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学之路】山西清长城的发现、确认及调查

“清长城的发现，在长城研究史上有重要价值。”（姚剑1984）它不仅把以往学术界认为的长城修筑下限从明代末年（约公元1614年）向后推移到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计一个朝代260年，而更重要的是，清长城的作用形制及其分布揭示了：作为中国特有的军事文化产物——长城，其最终在中国大地上由军事防御体系变为历史遗迹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这一发现，中国新闻社太原分社发布的消息在国内外反响强烈。近四十家新闻单位予以刊播。国外学术界评论说；“清长城的发现开拓了长城学研究的新领域。”（引自张亚平先生在山西省首届考古年会上的即席发言。）

省考古学会来涵通知准备出文集以志，为了不负学会厚爱，拙文拟在第一届年会所交《清长城》一文基础上，补增小标题，部分地方予以重写，不妥之处，诚望方家斧正赐教。

一、清长城的发现、确认和调查

一九七八年，乡宁县文化局干部阎金柱同志赴枣岭乡参加社教工作期间，在该乡南起西掌坡北桑峪村的老虎沟，北至师家滩村小滩的黄河岸畔，见到被当地群众称作“城墙”的石砌建筑物布满河畔，沿地形起伏，逶迤连绵，煞是壮观。翌年，又在吉县壶口东岸见到同样遗迹而起重视。一九八四年吉县政府为开发黄河壶口旅游业，责成该同志进行景区调查时，元月廿九日，于小船窝村东石碣下，发现一块同治七年山西布政使、提督陈湜《修长墙碑记》（太原道注：有资料称授陕西按察使，调山西）。从而找到了可资证明沿河石砌建筑物的文字资料。当时虽不止一次地将“长墙”和“长城”这两个仅一字之差的名称进行了比较，但尚未敢冒然以“清长城”称之。

█ 陈湜

二月中旬，阎金往同志拿上这块石碑的拓片，将上述所见向地区文化局解希功先生作了汇报。解先生当即指出：长城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军事防御工程体系的总称，因朝代不同而名称有别的情况很多，目前学术界公认的长城修筑下限为明代末年，若称清长城，不能仅从字面上考虑，更重要的是应从整个分布，形制、建造目的及功用进行考查论证。并亲临壶口东岸，对现存遗迹，河清门、四铭碑、渡口炮台等建筑物作了实地观察。

嗣后，由吉县文物工作站阎金往同志具体牵头，对南起乡宁县园子沟，北至永和县前北头黄河沿岸计334华里地段现存遗迹作了考查。其中参加各段考查的同志还有地区文化局李兆祥、吉县文化馆张黎明、大宁文物保管所李承荫、乡宁文化馆阎玉宇、吉县文物站阎雅梅等五位同志，调查中还发现铁炮两尊，匕首一把，铁弹丸若干，抄录有关碑刻十二通。

█ 壶口河清门。张珉摄

二、清长城的修建原因、过程及分布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为了向英国赔款，大量搜刮白银，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产品和鸦片的大量输入，使我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社会阶级矛盾随之激化。继川楚白莲教起义兴起于安徽、山东、河南和湖北一带的贫苦农民反清结社组织——捻党，随着形势的发展，到太平天国时期，壮大成为一支强大的农民起义军，活动在太平天国北方地区。太平天国革命斗争失败之后，捻军担负起了抗清斗争的历史重任，“使这次革命的历史绝而复续者四年”（江地1979）同时，在捻军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回民起义烈炎燃遍了大西北，从而形成了东起鲁豫，西至甘宁，沿黄河一线十个省区范围之内农民革命斗争力量对清王朝的弧形包围，给清廷反对统治以强大压力和威胁。

1865年上半年，捻军在与清军作战中，连续获捷，特别是5月18日在山东菏泽高楼寨消灭僧格林沁马队及所部一万一千余众，击毙清廷科尔沁亲王，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额尔经厄的胜利，震惊中外，朝野大骇。只得依靠汉人军阀，急调曾国藩掌握的湘军北上勤王。曾国藩上台之后，改变了以往清军采用的“狂奔穷追”战法之弊端。提出了“重点设防”，“布置河防”和“查圩”的“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战略方针。首先于运河、沙河，贾鲁河沿岸构筑长墙工事，并发展成由点到线的防御体系。这种对付捻军的方法，到李鸿章担任主帅，虽经朝野一番争吵，最后还是决定继续使用，并成为致捻军于死地的战略战术。捻军被镇压下去之后，淮军转而北上入晋，在晋陕峡谷东岸沿河布防，御防西北回民起义军东进。现存于山西境内的这些遗迹，就是在这一时期修筑的。

