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日报
网上偶见所谓“精日”分子的恶劣言行，不久前某大学还处理了一个用蔑称“支那”来侮辱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女生。这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悲哀，早在60多年前，日本公众就已经不敢再以这个词来蔑称中国了。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这是哲学三大终极问题。置于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之中，来审视这三个问题，中国人会发现：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自信？
一
一个国家靠什么赢得尊重？不仅仅是仁厚，最主要的是实力。
作家李峰在《决战朝鲜》一书中写道，1950年12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取得“清长大捷”后，一百年就没有正眼看过中国人的日本人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在日本，‘支那’这个蔑称一夜间在大众口语中消失，连东北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也开始真心实意地接受改造。”
这个结论，是有史料支撑的。
“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战犯们产生了许多幻想，以为美军很快就会打到中国境内，会把他们从管理所内营救出来，有的公开叫嚣：‘日本帝国的陆海军都被美军打败了，中国和北朝鲜的军队，怎么能够抵抗得住装备现代化的美国军队呢？’”这是当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副所长曲初的回忆，他和其他当事人的回忆文章，汇集于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撰的《回忆改造战犯》一书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辽宁抚顺关押着由中国军民俘获的以及由苏联政府移交的近千名日本战争罪犯。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犯，并不服气，多数人态度恶劣，敌视管教，拒绝改造，更有相当数量的战犯蔑视新中国，仍然摆出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的架子。少数人还公开煽动：“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要求无条件释放我们。”在他们看来，中国虽然是二战的战胜国，但日本并不是被中国打败的，而是败在美国和苏联的手下。
中国的管理人员对如何改造战犯，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的情况下，中方人员勒紧裤腰带，克服困难，给在押的所有战犯以优厚待遇，同时注意尊重战犯人格，严禁打骂、体罚及侮辱，可谓仁至义尽；另外一方面，邀请中国相关部门领导做国际形势报告，组织所有战犯学习人民日报社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必将失败》《粉碎美帝重新武装日本的阴谋》等有关材料。曲初回忆说：“通过这些工作，特别是通过后来深入开展的悔罪认罪教育，逐步使战犯们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
但最终让日本战犯彻底转变的，还是中国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的巨大胜利。吴浩然回忆说，1950年11月初，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取得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胜利，歼敌1.5万余人，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这一喜人的消息，使原先对美帝国主义存有幻想的日本战犯大为震惊，幻想不攻自灭。由此，这些日本战犯的学习精力更加集中了。”
曲初在回忆中则发出这样的感叹：“虽然日本战犯有所收敛，但是，能够使他们真正心服口服的，还是朝鲜战局的根本好转，中朝两国军队把美军驱逐至朝鲜‘三八’线以南。如果没有抗美援朝战争的巨大胜利所显示出中国人民震惊世界的实力，没有中共中央改造战犯方针、政策的英明和正确，光靠我们战犯管理工作人员转变思想作风，做耐心、细致的管教工作，是不会获得改造日、伪战犯的重大成果的。”
他说的，就是“清长大捷”。
二
“逃到咸兴的陆战队官兵困顿疲惫狼狈不堪，从钢盔到胡子、大衣、皮鞋上都挂满了冰霜，轻伤员互相搀扶，呲牙咧嘴地迈着沉重的步伐，M1步枪七歪八斜地吊在身上。随行的汽车装满昏迷不醒的重伤员，有的人干脆被绑在汽车散热器上，冻得像一块块坚硬的木板，身上满是还未凝固就冻成一团的粉红色血块……”1950年12月，战地记者在朝鲜亲眼目睹。美军战史则写道：“陆战队历史上，从未经历过如此悲惨的艰辛和困苦，这简直是一次地狱之行。”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陆战步兵师，号称美军中最能打的部队，但是在清长一役中，被打残了：从元山登陆到撤回咸兴后，陆战一师战斗减员4418人，非战斗减员7313人。
1950年11月7日至12月2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发起入朝参战的第二次战役，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沃克败退途中车祸身亡。摧毁和缴获各种炮1000余门、汽车3000余辆、坦克与装甲车200余辆，缴获飞机6架，收复平壤并将战线推至“三八线”两侧，一举扭转朝鲜战局。这次战役因其作战范围围绕着清川江和长津湖，所以又称为“清长大捷”。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胜利，震惊了世界。英国牛津大学战略学家罗伯特在其著作《清长之战》中感叹：“中国从他们的胜利中一跃成为一个不能再被人轻视的世界大国。如果中国人没有在1950年11月在清长战役中稳执牛耳，此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将一定不一样。”
一夜之间，“支那”这个蔑称，从日本大众的口语中消失了。
曾长期旅日的历史专家萨苏考证过“支那”是如何成为辱华词语的：其本是“China”的音译，开始并无褒贬之分，但日语与其他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不同，还承担有很重要的等级文化载体功能，“对中国，尊敬的说法是‘唐’，比如‘唐梅’，‘唐音’，‘唐狮子’等等，那是表示尊崇，以学生自居的意思。然后一般的称呼就是‘中国’，日语里面有这个词的，没有褒义贬义，平等的意思，你们中国，我们日本；‘支那’，那意思就是蔑视了，含有‘支那那块地方’的意思，表示你的地位比我低才用。接受这种称呼，就是承认自己比日本人低一头了。而日本人对这种通过称呼取得的地位优势非常看重，也真的就会把你低一等看。”
