民党伪造的。
到了北京，我看见香港的报纸又发表了《多余的话》。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有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以及我的看法。周总理说，他亲自看见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瞿秋白的笔迹。这样，我原来的“伪造”的假设是错误的。
近来，我又想了这个问题。也对孙克悠同志（她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调查秋白同志事迹的。现已离休）谈了。我现在认为，这不是情绪消沉，而是秋白同志有内疚。《多余的话》说，“我是一介书生”，把我推到领袖的地位上，这是“历史的误会”。秋白同志所以内疚，是因为他当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灾难，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愧于被推为领袖。
可惜，我已不能把这种想法，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和请示了。我要把这个想法原原本本写在这里，还我思想上的欠债，表扬瞿秋白同志。
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完成的。从遵义会议算起，全部过程有十年之久。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开了“遵义会议”。这是王明路线统治全党4年的时候。“遵义会议”上，只有两票赞成博古的报告，大多数人反对这个报告，主张毛泽东同志重新领导军队。这是说，王明宗派开始分化。但遵义会议的决议，认为王明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政治路线还是正确的。
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回延安，带回共产国际书记季米特洛夫同志给党中央的口信，说：“中国党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领导下，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同志。全党应该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王明同志不要再玩什么花样。”这样，就把王明路线所以能够存在的第一个原因——共产国际的支持——取消了。
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延安的整风运动，毛主席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演讲，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提出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这就把王明路线所以能够存在的第二个第三个原因也取消了。整风运动以后，王明路线就不存在了。
毛泽东同志比瞿秋白同志，强在什么地方呢？论读书，读马列主义的书，他们都读得很多。论实践，毛泽东同志自始至终在军队里、在苏区里，亲身经历过胜利与失败，深深了解军情与民情，这是瞿秋白同志不能相比的。《左传》里有段赞晋文公的话：“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晋文公是春秋五霸之一。
毛主席讥讽教条主义者，说他们“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读了一点书，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的人，都是属于这一类。毛泽东同志强调，凡是有了经验的人，都要学点理论；凡是学了理论的人，都应该到实际中去，磨练自己；这样才能使自己有比较完全的知识。
农民的武装斗争，（一）发动者必须是当地的共产党员。不是当地的人，不知道当地的情况。这个人必须为当地农民做过好事，取得农民信任的。（二）必须有旧军队的人参加，否则不能把农民游击队训练成为精兵。我军十个元帅里，有五个是旧军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就是证明。（三）必须实行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太平天国有“天朝田亩制度”，孙中山有“耕者有其田”，但他们都没有实行，因此，他们没有相当巩固的根据地可以依托。分田的时候，要划分阶级，这里最难的是怎样分别富裕中农和富农。毛泽东同志经过调查研究，确定了凡是剥削收入占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是富农，以下的是富裕中农。分田的时候，地主富农同农民一样，各得一份土地。农民分得土地，实现了祖祖辈辈的梦想，感激共产党，革命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就迸发出来。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民，听到这个消息，希望红军早点到来。（四）只没收地主，不许侵犯工商业。对于地主兼工商业者，只没收其地主部分的财产，不准侵犯他的工商业的财产。
土地改革，为农民办了好事。它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还感觉得到。人民民主的政权，所以能够经历大风大浪，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土地改革，也影响到长征。长征的胜利，当然是因为“遵义会议”，有了个好领导，然而全军将士，这样的坚决顽强，那是因为他们是农民出身，受到过土地革命的好处。长途行军，要找很多向导，过金沙江大渡河，要找船夫，这些人明知红军是要走的，他们留下来，一定会遭到国民党和地主的追究。但是他们不怕，那还不是土地革命的影响？行军要带粮食。红军在长征中的粮食，是靠没收当地的大地主得来的，农民并不见怪，而且帮助红军。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蒋介石进攻我们以前，我们必须在抗日根据地进行土地改革。然后，在全国胜利之后，在全国进行土地改革。虽然当时有些好心人不了解，全国胜利之后他们是会了解的。
“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清楚地划了一道界线。以前，党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还是幼稚的，可以说是党的幼年时期。以后，党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是成熟了，可以说是成熟时期。从一九三五年一月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十五年，经历了长征的胜利结束，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成，抗日战争，反对顽固派的斗争，重庆谈判，人民解放战争，到全国解放的胜利，这样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每一个关键时节，全党都得到党中央的及时的正确的指示，因而能够不受挫折，一步一步地向胜利前进。如果说“世界奇迹”，这十五年才真正足以当之无愧。
这十五年，党内也不是没有斗争的。（一）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红军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合，大家都很高兴。这是十万大军，如果进入陕甘，北上抗日，就可以形成很有利的局面。谁知即在此时，张国焘不同意北上，主张到西康藏族地区建立根据地。这意味着，共产党和红军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张国焘还认为，一方面军只存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这证明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张国焘路线是正确的。所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都应当由张国焘领导。这是军阀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表现。为了争取张国焘同意北上，在没有人、没有吃、没有穿的雪山地区“蘑菇”了一个多月。战士们饿坏了。于是，在经过草地时，损失了一半有生力量，都是在高山气候下冻饿而死的。过了草地之后，张国焘还要返回草地，到四川的天全芦山去。不能不分家了。毛泽东、彭德怀带了一、三军团六千人北上，到了陕北。隔了一年，再把二、四方面军接到陕北。后来，张国焘投奔了国民党，我党中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把他的妻子送出陕北根据地，与他团聚。（二）第二次王明路线。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建成以后，王明从苏联回国，带回了两个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是重复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的口号。