由于条件所限，对清长城的调查工作，是在未花一文调查经费，不影响正常业务工作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除临汾地区沿河一段为我们亲自徒步考察外，其余如内蒙、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及山西北部地段的分布情况只能靠翻阅有关资料获得。现择要抄录如下，以期能对这条长城的整个概貌有所了解。

同治五年三月“……曾国藩驻徐州，修浚运河以防东路。”

六年五月“初清曾国藩于山东之运河东岸，河南之贾鲁河西岸沿堤兴筑长墙，河南长墙上年已为捻军突破”（指汁梁壕墙）。

七月“清李鸿章图逼入海隅聚歼之，乃创修膠莱河防之策。调豫军东军协守。兴筑长墙”（详见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

同治五年四月，“国藩奏言：徐州居四镇之中，东北则几辅为天下根本，东南则江苏为臣军根本。东路既重，不得不籍运河衣带之水，为流寇阻截之界。惟河浅汛长千有余里，拟与直隶，山东增堤置栅，画地分防。乃约阎敬铭同巡运河，刘长佑自张秋来会。定议自范县豆腐店以下，并张秋，东阿，隶山东防；豆腐店以上，至东明，长垣，隶直隶防。盖张秋为黄河要津，山东何不设守也。又于运河筑墙浚濠，北起安山戴庙至沈家口；南讫八闸，宿迁至窑湾，成子河，分段设戍，是为守河防运之始”。

“国藩以运防已固，复建议扼守沙河。自周口下至槐店，槐店至正阳，均守沙河，国藩与乔松年任之；自周口上至朱仙镇，守贾鲁河国藩任之；自朱仙北四十里至汴梁，及北三十里至黄河，无水可扼，李鹤年挖濠守之：正阳以下皆滨淮，水师与皖军任之。于是，刘铭传、潘鼎新、张树珊督军士筑长墙，皖、苏官民助之。蜿蜒七百里，以达于运防、屹然若长城矣。”

六年五月“刘铭传献倒守运河之议。移运东长墙于西岸；又议防守胶莱河。鸿章从之”。

六月“及议从新河西筑墙，接潍河东，以达于海”。

七年三月“恭亲王奏蹙赋海隅，限一月平捻。李鸿章复议防北运河。丁宝桢，英翰会东昌，议分守汍地。自临清至魏家湾六十余里，皖军驻防，自东昌至张秋九十里淮军驻防。诸军分段修墙”。

五月“先是李鸿章遣郭松林、潘鼎新、周盛波、王心安等自临邑筑墙，（尸下示）之马颊河，空出山西河滨铒捻”。（详见王安定《湘军记》《平捻篇》）

同治“六年十一月，张总愚自陕西宜川踏水渡河，防河兵勇悉溃，赋连陷吉州、乡宁，分掠平绛各处，十二月陷垣曲，由封门窜入河南……”（此后，为防西捻余部和西北回民义军东渡）。“谕旨责令扼要驻劄杜贼东窜，令臬司严防西南沿河一带，皆遵。”

“七年四月，回匪窜延绥，各处护巡，郑建沿河石垒，贼屡犯吉州、永宁、大宁境，皆为防军击退。十二月，诸军渡河会剿套部，窜贼败之。”

“署抚郑奏，通筹河防中路之乡吉，北路之河保，冰桥早结尤为各防中最要之区，现修沿河卡垒，均已藏事，使兵勇有险可凭……。”

“是年四月，贼扰宜川，由七郎窝结筏抢渡，为兵南击退。十月，沿河贼窜永宁、大宁等处，亦经晋军击回，并见奏牍或为皆难民云。”

“八年四月，官兵剿贼河套，遣走云。七月以贼复南窜，补筑沿河石垒。”（详见《山西通志》卷七十八）?

依上述记载，大致可以绘出自清同治五年至十二年（1866年至1873年）所筑长城分布图。?

摘自山西省考古学会等合编《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一）》临汾地区文化局　吉县文物工作站

转自：太原道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