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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瑞林
鲁瑞林将军简介
鲁瑞林（1911－1999），甘肃临夏人。1931年11月参加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抗战时期，曾任一二九师三八六旅组织科科长、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政治委员；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决三纵队副司令员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三纵队副司令员、第六十一军副军长；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二军政委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任西康军区副政委、西康省副省长。1951年4月任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1952年7月任西南军区副参谋长。1953年4月至1955年5月兼任中共四川凉山工委指挥部书记和凉山指挥部政委。
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99年7月于广州逝世，享年88岁。
鲁瑞林将军
成立凉山工作委员会
1953年2月，我记得在一个星期天，山城重庆满天的大雾，天气冷得出奇，我带着全家人在大街上一个叫“丘三馆”的餐馆吃麻婆豆腐。饭刚吃了一半儿，只见警卫员小陈急急忙忙跑进来，在我身边小声道：“首长，家里来了一位首长，他请你马上回去。”
原来，是贺老总派人来，要我立即到西南局去。我来到西南局，见在客厅等我的不是贺老总，而是民委主任王维舟同志和副主任孙雨亭同志，我问他们：“不是老总找我吗？老总呢？”王主任说：“不要忙，请坐下，先喝口清茶，听我告诉你。”我把茶杯一推说：“算了，有什么事．你们二位快讲吧。”孙雨亭知道我是个急性子，哈哈一笑道：“王主任，你快给他讲吧！可别把鲁司令急坏了！”王维舟同志告诉我：“西南局、西南军区作了《关于加强大小凉山工作的决议》，知道你是善于处理民族问题的能手，要你在四川、西康、云南三省有关干部中筹划工作班子，要很快报上来。”
王主任办事一向认真细致，有条不紊，接着，他又慢条斯理地说：“现在决定成立开展凉山工作的统一领导机构，名称为凉山工作委员会和剿匪指挥部，确定由你担任工委书记兼指挥部政治委员。贺老总叫我们告诉你，凉山这个地区是从来没有一个政权能站住脚的，不管是刘文辉还是贺国光，手都伸不进去，就是龙云??”孙雨亭插话道：“老鲁，你知道吗？龙云就是凉山金阳人。”王维舟接着讲：“龙云也没能把凉山统治起来，这回要你去，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我笑了笑道：“你们二位放心吧！我就生长在少数民族圈子里。”孙雨亭马上说：“老鲁呀！回族可与彝族不一样啊！”
我说：“只要我们诚心对待他们，彝族人民还是蛮义气的。”王维舟接着说：“贺老总特别叫我们告诉你，一定要先礼后兵，兵中有礼，兵而后礼。力争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当然也不排除必要时采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孙雨亭又道：“诸葛亮平南蛮，是七擒七纵，这回可要看你鲁司令的啦！”说罢，他俩又邀我去“皈依饭庄”吃一顿素餐，这是一个老和尚在山庙里开的饭店。
吃饭时，我们都敞开思想进行了交谈，王主任说：“这凉山的彝族有他们自己的习俗，与藏族、苗族、回族都不同，因为他们头人的财富是‘娃子’（指奴隶主拥有的奴隶），所以他们最怕我们去解放‘娃子’，可这又是我们必须做的。这对矛盾没法调和，既不能为了照顾头人不去解放‘娃子’，更不能因为解放‘娃子’而在凉山站不稳脚跟，必须做到先站稳脚跟，然后才能彻底解放‘娃子’。工作中定会有许多麻烦。”我说：“从入西康我就注意了一些彝族的风俗习惯，也积累了一些资料，这次进凉山一定要坚决执行中央的民族政策，用诚心、耐心、信心、决心去感化他们。我认为历史上所采用的改土归流，‘以夷治夷’，甚至‘怀柔’‘羁縻’政策都不能用，只能是以心换心。孙副主任说七擒七纵，我来个十擒十纵还不行吗？这一点我过去在甘肃回族地区试验过，是很有成效的。”王主任点点头道：“老鲁呀，你只要有这个决心和劲头，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我听了两位主任以上一番话后，心中有所领会。我临走时握着他们的手说：“感谢二位主任的盛情招待和细心开导，以后还望多多指教。”
回到家中，我反复捉摸王、孙两位的开导和贺老总的那几句话。贺老总说，要先礼后兵，兵中有礼，兵而后礼。这都是为慎重稳进而言的，那就是既不能稳而不进，又不能进而不稳。慎重是为进得通畅，稳是为了进得顺利，不论是用慎还是用稳，最后还是要达到进的目的??
