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借巢育鹰，利用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统战关系，从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中，选派43名红军骨干，组成我党第一支航空队，进入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大队飞行班和机械班学习。这批红军骨干，大多是营团干部，还有师职干部。他们淡泊名利，艰苦奋斗，勇闯难关，经过4年多的刻苦学习训练，系统地掌握了4种型号飞机的驾驶、维护、作战技能，后来发挥 ” 红色空军种子 ” 的作用，为人民空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2年，随着国内外风云变幻而背叛统一战线，公开投靠国民党蒋介石的新疆军阀盛世才，把包括红军航空队员在内的100多名中共人员软禁监押。红军航空队员等中共人员，在监狱中度过了艰苦而漫长的4年。绝大多数中共人员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通过以下一些片断，可以回溯到当年狱中斗争惊心动魄的部分场面。
盛世才在加紧与蒋介石勾结之时，对中共人员和进步势力的迫害步步升级，制造了所谓 ” 四一二阴谋暴动案 “，并极力把罪责强加在苏联人士和中共人员身上。国民党则派出高级老牌特务组成所谓”特派新疆审判团 ” ，直接参与对在新疆中共人员的审讯和迫害，并把中共驻新疆党代表陈潭秋 ( 化名徐杰 )、毛泽民 ( 化名周彬 ，曾任省财政厅代厅长 ) 作为审讯重点。
1943年4月10日，陈潭秋同志开始被过堂审讯。” 审判团 ” 威逼他承认中共在新疆有 ” 秘密活动 “ ，“ 共产党要暴动 ” 。陈潭秋据理严加驳斥敌人的污蔑。盛世才还通过电话亲自审问陈潭秋。陈潭秋 ” ?大骂盛世才，并把电话机子摔碎了！”。( 引自《回忆陈潭秋》，华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敌人妄图迫使陈潭秋屈服，对他施以种种酷刑。他先后受到打手板、站炭渣、麻绳沾水抽打、冰水刑、夹杠子、” 坐飞机 “ 、” 坐坦克 “ 等酷刑的折磨。纵使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几度死去活来，但他铁骨铮铮，毫不动摇。陈潭秋受刑回到牢房后，在难友为其擦洗伤痕时，他坚定地说 : ” 我们共产党人，头可断，血可流，志气不能丢！“
毛泽民同志被审讯时，也受了背杠子、” 坐飞机 “ 、抽皮鞭、挂炸弹、疲劳战等百般折磨。毛泽民怒斥敌人，庄严地声明 : “ 我是为国家为民族的 “ ?。敌人知道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弟弟，竞异想天开妄图诱迫他脱离中国共产党。毛泽民斩钉截铁地说 : ” 那是我的政治生命，不能脱党 ” ，” 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 ?” 我们家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革命，已牺牲掉嫂嫂、妹妹和弟弟，你们逼我脱党是在作梦。” ( 见孟昭代1959年7月8日回忆，载新疆自治区党校《新疆党史资料汇集》。)
敌人无计可施，便于1943年5月7日，利用已经叛变的刘西屏、潘柏南以及盛世才的两个官员，同陈潭秋、毛泽民进行所谓 ” 对质审讯 ” 。敌人让藏在幕布后面的叛徒按事先编造的 “ 证词 ? ” 念一遍，然后要陈潭秋、毛泽民承认。陈潭秋面对敌人的丑恶表演，痛斥了4个无耻之徒。毛泽民也驳斥道 : ” 根本没有这个事实 “，” 刘西屏、潘柏南他们两人是叛徒 “ 。