日本人曾经很敬畏中国，改变从甲午战争开始，萨苏在日本阅读了大量关于甲午战争的史料，他说，出乎意料的是，战争爆发之前，日军不但没有打到山海关的思想准备，甚至没有打过鸭绿江的作战计划。在题为《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一文中，萨苏写道：
“因为在平壤缴获了叶志超丢弃的大量装备，日军士气大振。清军陆军的行营炮和连发枪比日军的装备还要先进，却一触即溃，令日军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然而，他们还是遵令在鸭绿江停了下来，并没有敢轻易渡江。这时，对岸却来了一支清军骑兵——这就是所谓的‘八旗铁骑’了。日军只有三十人的先锋部队隔江开枪射击，并且就地准备掘壕防守。不料清军几百人的马队立即蜂拥而逃，丢盔弃甲！于是日军小队长就自作主张渡江追击……后续的日军随即跟上。违抗命令如何？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确切地说，这些违抗命令的日本兵只是发现了一个事实。
“从那一刻，中国的尊严，在日本人的心中已经荡然无存了。”
“从那一刻，‘九·一八’和‘七七事变’的种子已经发芽。只要中国稍有反抗，日本就要‘膺惩支那’。因为，在日本人眼里，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根本不配有尊严二字……”
可以想象，中国人以劣势装备在冰天雪地中获得的伟大胜利，让日本人集体何等瞠目结舌!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曾编过厚厚一辑《朝鲜战争》，以日本人的细致精神，详尽地记录了朝鲜战争整个过程。其中有一章叫《中国军队的勇敢战斗精神和坚韧性》，是这么写的：
“中国军队在美军完全掌握了制空权的情况之下，虽然苦于缺乏装备、弹药、食品和防寒用具等，但仍忍耐一切艰难困苦，忠实地执行命令，默默地行动与战斗。这就是毛泽东提倡的‘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的勇敢精神。”
“中国军队的这种勇敢战斗精神和坚韧性，到底来源于什么呢？那大概不单纯是强制和命令。可能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帝国主义的憎恶，坚信现在进行的这次战争是‘正义战争’，这些都渗透到了中国军队官兵的心灵深处，不，已渗透到骨髓之中。”
那些吃尽了美国人苦头的日本人，如今看到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美军之狼狈溃败，对中国的态度，真正有了变化。日本的战犯们，顿时老实了。
你对他，教育改造很重要，以德报怨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你展示的实力。
三
“出动志愿军抗美援朝，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党作出的最艰难的决策。”——《中国共产党党史》如是写道。
关于抗美援朝的史料非常多，今天再读起，还能读出出兵前夕中共决策高层的焦灼与纠结。《毛泽东年谱》中，记载了当时夜以继日的会议、辩论、争执……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胜利有信心。《中国共产党党史》写道：当时，我国的情况是，经济恢复刚刚开始，物资极度匮乏，财政状况甚为困难，新区土改还没有进行，人民政权也没有完全巩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相当落后，海、空军尚处于初创阶段。而我国如要出战所迎击的却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以最能反映综合国力的工农业总产值比较，1950年美国是2800亿美元，而中国仅有100亿美元。在军事装备方面，美国拥有了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和现代化的后勤保障，而我军基本还处于“小米加步枪”的水平。敌我力量如此悬殊，出兵参战，能不能打赢？会不会“引火烧身”，“惹祸上门”，使国内经济建设不能进行？这些都是必须严肃考虑的重大问题……
当时还有一个重要情况是：“老大哥”苏联不愿因公开援助朝鲜而冒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苏联开始真心实意援助中国，也是从“清长大捷”后开始的。
种种因素综合之下，美国人不相信中国人会出兵朝鲜。美军全线进抵三八线时，经毛泽东决定，周恩来先后两次发出警告，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相关信息迅速传递到美国政府，但后者只是呵呵，他们断定中国只是虚言恫吓，他们认为中国没有能力更没有勇气出兵。1950年10月7日，美军越过了三八线。10月15日，当时的联合国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与美国总统杜鲁门会晤，断定：“中国人起而抵抗的可能性极为微小。”
即使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取得抗美援朝第一阶段的胜利后，麦克阿瑟还是认为那只是中国小股部队所为，结果他付出了惨重代价，志愿军就是利用他的傲慢，诱敌深入，迂回包抄，取得“清长大捷”。美国陆军战史家贝文·亚历山大后来痛心疾首地写道：“中国军队第一阶段攻势已向麦克阿瑟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了极其严厉的警告，其攻势迅猛果断，规模之大令人惊讶。中国人曾威胁说，如果美军向前推进的话，他们将给予迎头痛击。他们已经将这种威胁付诸行动，美军统帅部竟然无视这一警告再入虎穴，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虽然焦虑了很长时间，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后，毛泽东放心了。《毛泽东年谱》记载：1950年10月27日，毛泽东与友人聊天时说：“有许多天我是睡不着觉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高枕而卧了，因为我们的志愿军已经出国了……胜利是有把握的。”
他对这支光荣的军队有信心。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38军113师为切断敌军退路，14小时用双脚边打仗边行军72.5公里——这还是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他们因此创造了名垂中国军史的三所里、龙源里阻击战，在敌人无穷无尽的炮火前，中国军人死守不退，让敌人陷入空前的惨败。
这14小时堪称创造了人类奇迹的急行军，跟当年红军从安顺场出发飞夺泸定桥时的“生死时速”，何其相似!