照此去做，那么，红军（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战开始时为三万人，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反对顽固派战争之后，最多还是三万人，而不是一百万人。以三万人对国民党的三百万军队，不可能有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这条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随着王明的垮台而不存在了。（三）土地改革中侵犯中农的错误。这个错误应由康生负责，后来由党中央把它纠正了。——以上三次斗争都没有影响到全党。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民主党、无党无派民主人士的领导人在天安门阅兵和检阅游行。当陆海空三军的方队通过时，想起二十八年前共产党还没有一支枪，连子弹也没有，现在却有了四百万军队，有了坦克、飞机、大炮，还有海军。看见游行队伍红旗招展，想起多少先烈，抛头流血，那红旗不是血染成的吗？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和完成的，这就是“赎买政策”。中国的工商业、银行业资本，百分之九十是官僚买办资本，这部分已经没收，成为国有的了。因此，对于民族资本可以用赎买的办法。
从此，中国再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了。
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从陈胜吴广算起，经历了两千余年。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林则徐算起，经历了一百多年。至此，两个革命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我们老一辈的人，再没有“革命尚未成功”的慨叹。余下来的任务，是反对“和平演变”，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译成现代的白话，就是“道理（理论）、（凡是）可以讲得出来的，（都）不是真理”。辩证唯物主义，把真理分为两种：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所以，人类只能无限地接近它，而不能达到它。相对真理，例如中国革命的真理，则是人类能够达到的，而且可以讲得出来的。中国共产党讲出了中国革命的真理，而且用事实证明它的确是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是相对真理还不是绝对真理，所以不可以把它全盘照搬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可以而且必须照搬的，只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思想方法：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一九七八年党中央召开的第十一届第三次全会，其伟大功绩就在于恢复了这个思想方法。从此，中国党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由幼年时期进到成熟时期。
“大跃进”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国性的错误，是“左”的错误，是在党处在社会主义建设幼年时期发生的，因而有它的必然性。同时也有偶然性，这两次都是由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其主观目的是要“快”，恨不得使中国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正确的意见不能形成气候。非到“焦头烂额”不能改正。
党进入成熟时期以后，情形就不是这样。一九八九年六月，有一小批党员被“全盘西化”等口号所迷惑，党中央就能纠正他们的错误，平定了动乱与暴乱，避免了犯全国性错误。
“文化大革命”时，“踢开党委闹革命”。“造反派”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站在人民之上，命令和强迫群众做这做那，为全国造成浩大的灾难。时间长达十年之久。这样的局面，党居然能把它挽救过来。真是了不起。
共产党是这样的一个党，它是正确的，所以是光荣的和伟大的。它会犯错误，但是它总是能把错误改正过来。革命中是如此，建设中也会是如此。过去是如此，希望将来也是如此。革命经过了二十八年，建设将是更长的过程。现在估计，从一九四九年到二〇五〇年，即一百年，我国才能达到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建设的过程，也像革命一样，将是波涛起伏的，即是“胜利——失败——胜利——失败——胜利”的过程。“一帆风顺”只有在党的路线正确的前提下才会出现。
有些青年同志向我抱怨，说自己“生不逢辰”，没有早生若干年，没有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他们向往革命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要提醒他们：革命是艰难的，因而是伟大的事业。但是，建设何尝不艰难，何尝不伟大。你们能够迎着艰难而上，那就对得起人民，对得起中华民族了。
我只举两个数字。（1）我国人口每年以百分之一点二四的速度增长，而粮食生产的增长比较缓慢。每人平均粮食现在是三百多公斤，估计到二〇〇〇年只能有这个数目，可能还要减少些。（2）我国工业产值的增长，去年定为百分之六，而工资的增长到去年九月已达百分之九。能不感到形势的严峻么？
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解散，一条是更加团结一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生产，努力节约，渡过困难。显然，只有第二条路才是真正的出路。
长征时经过雪山草地，“文化大革命”时坐牢十三年，那时我是怎样想的？我（还有许许多多同志）想，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势力能够这样做。个人的生死荣辱是次要的，主要是共产党这个集体，才是最重要的。哪怕天崩地裂，只要共产党在，就有希望。所以才能性情开朗，哈哈大笑，熬过难关。我并不希望后代再过这样的苦日子，希望（而且相信）后代比前代强。
综观七十年来中国的历史，不论是中国的革命，或是社会主义建设，其成功和失败，决定于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所以成功，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
反对共产党领导权的这种错误观点，有的来自党外，有的来自党内。其表现，既有右的，亦有“左”的。
在革命时期：党外，有国民党右派，以蒋介石为首，主张“限制共产党”，“清洗共产党”，“溶化共产党”，直到“剿灭共产党”。党内有陈独秀，反对共产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两者互相配合。结果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然后，蒋介石继续“剿共”，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共产党内有了王明路线的统治。米夫和王明认为，老的共产党领导必须撤换，代之以王明教条主义宗派。这是从“左”面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权。两者互相配合。于是，使得红军长征，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组织几乎全部损失。日本帝国主义得以长驱直入。中华民族遭到前所未有的灾难。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外，有章伯钧、罗隆基，提出“大鸣大放，轮流坐庄”，从右的方面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党内有“文化大革命”，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从“左”的方面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结果是全党全国的灾难。
方励之在党外鼓动学生反对四项原则，要共产党下台。党内则有“一手软，一手硬”的领导。所谓“一手软”，归根到底，就是不要共产党的领导权。结果是名为“天安门事件”的动乱和暴乱。这时，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已经成熟，所以能平定动乱和暴乱，不致酿成全国性的大灾难。
回顾七十年来的历史，可以看见，共产党的领导何等重要。有了一个经验丰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人民的幸福。不论党内和党外，都应当拥护这个领导。
（来源：昆仑策网，正文原载1991年3月13日《人民日报》）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昆仑策研究院）：一篇最简练的党史：《陆定一文集》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