进驻凉山
我很快拟了一个工作班子名单，吸收了川、康、滇的干部，组成了工委机构和西南军区凉山指挥部。
原中共凉山工委、凉山指挥部办公楼
凉山，当时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个带浓厚原始色彩，充满神秘和令人恐怖的地方。史书谓之“山岚瘴疬之区，不服王化之地”，实际上，这里也是祖国的一片大好河山。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彝族同胞有五百多万。
凉山位于四川西昌县东一百三十里，横跨西康的昭觉县界，金沙江南去的急转弯处，长约一千华里，宽三百余华里，人们通常又称为大小凉山或巴布凉山。黄茅埂为大小凉山的天然分界，就地势而言，大凉山地区海拔较高，但山势舒缓，多绵延起伏的山峦，河谷两岸有一些面积不大的坝子，如昭觉、布拖坝、越西坝、新市、普格坝等等。小凉山地区海拔高度虽不及大凉山高但群峰耸峙，山势陡峭险峻，河谷幽深。故有“大凉山不大、小凉山不小”的说法，大小凉山平均海拔在2千至2千5百米左右。
凉山地区历史悠久，远在两千年前的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就在这里设置郡县，委派官吏进行管理，但直至解放前夕，彝汉之间的民族隔阂，始终未得到消除。解放前，凉山地区仍处在奴隶社会阶段，生产方式十分落后，生产力发展极为缓慢。社会等级森严，主要是按其血缘因素及经济占有和人身权利等条件，分为兹伙、诺伙、节伙三个等级。
兹伙：就是掌权者，汉人称为土司，这部分人约占彝族总人口的0.1%。
诺伙：汉族称黑彝，是彝族中的贵族，经济上、政治上都拥有特权，占有大量奴隶和土地等生产资料， 这部分人约占彝族总人口的 6.9%。
兹伙、诺伙等级地位世代承袭，互不升降，他们之间也不通婚。
节伙：是被占有者，汉人称之为白彝。节伙又分为曲诺、安家、呷西三部分人。曲诺：在被统治者中地位最高，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50%。这部分人有一定人身自由，不能任意买卖和杀害，占有一定的土地和其他的生产资料，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并占有多少不等的“安家”和“呷西”。但他们的人身权利和财产要受到主子的限制，也不能任意迁徙。安家：意即主子门里门外的人，人口约占总人数的33%。他们很少人身自由，也无自己的婚权和对子女和亲权，主子不但要抽其子女当呷西，而且有权将他们本身出卖和虐杀。安家的生活靠自己维持，主子给一小块土地，并可以开垦荒地或租种少量土地，在为主子劳动之余，自行耕种。安家基本上是有家的奴隶。呷西：意为主人锅庄旁边的手足，他们是受苦最深的奴隶。呷西一般是单身，一无所有，毫无人身自由，可以任意被主子奴役、抵押、买卖直至杀害。呷西到一定年龄，主子指定一名异性呷西匆匆婚配，婚配后与主子分居而成为安家。呷西约占总人口的 10%。
解放前，彝族依血缘关系划成许多家支，据不完全统计，大小凉山当时有八百多个家支，各自独立，互不统属；既无统一的行政组织，又无统一的领袖人物。但彝汉之间存在的隔阂却极深，千百年来血的教训，使彝族人民中流传着“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交朋友”的说法。彝族人民为了生存和自卫，解放前曾购买了大约十万支枪，解放后，这些武器便被匪特和反动上层利用。
1950年，四川、西康和云南军区的部队，曾对流窜于凉山周围的匪特围剿，大小凉山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经三年的清匪工作，至1953年春，凉山外围约有五十万人口的彝、汉杂居地区，匪特已基本肃清，并初步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这时，党的民族政策在凉山地区已有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潜入大小凉山而未遭我解放大军严重打击的匪特，却乘机进行活动。他们利用彝族上层对我党政策的不了解，大肆进行造谣、欺骗、挑拨离间、威胁恐吓，煽动他们仇恨共产党、解放军，并促使彝族上层阻止我民族工作团、队开展工作。如凉山南部瓦岗地区头人安曲土、徐拉却、安叭耳等，在匪首蔡天明、刘俊辉、邓大斌、陈光远等挑唆和煽动下，纠集反动军官、土匪、特务、兵痞等一百七十余人，以羿子村为中心，四处抢劫，并企图煽动整个彝民暴乱。