在狱中，林基路同志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顽强战斗精神。林基路，原名林为梁，曾任新疆学院教务长。他宁可牺牲决不违背党的原则，并写出共产党 人气势磅礴的战斗诗篇《囚徒歌》，在狱中广为流传，对鼓舞同志们的斗志，帮助大家坚定信念，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3年3月11曰，林基路被传讯时，愤怒拒绝敌人的诬陷。敌人用针刺他的指尖，十指连心，疼痛万分，但他毫不屈服。敌人把他按在 ” 老虎凳 ” 上折磨，他也毫不低头。林基路在 “老虎凳 ” 上受刑醒来时，发现胸前木板上有 ” 1943年3月11日小马受刑致死 ? ” 的字样，知道是战友马殊所刻，便也忍住疼痛，刻上自己的名字 ” 小林 ” 。他连续被审讯三天三夜，多次昏死过去，但敌人仍无所获，只得把他押到第二监狱的一间黑牢房里。当林基路苏醒过来时，他用广东《台山木鱼》调，与同乡难友取得了联系。他唱道 : ” 指尖刺烂心如铁，虎凳见词添小林，严刑当作家常饭，烈火焚烧见赤金。” 并常用这种方法来联络战友，互相鼓舞斗志。
中共狱中党组织在返回延安后给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中，高度赞扬了林基路的斗争精神 : ” 林为梁等同志的宁死不屈精神，创造了新疆法庭上受审者的新模范，抑压了特务分子无计不酬的气焰，打破收罗刘西屏等叛徒后的新幻想一一对于全党的荣誉，对于全体同志的战斗鼓舞，对于特务继续审讯的遏止，都有重大影响。” ?( 引自《在新疆监狱中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大义凛然，铁骨铮铮，于1943年9月27日英勇就义。
盛世才杀害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用的是他惯用的秘密杀害手段。据盛世才的警特头子李英奇交代，三位英烈都是被刽子手残忍地勒死。” 死后各裹一块毡埋于迪化市城北郊六道湾沙梁上。在同年十月，盛匪由渝返迪，又将毛泽民同志等尸体挖出摄了照片送蒋匪献功。” ?( 引自李英奇交代材料，原件存新疆自治区公安厅。)
身陷囹圄的中共人员，绝大多数信仰不变，立场坚定，团结在中共狱中党组织周围，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而少数人却站不稳脚跟，有的堕落为叛徒，有的变节脱党，有的当了逃兵。而与 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烈士的英勇不屈成为鲜明对照的，是1943年4、5月在被审讯中出现的三个职务较高的可耻叛徒 : 刘希平、潘同、徐梦秋。
首先叛变的是刘希平。刘希平，化名刘西屏。是从苏联回国路过新疆留下工作的干部，曾任哈密行政长。未经任何审讯，他就昧着良心，承认了盛世才揑造的 ” 阴谋暴动 “，写出脱党声明。据审讯时担任记录的苏连和说 : ” 刘西屏经过很短时间的谈话就要与盛匪打电话 ( 我退出室外，说什么不晓得 )，答应了考虑脱党问题，亦写了亲笔供。” ( 引自苏连和忆述材料，原件存新疆自治区公安厅。)
随后叛变的是潘同。潘同，化名潘柏南，从迪化 ” 新兵营 ” 调地方工作，曾任和田警备司令，兼和田行政长。敌档中发现的材料表明，在1943年4月16日审讯潘同时，潘同尚能据实否认敌人的捏造。但到5月7日 “ 对质审讯 ” 时，潘同已经叛变。据苏连和说 ?: 潘柏南在开始审讯时 态度坚强 ，后经几天的说服工作，“ 就渐渐的气顺了，听说与盛世才直接通了电话后，就写了亲笔供及脱党书。”
第三个叛变的是徐梦秋。徐梦秋，化名孟一鸣，是从苏联回国留在新疆工作的高级干部，曾任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苏连和曾说 : ” 孟一鸣对于所提的问题都据理驳斥，不慌不忙的辩白是非，曾打过手板一二十下，是林储才掌刑的。被打了以后大概过了一两天就写了亲笔供及脱党书。”
徐梦秋、潘同、刘希平三人叛变后，死心踏地为盛世才、蒋介石效劳，得到了国民党的赏识。其中，刘希平对红军航空队员施展了策反阴谋。刘希平曾在红五军团政治部工作过，他与部分航空队员熟悉，敌人便利用这个叛徒把策反的黑手伸向了红军航空队。