除了美军，其他西方国家关于中国的傲慢与偏见，在朝鲜战场上也得以改变。比如英国，一支支他们引以为荣派往朝鲜的功勋部队：皇家来复枪一营、皇家重坦克营、佩戴两枚帽徽的格罗斯特团一营、苏格兰边民团第一营……曾经不可一世，结果都被全歼。这再也不是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了！后来，在西方主要国家中，英国是第一个不顾美国禁令主动与新中国进行大规模贸易往来的国家。
四
人们常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解放战争是开国之战，而抗美援朝战争，是立国之战。
中国人打出了自信自强的气质。
《中国共产党党史》这么总结：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使一部分曾经对美帝国主义抱着恐惧和幻想的人们受到深刻教育而觉悟起来。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中国人民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极大地鼓舞起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中国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得到空前提高。争取战争胜利，成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动各项社会改革的巨大动力，巩固新中国的进程因此大大加快。”
……
在今天，回首抗美援朝战争，后人感动的，是志愿军战士惊天动地的精神力量；后人欣慰的，是这场战争倒逼中国加快了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建设。
在朝鲜战争后期，双方边打边谈，美国人不甘心，在战场上得不到的，想通过谈判上来得到，当然没有那般好事，于是他们又想继续打，声称“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但这时候他们对手的装备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大练兵，炮兵、空军、后勤……都进入了加速度发展。李峰在《决战朝鲜》一书中，这么描写最后一仗“金城大捷”：1953年7月13日夜9时，中国军队1094门火炮齐声怒吼，“28分钟内发射1900吨炮弹，这是战争初期中国军队根本不敢想象的事。这是中国军队在抗美援朝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炮击，也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占据了战役地面火力优势。”这次战役中，12名中国侦察兵还创造了“奇袭白虎团”的奇迹，消灭了包括敌人精锐白虎团团部在内的200多人，自己无一伤亡。中国军队的坦克，也出动了，掩护步兵突破。中国军队最终夺下战略要地金城地区，拔掉楔入中朝战线一年多的钉子。此役中国军队伤亡33000余人，歼敌78000人。美国人为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全新战斗力，震惊不已，他们意识到：停战协议，不能不签了。
“联合国军”司令官克拉克最终签下自己的名字，他后来说了一段名言：“朝鲜半岛的战争，是我们美国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一个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因而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任美国陆军司令员……我感到一种痛苦。”
而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则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自豪地说：“抗美援朝的斗争是对于我国人民的严重考验。现在，经过了三年斗争之后，人们可以看到，我国人民不仅很有成效地经受住了这个考验，而且是变得更加坚强了。我国人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具备着高度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团结一致，我们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友爱团结，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蓬勃昂扬。”
他也留下了一句传诵至今的名言：“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五
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它虽然已经过去，但决定了今天、还有未来的模样。
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在《朝鲜战争》后记中写道：“战争的历史值得阅读，是因为这种历史能够催生伟大与光荣。朝鲜战争的历史，是上百万志愿军官兵用生命写就的，这样的历史令我在写每一个字的时候都心生敬重。我常常在写作中不由得搁笔长叹，想及今天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民族一旦面临危机的时候，年轻人能否像当年的志愿军官兵一样奋不顾身挺身而出？能否能像当年的志愿军官兵一样面对最惨烈的战斗英雄无畏？对于《朝鲜战争》的写作而言，生动地记述一场战争的历史很重要，深刻地记述战争中一个民族的精神历史更重要。因为前者是‘昨天’的事情，而后者又会在今天传承，并将影响到我们的明天。”
是的，中国的青年，只要静下心来了解一点前辈史诗般的往事，怎么还会有人“精日”呢？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