1953年2月，安曲土在刘俊辉等策划下，亲率二百五十余人偷渡金沙江，抢劫云南永善县的黄坪村，被抢劫的有八十七户，烧毁房屋一百一十四间，杀死两名群众，劫走五人，使当地群众遭受严重损失，也有损我解放军的威望。因此，1953年4月24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决定凉山工作委员会和指挥部进驻雷波。
3 月上旬，我和凉山指挥部指挥唐兴盛同志到成都参加有关彝族问题的民族工作会议，这个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进入凉山腹心地区的问题。
省委书记李大章着重谈了西南的匪情，据当时初步的了解，大小凉山地区残存的股匪还有三千一百余人。还有国民党过去在凉山地区建立的各种反动组织，如三青团、军统、中统特务组织。这些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本来并未能打入凉山，由于解放大军来势凶猛，当地一些反动头人与他们搅和在一起，还把他们化装成彝人分散潜藏在各家支内。这部分人中有漏网的国民党乐山专员陈荣寿，有胡宗南临逃走之前才委任的反共救国军第五纵队司令傅伟平等国民党反动军官、特务、土匪、恶霸。因此，大小凉山清匪问题就变得很复杂，很艰巨，剿匪不能单纯使用武力，而是要以政治攻心，辅之以军事打击；要采用“谨慎稳进”的方针，不仅要斗勇，还要斗智。
大章同志又说：腹心地区的彝族比起边沿地区的彝族同胞来，他们与外界接触更少，更落后，更不开化，过去他们各家支经常“打冤家”，每次都打死不少人，曾有彝族人“无家不冤”的说法。可是如今他们在国民党匪特的欺骗煽动下，联合起来一致对付我们。当然他们的这种联合，基础是很不牢固的，如果我们民族政策执行得好，便可以将他们瓦解，如果政策执行不好，那就会更使他们抱成一团。
彝族统治者最怕丧失他们的统治地位，他们有六怕：一怕社会改革；二怕收缴枪支；三怕黑白彝平等；四怕解放奴隶；五怕彝汉通婚；六怕禁种鸦片。这六怕实际上都是代表了彝族上层的利益，只要我们把党的政策告诉广大彝族同胞，把道理说透了，占彝族同胞中绝大多数的奴隶们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们拥护改革，要求平等，希望得到解放！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在彝族地区站稳脚跟，就无法宣传党的政策，所以当前的第一步，就是要想方设法站稳脚跟。为此，在必要的时候，动用一下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完全必要的。诸葛亮有七擒七纵，总理说：“我们共产党要有十擒十纵的准备，何愁民族问题不能解决。”贺老总叫我们“先礼后兵，兵中有礼，兵而后礼”也是这个道理。在使用军事力量时，一定要做到坚决打击首恶者，能少杀就少杀，能不杀就不杀，这就是我们党说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相对地减少敌对面，促进敌人内部分化，把死不悔改的反动分子孤立，使绝大多数彝族同胞站到我们一边。
这就是孙子兵法上讲的：“不战而胜者，兵之上也。”
会议将要结束时，凉山工委来电报，报告了牛牛坝事件：凉山北部和中部，阿侯、苏呷等家支部分头人在匪特唆使下，曾多次伏击我军、政人员，抢劫物资，并于3月9日，纠集三百余人，将我进驻美姑、牛牛坝的工作团包围，使我们遭受重大损失，被迫撤离了该地。
紧接着又转来了工委的另一份电报：工委指示该地公安部队对包围我工作团的团伙进行剿灭，不惜多杀多俘，把撤出的地方夺回来。