新疆红军航空队，从组建时起，就处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之下。1938年1月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在延安窑洞中接见赴新疆学习航空的19名队员时嘱咐说 : ” 你们将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师，是红色空军第一批骨干 ; 不要怕文化低，不要怕人家看不起，要有坚强的毅力，刻苦学习，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 ; 要搞好团结，遵守纪律，保持党的荣誉。” ?1月7日，这批学员成立党支部，严振刚任书记，1月8日出发。( 从迪化新兵营选派的25名学员，于2月8日、2月12日，分两批入校。) 2月20日，延安学员到达迪化。
党代表邓发，将43名 ( 1人身体不合格 ) 选入航空大队学习的中共学员，分成飞行、机械两个班，同时宣布成立一个党支部，直属党代表领导。严振刚传达了陈云同志的指示，大家听后，受到很大的鼓舞。
进入学习训练后，队员们按照党代表的要求，群策群力，勇克文化关，跨进航空门，在航空大队友好教官和苏联顾问的认真带教下，掌握了乌一2型飞机的驾驶和维护技能。25名飞行学员，有24人胜利地完成了初级教练机的全部单飞项目。李奎回忆说 : ” 我们大约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学会了在飞行起落航线中迫降、侧飞、复飞，在空域中盘旋、螺旋、翻滚、跃升、倒转、俯冲等，…… ” ( 引自李奎《回忆在新疆航空队的学习生活》。)
1938年10月，航空队转入飞埃尔一一5型中级教练机。他们在冰天雪地的冬天里，手和脸都被冻肿，仍坚持训练，个个伸出麻木的手，用雪在脸上、手上擦个不停……
航空队在学习训练过程中，一直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关心和指引。1939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去苏联治伤路过新疆时，在 ” 新兵营 ” 野营训练地，接见了航空队飞行班班长吕黎平和机械班班长严振刚，鼓励他们说 :???” 党中央、毛主席很关心你们学习航空，让我路过迪化时向同志们表示慰问。我不便直接去航空队看大家，就见见你们两个代表，请你们转达。”
接着，周副主席详细地询问了他们的学习情况。当汇报到考试成绩都在4分以上，已能操纵维修两种飞机时，周副主席高兴地说 : ” 陈云同志做了件很好的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 又说 : ” ?我们党迟早要建立自己的空军。暂时没飞机，就先培养技术人才嘛。你们四十多名同志既有会飞行，又有搞机械的，一有飞机，就能形成战斗力。党中央对你们寄予很大期望。“ ?
1940年2月25日，周副主席离开苏联回国，路经新疆时，再次接见了航空队飞行班班长吕黎平和机械班负责人朱火华，勉励他们说 : “ 我听潭秋同志介绍了你们的情况。四十多名同志，多数是红军营、团干部，在航空队过艰苦的学员生活。一年到头都是紧紧张张地学理论，学技术，年龄大了，还不能结婚成家。你们有理想、有志气，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克服很多困难，取得了好成绩，这是很可贵的。要告诉同志们，现在这样的学习环境、学习条件，是非常难得的 ” ，“ 要抓紧时机，刻苦钻研，一定要把真夲领学到手。” ( 引自吕黎平《星光照西陲》。)
中共中央的殷切期望、建设人民空军的前景，鼓舞着这批派在盛世才航空大队学习的中共学员，更加刻苦地训练。1941年初，苏联又援助盛世才6架伊一15型和2架伊一16型战斗机。苏联顾问和中共驻新疆党代表陈潭秋商定，安排吕黎平、方子翼、方华、陈熙、夏伯勋、刘忠惠、方槐、汪德祥、袁彬等9名中共学员，参加首批改装训练。训练地点是设在迪化西北60公里的高家户草地机场。这里环境艰苦，生活条件差，改装技术难度又大。党代表陈潭秋，特意从苏联领事馆借来小口径步枪，让队员们打猎改善伙食。9名共产党员奋发图强，迎难而上，在苏联顾问的带飞下，顺利地放了单飞。