当这份电报转给我时，我看后非常惊讶！我想这一定是在家主持工作的路达同志出于一时义愤所为，我实在呆不下去了，真怕酿成大错，造成不良影响。我当即与同来开会的唐兴盛商量，请他代我向大会请假，并请他把会开完，我先回去，当晚，我只带了一个警卫员，匆匆往回赶。我们从成都坐吉普车连夜赶到沐川，前面已不通公路了，我和警卫员又骑马翻过大凉山到石角营，然后爬山涉水，经西宁走了四百多公里路赶到雷波。幸好事态尚未扩大，动乱已基本平息，群众已经安抚。路达作了自我批评，我让他通过这一事件，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同时向他传达了这次民族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并要他在“先礼后兵，兵中有礼，兵而后礼”这三句话上多多思考。
此时，我军各部队也先后进驻石角营、黄葛树、中山坼、黄坪、德姑和金阳等预定位置，摆开了阵势。
为了进入凉山的腹心地区，我找遍了敌伪的资料，竟找不到一份凉山的详细地图。那里竟没人搞过测绘。因此，每到一地，主要靠熟悉情况的当地人作向导，兵书上说：“不用向导者，不能得地利”，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
部队进驻预定位置后，以战备的姿态，积极配合地方民族工作团（队、组）大力宣传我党政策，关心群众生产、生活，揭穿匪特谣言，开展政治攻势，积极做好对上层人物的争取、团结工作。
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初步摸清了潜伏在凉山残余匪特的情况，他们主要分布在：峨边南部的挖黑地区约有五十余人；布拖以南交际河地区约二百余人；金阳东部的羿子村岩脚为中心的瓦岗地区三百余人，活动尤为猖獗，对我们工作的开展障碍很大。因此工委决定，首先集中主力解决凉山南部瓦岗地区的问题。1953年10月，经过半年的艰苦工作，凉山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彝族大小头人，都不愿和我们接触，他们坚信和“汉人不能交朋友”这条“祖训”。半年以来，我们干部、战士、工作队员，个个都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特别注意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使彝人对我们有了了解。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一千一百一十六人和我们有所接触，其中有二百二十人是凉山地区的知名头人。凉山南部地区的主要头人，除安曲土和岩洞的马竹武等少数人外，像制造牛牛坝事件的安叭耳、安登俊、苏老肥等， 都先后与我们接头会面，表示愿意接受政府的领导。
经过半年多的宣传、争取，并实施分化、瓦解等工作，使匪特受到孤立，在此期间，共歼匪特三百一十一人，其中彝族头人自动绑俘交出的就有四十二人。在我强大军事压力与政治攻势下自动投降的有一百零四人。我们对这些人都做了妥善安置。还有秘密自新又为我所用者六十五人。
正是由于这样这样大范围同彝人各阶层广泛的接触，思想得以沟通，因而他们把我们称为“新汉人”。我要同志们珍惜这“新汉人”三个字，这可是半年来辛勤劳动的成果，我们一定要本着一个“诚”字去工作，去交朋友，继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使党的民族政策更加深入人心。
为了帮助彝族同胞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实际困难，我们用人背马驮为他们运送了几千吨物资，如粮食、盐巴、布匹、油、糖、茶、烟、锅、碗、锄头、针线、刀剪等等。这一行动，也有力地动摇了他们的旧观念。特别是我们为他们调动了六千多劳动力，包括广大官兵，为他们修筑了一条长五百七十二华里的公路，架设了二十五点四华里的电话线。连彝族的妇孺、老年人都翘起大拇指夸赞解放军，有的老人说： “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部队，新汉人是我们彝族的好朋友。”
更重要的是这半年内，我们培养了许多彝族干部，开办了多次民族干部培训班，召开过多次彝族上层爱国人士的座谈会，使他们能畅谈自己的思想，以及对各方面问题的看法和主张，谈话的中心都是为凉山人民美好的未来。我们又在培训的干部中吸收了一批青年与我们共商工作，使他们对共产党、解放军有更深切的了解。像彝族知识青年杨代蒂、杨中权等，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彝族干部。
当时，在南部瓦岗地区最顽固的头人中，已有许多头人的态度有了转变，积极向我们靠拢。正是由于头人态度的变化，引起潜入各家支内的残匪引起了恐慌和混乱，有的来主动向我投降。三个重要分子刘俊辉、彭维弟、蔡光明先后被彝人内部觉悟分子和秘密自新人员捕捉交出，或予以击毙，最后残余匪特仅剩下二十余人，瓦岗的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
在残存的顽固分子中，还有一个是制造黄坪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安曲土。他在匪特的挑拨唆使下，不听我方多次争取，决心顽抗到底，还扬言要为刘师爷（即刘俊辉）报仇。
安曲土的这一死硬态度，阻碍着工作的向前开展，直接影响该地区一些头人，使一些打算和我们接头的人顾虑重重。有些头人看到安曲土的顽抗，自己也就持观望的态度，拖延时间，有的甚至还梦想第三次世界大战再起，以保证他们在凉山的统治地位。
怎样对待像安曲土这样的顽固分子？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只看到安曲土顽固的一面，就很容易出于义愤而凭借军事威力予以打击。但安曲土在瓦岗地区甚至在整个凉山都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一旦诉诸武力，无论其效果好坏，都可能给人留下口实，激化民族情绪，使挑唆离间者有机可乘。但如果只考虑到他是凉山有代表性的上层人物，便任其顽抗下去，又可能使凉山的大小头人产生误解，认为政府软弱，对他没有办法，使彻底解放凉山拖延时日，挫伤士气。到底应如何办？工委的同志们在商讨这一问题时，有人主张安抚，有人主张大力争取，也有人主张武力剿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经反复讨论，大家的意见趋于一致，对待安曲土这样的顽固死硬分子，光靠政治争取是不行的，他既自恃有武力，又心存幻想，他本人自知有罪于我们，他的性格更是多疑善变，很难从自悟中解脱。因此，我们必须使他看到，如果坚决和解放军对抗，必遭覆灭；同时又要使他感到如果归降，尚有一线生机。故而对他必须软硬兼施，更重要的是使他看到我们不论是软是硬，都是出于诚意。
我们作出决定，先进行一次必要的大的军事行动，以打击安曲土的气焰，使他未战而气势削弱，然后派人进入安曲土内部，诚心向他指出顽抗和归降的利弊，使其幻想破灭，顾虑解除，心悦诚服地自动投降。
战前，在黄葛树召开瓦岗地区周围的干部会议，我主持了会议，统一了认识，扭转了“没啥打头”的思想；进行了战备练兵，重点是实战射击与班、排进攻，伏击与反伏击，搜索山林，攻打碉房和防滚木、擂石等战术动作；物资准备，组织了近千人的民工，负责运输，保证粮食、弹药的供应；组织了130余人的工作团，随军进入瓦岗开展工作。
首先，我们在安曲土部周围，连日分别召开土司、头人和群众会议，着重宣传这次进军的目的，以争取更多的彝族上层和群众了解我们进军瓦岗，孤立安曲土，防止他与土匪互相勾结。接着，又于2月下旬，凉山工委在黄葛树召开了瓦岗地区的头人会议，到会的有一百五十一人。在会上再次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并反复重申，匪特与彝族的头人是两回事，我们所说的剿匪是指清剿潜藏在各家支内部的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这些败类必须剿灭。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彝汉民族之间的问题，是内部问题，不论有什么隔阂，我们都可坐下来商量，不论哪家头人，只要交出匪特，一概既往不咎。并严正指出安曲土的错误，表明了我们进军的决心，说明这半年不是政府、大军无能，而是一再等待安曲土主动回头，目前再给他一个机会，允许他的亲友们、家族头人，以个人名义去劝说安曲土出来认错，政府保证对他过去的问题不再追究。这就使绝大多数头人亲眼目睹我们对安曲土真是仁至义尽，使安曲土更加孤立。