接着，连续组织大强度、大场次飞行，在较短时间内，他们完成了高级特技，单、双机对抗空战，打地靶和低空轰炸等重要战斗课目训练，9名同志的战术技术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尤其是轰炸、射击训练，取得了好成绩。在400米、1000米高度的轰炸中，9名同志的弹着点，都在靶圈中心点的10米内外，最远也没超过30米。方华在地靶射击时，所有子弹、炮弹几乎全部命中靶心。苏联顾问检查地靶时，看到靶心密密麻麻的弹孔，翘起大拇指一个劲说 : ” 哈拉绍！哈拉绍！“ ( 好！好！)
1942年7月10日，变脸后的盛世才，迫使中共航空队员离开督署航空大队。他们被陈潭秋安排搬进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招待所后，按照党代表的指示，开始整风学习。主要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等文件。航空队这些经过长征考验，即将成为未来人民空军骨干和种子的红军干部，是党和人民军队的宝贵财富，因此被其他中共人员戏称为 ” 党代表的眼珠子 ? “。( 引自《新疆冤狱始末》第14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共人员于1942年9月17日被软禁后，党代表陈潭秋仍对航空队格外关心。他在邱公馆亲自写了两封信，一封是写给党组织负责人张子意 ，指示说 : ” 请你给航空队同志每人一百元以补助他们生活 “。另一封是写给航空队的，说 : ” 望你们保持健康…… ” 告诉他们，要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和气节。( 引自《新疆烈士传》第一辑，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航空队的同志们收到信和钱，倍受鼓舞。
中共人员被软禁时，不包括孩子在内，总数为123人 ( 至1943年1月间，在南疆工作的5人，返回迪化后增至128人 )，被分别软禁在满城邱公馆、三角地、八户梁、教导队几处。航空队员被软禁在督署后院教导队，共36人。他们是 :?吕黎平 ( 化名李维先 )，方华 ( 化名李芳华 )，陈熙 ( 化名陈大才 )，金生 ( 化名林维 )，刘忠惠 ( 化名张仕和 )，陈旭 ( 化名刘大成 )，吴峰 ( 化名吴华若 )，胡子昆 ( 化名王昆 )，云甫 ( 化名马振 )，黎明 ( 化名张振汝 )，张毅 ( 化名蒋民义 )，安志敏 ( 化名张天江 )，曹麟辉 ( 化名赵克林 )，刘子立 ( 化名廖钦文 )，王云清 ( 化名王继富 )，朱火华 ( 化名李维炎 )，方子翼 ( 化名方雁峰 )，陈御风 ( 化名范云山 )，谢奇光 ( 化名谢启光 )，杨一德，周立范 ( 化名刘天生 )，周绍光 ( 化名刘理镇 )，丁园 ( 化名汪新民 )，方槐 ( 化名赖世禄 )，黄思深 ( 化名黄永传 )，王东汉 ( 化名王才全 )，刘子宁 ( 化名肖贵廷 )，李奎 ( 化名李玉庆 )，赵群 ( 化名赵联星 )，夏伯勋 ( 化名蔡绍初 )，袁彬 ( 化名袁明佑 )，黄明煌，余天照，彭浩，王聚奎、杨光耀 ( 化名杨光瑶 )。
中共学员入校时是43人，那么其他7人是何情况 ? 其中，机械员彭仁发，1940年2月在维护飞机时受伤牺牲 ; 飞行员汪德祥，1942年6月8日在改装战斗机训练中进入螺旋，坠地牺牲于昌吉地区 ; 机械班长、党支部书记严振刚，于1939年冬毕业后，调入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协助党代表工作 ; 机械学员吴茂林，因病退学，在迪化休养 ; 飞行学员邓铭，违反纪律后，退学滞留迪化 ; 飞行学员龚廷寿，犯错退学后出走 ?; 机械员余志强，违反纪律调出机务队后，滞留迪化。吴茂林、邓铭、余志强3人，仍属八路军办事处管理，即与严振刚等办事处工作人员一起，被软禁在八户梁。
航空队被软禁在督署后院教导队初期，曾想方设法与党代表和党组织联系。开始，吕黎平给盛世才的参谋长汪鸿藻打电话，要求见中共驻新疆代表徐杰 ( 陈潭秋 )，汪鸿藻几次推诿，后来就不再接电话。全体航空队员给盛世才写抗议信，也没有用。党支部遂商议派人出去联系。
第一次，派金生翻墙外出，到八户梁，见大院前后布满岗哨，无法靠近。金生几次尝试进入院内均未成功，只好返回。
第二次，派出俄语较好的陈熙翻墙外出，找苏联友人协助。陈熙找到航空队的苏联顾问家，请李佐古布把航空队的情况转告共产国际，并转报延安。李作古布答应转告，并提出要航空队负责人前来才能谈及其它问题。
第三次，吕黎平和陈熙翻墙外出找到李作古布。请求苏联顾问通过领事馆电台，马上发电报经共产国际转往延安，向党中央报告盛世才公开反共，软禁我党同志的情况。请党中央设法营救，并给予他们指示。又请苏联继续打听陈潭秋同志的下落。李作古布都答应了。他们起草电文，交给李佐古布后告辞。
第四次，陈熙翻墙去苏联顾问家，询问所提要求的落实进展情况。
最后一次，吕黎平和陈熙翻墙去苏联顾问家，李作古布说 : ” 没有打听到陈潭秋下落。你们的情况都已发电报转报中共中央，但没有收到回电。我们的处境也很困难，请你们今后不要再来了。“就这样，航空队试图沟通与上级党组织联系的目的终未达到。
1943年2月，个别人从督署教导队翻墙逃走。这就不免引起敌人的警觉。2月24日。航空队员们被转押于刘公馆。这是个围着高墙的小四合院，后面挨着古城墙。在这里再翻墙外出已不可能，从此他们与外界完全隔绝了。
由于长期失去自由，不了解国内外形势，航空队员们的心情越来越烦躁。党支部及时召开会议。大家一致认为 : 如果我们滋长焦躁的情绪，就正中盛世才下怀。我们要沉着冷静，与盛世才作长期的韧性的斗争！如果敌人审讯拷打，就要按照党代表的教导，像季米特洛夫、夏明翰同志那样，把牢房、法庭变成战场 ; 如果敌人长期监禁，我们决不能虚度光阴，要把牢房变成学校，为今后可能继续为党工作而积聚知识和力量。
党支部认真制定了学习计划。一方面学习政治理论，另一方面学习文化。袁彬回忆说 :” 为了适应斗争需要，坚定立场，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决定学习仅有的几本《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和《联共党史》等书籍。后来被敌人发觉，几次来搜查书夲，我们就化整为零，分章保管，敌人要拿走，就说卷烟的纸，不是书。这样才保留下来一部分。为了让大家都能学习到，我们搭人梯，把书藏在天棚上。同时，还组织了文化学习，能者为师，互相提高。” ( 引自袁彬《身陷囹圄心向延安》一文 。)
除了学习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外，大家还努力复习航空理论。每个人都系统整理了4年来学习飞行和机械的技术笔记，渴望着今后能为人民的航空事业献身。
航空队的这些学习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敌特的窥探。作为一个纪律性团结性很强的斗争集体，航空队没有涣散，其韧性程度使得敌特无可奈何，自然成为敌特的眼中钉。敌特除了采取突袭查抄、严加监视等伎俩外，还利用叛徒前来策反。
敌人带着叛徒刘希平，把黑手伸向航空队时，先从策反熟人开始，威逼利诱他们签写自首脱党书。虽有个别人一时消沉中招，但绝大多数航空队员思想稳定。敌人的瓦解阴谋没有进一步得逞。
航空队员们心向党，盼望得到党组织的指示。在这期间，飞行员杨一德患病在监外就医时，他依照党支部的嘱咐，着意继续设法打听关于党代表的下落，设法恢复与其他党组织的联系。但仍未能如愿。
1944年8月 19日，盛世才被国民党釜底抽薪，结束军阀独裁统治，其后不得不转往重庆，新疆进入国民党省政府直接统治的时期。国民党以 ” 清理盛世才的监狱积案 ” 为名，将软禁中的中共人员全部投入正式监狱，与盛世才的特务联手迫害中共人员。