在使用武力方面，我们选择了政治影响稍低于安曲土的马竹武父子作为首先打击对象。集中三个团又六个连的兵力，共一千零七十六人，三十门六O炮，五门无后座力炮，三具火箭筒，形成了绝对的优势。3月3日，我亲率部队进抵永善垭口地区，独二团顺利进抵大岩洞。反动头人马竹武自不量力，竟率领三十余人前来阻击我先头部队，他错误地以为我们仍和过去一样，一遇抵抗即停止前进。过去我们是为了保护彝民免受刀兵之苦，这次恰恰是要一展军威，故而刚一接触，马氏父子就被击毙，我部队立即逼向岩脚。这一战虽然只歼灭了马家父子，但对整个凉山震动很大。安曲土当然也得知了这一消息，他见我军兵力强大，自知不是对手，不敢出战，带领三十余人，躲入山林岩洞。这时我立即命令停止追击，除组织多人进行喊话外，又请出安曲土的亲友、家支头人徐拉却、安登卯等人喊话争取。3月12日，安曲土在亲友陪同下，来我工委驻地雷波，要求面见鲁司令员（西南公安部队司令员），向政府请罪、认错。我和工委的同志们接见了他，并对他能识大体，从爱护本族人民出发，向政府投降、认错，表示欢迎。能知错就改，这是彝族同胞的美德。我们专门招待他们吃饭，席间，安曲土将他们自己带来的酒拿出来，先上敬了天神，自己满满喝了一碗后，发誓说：我安曲土从今以后再不反对共产党，再不反对解放军。
安曲土回去之后，首先自动驱逐了潜伏在他们地区的匪特，动员彝胞撤除了阻止我军的路障和工事，派车派人来接工作团进瓦岗开展工作，表达了他们的诚心。
更可贵的是，后来凉山北部再度大叛乱时，安曲土始终未再卷入，这一方面说明了安本人言行一致，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以诚取信的工作是有效的。
瓦岗的问题解决之后，凉山中部地区的问题便突出起来了。
凉山中部地区是彝族聚居的中心区，社会制度更原始，与外界交往更少，彝、汉之间隔阂尤深，要解放这一地区，更应慎之又慎。
在向中部进军以前，我们作了各方面的调查，了解到中部地区的头人对我们也有几种不同的态度：一部分头人表示欢迎我部队和工作团进驻该地区；一部分对我政策仍有诸多怀疑，怕我改革其社会制度和解放娃子，这种人抱着来也不抵抗，不来也不请的观望态度；还有少数上层人物对我军进驻该地区采取坚决抵制态度。如阿侯、苏呷等家支，自认为他们人多势强，并且还有残存匪特隐藏在他们那里，如铜河反共救国军作战科长高明岗等，计六十余人，这些反动军官确有一定作战经验。
1954年6月下旬，在征得大多数彝族头人同意后，部队开始向中部地区进发。
直接参加的部队共五个营又两个连。
6月28日，各部队随回民族工作团分别南东、西、南三个方向，扎点任务徐徐稳步向美羡姑、天喜、山岗等地推进。7月7日东、西两线部队会合于山岗。至此，我军已打通了雷波到昭觉的线路，使大小凉山已开展工作的地区连成了一片。凉山中部地区各地，除牛牛坝因部分头人思想尚有抵触情绪，而迟至8月上旬我军才进入该地外，其他地区我军部队已全部进驻。
进军中部地区的同时，西昌的公安十六团，四川军区公安营和公安三大队皆按预定计划，进驻指定地区，配合我军中部行动。
正当我们进军的时刻，顽固头人阿侯、苏呷的家支头人，在匪特的挑唆下，到处发出木刻（即彝族各家支采用的求援信物），暗中联络各家支积极准备聚众反抗。我们曾多方争取，希望他们能为广大的彝族同胞着想，放弃抵抗．但他们自恃力强，对我们无理拒绝。在匪首高明岗的策划下，集结了十一个家支的头人，多次开会，密谋武装暴乱，并不时在牛牛坝等地骚扰，又派人潜入我军驻地刺探虚实，其活动甚为嚣张，情况日趋紧张。