11月6日，航空队员们被转押至第二监狱。此狱条件极为恶劣。方槐回忆说 :” 敌特们把我所有的书、报纸、纸张、钢笔、铅笔、小刀、皮裤带等等全部收走，连衣裤上纽扣都用钳子拔掉了。敌特们给了我一条三尺多长布条做裤带。一切物品除棉被垫子外都被查封进库房保存。”?? ” 我们六个人 在一间又窄又小的牢房里，只有一个用铁条卡死的后墙小窗口，和牢门上方的一个送食物和特务看守们观察房内动静的小窗口，可以通通空气和透进一点光线，一道小而窄的土炕，挤上我们六条汉子只能侧身而卧，要翻个身确实很不容易。炕上成群结队的臭虫、跳蚤，时时向我们展开攻击，吮吸着我们这些苦难人的鲜血。号房内约有4平方米的空地，可供活动，墙角放着一只便桶，散发出一股熏人的臭气。“?“ 进了这间牢房后，我们都议论着 : 这是什么地方 ? 是哪一座监狱 ? 我们都产生了一个念头 : 新的更严重、更艰苦的斗争开始了。我们只有一个决心，死！有何妨，处处黄土埋忠骨嘛！活着就要同敌特斗。” ( 引自方槐《红色印迹》。)
第二天，挨着号房逐批放风的时候，航空队员们意外地听到轻声呼唤的熟悉声音。原来是与党代表处同志一起被关押在这所监狱的严振刚，在与他们联系。方子翼回忆说 :?” 我们航空队转到第二监狱，使一件坏事变成了好事。我们被捕以后的两年半，一直和党组织断绝了联系。来到第二监狱，不仅和中共党的全体同志汇合了，而且和狱中党组织会合了。我们和狱中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后，立即汇报了在软禁中的斗争情况，得到了党组织的关怀和指导。从此，我们在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下，与全体同志紧密团结，统一意志，同敌人进行了多次重大斗争。” ( 引自方子翼《雪山.草地.蓝天》。)
绝大多数航空队员们，按照狱中党组织提出的 ” 百子一条心 ” 和 ” 坚决要求无条件地集体释放回延安 ” 的口号，表现了大义抱赤胆、烈火见真金的浩然正气。在1945年3月绝食6天的斗争中，航空队员们一直坚持到胜利结束。他们对敌人竟给强灌掺有辣椒水的牛奶等种种恶行，进行了激烈的抗议和争辩。” 眼中钉 ” 使得敌人十分头疼。
周立范回忆说 : ” 在这次绝食斗争中，狱中党组织深深感到航空队的这群年轻人的力量很强，很担心敌人会把航空队强行调出去。为了保证航空队被调出去后不至于松散，狱中党组织特别为航空队准备了一个预备支部。狱中党组织成员方志纯，把方子翼、朱火华、金生、周立范、安志敏5人，叫到西排3号开会，指定方、朱分别担任正副书记，金、周、安任支委。规定一旦航空队调出去，支部立即履行职责领导对敌斗争。” ( 引自周立范《我的一生》。) ?提防可弥意外之变，狱中党组织采取了未雨绸缪的高明策略。
在对抗敌人挨个传讯、频繁刑审的斗争中，多数航空队员们表现得也很坚强。当国民党 狱政科长索文遴，用 ” 从政不要太固执 ” ，劝诱航空队员方子翼时，方子翼针锋相对地宣称 : ” 资产阶级的政治我不管，信仰共产主义我不动摇，那是我的政治信仰。” ?索文遴恼羞成怒，拿起棍子劈头盖脸地毒打方子翼。方子翼两只胳膊都被打肿了，穿衣脱衣都不能自理。
1945年8月13日， 监狱长侯维城，被航空队员张毅顶撞后，暴跳如雷地带着几个打手扑来，把张毅拉到刑罚室。张毅回忆说 :?” 给我上刑，开始一阵耳光子，接着往墙上撞头，用脚踢……和他对骂。他们又拿来刑棍，打屁股和腿，打得没有数，出血了。我昏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他们用水浇头，浇了两桶水，清醒后，拉着转，然后再打。打完，送我回牢房，躺了很长时间。后来回到延安，还住了几个月院。去东北老航校时，还给我找了一头小毛驴骑着。腿不行了。”” 打我以后，激起大家的公愤。监狱内动荡。敌人搞隔离，进行审讯，为了打破敌人的阴谋，我们开始绝食。绝食的导火线，是从我这儿开始的。” ( 引自1997年王有生采访记录。)
在对敌斗争中， 航空队员们坚贞不屈的硬骨头精神，也与徐梦秋、潘同、刘希平三个叛徒的软骨头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徐梦秋被打了一二十下手板，潘同、刘希平均未受刑，他们便当了可耻的叛徒。
叛徒潘同，充当了蒋特的帮凶后，长期进行反革命策反工作。他被留在国民党警务处 ” 试用考察 ” ( 见警务处长胡国振，给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吴忠信的报告，原件存新疆档案馆 ) 一段时间后，先后被提任为国民党中央警察学校第三分校高级教官，后来又被委派到蒋介石 ” 剿共 “ 的西北行营，任青年训导纵队队长，对被俘中共人员进行 ” ?感化 “。在解放战争后期，潘同随国民党机关败退，西逃至酒泉方向。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节节胜利。5月20日解放西安，8月26日解放兰州，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随后，了解潘同叛徒罪行的刘护平 ( 1941年2月从苏联回国滞留迪化，化名彭建，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学习，1943年入狱，1946年6月无罪集体释放回延安 )，对潘同的下落进行了追查。
据刘护平回忆 : ?” 新疆解放后，组织上派我搞公安工作。我在紧张工作的同时，留意追查这个叛徒的下落。后来发现他在解放前夕竟当上了国民党敦煌县长，为非作歹，现仍在酒泉一带。我立即与甘肃省公安部门联系，同时到酒泉找到认识潘同的阎保禄同志 ( 阎过去曾在红军第五军团当过特派员 ) ，他还不知道潘已是罪恶累累的叛徒。待我说出潘在新疆以及后来在西安等地的罪行时，他非常气愤，表示一定要协助甘肃省公安部门将潘逮捕归案。不久，我公安机关就将潘抓住，并在兰州判处其死刑。” ( 引自刘护平 《叛徒的可耻下场》一文。)
叛徒徐梦秋，1945年9月被送到重庆。1948年11、12月间，蒋帮保密局撤逃台湾途中，曾命令要他去福州，他走到上海时，即经南京逃回皖南。后于1949年6月在南京投案，被人民政府政法机关依法关押。1976年5月22日，徐梦秋死在监狱之中。
另一个叛徒刘希平，追随徐梦秋，于1946年充当重庆军统局上校特务专员，后来到南京军统局任上校研究组员，专门研究中共政策及污蔑中共。1947年任军统策反组长，进行反动宣传，罪行令人发指。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捕获，于1951年12月31日正法。处决书列举他 ” 企图暗杀李先念将军。一九四八年任军统江西站直属通讯员，一九四九年六月任玉鹭伪乡长，企图带人马、枪与我抗拒，确属罪大恶极。” ( 引自 《 为处决反动叛徒刘万乾死刑 》法刑字第16号 ) 。”反动叛徒刘万乾 “， 就是叛徒刘希平。
三个在敌人面前摇尾乞怜，得到一时苟安，危害革命，作恶多端的叛徒，终于未能逃脱人民对他们的惩罚宣判。
1942年9月起，在新疆被软禁的中共人员共有150名。被捕后生小孩14人，狱中死亡小孩2人，实为162人。被捕后，牺牲和病故5人，叛变和动摇出去19人，并带去小孩7人。共少了31人。
1946年5月底，中共全体在新疆人员131人，其中包括小孩23人，全部集中在第二监狱。
在中共中央多方营救，和国民党新疆省主政张治中协调支持下， 1946年6月10日，131名中共人员，在新疆警备司令部交通处处长刘亚哲少将带队护送下，乘坐10辆大卡车，离开新疆监狱。在长途颠簸中，历尽艰辛，有1名小孩不幸身亡，飞行员谢奇光病逝于西安。
1946年7月11日，从新疆返回的129名中共人员，终于到达延安，受到党中央和解放区军民的热烈欢迎。回到延安后的航空队员共31人，其中飞行员15人，机械员16人。8月29日，朱德总司令宣布组成八路军总部航空队，由方子翼任队长，严振刚任指导员。1946年9月20日，八路军总部航空队奉命奔赴东北老航校，辗转登上了新的征程。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光明军事）：抗战初期鲜为人知的一场狱中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