到9月8日晚，阿侯、苏呷等家支集中了一千五百余人（有枪四百余支），于9日拂晓围攻我牛牛坝驻军。与此同时，吴奇、恩扎、阿竹等家支，亦集中两千人左右（有枪八百余支），将我军驻山岗、天喜、巴普、曲右等地的部队包围，大肆破坏交通和电话线路，企图将我部队分割包围，以达其歼灭和驱逐我军的目的。
指挥部得知以上情况后，立即调集了七个营的兵力，对敌开展歼击作战。我们这次的行动方针，是根据四川省委、四川军区的指示：“坚决的军事打击与适时的政治瓦解相结合”，口号是：“消灭匪特，惩办祸首”。
11日，我军首次以一个营又两个连的兵力，进击牛牛坝的阿侯、苏呷家支的主力。但因美姑河水 突然猛涨，渡河工具缺乏，未能迅速形成包围圈，我驻牛牛坝部队，又因先行出击，致敌人发觉我之企图而分散逃避，歼击没有奏效。
13日，我军又以八个连的兵力，合围聚集于牛牛坝以东三菲地区的敌人。因敌人得知我军行动后，大部分散撤退，仅歼敌一百五十二人，未能给阿侯、苏呷家支以严重打击。
14日，复以十三个连的兵力，在巴普地区，对吴奇、恩扎、阿竹等家支聚集的七百余名暴乱分子进行围剿，一举歼灭六百五十人。同时也给予山岗、六喜、吉尾等地围攻我军的暴乱分子以沉重打击。
在我军连续打击下，大部分头人宰牛认错纷纷向我军投降、认错，至9月19日，有三千二百余人参加的、历时十二天的武装暴乱，已被平息。
在平息暴乱中，一共进行了十二次战斗，毙敌一百九十四人，伤九十七人，俘六百八十六人，缴获长短枪五百二十一支。这次军事行动沉重地打击了彝族上层中的反动分子，大涨了解放军的声威，创造了提前进军凉山北部呷洛地区和解决整个凉山问题的有利条件。
凉山中部武装暴乱平息之后，部队经过近一个月的休息整顿，又积极着手进军凉山北部呷洛地区的一切准备工作。
呷洛地区位于大凉山的最北部，距南山约九十华里，东西约一百华里，人口约为十三万人。这里的彝族与外界很少交往，这一区域内较大的家支共有六个，其中以阿侯家支实力最强，故有“十万阿侯”之称，主要头人为土司岭帮正。当时潜伏在这一地区的匪特有六十名左右，都分散依附于彝族上层，以当“娃子”、经商为掩护。中部暴乱时，阿侯、苏呷也参加了暴乱，但他们没有受到我军的打击，所以仍然自恃人多枪多，企图阻止我军北进。由于我军在中部地区胜利的声威，在彝族群众中已广为传播，对安曲土的妥善处理以及后来对反解放军的头人及被俘人员的正确处理，使多数彝族上层人员和群众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了党的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因而阿侯在各家支中的威信大为降低，阿侯家内部也起了分化，对阿侯抗拒我军都在暗地里互相抱怨，大都怕遭受马竹武父子覆灭的下场。因此，当我军在9月下旬向呷洛地区进逼之际，阿侯家对内部已无力控制。10月初，阿侯家的一个头人阿侯千啥，主动擒获了主要匪首高明岗等七人，来向我军投诚。至此该区绝大部分上、中层人物已开始转变态度，一些头人前来欢迎我军进入呷洛地区。
10月中旬，我公安十七团、西康军区公安独立第四营、公安警卫第五团二营，一共五 个营又一个连的兵力，北进呷洛之申果庄、倏也不拖、沙苕一线。经四十天的各项准备，前进的条件基本成熟，当地头人和群众疑惧基本消除， 并交出匪校、尉级军官十二人，呷洛中心地区的部分头人到申果庄等地与我军接头见面。
我军各推进部队于12月3日先后进达呷洛腹心的达托尔麻、衣 乌里克、以所觉、觉来等要地。与此同时，我西南军区公安警卫一团第二营也由呷洛北边向南延伸，于1月初进驻坝田附近，形成了四面包围的态势。
呷洛地区的大小头人已看清了形势，知道顽抗的后果只有死路一条，于是都相继将潜藏的匪特捆绑交出，计有匪少校军官李阳诚等三十四名，至此进军呷洛地区的任务基本完成。
到1954年底，凉山全区有十分之六的地区已得到基本巩固，十分之三的地区已有了一定的工作基础，尚有不足十分之一地区还待开发。至此，整个凉山问题基本解决，并转入向民族区域自治、发展生产，逐步建设新凉山的新阶段。
1950年在雅安，（左起）西康省政府副主席鲁瑞林，西康省政府主席廖志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兼昌都分工委副书记、18军民运部部长葛然朗巴.平措江林等在大会上。